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对我来说，本书的写作已经成为一段十分丰富的经历。我十分感谢欧洲大学学院舒心惬意的氛围，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我所认识的人。我真诚地感谢弗朗西斯科·弗朗西奥尼（Francesco Francioni）教授对我博士学位论文的指导，它是本书的基础。在博士学位论文写作期间，他为我提供了持续的投入和启发性的指导。我还要感谢安娜·维尔多雅克（Ana Vrdoljak）教授所提供的积极、宝贵的意见以及无尽的鼓励。

我还要感谢以其他方式对本书作出贡献的人。里卡尔多·帕沃尼（Riccardo Pavoni）和恩斯特·乌尔里希·彼得斯曼（Ernst-Ulrich Petersmann）对我的书作了评价，让我形成自己的观点。马克·安德烈·雷诺（Marc-André Renold）的见解有助于本书的完善，在他的支持和鼓励下，我前往瑞士日内瓦大学的艺术法律中心工作。在这里，我着手做了很多新项目并结束了本书的写作。对于欧洲大学学院的各位教授和宾客，我要感谢布鲁诺·德·威特（Bruno De Witte）、皮埃尔·玛丽·迪普伊（Pierre-Marie Dupuy）、费德里克·伦泽里尼（Federico Lenzerini）、罗杰·奥基夫（Roger O’Keefe）、特里萨·奥唐奈（Therese O’Donnell）、克里斯汀·奥登达尔（Kerstin Odendahl）以及图里奥·斯科瓦齐（Tullio Scovazzi）。从他们身上，我获得了关键的灵感。本书得以成型和出版还要感谢在欧洲各地会议上倾听我汇报展示的各位学者，他们对我的观点进行回应，并予以评价。我要特别感谢安妮·劳尔·班德尔（Anne Laure Bandle）、拉斐尔·康泰尔（Raphaël Contel）、谢维欧·费拉利（Silvio Ferrari）、诺曼·帕尔默（Norman Palmer）、库尔特·希尔赫（Kurt Siehr）、尤里·斯托亚诺夫（Yuri Stoyanov）、夏洛特·伍德海德（Charlotte Woodhead）以及珍妮特·厄尔夫（Janet Ulph）。

欧洲大学学院文化遗产工作组的同事和好友对本书的建议助我进一步完善了观点。他们分别是：安德雷杰·雅库波夫斯基（Andrzej Jakubowski）、卢卡斯·李新基（Lucas Lixinski）、珍妮·玛丽·帕纳托普洛斯（Jeanne-Marie Panayotopoulos）、罗伯特·彼得斯（Robert Peters）以及艾米·斯特雷克（AmyStrecker）。我很感谢欧洲大学学院的其他朋友：诺贝托·努诺·安德拉德（Norberto Nuno Andrade）、丹妮尔·博尔赫斯（Danielle Borges）、马尔科·博塔（Marco Botta）、艾琳娜·布里兹奥利（Elena Brizioli）、鲁斯·格比克皮（Ruth Gbikpi）、蒂莫·希勒（Timo Hiller）、拉沙德·伊巴多夫（Rashad Ibadov）、埃杜恩·伊莱索斯（Edurne Iraizoz）、尼古拉斯·基里亚库（Nikolas Kyriakou）、马赛厄斯·莫塞尔（Mathias Möschel）、萨曼塔·莫拉·里贝罗（Samantha Moura Ribeiro）、埃马努埃拉·奥兰多（Emanuela Orlando）、塞尔吉·帕多斯·普拉多（Sergi Pardos Prado）、伊达·普格利斯（Ida Pugliese）、奥雷利昂·拉卡（Aurelien Raccah）、马丁娜·斯伯恩鲍尔（Martina Spernbauer）、卢西奥·托梅·费泰拉（Lucio Tomé Feteira）、马里奥·维奥拉（Mario Viola）以及瓦伦蒂娜·法尔科（Valentina Falco）。我不能忘记感谢我工作以外的朋友们：迪亚戈（Diego）、伊丽莎贝塔（Elisabetta）、弗朗西斯卡（Francesca）、马尔科（Marco）、尼古拉（Nicola）以及拉斐尔（Raffaele）。虽然我们相距很远，但是在过去的几年他们仍然很关心我。我也很感谢国际创价学会的朋友给予的无尽鼓励。其中，我要特别提及戴萨库（Daisaku）、朱丽安娜（Giuliana）、朱塞佩（Giuseppe）以及莱昂纳多（Leonardo）。

此外，我要感谢匿名评审专家阅读我的初稿，并给予尖锐、建设性的评价与建议。我还要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录用这本书稿，并整理出版。

我还要特别感谢艾德里安娜（Adriana），她的爱与耐心成为我快乐与力量的独特源泉。

最后，诚挚感谢我的家人，卢西亚诺（Luciano）、马丽娜（Marina）、瓦莱里奥（Valerio）以及葆拉（Paola）。没有他们的爱，这项工作不可能开始。我把此书献给我的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