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石佛镇鲁庄村,我们得通过一长串的行政单位称谓才能将坐标定位于这个广阔华北平原上毫不起眼的“弹丸小村”,因为这种以姓氏命名的村庄在地图上实在太多。华北平原自古以来都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区,也是我国开发较早的农耕文明集中区域。从地形图上来看,大平原西北方向的燕山、太行山,西南方向的桐柏山、大别山构成了天然扇面的两轴,黄河冲积而成的平原地区基本上地势平坦便于耕作。作为古代中原的主体,历史上华北平原频繁遭受政治斗争与军事征伐带来的深重苦难,却也因为贯穿平原的黄河滋养而不断自我修复更新,成为深沉厚重的华夏文明主要构成板块。绵延几千年的开垦经营支撑起最为成熟的东方农耕文明,给祖祖辈辈“生于斯、死于斯”靠土地谋生的村民提供了最可靠的生存保证。
阳谷县地处华北平原腹地——鲁西北平原地区,黄河绕县境东南而过,京杭大运河纵贯全县南北,东南近邻东平湖,历史上曾因其水运便利成为古运河商贸集散地之一。近代以来,阳谷县为典型的农业县,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始终占主导地位。1949年,全县粮田面积1 200 321亩,占总耕地面积的89.73%;经济作物面积51 460亩,占3.85%;其他农作物面积85 923亩,占7.1%。直至20世纪60年代初,无大变化。 因地处黄河泛区,历史上黄河曾多次在阳谷境内泛滥,改道、冲决、泥沙淤积,逐渐形成了微度起伏的缓岗、缓平坡地、浅平洼地三种微地貌类型相间的现代平原地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于受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和水利条件、农业技术的制约,农作物产量低而不稳。1949年,粮食平均亩产仅173斤,棉花平均亩产18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不间断地抓以改土治水为重点的农田基本建设,大面积推广良种及农业先进技术,更新农机具,使农业生产条件不断得到改善,农作物产量逐步提高。 此外,历史上阳谷手工业比较发达,尤以阿城镇的阿胶、张秋镇的毡制品及木版年画、鲁庄一带的麻纸、县南部的草苇编织品比较著名。
图2-1阳谷县在华北平原所处区域
阳谷县也是革命老区。1937年属山东省第六区,1939年成立阳谷县抗日民主政府,隶属于鲁西北行政委员会。1940年之后多次调整区划,改属鲁西行署第四专署、冀鲁豫行署第四专署、晋冀鲁豫边区第十九专署等。1949年8月,改属平原省聊城专署。1952年11月平原省撤销,改属山东省聊城专区。1958年12月15日,阳谷县建制撤销,并入寿张县,1961年7月1日恢复阳谷县后仍属聊城专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冀鲁豫边区曾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大的平原根据地,在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这里的军民做出了不朽的贡献。1945年7月20日,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杨勇、第八分区司令员曾思玉指挥第一、第八分区部队共8个团,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完成对扼守阳谷城敌人的战略包围。至此,阳谷县全境解放。 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群众积极参军参战,并作为冀鲁豫区试点县,率先开展并完成了土地改革。因此,阳谷县是华北最早一批获得解放的县城,也是党的斗争经验最为丰富、执政基础最为稳固、群众发展最为充分的地区之一。
