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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国际法的视角，上述分析描述了“文化财产”和“文化遗产”这两个术语的本意和引申义。此外，上文也表明，文化遗产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而且有关文化的物质层面：文化遗产法已经开始关注对嵌入这种表现形式的文明的保护，即某个团体或国家的成就、价值观和信仰。反之，证据表明，人权法在文化遗产话语中起着关键作用。更具体地说，文化遗产与人权法之间的联系使得权利人和义务承担者能够重新被定义。实际上，人权法强调，国家不是唯一的权利人，并且规定个人和集体的利益与所有相关利益相关者主张如何共存、和谐一致。
通过盘点这些发现，本节有两个目标。首先，探讨合适的“国际争端”定义的边界是什么。其次，关注争端方、争端和争端背景，即分歧的主体、争端发生的情境以及所涉及的实质性问题。
在法律话语中，应用于各争端的形容词“国际”通常指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指，争端必须涉嫌违反国际公法。需要区别的是，涉及违反国际私法规定的争议也可能被认为是“国际性的”。第二个方面涉及诉讼当事人。在国际法中，当争端涉及至少两个国家时，争端被定义为“国际性的”。但是，其他主体可以成为争端方。因为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共存国际法”的权力导向教条基础上的国际社会结构已朝着“合作法”的方向发展。这意味着，一方面，各国不再只关心维护主权免受国际干涉，而是越来越多地通过各条约和国际组织进行积极合作；另一方面，在国际舞台上出现多种其他主体。如今，国际法在不同程度上赋予了各国际组织、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这些主体正在逐步补充各国的各种职能，国际法院和法庭越来越多地认可其行动和主张。通过国际刑事法庭，个人可以因其行为而被追究责任。各个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可以就主权国家的非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主张赔偿。多项条约制度允许各国际组织对涉嫌未能遵守国际协定的国家提出法律主张，并启动补救程序。因此，在涉及权利和义务的情况下，各国家、自然人或法人或团体之间的争端可认定为“国际性的”。在法律话语中，非同一国家的实体之间的争端可认定为“跨国性的”。国际法院前法官菲利普·杰赛普（Philip Jessup）认为，“跨国”这一表达方便使用，因为它包括“规范了超越国界的行动或事件的所有法律……那么，跨国情况可包括个人、各企业、各国、各个国家组织或其他团体”。 [1] 他还表示，“国际”一词具有误导性，因为该表述体现出“人们只关心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 [2]
“争端”一词表示从单纯的口头争议到激烈的斗争在内的任何形式的纷争。布莱克法律词典（第八版）（ Black's Law Dictionary 2004）将“争端”定义为“冲突或争论，尤指引起特定诉讼的冲突或争论”。国际常设法院（the 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和国际法院在各种情形下处理“争议”存在的问题。在开创性的Mavrommatis案件中，国际常设法院认为：“争端是指当事人之间在法律或事实问题上的分歧、法律观点或利益的冲突”。 [3] 这一定义既适用于国际争端，也适用于国内争端，因为它不仅包括被另一方拒绝的一方的具体主张，而且还包括可能仍处于萌芽阶段、尚未用法律术语明确在具体主张中规定的差异。 [4] 国际法院将“争端”一词定义为“双方就某些条约义务的履行或不履行问题持有明显相反意见的情况”。 [5] 此外，国际法院确定了若干最低标准确定一个可诉讼的争端是什么。首先，争端的存在需要双方之间进行一定程度的沟通。但是，判例法表明，双方事先沟通可以有效减少争议的发生：
仅仅证明存在争端是不够的，仅仅是否认……证明其不存在，也不足以表明这种情况的双方利益是冲突的。必须表明，一方的主张得到另一方的积极反对。 [6]
未能回应对方的法律论据和主张并不排除存在争端。
[7]
其次，通过司法手段解决争端的前提是存在“合法”争端。在这方面，《联合国宪章》第36条规定：“一般而言，法律争端应由国际法院的当事方提交。”《关于解决国家与其他国家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第25条规定：“［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ICSID）］的管辖权应延伸至由投资直接产生的任何法律纠纷。”争端的法律性质不取决于案件的实际情况，而是取决于提出的诉求类型和所援引的时效。虽然可以通过依赖道德标准或指出其缺乏政治智慧来应对协议的违反，但如果诉求是基于条约、立法或其他法律来源，或如果寻求了恢复原状和损害赔偿等法律补救措施，则争端只能被鉴定为是合法的。这意味着诉讼人很大程度上掌握着将争端作为法律问题提出的权利。
最后，在国际法院判例法中，如果当事人之间的冲突与他们的关系有某种实际关联，并且不是纯粹的假设，那么争议就能够得到司法解决。在理论上澄清法律问题不是国际裁决的任务。这并不是说一方必须采取具体行动，或者争端必须升级到某种程度的对抗，而只是说它必须与诉讼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总之，本书使用术语“国际争端”和“跨国争端”可互换地指出两个或多个行为者之间关于事实、法律或政策问题的任何具体分歧或非强制性冲突，无论是国家、私人行为者或其他非国家行为者，其中一方的要求或主张遭到另一方的拒绝、反诉或否认，并在国内法院、国际法庭、仲裁庭或通过任何现有的非司法争端解决手段方式提起诉讼。 [8]
正如所示，人们对艺术品和纪念馆有着广泛的共同兴趣。各国、博物馆、个人、艺术品经销商、拍卖行和其他“战斗员”都同意保护过去遗迹的总体目标。尽管存在这种共性，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可能会发生冲突。关于确保保护所有者财产权、物品的物理完整性以及教育、研究和宗教目的的可获得性的最佳方式，可能会发生争端。 [9] 因此，似乎可以肯定地说存在许多参与者使文化遗产保护和争端解决变得复杂化的情况。
下文分析了可能涉及国际文化遗产争端的各利益相关方。我们将特别关注他们的利益和目标。这种关注的原因在于，利益相关者的动机自然形成了他们对文化遗产争端的立场以及他们对争端解决机制的偏好。实际上，虽然某些利益可能不相容，但其他利益可能并不相互排斥。因此，在前一种情况下，司法裁决在理论上构成了适用于诉讼当事人的唯一途径，在后一种情况下，争端更容易适用于非对抗性和合作性（庭外）手段。
如今的国际法正在见证对某些社会利益（或“全球公共产品”）的广泛共识，
[10]
即不能让各国单独或相互间自由处理基本价值观。作为所有国家关切的问题，这些都得到国际法的承认和认可。这些社会利益包括国际社会对人权和环境保护、消除贫困、核武器扩散以及最近的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
