1.1主题阐述与界定研究对象的时空范围

传统乡村手工艺研究并非设计史研究的热门选题。然而，乡村手工艺却常常被传统村落文化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科技史研究、民俗研究、“三农”问题等学科领域列为重点考察项目。以传统手工艺在乡村地区的传承历史来看，无论其历史之久远、地域之广阔、门类之丰富或是与民众生活之休戚相关，它都是构成中国设计史研究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今天的工艺美术研究已经越出了宫廷与经典工艺品阐释的藩篱，更关注设计与民众生活之间的交互影响，那么人们的造物行为及相关的社会现象之间的诠释也可以成为设计史论研究新的关注对象。乡村手工艺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特定历史阶段的造物行为与社会现象的集中呈现，将此作为研究主题，阐述的总体架构必然是围绕社会主义改造对传统手工艺的影响来展开，包括改造的对象与范围、改造的性质与动机、改造的条件与保障、改造的过程与效果、改造的评价与影响等。本书将结合阳谷县鲁庄村的传统手工造纸这一具体案例进行详细的叙述与分析。

史学是一门研究变化的科学，史学家们出于研究惯例常常会将延续的历史做分期或对特定时期、特定专题进行研究，将历史进行分期或截取成特定时代和特定历史事件，即主观上制造了历史的“断裂”，这一类型的历史叙述与研究方式更加强调历史变迁中的特殊事件和“转折性”事件。在设计史研究领域，“延续”与“断裂”同样是研究者根据时代和个人学术偏好，或强调设计历史进程中的延续性，或聚焦于断裂性及转折性的特别历史事实，或辩证地强调二者共存，在历史的延续与断裂中寻求一种平衡，以图寻找一条本土化的解决之道。参考中国传统手工艺的现代性演变历程，本书更倾向于将60余年前的社会主义改造视为乡村手工艺传统的现代性断裂。作为不可抗拒的现代性转变，不但是形形色色的乡村手工技艺转向现代，也包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那千千万万男女自身的现代性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的断裂涉及以下四种历史进程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进程。当时，新生政治权力的确立和合法化、现代国家机器的建立、计划经济的形成和工业化过程、传统社会秩序的衰落和社会的分化与分工，以及乡土文化的衰微与革命场面文化的兴起，这些进程都深刻地影响了传统乡村手工艺的历史变迁。诚然，与其将这一断裂视为单一的过程和结果，毋宁说它自身充满了矛盾和对抗，社会存在与其文化间的冲突非常尖锐或表现为暂时的压制。

设计史研究应当立足整个设计文脉的完整延续，强调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按福柯的观点来说，假设一种前提是对人类有益的叙事假设，即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并借助统计归类的分析方法将历史的偶然性影响降至最低程度。不过，这种普遍性的社会规律与要解释的历史现象间如何确认彼此关系需要以彼时彼刻的时空环境作为实证的基础。作为一个历史分期的概念，社会主义改造标志了一种断裂或一个时期的当前性或现代性。它既是一个量的时间范畴、一个可以界划的时段，又是一个质的概念，亦即根据某种变化的特质来标识这一时段。由于时间总是延绵不断的，激变总是与渐变错综纠结，因而关于乡村手工艺传统断裂的起止时间及这个演变过程的特质究竟是什么，这些都是本书研究的努力方向。正如马尔库塞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坚信事物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是社会进步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一样，传统手工艺在向现代设计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各种矛盾与斗争，然而，如果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进行推导，就很可能得出悲观的预测或乌托邦的倾向。