本书调研的鲁庄村位于阳谷县城北35里,村西紧邻贯通鲁西地区的省道S254——聊阳路段。历史上,这条连通地区中心城市聊城与阳谷县的县道于1919年筑通,由沿路两侧5里以内村镇出工修建,是该县最早出现的公路。鲁庄既是一个自然村,又是一个行政村。全村现有耕地面积1 209亩,登记人口数为1 253人,所属六个行政小组由合作社时期的3个生产队发展而来。村里的土地在合作化以后陆陆续续有划拨给邻村孙庄、刘园的情况,因为当时土地的集体所有加上历史原因,原本土地并不充裕的鲁庄也没有去要回这些土地,村里人也不愿陷入与邻村的纠纷之中。因此,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鲁庄的人口与土地压力都是非常严重的,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一亩,远远低于鲁西北平原地区的正常水平。与附近大部分村庄一样,鲁庄的农作物以小麦和玉米为主,高粱、地瓜、豆类也占一定比例,经济作物如棉、麻、花生等与主要作物相比是无足轻重的。
图2-2鲁庄地图(根据百度地图加实地测量数据绘制)
鲁庄的来历与附近的村庄类似,多建立于明朝初年,最初居民多由山西省洪洞县迁来。这些村庄以姓氏命名者居多,次则以地形、方位、水域、人名、动植物名称取名,少数为吉祥地名或事迹地名。因取名方式单调,异村而同名的现象相当普遍,亦多有改名或因讹传而变名者。 据村里会计鲁继华提供的名册统计,目前村里人口姓氏以张、鲁、李三姓占绝大多数,其中张姓153户、鲁姓114户、李姓22户、其他姓氏8户,每户人口最多12人,最少1人,户均4口人。在分布方面:村西头的一组和二组除11户李姓外全部为鲁姓;村中间的三组和四组只有9户鲁姓,其余全部为张姓;村东头的五组和六组以鲁姓为主,其他姓氏也各占一定数量。历史形成的姓氏分布近年来也慢慢发生了变化,很多家庭人口增减变动和婚嫁有改变户主姓氏的情况,但总体来说这个村子的人口姓氏还是非常集中的。
20世纪80年代,个体造纸业带动了全村的经济,鲁庄因手工造纸而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手工纸的市场需求日渐萎缩且利润率迅速下滑,从事抄纸行业的人口也日渐老龄化,能够坚持这门传统手艺的人就越来越少了。近十年来,年轻一代大多外出从事建筑工程承包或进城务工,鲁庄的空心化趋势与全国大部分传统村落一样明显。尽管全村六十岁以上的男性村民几乎都有抄纸经历,但现在还能维持的只剩下鲁清田一家。他和另外三位同龄人用祖传的手艺维系着这个村子与传统之间的最后一点联系。
鲁庄造纸的经营模式以传统家庭作坊为主,可以利用全部农闲时间,利用全家男女老幼的劳动力,实行最有效的分工协作。这种模式最大的优势就是在以农业为本的小农经济之外还能获得小商品经济发展的成果,村民们生产的手工产品除自用有余而投入市场外,也可以专为市场而生产。明清以来,大运河沿途村庄都不同程度地受惠于漕运经济带来的商业繁荣,从客观上大大增强了民众的商业意识。像鲁庄这样的运河沿途村庄,不仅粮食生产与手工业生产受到商贸效应的刺激,一般家庭作坊经济也获得了较稳定的盈利空间。
大运河山东段也称会通河,最初特指东平至临清一段,是南北漕运的关键河段。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为漕运而开凿山东运河段以来,在这全长二百五十多里的运河航道上,兴起了张秋、东昌、临清等商贸城市,甚至不无夸张地说“南有苏杭,北有临张”。这里的临张即指临清与张秋。临清是凭借大运河漕运兴盛而崛起,因会通河在此汇入卫河成为山东西进、晋冀东出的门户,凭借商业集散中心的辐射能力成为沟通山东与华北腹地的重要枢纽。运河上通航的除了粮船以外,还有许多官船、商船和民船,南方生产的丝绸、茶叶、瓷器和北方生产的豆、麦、梨、枣等特产,都通过大运河进行交易。