[11]
所有这些公共产品的共同点是通过承认超越国家利益和权力的具体问题而确定的。国际社会对环境的关注令人印象深刻地说明了各国如何无法应对诸如臭氧层消耗或全球变暖等威胁。在这些情况下，所涉及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国家造成的损害邻国的跨界损害，而是对所有人类生存的威胁。
[12]
由于这些原因，目前的国际法经常提到“人”（或“人类”）作为不同领域的权利主体。但是，在讨论争端预防和争端解决问题时，人类是一个难以处理的实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法律主体通常被视为权利和义务的承担者，并被赋予行为能力。然而，人类没有能够在国家或国际裁决者面前追求其利益的代表。因此，为了实现人类的法律代表制度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而使迄今为止所承认的权利能够得到适当的维护。
或者，国际法通常将全球利益的保护委托给“国际社会”。国际社会的概念于1945年开始变得更加稳固，当时《联合国宪章》宣布了许多指导当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原则，同时确定了超国家利益的集体化。
[13]
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经常在决议中使用这一术语。同样，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下缔结的一些公约涉及国际社会对于世界遗产的保护。
国际法院在其声明中经常提及它。
[14]
保护国际社会的利益也是联合国设立特别刑事法庭的基础，以起诉被控在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犯下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的人。
此外，有人指出，国际社会的概念激发了普遍义务和强制法概念的发展，即对保护国际社会根本利益至关重要的更高类别的规范。
总之，这个实体通常被描述为一种超越个别国家或超越国家当局的合法利益存储库。因此，今天似乎国际社会能够在任何双边或多边法律关系中作为一种“第三方”进行干预，导致国内管辖权的保护不能阻止其行动。换句话说，一个有义务追随当代世界问题并充当基本利益捍卫者的国际社会的存在目前几乎被视为一个事实。
[15]
然而，这些考虑因素不足以肯定国际社会是一个能够采取行动以解决文化遗产领域复杂问题的实体。主要原因是它缺乏代表性和组织结构。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等机构无法填补这一空白。因此，国际社会不能作为法律制定的推动力量。用皮埃尔·玛丽·杜普伊（Pierre-Marie Dupuy）的话说，“国际社会必须被视为法律所虚构……考虑到法治社会的双重含义……和反权力的行为，以便掌权者不会利用它来反对社区利益”。
[16]
国际组织履行各种职能。它们在问题识别、谈判和监管制度的发展中发挥催化作用。他们还通过提供合规程序或非司法预防方式或解决争端手段来支持条约法的实施。联合国为解决争端提供了广泛的程序。委员会、个别调解员、秘书长以及安全理事会或其他机构设立的非正式谈判机制利用事实调查、斡旋、调解和外交谈判等方式。然而，联合国在解决争端方面的作用过于复杂，无法在此进行总结。然而，必须提及其主要机构之一即联合国大会的作用。它在归还问题上发挥了核心作用。自20世纪70年代非殖民化进程开始以来，每两年，大会通过决议，鼓励将文化材料归还新独立国家。这些决议已从无条件呼吁演变为合作文书。这些肯定了国际合作的有益影响；主张通过双边协议归还文物；邀请各国采取措施，禁止和防止非法贩运，并成为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和1995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公约》的缔约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任务是“通过教育、科学和文化促进各国之间的合作，促进和平与安全，以增进对《联合国宪章》确认的司法、法治以及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涵盖广泛问题的各种文书来实现这些目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法律文书，包括建议、宣言和公约，主要履行三项主要职能。首先，它们具有宣告功能，因为呈现了存在的法律状态。其次，他们澄清了具有约束力的文书的内容和含义。最后，诸如建议等方案性行为规定了应采取的国家行动（立法和政策）的原则和规则。
[17]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直积极处理文化财产归还问题。在这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文化财产归还原属国或返还非法占有文化财产政府间委员会（ICPRCP）
促进了包括保护、编制清单、实施实物识别标准以及传播信息的活动。然而，对于本书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强调对文化财产的破坏、掠夺和非法贩运的关切作出了贡献，但它作为解决文化遗产争端的阵地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各国在这一领域赋予权力时非常谨慎。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文化财产归还原属国或返还非法占有文化财产政府间委员会不得不局限于通过合作促进争端解决。
世界银行是另一个在文化遗产领域活跃的国际组织。它承认文化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各国维持其遗产的能力是国际关注的问题。这是因为世界银行的项目可能会影响文化遗产的保护。保护物质文化资源的政策已经在世界银行的一些运营法规中被编纂，并反映在每个项目开发之前的影响评估中。例如，关于“物质文化资源”的强制性保障政策OP 4.11要求通过协商程序在早期阶段评估物质文化资产（动产或不动产）的潜在风险，原则上该协商程序向受项目影响的有关团体、有关政府当局和非政府组织开放。 [18]
国家在国际文化遗产法领域是主要参与者。条约和软法律文书是通过国家间谈判制定的，而国家行动对于通过国内立法和程序、监测和报告活动、司法适用和制裁等方式来实施文化遗产法至关重要。
说到这里，有必要关注各国对文化遗产依恋的根本原因。这对于了解各国为何经常参与文化遗产争端至关重要。