具体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社会经济形态有自然经济的延续，有计划指令经济的介入，也有货币经济的市场影响，呈现出一派丰富而鲜活的面貌，分散多元的传统手工艺也逐渐恢复了活跃的生存状态。但多种可能性并存的局面在接下来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将面临考验。1956年，中央提出了不切实际的目标，缩减了副业和商业，损害了劳动积极性，关闭粮食市场，使人们在劳动中筋疲力尽，把人们束缚在强制性集体农庄的土地上，而且发放救济粮的速度又很慢。它预示着一场悲剧将要发生。 更为重要的是，1956年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我国在快速转变为集体和国家所有制后开始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可以从苏联集体农庄的经验教训中反思集体化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造成的实际困难，因为党的高层很多领导已经觉察到危险信号并且在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也作出了调整。1956年的调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战略性的改革尝试，目的是弥补由合作化运动经济的不合理部分造成的损失，这次机会错过之后，以全民生存进行冒险的“大跃进”运动将变得不可避免。果然，这一年的短暂调整并没有维持多久，急剧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宣告完成。一种制度化过程把传统苏联模式中的反生产力方面与登峰造极的教条主义结合起来了。因此，这一年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探索的分水岭：前十年（1946 —1955）是党结合战后农村工作经验从各解放区逐渐扩大到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推行各项方针政策，在实践中锻炼自己的执政能力，延续了较长的政策蜜月期；后十年（1957—1966）是党探索我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严重违背社会现实的狂热冲动，其经验教训是惨痛的。在这个前后十年的节点上，1956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年头，在这一年里出现的问题既是前十年的经验积累，也是后十年问题的源头所在。以合作化运动对传统手工业的影响为例，透过表1-1统计的我国手工业合作化的数量及产值数据可以看到，全行业的合作化程度在1956年前后的确发生了急剧改变。当然，本书将1956年设定为乡村手工艺传统断裂的时间节点，但如果将乡村手工艺的社会主义改造归于1956年这一年的时空范围内显然是武断的。基于改造过程的延续性，本书在探讨某些具体问题时也会向前追溯成因背景和向后分析变迁影响，并不能完全局限在这一年的范围内。

在乡村手工艺的社会主义改造研究主题的相关范畴内，本研究应当基于以下三条研究前提：①就传统手工艺而言，1949年或许并不意味着传统的断裂，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确切地说是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全国范围内获得绝对优势地位才是手工艺传统断裂的时间节点。这种断裂并非“传统乡村手工艺的终结”或者“乡村生活的终结”，而是与小农经济相伴生的乡村手工艺文化传统的终结。当然这不是在一年内完成的，而是在整个过渡时期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革最终在1956年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事实。因此，聚焦1956年，在“断裂”中分析梳理手工艺的历史逻辑，包括行业自身的及外在社会动因的影响，做切片式的历史研究能够更加清晰地勾勒出这一年乡村手工艺改造的轮廓。②文化的多样性同生物多样性一样越来越值得珍视与尊重。原因所在，不是保守主义的历史情怀，而是人类对手工艺及手工劳作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内在需求。经历社会主义改造后，乡村手艺人的个体身份裂变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存在，前者是从属于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独立生产个体，而后者更强调一种职业属性，是必须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成熟的社会分工，造成广大乡村与手工艺文化传统的渐行渐远。目前，以他者介入的“保护—发展”论不免陷入精英意识的窠臼，以拯救者出场并不光彩，此初衷早已为学界所诟病。如何参与其中，在问题中体验一种历史和文化的生存状态，随之一起生长并探寻新的可能性应该成为设计学研究的方向之一。③传统手工艺是一个庞大而笼统的称谓，我们不可能对其中涉及的每一个行业都去梳理，也没有必要去做一个目录总集。因为传统是相对于现代、相对于未来的时间限定，它本身就是一个流动的、不断演化的过程，笔者限于能力所及就只聚焦于传统手工造纸这一项。为了避免挂一漏万地将手工造纸作为整个乡村手工艺的社会主义改造样本带来的片面性，在论述的过程中会尽量以共性现象来分析判断。

如果以上研究前提可以成立，那么我们将以鲁庄手工造纸的案例来验证乡村手工艺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与传统断裂的基本判断。选择鲁庄造纸作为乡村手工艺改造的研究样本，并不是因为它在全国范围内具备特别突出的技艺、历史、规模方面的标杆地位，而是出于对本书研究主题的考虑。首先，其地理类型具有典型的华北农村特点，这里是老解放区，兼具乡村传统与革命战争年代的斗争经验，经济生活深受历次社会变革的洗礼；其次，鲁庄的家庭手工造纸的普及程度非常高，而作为社区研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独立性；最后，鲁庄的手工造纸完整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各个阶段，直至改革开放后的恢复活力及最近几年来的困窘近况，这条历史线索是非常清晰完整的。另外，乡村手工艺的改造研究可以让我们了解到乡村手艺人如何为了获得他们的生存空间来使用文化、建构意义和自我认同，以及他们的生活与情感又是如何牵扯其中的；我们也看到一门手艺在建构乡村社会权力结构和协调不同社会阶层间的联系两个方面都发挥的作用，其中有历史进程的必然也有社会变革的偶然，二者的合力对乡村社会的塑造也是真实而强大的。可以说，我们的研究是对乡村技艺与乡村生活的综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