伴随漕运的兴盛,运河两岸商贾云集、店铺林立,到万历年间(1573—1619),临清有布店七十三家、绸缎店三十二家、杂货店六十五家、纸店二十四家、典当铺一百多家、粮店一百多家、瓷器店数十家、客栈数百家。 在临清经商者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最多的是徽州,其次是晋商,山陕、闽广、江浙、两湖等地的商贩也不在少数。而张秋(现属阳谷县张秋镇)曾是鲁西重要航运码头和商业中心。附近州县漕粮贡物均由此装船启运,客商来此经商流连者极多。“河上官商船只云集,樯桅如林;市肆楼房栉比,百货云屯;商民往来,肩摩毂击,俗有‘小苏州’之称。”其繁荣景象,远非当时阳谷、寿张等县城可比。镇内较著名的手工工场及商号有天增帽店,刘振升、源茂永、鲁兴聚画店,王太恒、泰盛隆、保医堂、常兴全、常兴和商店等40多家,所产毡制品、木版年画、白酵酒等远近闻名,行销南北各地。 《张秋镇志》的作者则骄傲地叙述了自己家乡的繁荣。他指出:“张秋由于坐落在漕河河道和今天黄河河道的交叉的十字路口上,周围70英里内邻近地区所生产的大量产品,云集于此。”
鲁庄北距临清90千米,南去张秋30千米,处于这一百多千米的漕运经济带之间,商业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碰撞造就了这一带造纸作坊的兴盛。祖辈传下来的营生手艺不仅满足了乡民们自用和村庄间自发的集市交换,他们也开始到村镇以外寻找新的机会。临清的纸店成为这些来自乡间的小商品的驿站,一头连着市场,另一头连着村里的纸坊,给村民们带来土地之外的额外收益,部分消减了传统农业生产不利因素对他们生存的威胁。虽然1911年津浦铁路通车取代了大运河往日的主要运输功能,黄河到临清这一段运河经济的日益衰落没能进一步促进该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但像鲁庄这样商品化程度较高或拥有发达手工业传统的村庄与其他村庄不同,村民赖以生存的主要经济来源并非农耕。
事实上,完全依赖土地资源的确有一定的局限。按国家对土地的分级标准,阳谷全县四级地 170 887.5亩,占总面积的10.9%(其中,耕地面积约为127 943.5亩),主要分布在七级镇聊位公路以西、郭店屯乡聊阳公路以西、定水镇乡东部、石佛乡石佛村附近、阿城镇陶成铺及金斗营乡老沙河、赵王河河滩地上。该类土地土质差,漏肥漏水,易反盐。 至关重要的农业灌溉用水如果大量抽取地下水浇灌,偏碱性的地下水一旦蒸发量大就非常容易造成土地盐碱化。土地盐碱化在黄河下游一带给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从阳谷县逆黄河而上不过一百多千米便是曾饱受盐碱涝洼之苦的河南省兰考县。
另一个不利因素是自然灾害,尤以旱、涝灾害最频,其主要原因是降水量年季变率过大,降水季节过于集中且强度偏大。7月降水量历年平均187.6毫米,近于年降水量的1/3,为春季全季降水量(86.6毫米)的2倍多。如此集中的降雨量,再加上鲁庄一带地势低洼,也易造成局部性涝灾。全县1950—1980年31年,共出现旱灾11次,涝灾10次,旱、涝灾平均1.52年一遇;季节性旱涝更为频繁,群众有“十年九旱(春季)”“年年有涝”(局部)之说。 这其中有气候因素和地理因素的共同作用,黄河改道等历史因素造成这一带湖洼淤泥堆积情况严重,鲁庄村里就有较大的坑洼两处。以下列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部分年份,阳谷县全县范围的灾害情况,具体见表2-1。
表2-1阳谷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年受灾情况统计
续表