第一个原因是意识形态。就文化物品的非法流动问题而言，有必要回顾“来源”国和“市场”国之间的区别。 [19] 虽然许多国家可能同属于两个群体，但这两个类别准确地反映了当前国际艺术贸易的动态。 [20] 来源国有丰富的文化资源。这些国家的重点是保护文物和保护国家遗产的完整性。因此，来源国采取制定法规等措施以避免文化资源的移出。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坚持要求归还在战争、殖民占领时被抢劫的，或者因盗窃或非法贩运而被移走的资产。来源国声称与他们所要求归还的材料有文化、精神和情感联系，因为它们对于民族认同很重要。相比之下，市场国家的文化资产很少。尽管他们同意来源国关于保护文物的物理完整性的总体目标，但市场国家仍然认为自由贸易是促进艺术品交流和国际市场繁荣的唯一手段。当然，他们承认非法贸易引发的问题。然而，他们反对就过去转移的资产提出归还要求。此外，贸易支持者批评来源国使用文化和文物来建立国家意识形态或国家意识。他们认为，使用这一论点是人为的，因为它将艺术和古物转化为政治工具，受到政府一时兴起的摆布。 [21] 的确，在某些情况下，民族主义政府和独裁者歪曲了文化记录，以刺激种族、宗教或种族暴力或巩固现状。但是，不能否认文化遗产是国家身份的核心。事实是，自19世纪初以来，各国都将自己的身份建立在国家宝藏或重要的历史偶像上。没有必要回溯太久来寻找其他例子。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利用代表性文物和文化共性（语言、宗教和传统）作为支持或使自决和独立的要求合法化的手段或创造有凝聚力的民族认同的方式。 [22]
各国对文化遗产的依恋的第二个原因涉及主权和领土原则。根据这些原则，每个国家都有权对领土内的资源实行完全控制。因此，各国可以要求遣返文化资产，因为这些资源是他们有权控制的。因此，许多国家制定了旨在保护被认为对国家遗产重要物品的立法。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即使与民族文化无关，国家也禁止出口艺术品。 [23]
主权原则可能产生其他不正当的结果，以下情节可以说明。2000年，渔民在印度尼西亚领海的爪哇岛找到了一种宝藏。宝藏由红宝石、蓝宝石和带有阿拉伯铭文以及中国商品的玻璃饰品制成。考古学家对这一发现感到非常兴奋，因为带有阿拉伯文铭文的物体表明该地区与穆斯林土地的接触可能比以前认为的时间更早。不幸的是，印度尼西亚政府忽视了考古学家把宝藏放在一起的建议并选择拍卖90％的宝藏。 [24]
相比之下，涉及水下文化遗产的其他案例表明，主权国家的利益可能与商业救助公司、收藏家、拍卖商甚至业余爱好者的利益相竞争，从而为诉讼带来新的机会。这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这种技术进步导致了海床前所未有的可及性。从1985年 [25] 发现的泰坦尼克号残骸中恢复人工制品开始，目前的做法提供了各种涉及国家的争端的实例。 [26] 沿海国通常主张在其管辖水域内防止未经许可的救助的权利，而如果货物被认为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则船舶和货物的原产国（如果不同）可以要求拥有此沉船。应该强调的是，各国主张的所有权并不总是容易的。大多数困难都发生在超出领海界限的遗物上。 [27] 意大利和保罗盖蒂博物馆之间关于“胜利青年”（ Victorious Youth ）的持续争议是一个例证。1964年，意大利渔民在亚得里亚海发现的公元前4世纪和2世纪之间的某个时期的青铜雕像于1977年被保罗·盖蒂博物馆收购。这一事件的争议点是这座雕像是否在国际水域被发现以及博物馆的收购是否真诚。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意大利和保罗盖蒂博物馆于2007年达成的双边协议没有提及这一文物。他们都同意将谈判推迟到刑事调查结束。但案件处于停滞状态。2012年5月， Tribunale di Pesaro 的一名预审法官（ giudice delle indagini preliminari ）裁定，“胜利青年”被非法出口并下令立即没收和归还。但是，美国当局是否会执行没收令仍有待观察。 [28]
关于管理具有文化重要性的遗址的争议通常会引起国际间、政府间和地方当局利益之间的冲突。科隆大教堂的情况很有趣。这个哥特式建筑的杰作于1996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但随后于2004年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采取这一步骤不仅因为德国当局没有指定缓冲区，尽管委员会在世界文化遗产清单登记时提出了此要求，还因为市政府已批准在大教堂附近建造一座复杂的摩天大楼。
这些和其他案例提醒我们，各国政府（和地方当局）非常关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给予的重视。他们意识到旅游业的增长
[29]
以及声望和知名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30]
与此同时，这些案件很重要，因为它们涉及一个微妙的问题，即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优先于保护世界文化遗产。或者，换句话说，现代性和装饰的紧迫需要与古代纪念碑和自然奇观的保护是否能够得到调和。例如，城市地区的新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伴随着土地价值的上升和高密度城市化的压力可能导致历史遗产的受损和传统结构的破坏。总而言之，有一种风险是，项目的实施没有考虑到赋予该环境的实质内容和文化特性。可以说，如果要求法官就此类争端作出裁决，他应该试图调和利益和价值。
如上文所强调的，文化遗产法主要依赖于政府和国际组织的政治、立法和行政权力。但是，如上所述，在这一国际法领域，国家不再是唯一的行为者。相反，各国受内部和外部压力的影响越来越大，有时需要让位给许多非国家实体。这些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声称要尊重他们的利益，并将辩论扩展到非法律论点。鉴于文化遗产法是一个情感与所涉及的经济利益同等重要的领域，这应该不足为奇。
1．博物馆
博物馆在艺术世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为了社会的利益而保留了人类的文化遗产，并确保了艺术品的物质保护和展示，以供公众享受和教育，同时保护了国家遗产的完整性免受分散的危险。
这些功能不容易协调。成千上万的艺术作品证明了这一点，这些作品没有展出，但在博物馆藏品中被遗忘。虽然很难获得准确的数据，但可以肯定地说，大多数博物馆最多只展出其总持有量的一半。卢浮宫的情况是具有代表性的：博物馆在其馆藏中列出的380000件物品中只有35000件是永久展示的。
[31]
隐藏宝藏背后的原因是缺乏资金、展览空间或策展利益，也有购买记录的缺乏。
在这些情况下，博物馆更喜欢在仓库中保留这种“隐藏的遗产”，以避免法律索赔。缺乏出处的原因在于这些收藏的起源。通过战争或殖民扩张获得的战利品以及被盗或非法出口的艺术品，博物馆收藏了许多藏品。
鉴于上述情况，博物馆面临有关艺术品的归还请求也就不足为奇：（1）在武装冲突期间抢劫的物品；（2）从考古遗址偷窃、非法出口或挖掘的物品；（3）合法取得，但违反艺术家的意愿而展示的作品。
[32]
博物馆根据不同的论点反驳了这些要求。除了历史原因（战争中被掠夺的文物在收购时是合法的；文物的创造者不是索赔人的祖先），博物馆认为，（主动）遣返主要文物将创造一个先例，这会清空世界上的很多大博物馆。
[33]
这些恰恰是帕特农神庙大理石案件中的关键论点。帕特农神庙大理石像是所有文化遗产纠纷中最著名的，对于那些主张归还艺术珍宝的人来说，也是最具象征价值的一个。
[34]
此外，博物馆提出的论点是，向发展中国家遣返文物可能会破坏文物的安全性或限制文物对公众的开放性。事实上，在帕特农神庙大理石的案例中，文物的教育意义、流通以及对公众的开放程度等似乎都因它们被保存在大英博物馆而受到青睐。然而，这种立场可以被批评为等于说文化物品只有在有财富的地方才能得到妥善保护。博物馆也有法律依据。通常，它们依赖所有权，善意取得，或依据限制公共收藏品的艺术品销售的法定措施，
[35]
或禁止扣押艺术品，或对法律行为的行使施加时间限制。关于这些策略，有趣的是，随着《1998年华盛顿会议关于被纳粹没收的艺术品归还原则》的通过，44个国家正式接受了与大屠杀有关的索赔应根据每一案件的案情来解决，而不是根据技术辩护的观点。
今天，法律专家和犹太团体指出，在许多情况下，不仅博物馆不遵循它们自己的指导方针（这些准则敦促博物馆坦诚提供来源信息，帮助人们追溯有争议的艺术品的历史），它们还试图阻止索赔人提起诉讼，将他们起诉到法院，并要求法官宣布博物馆是合法所有者。
[36]
实际上，很多拥有有争议艺术品的博物馆都采取了主动行动，以“平息所有权”，以防可能的归还请求。玛莎·内森（Martha Nathan）的继承人对底特律艺术学院博物馆和托莱多艺术博物馆提起的诉讼就说明了这一点，它们分别馆藏着梵高的《两个挖掘者》（
Les Bêcheurs
）和高更的《塔希提岛街景》（
Tahiti Street Scene
）。
[37]
经过两年半的深入联合研究显示，内森自愿出售这些画作，两家博物馆分别提起法律诉讼，寻求法庭的宣告性判决，它们认为博物馆是这些画作合法的所有者。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和索罗门·R.古根海姆基金会，采用了与《红磨坊》（
Le Moulin de la Galette
）和《牵马的男孩》（
Boy Leading a Horse
）相同的策略。2007年，它们向纽约南区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寻求宣告性判决，朱利叶斯·舒普斯（Julius Schoeps）是德国犹太银行家和艺术收藏家保罗·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Paul von Mendelssohn-Bartholdy）的侄子，他无资格得到绘画，因为这些不是在纳粹胁迫下出售的。
[38]
博物馆人员表示，他们只有在仔细研究了一项索赔并得出结论认为该索赔没有根据后，才会诉诸程序策略，如援引时间限制。
2．拍卖行和艺术品经销商
拍卖行和经销商等艺术品贸易专业人士是促成文化遗产领域争论形成的非国家行为者。历史表明，这些专业人士在艺术市场中发挥了相关作用，成为通过提供作品、组装展览、保存和研究作品来推动艺术交易的强大动力。
[39]
不出所料，艺术品市场成员坚持文化自由贸易原则，反对艺术富国通过的出口限制法律的严格性及其过于宽泛的适用范围。他们认为，市场国家不仅应该避免执行来源国的出口限制，而且还应该鼓励艺术富国消除这种限制，并使被盗或非法出口的古董的所有权和交易合法化。
[40]
此外，他们声称，这种保护措施有助于滋生而不是减少黑市及其相关的非法活动。因此，艺术贸易专业人士经常发现自己与来源国和考古学家及艺术史学家等专业人士发生冲突。
[41]
涉及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的法律纠纷的经销商的行为往往加剧了这些摩擦。他们依靠一般占有法下的权利和所有权或保密的专业职责，经常拒绝返还要求。美国文化政策委员会就是这种立场的一个极端例子。该委员会成立于2001年，旨在通过游说放宽限制从来源国收集和出口古物的法律来增加古物经销商和收藏家的利益。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方面涉及道德准则。这些目的旨在让公众对艺术商人同意遵守的标准放心，最重要的是提供行为标准，使其成员能够应对处理艺术品时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特别是，这些守则要求报告可疑报价并采取有效预防措施，防止非法古物进入市场。虽然道德规范可能是艺术市场上有用的限制因素，但这些规范似乎并不多，通常模凌两可或含混不清，往往既不遵守规则也不强制执行。 [42] 结果，不诚实和不道德行为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舒尔茨（Schultz）案件 [43] 审判的证据显示，纽约最著名的艺术品交易商之一弗雷德里克·舒尔茨（Frederick Schultz）与一名英国小偷和一名埃及盗墓者合作，将古董从埃及走私并带到美国转售。奇怪的是，舒尔茨不仅是曼哈顿艺术画廊的老板，他还是国家古代、东方和原始艺术经销商协会的主席。此外，他还担任克林顿政府文化财产咨询委员会的顾问，在那里他反对更严格的文化物品贸易规则。其他案例表明，这些道德准则的许多条款经常被狭隘地解释，或者专业人士通常愿意利用所起草的规范。案件涉及1984年《艺术品国际贸易管制业务守则》（《英国法典》）。它声明：
英国美术和古董贸易的成员承担……在有合理理由相信以下的情况下，不得进口、出口或转让此类物品的所有权。A.卖方尚未确定该物品的良好所有权……；B.从该国购买或出口的进口物品……违反该国的法律；C.从官方挖掘、遗址或纪念碑不诚实或非法获取进口物品或源自非法、秘密或非正式场所的进口物品。
该条款为苏富比拍卖公司（Sotheby）提供了一条涉及一些阿普利亚花瓶争端的逃离途径。此拍卖行收到了著名专家出具的证据，证明这些花瓶很可能属于非法挖掘。尽管如此，苏富比拍卖公司认为专家所提供的证据难以让人凭借“有合理的条款相信”这些花瓶来自任何官方或非官方网站，因此继续进行销售。
[44]
关于S
evso Treasure
的案件采用了同样狭义的《英国法典》解释。
[45]
苏富比拍卖公司高管决定接受一系列罗马银珠宝，这是对几个国家当局以及保存艺术品盗窃记录的各种组织的质询（相反，虽然佳士得拍卖行首先得到该宝藏，但却拒绝进行拍卖，因为对其合法来源产生怀疑）。可以认为苏富比拍卖行在本案中没有履行《英国法典》规定的义务，因为从官方或非官方考古遗址抢劫的物品不太可能被登记。第三个案件涉及公元前二世纪的柬埔寨铜钟。荷兰博物馆协会伦理委员会并不反对布拉班特博物馆购买铜钟。然而，在这样做时，委员会无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和柬埔寨国家博物馆的相反意见，因为柬埔寨法律禁止出口这种类型的钟。
此外，其他例子表明，大多数这些守则缺乏执法机制，并且专业组织不愿意或无法制裁其成员。举例来说，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没有多少选择来制裁违反其博物馆道德准则的行为。这些被简化为采用“命名和羞辱”的方法，即披露一些违反某些反道德行为的机构身份。在这种情况下，据报告显示被盗或非法出口材料的博物馆可以由ICOM道德委员会强制与索赔国进行双边谈判，以便找到索赔的友好解决方案。
[46]
也显示出一些弱点。虽然由于使用了“尽其所能”这一短语而鼓励最低程度的专业责任，但它没有提到出口许可证，也没有提到要遵守法律。此外，根据国际古代艺术经纪人协会的道德准则第8条规定，它提供的唯一制裁是取消成员资格。