频繁的自然灾害及土地生产能力的限制,使得村民们对土地的依赖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鲁庄造纸因漕运而兴盛,也因农业收成的不稳定性变得不可或缺。但纸坊的规模却并未突破手工作坊的一般规模,可能与历史上造纸行业发展重心南移有一定关系。整个北方地区农业开垦程度日趋饱和,加上长期滥采滥伐,野生楮树急剧减少,造纸普遍只能以麻纸为主,而麻纸的产销量又面临南方宣纸和竹纸的竞争早已不复汉唐之盛。我们可以从明清时期漕运的宫廷供应品中关于纸张的记载得到印证:纸张,看来全部由南方省份提供,其中湖广占主要部分。在1491年,明廷所消耗的各种各样颜色的纸张,有260万张产自湖广。在17世纪早期,浙江、江西和湖广每10年就须向明廷提供666 666张红纸和绿纸,1 333 333张白纸;这些纸张看来毫无例外地用于布告和装饰。此外,明廷每3年或5年也要购买8种纸,总数达16 000 000张。还有,朝廷日历的出版,既是皇家特权又是皇家职责。在15世纪中叶,每年需印509 700册,所需纸张重达20吨到30吨。 如此量级的政府采购纸张都通过漕运从南方运往京师,对运河沿途的传统造纸作坊的刺激无疑是巨大的,而民间的纸张需求并没有能力承受高昂的漕运费用,这就给北方传统的麻纸生产留下了一定的生存空间。
鲁庄一带的纸坊维持家庭作坊规模的另一个原因是受时局不稳和传统观念的影响。村里经营纸坊的人家通常都是建专门的抄纸房,内设1-2个纸池,屋外有大小石碾、水井、辘轳,还有一头驴或骡子用于拉石碾轧麻。纸坊主人自己也参加劳动,他的家人可以成为他的助手,另外还可以雇用2-3个扛活的。这些来自外村的雇工不一定是专职抄纸工作,也可以帮着做农活甚至家务杂役,而且价格非常低廉。按村里人的说法:“过去人贱,三石粮食就可以雇人一年。如果是抄纸技术不行的,一个月给他二斗粮食(约三十斤)也成,甚至只要管饭也有愿意做的。”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虽然村里雇来扛活的人数甚至超过了本村人口,但纸坊的数量及经营模式仅保持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发展态势,没有人会想要扩大规模以获取更多盈利。传统的小本经营观念和民国以来一直动荡不安的时局也许正是让村民无法突破家庭作坊规模的根本原因。分散而独立的每家作坊都无力储备大量的造纸原料,更不会囤积成品,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本去化解市场价格频繁变动的冲击,必须以快进快出的方式小心应对。除大宗产品运往临清外,各户零散的销售主要是村东8里外的传统集市——安乐镇。这个古镇因五代时后周世宗柴荣曾在此养病而更名为安乐村,宋代设安乐镇并沿用至今。这一乡村集市是附近数十个村子的乡村初级市场,定期于十天赶四集,频率大大高于鲁西普通乡村集市间隔3至5天的惯例。这个定期集市汇集了众多骡马市、竹木市,也有各种吃食与日用杂货,老人们非常开心地回忆当年跟着父辈去安乐镇赶集的日子。那会儿,大家用手推车将自家的纸运到集市上售卖,也有用纸直接兑换粮食和日用品的。阳谷解放初期单干的时候,抄糊窗户的小方纸40刀为一捆,一捆纸能换3石到4石粮食(主要是小米或玉米豆)。简单换算一下,每捆纸耗费一个纸池大约10天的工时,每个纸池按3个人工配备,可以换来最多600斤粮食。以当时的粮食亩产不到200斤的水平来看,这个兑换比是相当有竞争力的。如果赶集当天不能卖完,纸户们往往将纸寄存在镇上的商号,等着下一场赶集再处理。集上也有专门售卖造纸原料的商贩,纸户们可以很方便地就近采购。远至河南的林县、省内的泰安等山区都广泛种植苎麻和大麻用以织麻布、制绳索、编渔网,回收来的废旧麻绳、布头就多,省去了他们相当的精力与长途贩运的成本。虽然安乐镇再往东一点就是紧靠大运河码头、水陆交通更为便利的七级古镇,但拥有距离优势的安乐镇却因鲁庄一带造纸业兴盛而形成了一个中心集市。