3．艺术收藏家和个人所有者
收藏家是艺术市场的必要参与者，因为他们控制了大部分供应。一般而言，个人业主不会从欣赏挂在客厅的作品中获得实用性。收藏家的活动主要是商业活动。这就是艺术收藏家，无论是私人收藏家还是企业收藏家，都希望能够在艺术品中自由交易的原因。就像艺术品经销商和拍卖商一样，他们倾向于强调产权的重要性，包括购买、出售和出口艺术品的权利。
[47]
在大多数市场国家，收藏家与博物馆有着重要的共生关系，为博物馆馆藏提供不断的物品流。
涉及收藏家和个人所有者的争议的异质性是巨大的，主要类别是盗窃引起的所有权纠纷。在这些情况下，归还要求通常是针对拥有者的，可以是知识渊博的或一无所知的买家。同一枚硬币的反面是收藏家自己鼓励可疑和非法行为。作为艺术品的消费者，它们助长了非法贩卖艺术品。 [48] 由于基于初步有效合同的所有权转让，也产生了针对收藏家的所有权纠纷，例如在第三帝国统治期间通过强制转移从犹太人手中抢劫财产。个人和国家都不能主张大屠杀掠夺艺术中的权利或利益，否则就是赞同纳粹政权犯下的严重错误， [49] 并从受害者的痛苦中获利。 [50]
就收藏家的所有权而言，财产权的享受可能与各国的政策目标相冲突，并且取决于所涉及物品的重要性以及是否符合公众的一般利益。实际上，当由公共机构持有时，该艺术品的象征和文化价值观增强了该物品所代表的社区意识。相反，当同一艺术品落入私人手中并且拒绝公共访问时，其无形价值不会累积到它所衍生的社区，而是归于私人所有者。在这些情况下，私人所有权代表了集体（文化和艺术）价值的专有占用。
[51]
在其他情况下，财产权的行使可能会与国家立法发生冲突。例如，许多国家（地方当局）制定了有关保护位于城市地区的建筑纪念碑或历史建筑物的法律，禁止对其进行改动或要求采取保护措施。许多艺术品丰富的国家规定，将文物转移或出售到国外须经国家授权，从而限制了所有权这一最基本权利的行使。但是，如果持有人没有表明有意将物品转移或出售到国外，所有权法往往不适用。然而，有必要考虑一个问题，即国家规范中所体现的国家利益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应该胜过个人的财产权。欧洲人权法院在著名的贝耶勒（
Beyeler
）案件中的判决说明了这种冲突。
1977年，瑞士艺术品经销商和收藏家恩斯特·贝耶勒（Ernst Beyeler）通过中间代理人皮埃尔杰利先生从维鲁西奥先生手中购买了梵高绘画肖像《年轻农民的画像》。该画作之前曾被意大利当局根据1939年第1089号法律第3条宣布为具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作品。根据这一声明，画作所有人有义务通知意大利文化遗产部任何有意转让的消息，以使该部能够行使优先购买权。Verusio先生宣布将梵高作品出售给意大利部门。但是，它提到了Pierangeli先生的名字作为合同的另一方，却没有提到贝耶勒先生。贝耶勒告诉意大利部门，他只是在1983年才成为这幅画的真正买家，那时佩吉古根海姆博物馆表明了购买它的意图。与此同时，贝耶勒询问意大利部门其是否打算行使优先购买权。该部门宣布打算在1988年行使这一特权。但是，该部门只按照1977年销售价格的金额赔偿贝耶勒。贝耶勒不满意大利部门的决定，他在意大利法院的所有相关案件中对此提出了质疑，但都没有成功。1996年，贝耶勒向欧洲人权法院提起诉讼，声称意大利法院的裁决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1号议定书第1条规定的财产权，该议定书保障所有权的和平享有。2000年1月5日，欧洲人权法院裁定意大利违反了第1号议定书第1条。特别是，欧洲人权法院谴责意大利当局的不公正态度，意大利当局等了数年才决定行使优先购买权。 [52] 法院认定，对申请人施加高额罚款方面（意大利支付的赔偿金远低于佩吉古根海姆博物馆购买画作时支付的价格），意大利为确保完全遵守管理文物销售的规则在实施处罚时，未能在申请人和平享有财产的权利与国家利益之间取得平衡。 [53]
4．土著居民
几个世纪以来，土著居民培养了他们的精神、文化价值观和传统，并保持和培育了他们的环境。随着16世纪欧洲殖民统治的到来，殖民者开始被剥夺了本土居民的资源和文化创造，本土居民被迫从他们的土地上流离失所，委身于保留地，在政治上被边缘化，并被强迫融入与他们自己截然不同的社会。土著居民开始通过建立国际联盟来对抗欧洲殖民者。然而，直到20世纪中叶，国际社会才接收到他们的申诉。在此之前，土著居民的申诉完全被忽视，因为国际法认为民族国家拥有独家权力。现在，他们的要求和主张是国际法的推动力。 [54]
国际和国内实践提供的几个例子，表明土著居民的遗产保护已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为了理解这些群体的利益，有必要回顾一下，土著社区支持一个涵盖土地、不动产和可移动遗产以及有形和无形要素文化实现整体概念化。从本质上讲，土著文化源于特定的环境条件，并在其对土地及其资源的使用，以及代代相传的传统艺术、信仰和价值观的具体知识应用中得到表达。
[55]
因此，土著居民与其传统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关系对于维护和保存文化和特征至关重要。因而，国内和国际司法惯例强调土著居民保留占有权或归还其祖传土地的必要性，是毫不奇怪的，因为这是实施其传统活动，如狩猎、捕鱼和利用现有的自然资源的决定性先决条件，并且有助于有效享受生命权和保护其文化特征。
[56]
鉴于这种整体概念化，返还要求不仅仅是针对一个或多个国家的私人主张，而是可以被视为旨在明确承认自决权利的主张。
[57]
换句话说，土著居民提起的法律诉讼最终有助于获得对其文化以及个人和集体文化权利的承认和尊重。《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已经了解到上述情况。它考虑到土著居民“维护、保护和发展其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表现形式的权利，例如考古和历史遗址、人工制品、设计、仪式、技术以及视觉和表演艺术和文学”。
但是，在许多国家，关于返还和赔偿的政策和决定可能是出于政治动机，目的是否定土著居民的自治和政治存在。例如，虽然国家可以采取外交或法律行动以获得符合国家（或民族主义）目的的艺术品的归还，但它可能拒绝要求可以加强特定社区身份的物品归还。因此，国家政府的利益可能与土著居民的利益相冲突。
为了本书研究的目的，土著居民的申诉可分为两大类。首先，关于归还对他们的政治、宗教或文化生活重要的土地以及保存和传播其传统知识上面存在争端。鉴于土著居民与其土地之间的特殊关系，这些申诉旨在获得归还而不是赔偿就不足为奇了。
[58]
其次，土著居民要求归还传统文物。除了这些征用是不公平这一明显原因，还因为它们是由欧洲定居者在同化和征服政策的背景下实施的。土著居民的申诉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公开展示古生物和人种学材料及其他遗迹与他们的信仰体系在三个主要方面形成鲜明对比：这些物品（1）仅供社区的某些成员看见和使用，例如长者、巫师或治疗师，或仅在特定时期看到和使用；（2）未经工匠或社区的知情和同意而暴露；（3）应根据有关社区的传统使用，即使这需要使用、消费或销毁。
这些表明，国家和收藏家的收购决定了相关文物所包含的文化价值的消亡。
[59]
许多拥有大量土著部落的国家通过颁布具体的法规来处理这类申诉，从而产生了归还或赔偿的权利。尽管如此，国际惯例表明，这些群体在努力发表意见时经常面临严峻的障碍。一个原因当然是缺乏财政资源，另一个原因是现有的争端解决程序造成的困难。这些机制侧重于与土著人民信奉的整体文化概念化相抵触的专有利益。由于这些原因，似乎有必要建立有效和敏感的机制，以便在“未经他们的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或违反其法律、传统和习俗的情况下”从殖民地人民手中取回文物。
这些手段应成为更广泛的立法框架的一部分，承认土著居民的自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以及对文化遗产的整体解释的权力。
[60]
5．非政府组织
正如所强调的那样，当前全球化时代的标志之一是从由有限数量的政府行为者组成的国际体系转变为一个新的体系，其中许多非国家实体是权利和义务的承担者。这方面值得注意，因为它强调民间社会可能在承认和促进一般公共利益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这并不等于说民间社会可以被视为积极的利益相关者。当然，民间社会可以通过影响或侮辱国家、市政当局和博物馆等行为来发挥作用。
但是，由于缺乏程序法所要求的直接利益，公众没有代表，在法庭诉讼中被听取意见的可能性往往很小。然而，值得考虑的是，非政府组织，当代民间社会可以采取的形式之一，现在被广泛认为是主要行为者和不具代表性或代表性不足的立场代表。
从广义上讲，国家或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法律诉讼的理由可分为两个相互关联的主题：第一，限制国家主权；第二，维护“分散”（或“集体”）利益。就前者而言，非政府组织审查涉及一般利益和初级产品的国家决策程序，因为政府经常指导其决策以牺牲非经济目标为代价追求经济利益。至于分散利益的保护，非政府组织在动员和达成共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利益的共同之处在于，通过承认影响大部分民间社会的具体问题来确定这些利益。它们与属于受限制的自利和贸易驱动主体的利益不同，例如国家和法人或自然人。
从实际的角度来看，非政府组织试图以三种方式限制国家主权并维护分散利益：（1）通过影响国家当局的政策和行为；（2）通过拟订软法律规范来解决或克服现有法律框架的某些弱点；（3）通过为司法解决争端提出非对抗性替代解决方案。就与国家当局的关系而言，非政府组织可以在两个层面采取行动。在国内层面，非政府组织可以顺利接受多边法律制度，并调查批准和实施工作。在国际层面，非政府组织的运作可以直接针对国家、政府间实体或其他非国家行为者采取行动。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法院和国际法庭逐步提高了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地位。许多国家法律制度中的传统立场仍然是提出申诉的一方或多方必须表明他们的利益已经或可能遭受损害，超出了一般公众所接受的偏见范畴。但是，各种国内法院都愿意承认非政府组织的地位（作为当事方），理由是当公共损害、公共错误或基本权利受到侵犯涉及影响不确定数量的人时，传统观点无法合理适用。 [61] 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作为民间社会的代表被允许向一些法院和法庭提交“法庭之友”简报。 [62]
有趣的是，关于向利比亚归还一块被称为 Cyrene of Cyrene 的大理石雕塑的争议一直是司法承认意大利非政府组织所发挥作用的例子。 [63] 意大利和利比亚政府就归还雕像的条款达成了一致意见，于1998年和2000年签署了两项协议。然而，在2002年，意大利历史、文化和环境遗产最古老的协会意大利诺斯特拉（ Italia Nostra ）对意大利文化遗产部提起诉讼，试图阻止归还。一审法庭和上诉法院驳回了被告的论点——意大利诺斯特拉协会因不是诉讼当事人，故而无权提起诉讼。初审法庭指出，根据其授权， [64] 意大利诺斯特拉协会被允许提起法律诉讼，目的是保护文化资产，并挑战任何可能危及国家遗产完整性的行政行为。此外，法庭强调，诸如获取和割让文物等事项不属于国家的专属权限。相反，保护国家遗产的必要性并不排除非国家实体的合作贡献。 [65]
在文化遗产领域，有许多活跃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Monuments and Sites，ICOMOS）、国际博物馆协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ICOM）和国际法协会（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ILA）
是最重要的。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是一个旨在保护世界历史古迹和遗址的专业组织，它直接参与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条约的实施。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还是西太平洋委员会的三个咨询机构之一。
因此，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负责评估缔约国对世界遗产名单的提名，并编写关于世界遗产名单上所列遗产的保护状况的报告。
国际博物馆协会处理博物馆关注的从安全到非法贩运文物的问题，其《道德准则》为博物馆的专业实践和表现设定了标准，反映了国际博物馆界普遍接受的原则。
此外，国际博物馆协会执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博物馆计划的一部分，并通过一些特设委员会的工作、
红色名录的出版、
研讨会的组织和在尚未批准的国家推广1970年《教科文组织公约》和1995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公约》等形式参与打击非法贸易的斗争。虽然国际博物馆协会的标准缺乏法律强制性，但它们作为一种软法运作，其说服性质因国际博物馆协会本身的地位而得到提高。最后，国际博物馆协会打算在解决归还要求方面发挥作用。马孔德面具（
Makonde Mask
）案例提供了一个例子。这枚面具于1984年从坦桑尼亚国家博物馆和其他文物一起被盗。1990年，面具被日内瓦巴伯穆勒博物馆的专家识别。博物馆立即通知国际博物馆协会，并确认愿意归还该物品。然而，双方无法就所有权问题达成协议。这还要感谢国际博物馆协会的斡旋，双方于2010年5月签署了关于向坦桑尼亚国家博物馆捐赠马孔德面具的协议。
更重要的是，2011年，国际博物馆协会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仲裁与调解中心合作，启动了艺术与文化遗产调解计划。
向国家、个人、机构和世界博物馆提供了解决争端的模型，例如：其收藏中材料的来源、保管和所有权，并承诺提供创造性的可以根据当事方的需要和案件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的解决方案和补救措施，这些可能无法通过法院诉讼获得。