中国农村手工业这一时期虽然日益商品化,并增长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在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势力的束缚下,它和民族资本主义机器业一样没有前途……因此,中国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包括城市手工工场在内,很少上升为近代机器工业的。 在广大乡村地区虽然产生过一批手工工场或大作坊,但仍旧没能摆脱农村副业的基本属性。作坊主将利润更多用于购置田产,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是不同的发展思路。对照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发展轨迹,一般是在手工业中先由小商品生产经过工场手工业,再过渡到大机器生产。而中国近代以来的内外交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产品的低价倾销,战乱带来社会的持续动荡,让我们缺失了由小商品的手工业生产自然过渡到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大机器工业的发展机遇。特别是在乡村地区,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对维护传统农业社会超稳定的经济结构具有关键作用,如果没有强力的外来冲击,它就没有主动变革的动力。
图2-3鲁清田的纸坊
另一个维持分散而小规模的家庭作坊,始终没有扩大再生产进而发展到手工工场的重要的因素是中国传统农业及副业的投资回报率的问题。经济学上常以边际效益作为人们是否对其所经营的产业增加投资的关键指标,它是指增加一单位产品的销售所增加的收益,即最后一单位产品的售出所取得的收益,它可以是正值或负值。经营者如果要想获得利润最大化的一个必要条件是边际利润大于或等于边际成本。在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的广大乡村已经被“边际效益递减”规律所控制,正如我们非常熟悉的叶圣陶先生的短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中所展现的那样。对于多数传统纸坊的经营者而言,乡村手工业与农业一样,他们所从事的营生仅仅是维持家庭的生活所需,并没有太多发家致富的期望掺杂其中,扩大投入所增加的产出实际已经不足以弥补投入的成本。如果要改变这种局面就需要外来资本的注入,否则村民自己将不会也无力增加投入。
中国历代手工纸的类别主要以原料做区分:麻纸、皮纸、藤纸、竹纸、宣纸和一些特殊艺术加工的纸张,如洒金纸、蜡笺纸等。不同类别的手工纸在原料和制料环节的差异较大,而后期抄造工艺都比较接近。目前,以传统手工造纸作坊聚积而形成的村庄,在全国范围内关注较多的如安徽泾县小岭村、河北迁安市三李庄村、陕西长安区北张村、山西襄汾县邓庄西侯村、贵州贞丰县龙井村、云南耿马孟定镇、四川夹江县马村等,都是传统的捞纸法。另一种手工纸的抄造工艺是比较古老的浇纸法,只在云南、西藏等极个别地区还有保留。
图2-4汉代造麻纸工艺操作
根据潘吉星院士的观点,传统意义上的“纸”必须具备四项基本要素:第一,以植物纤维为基本原料;第二,植物纤维经提纯、机械分散、成浆、抄造及干燥成形等工序处理而成纸;第三,表面平滑,体质柔韧,纤维按不规则方向交结而成,分布均匀;第四,用途既可以书写,也可以用于包装等。自秦汉之际经过先民无数次的试验之后,麻纸最先具备了我们对“纸”的要求,成为许慎《说文解字》对“纸”字的解释:“纸,絮—苫也。从系,氏声。”系通氏音,苫意为席,因此许慎认为纸是在席上形成的一片絮纸,也非常形象地将造纸的关键技术说清楚了,即以竹席为工具所得的植物纤维。20世纪以来的历次考古发掘为解决造纸起源这个古老问题提供了实物,发掘出土物基本上是早期麻纸,即蔡伦之前的古纸。
传统造纸技艺发展到东汉时代,经蔡伦的改良而日益步入成熟期。造纸学界认为蔡伦的作用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他总结了前代及同时代造麻纸的技术经验,组织生产了一批优质麻纸。他是麻纸技术的革新者和推广者;另一方面,他在洛阳主持并倡导研制楮皮纸,完成以木本韧皮纤维造纸的技术突破,扩充了造纸原料。皮纸的研制是重大技术创新。 楮树皮(今称构树皮)作为最初的皮纸原料,是蔡伦改良传统麻纸的重要环节,对此明人宋应星有专门论述:
凡楮树取皮,于春末夏初剥取。树已老者,就根伐去,以土盖之。来年再长新条,其皮更美。凡皮纸,楮皮六十斤,仍入绝嫩竹麻四十斤,同塘漂浸,同用石灰浆涂,入釜煮糜。近法省啬者,皮竹十七而外,或入宿田稻稿十三,用药得方,仍成洁白。凡皮料坚固纸,其纵纹扯断如棉丝,故曰绵纸,横断且费力。其最上一等,供用大内糊窗格者,曰棂砂纸。此纸自广信郡造,长过七尺,阔过四尺。五色颜料,先滴色汁槽内和成,不由后染。其次曰连四纸,连四中最白者曰红上纸。皮名而竹与稻稿参和而成料者,曰揭帖呈文纸。
《天工开物》中关于造皮纸的这段说明虽说是以江南(江西广信郡)手工纸为例,但也提到了手工造纸的几个共性问题:第一,造皮纸的主要原料是楮树皮。楮树是一种常见的乔木,生长快、繁殖容易,中国从北到南,黄河、长江、珠江流域等都有分布。这种广泛存在的植物的表皮极为柔韧,纤维含量高,非常适合造纸。第二,皮纸并不完全是楮皮,主产于南方的竹和北方产量较多的麻,可以按一定比例混于楮皮纤维中,从而扩展造纸原料的来源。第三,在南方称为皮纸的楮皮纸“其纵纹扯断如棉丝”且极有韧性,所以也被称为棉纸,上等的绵纸可供宫廷糊窗。第四,抄纸前加入染料,而不是在成纸后再染色,这是造纸过程中对纸张进行的艺术加工。第五,虽然名为皮纸,但其纸料的构成却加入了麻或其他植物纤维的合成,所制成的纸仍具有较好的书写功能,所以称为呈文纸。以上这段记述中,我们看到了蔡伦改进麻纸的工艺历经千年后随着造纸工艺的不断完善又有更多因地制宜的调整和改良。以下造纸工艺流程如图2-5所示,取自陕西洋县的蔡伦墓祠博物馆的演示图。
从鲁庄造纸的工艺特征来看,基本上可以判断是东昌纸一系的白麻纸。历史上,东昌府(今聊城市东昌府区)一带抄造的麻纸纤维长,纸浆粗而质地坚韧,虽历经千年亦不易变脆、变色,因产地而得名东昌纸。当地曾以此纸印制通俗读物,又因纸四周有不齐的毛边(南方产毛边系竹纸),所以又叫毛头纸。这种毛头纸在机器纸和塑料膜出现之前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如冬天糊窗户、商铺做包装、打点死者的冥衣铺、娱乐活人的梨园行儿等都离不了毛头纸。社会上订立契约、建立账簿、书写私人文书、呈送官府诉状也基本上是用这种纸书写,所以也被称为“呈文纸”。过去,鲁庄造纸原料也曾使用过桑皮、楮皮,但这些原料因长期采伐早已不复使用了。目前,鲁庄造纸主要是采用植物麻纤维和大型造纸厂、印刷厂回收的废纸边按一定配比制成纸浆,对成品的质量有一定影响。当笔者第一次到鲁庄调研时,将成品纸张拿到手里观察便发现有掺入回收废纸边的情况,个别细微的印刷油墨痕迹很容易显现出来。当然,关于鲁庄造纸原料中有相当比例的回收废纸边,这只是在市场对纸张没有特殊质量要求的情况下尽量节约成本的一种变通。其实,早在宋元时为扩大造纸原料来源,降低生产成本,已采用故纸回槽,掺到新纸浆中造再生纸的工艺,这种纸古时叫“还魂纸”。而且宋应星也提道:“其废纸洗去朱墨污秽,浸烂入槽再造,全省从前煮浸之力,……名曰还魂纸。” 这种回收与废物利用正是传统造物思想中“仁人爱物”的体现,在当下具有特殊的环保意味。事实上,很少有纸坊会公开自己的纸浆配比情况,而鲁庄人却从不避讳使用回收废纸边的问题。远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村里就已经大量使用各处回收来的废纸边进行处理,加入麻浆再造新纸,“大碾压麻,小碾压边”就是鲁庄造毛头纸的生动写照。
图2-5蔡伦改造后的造纸流程