[66]
6．投资者
在涉及外国投资的争议中，文化遗产可能看起来很奇怪。然而，在考虑文化遗产保护和争端解决问题时，必须考虑到投资者的利益。对以下案例的分析表明，保护投资者权利的制度可能与世界遗产公约制度相冲突。换句话说，保护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财产的普遍兴趣可能与开采活动或开发项目的行为相冲突。因此，鉴于保护世界遗产公约财产的基本义务和世界遗产公约清单的范围不断扩大，
每当投资项目和活动在保护区内或附近实施时，例如城市的历史中心或自然保护区，就会出现纠纷。这些通常会让投资者质疑管理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内措施。然而，应该指出的是，投资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相比具有特权，因为投资协议的性质和结构通常会对其权利提供广泛的保护，例如对可赔偿征收概念的广泛理解。实际上，国内法规经常受到质疑，因为它们被视同征用，因此侵犯了投资者的权利。
目睹投资者利益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冲突的主要案例是仲裁南太平洋地产（中东）有限责任公司诉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该案涉及埃及与香港公司南太平洋地产（中东）有限责任公司（SPP）于1974年签署的合同。合同涉及在吉萨金字塔开发一个旅游村。在批准投资项目后，埃及申请将该区域添加到世界遗产名单。1978年，由于对该项目的强烈反对，埃及政府终止了合同并废除了相关立法，这将对金字塔遗址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索赔人向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对埃及政府提起仲裁诉讼，要求赔偿违反协议的损失和没收合同权利的损失。埃及争辩说，它的行动是1974年被世界遗产中心批准过的。法庭判给外国投资者赔偿金。但是，南太平洋地产（中东）有限责任公司的赔偿权仅限于在世界遗产清单中登记该遗产之前的预计利润。这意味着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接受了世界遗产中心所主张的义务高于投资规则，并承认必须对投资协议进行限制性解释，以履行保护世界遗产的义务。法庭表示，“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假定延续索赔人的活动干扰该地区的古物可被视为非法”。
[67]
这种方法反映在
Parkerings Compagniet AS
诉立陶宛共和国案件中。
此案件源于维尔纽斯市（位于立陶宛）发起的一项公共招标，旨在建立一个综合停车系统，以控制交通和保护城市历史悠久的老城区的完整性，该城市自1994年以来一直被列入世界遗产中心名单。维尔纽斯市与挪威公司Parkerings-Compagniet AS签订了合同。然而，由于技术困难、立法变化和越来越多的公众反对，市政当局终止了合同。随后，维尔纽斯市与一家荷兰公司签订了另一份合同。因此，Parkerings向ICSID法庭提出索赔。它声称立陶宛违反了最惠国条款，因为给予荷兰投资者优惠待遇。法庭驳回了Parkerings的诉讼请求，因为它发现其项目很可能影响该市历史悠久的旧城区，而荷兰公司的计划规模较小，对大教堂广场的保护没有影响。出于这个原因，两个竞争对手处境不同。值得注意的是，法庭确定市政当局表达的文化问题是客观理由，从而排除了对荷兰竞争对手的歧视性对待。
相反，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裁决了Compañiadel Desarrollo de Santa Elena S.A.诉哥斯达黎加一案，
该案件起源于哥斯达黎加对美国投资者所拥有地区的征收，投资者打算在该地区开发一个旅游综合体。然而，哥斯达黎加政府通过征用土地来扩大自然公园，一片富含生物多样性的大片雨林，它随后被列入世界遗产清单。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根据房产的公平市场价值向投资者赔偿。在这样做时，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重申，国际法允许东道国出于公共目的，在不给予及时、充分和有效赔偿的情况下征用外国所有的财产。有关地区被征用为合法和值得称赞的公共目的这一事实并不影响要支付的赔偿性质或措施。
在我们看来，这一案例表明，非经济方面的关切需要时间才能完全纳入并与更成熟的投资法规范相平衡。
涉及澳大利亚卡卡杜国家公园的争议是另一个众所周知的案例，证明投资项目可能对文化遗产产生恶劣影响。但是，应该指出，没有外国投资者参与此案。该项目由澳大利亚政府授权，由澳大利亚能源资源有限公司（ERA）管理。卡卡杜国家公园于1981年首次列入世界遗产名单，随后在1987年和1992年因其生态和文化价值而扩大和重新登记，因为它包括Mirrar Gundjehmi原住民族的传统土地。当非政府组织和Mirrar民族谴责在公园内开铀矿的提议所产生的潜在威胁时，争议就爆发了。他们声称，该矿产将对该地区的生态完整性、现有的考古和岩石艺术遗址以及Mirrar居民与土地的传统关系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世界遗产委员会承认卡卡杜国家公园可能面临的威胁，并威胁澳大利亚将该遗址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委员会最终敦促澳大利亚当局和ERA暂停该项目。
目前，卡卡杜国家公园的自然和文化价值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该矿项目处于备用状态，并于1999年底开始进行环境监测。澳大利亚政府还宣布，未来的业务将符合1999年7月向世界遗产委员会提交的承诺。该解决方案表明世界遗产中心的有效性和世界遗产的成功保护取决于委员会通过将有关各方聚集在一起来调解所涉及的不同利益的能力。
[68]
遗憾的是，没有列入世界遗产名单的有价值的财产不能从这种保护中受益。塔拉（Tara）和Mes Aynak两地对文化遗产的威胁证明了这一点。关于塔拉考古景观的争议发生在爱尔兰政府和当地社区之间，爱尔兰政府批准了一个修建高速公路的计划，但该高速公路会将塔拉遗址切断，而当地社区正在准备申请将该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单。
马来西亚历史救济组织（Malaysian Historical Salvors，MHS）与马来西亚政府之间的争端揭示了另一种类型的争端，特别是在国家和商业勘探者之间进行搜索和获取历史沉船的事件。
[69]