传统的白麻纸以废旧麻绳、麻布头为原料,这两样都曾经是百姓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麻制品,来源广、成本低。回收来的废麻原料需解散浸泡,然后像铡草那样一把一把地砍成一厘米左右的碎节。经过一段非常费力的打散处理后的碎节还要经过清水反复淘洗去除泥沙,之后置入生石灰水中漂染,把洗净的散麻染成白色。下一步就是将洗染后的散麻装入麻锅里蒸煮,每一锅至少要装500斤以上,顶上还要反扣一口大锅并抹上石灰封严盖口,用大火蒸煮一昼夜后就成为粗浆。出锅后的粗浆放入大石碾中反复碾轧,其间需要随时加入清水继续淘洗粗浆中的泥沙和石灰渣。粗浆经过一天的反复碾轧,使麻纤维分丝、压溃、润胀,即为成浆。至此,制浆过程完成,然后进入抄造过程。与蔡伦墓祠博物馆的工艺流程图稍有区别的是,南方抄纸普遍为地上池槽,而北方的抄纸是在半地下的纸池中进行。这主要是考虑到北方冬季严寒,半地下的纸池能避免浆水结冰。笔者见证了抄纸师傅在冬季得将双手置入冰冷池水中抄纸的辛苦,幸好现在有条件能在池坑旁放置一盆热水,让师傅们冻得麻木的双手可以稍微缓解一下。正因为抄纸是从浆水中捞取,故而也称为捞纸,使用的工具包括帘床、竹帘、木支架、木耙等。捞纸前得先用木耙把浆水搅匀,一般需要搅一千来下,大家还编出一些类似夯歌的劳动号子以减少捣浆环节的枯燥感。唱得最多的《转诸城》(具体内容见附录)是根据山东清末民初“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的民间说法而来,基本上唱完一遍正好是打一千杆子的时间。待麻纤维均匀悬浮于浆水中后就可以正式捞纸了,将竹帘置于帘床上,双手执帘床两端入浆水中捞纸。鲁清田师傅称为“两下半”的捞纸口诀是先入水捞取一次,极细密的竹帘将水滤去留下一层薄薄的絮状湿纸;再入水捞一次,更多的纤维凝结在竹帘上,此时需要端稳帘床,在浆水中晃动让纸页均匀成形,而且在晃动过程中要尽量让浆水漫至竹帘顶端但又不能溢出。这个“两下半”应该就是捞纸的“核心技术”了吧,要熟练掌握确实不容易,特别是要保证靠顶端位置要稍厚于底端以方便下一步揭纸。湿纸从浆水中抄出后,把水滤下,竹帘上就形成薄薄的纸页。从帘床上取下竹帘倒置在池边的木案上铺平,轻轻提起竹帘,即揭下湿纸。抄纸的师傅们捞一帘纸就会在旁边的自制计数器上标记,当湿纸重叠放置至500张时会放上一层竹帘或布隔开,考虑到湿纸沉重一般也不会叠放太高。一天的产量会集中放置,用大石块压制一夜挤压脱水,有经验的师傅还会在放置石块的时间上有讲究,每间隔一段时间增加石板的重量。第二天一早,基本定型的湿纸就可以晾晒了。村里的房屋外墙都用麻刀灰抹至一人高,光滑如镜,专门用于晒纸。晒纸时,由晒纸工把一张湿纸页揭起,用毛刷托起,刷在晒纸墙上晾晒,揭纸、托纸、刷纸均需小心翼翼,否则会将湿纸弄破。鲁西北平原干燥的气候非常适宜晒纸,特别是夏季,湿纸两三个小时就可以晒干。把纸页揭下,一张张码齐切边,每百张为一刀,即为成品。整个手工纸的生产过程工艺复杂,劳动量大,而且利润微薄。
图2-6自制的计数器
图2-7鲁庄晒纸的土墙
近代以来,鲁庄的造纸工艺仍然沿用传统的麻纸抄造工艺。桑科植物和竹类限制于气候条件和与粮争地,在华北地区的种植面积远不及南方,而且桑皮原料成本高昂,处理工艺复杂也增加了人力的消耗,村里只是在合作化时期曾短暂尝试过一段时间的桑皮纸。据造纸老艺人张金元回忆1958年造桑皮纸的情况,洗、蒸、泡、砍、轧、石灰漂白等手续太多,因一道道的成本太高就没再继续了。后来大家再说起这段抄“灯笼纸”的经历时就只记得是造棉丝纸,而不知道其实就是以桑皮和楮皮为原料的绵纸(南方称皮纸)。鲁庄造纸更倾向于工序相对简便、拉力强韧的毛头麻纸。近年来,鲁清田师傅迫于麻纸的市场需求下滑厉害,开始重新尝试造桑皮纸。虽然桑皮的处理比起麻浆的制作要耗费更多的成本以追求纸张品质,但两者的工艺原理差别不大,而且这种尝试也可以增加手工纸的用途,如果再施加技术、艺术的处理或许能够为鲁庄的手工造纸寻找到新的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