一位英国投资者准备收回位于马六甲海峡的木质货船戴安娜中的宝藏，该货船于1817年沉没。戴安娜货船的打捞工作几乎花费四年时间。MHS发现并拯救了近24000件未损坏的中国蓝白瓷器，这些瓷器于1995年以约298万美元的价格拍卖。根据合同条款，马来西亚政府将保留与民族文化相关的文物，而其他物品将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佳士得拍卖。马来西亚政府承诺MHS可以得到70％的销售收入，但MHS只收到约40％，并对保留的挽救物品的数量提出质疑。在通过马来西亚国内法院审理损害赔偿的尝试失败后，MHS根据马来西亚—英国双边投资条约转向ICSID仲裁。MHS称，被告违反了有关保护投资和征收的条约规定。被告质疑ICSID法庭没有管辖权，因为争议不涉及投资。该索赔被驳回的理由是索赔人的活动不符合ICSID公约中规定的投资定义。独任仲裁员的结论是，合同不是一项投资，因为它可能给东道国带来的好处只是文化和历史性质。
MHS根据ICSID公约第52（1）（b）条向ICSID申请撤销裁决，理由是法庭未能“对其所赋予的争议行使管辖权……［ICSID公约］以及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政府之间的协定条款……和马来西亚政府促进和保护投资法”。
[70]
特设委员会在2007年5月17日取消了该法庭的裁决，理由如下：（1）未考虑并适用马来西亚与联合王国之间以广泛和包含的术语界定“投资”的协定；（2）解释所谓的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条件，以排除小额捐款和文化及历史性贡献；（3）没有考虑到ICSID公约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得出的结论与起草人拒绝投资的决定不一致。
这意味着将来可能会在MHS或其他打捞公司的要求下建立一个新的ICSID法庭，一方面要保护文化遗产利益，或者更确切地说，对历史沉船的打捞和保护，另一方面，要促进外国投资的兴趣。
[71]
7．科学界
考古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艺术史学家和保护者等专家所扮演的角色很有意思。他们不反对机构间或政府间的易货贸易或文物贷款，但他们积极反对艺术品贸易。他们认为，艺术市场会导致盗窃、非法出口、抢劫考古遗址和伪造艺术品。只有消除贸易才能真正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他们的逻辑很简单，如果收藏家不希望拥有艺术品而经销商不处理文物，就没有市场；如果没有市场，古物的非法贩运就会消失，反过来，也没有学者以外的任何人的激励。 [72]
贸易支持者和科学界的另一个摩擦是，科学界厌恶艺术市场，因为艺术市场关注艺术作品的所有权、价值和美学。相反，在艺术史学家、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中，人们致力于通过物理保存来保护物体信息。考古学认为没有语境的物体实际上无用。很明显，如何使用花瓶，在什么场合和由谁使用花瓶，大大增加了我们对人类语境的理解。
通过细致的地层挖掘实现遗址的教育和科学价值：遗址是物质文化的复合体，包括建筑、陶器、宗教和艺术品、日常生活工具、珠宝、书面文字和墓葬。这些遗骸保留在连续的层中，记录了文化随时间的演变。通过对与建筑和景观特征相关物体的科学挖掘过程中的原始背景仔细分析，考古学家可以与许多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合作，重建一个场地居住的每个时期的文化。这使我们能够理解该文化的各种特征。没有两个遗址或物品是相似的，并且每个遗址或物品只能通过它们在未受干扰的环境中与其他物品和结构的关联来完全解释。
因此，从他们的角度来看，秘密挖掘无论是由专业的盗墓者（或在意大利被称为
tombaroli
）、业余寻宝者，还是当地贫困的猎人所实施的，都是无关紧要的。所有人都同样对考古记录的损害感到内疚。此外，贸易反对者认为，艺术品经销商和拍卖行有特殊的责任，因为他们的做法可能会掩盖物品的真实来源，从而有利于窃贼和犯罪组织利用艺术品交易洗钱。他们认为，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严格监管，艺术市场就永远不会有透明度。
与人们的期望相反，这些专家在文化遗产争议方面的作用并不是微不足道的。当然，人们可以考虑关于艺术品真实性和归属的合同索赔的判例法。这些案件涉及评估该物品的专家与基于这种评估进行购买的个人或交易商之间的冲突。除了这类纠纷，科学界对属于部落社区的文物和遗骸的研究、保护和展示也是诉讼的另一个来源。当然，专家的工作对于研究和记录墓穴、文物、考古遗址和人体组织中包含的信息是基本的，这一点不容置疑。科学信息对于理解我们共同的过去非常重要，而不仅仅是特定国家公民祖先的生活。但是，科学家的利益不应该超越国家和社区在文化材料的遣返和完整性方面的利益。将对原社区具有文化价值的物品归还给研究人员或对其进行实物保护是站不住脚的。吸引博物馆、收藏家和科学家兴趣的大部分内容都不是宝贵的财富，而是艺术家或工匠在日常生活、丧葬仪式或其他仪式中使用、消费甚至销毁的物品。考虑一下祖尼人，美国西南部的美洲土著部落的战争之神。这些圆柱形木制雕塑旨在暴露在空气中，以便它们可以作为宗教物品履行任务，即作为部落的守护者，直到被新的部分代替。因此，暴露于大气条件下的分解对于它们的功能是必要的。
[73]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萨尼石碗。它是由一位农民发现的，并最终被温哥华的西蒙弗雷泽大学博物馆与萨尼奇土著文化协会达成协议，以防止从加拿大出口。根据协议，博物馆将所有权转让给协会，同时保留监护权。但是，如果协会希望就展览、仪式用途或其他目的达成协议，协议规定可以临时拆除石碗。问题出现了，如果根据萨尼的传统使用石碗，可能会遭受严重损坏，例如将其置于火中进行清洁。出现的问题是博物馆馆长是否有权拒绝开放石碗，或者他们是否有权就石碗的处理和使用向协会提出建议。
许多作者建议将艺术品本身的利益置于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之下。这意味着人工制品和纪念碑不应被视为仅仅是“对象”，而应被视为有权获得特定保护和保护权利的“主体”。
[74]
这个建议并不意味着具有挑衅性。例如，在希腊，帕特农神庙大理石自19世纪以来一直被人格化。这种希腊国家的想象力反映在当前的官方言论中，该言论声称要求他们返回祖国的是大理石本身，以及谈论被监禁的大理石的悲伤和伤感的非官方话语。这种话语意味着人工制品不仅仅是祖先的重要功绩。他们自己就是祖先。
[75]
此外，在不同意西方财产概念的社会中，并不排除艺术品可能被赋予法人资格。这得到了许多判决的支持，其中所声称的动产被理解为合法行为者。在归还战争之神的情况下，丹佛艺术博物馆正式承认，祖尼人认为战神对其宗教表现至关重要，而不仅仅是一个象征或艺术品。
[76]
在
Mullick v .Mullick
中，枢密院认为印度教家庭偶像不仅仅是动产，而是被视为神圣或由上帝制造。因此，它不能由所有者拥有或处理，因为她以与处理普通商品相同的方式感到高兴。因此，它被视为一项法律实体，其本身有权履行义务，并有权在法庭上拥有自己的利益。
Milirrpum
案中采用了类似的尊重遗产的态度。
[77]
法官考虑了澳大利亚原住民与其部落土地的关系，并承认他们不相信土地属于他们，而是他们属于土地，并且是由他们的精神祖先托付给他们的，因此他们有对它的具体职责和对其进行的仪式。
考虑到有争议物品利益的建议唤起了约翰·H.梅里曼（John H.Merryman）提出的“面向物品的方法”。
[78]
根据这位作者的说法，除了追求“获取”和“真实”之外，“保存”的价值至关重要，因为艺术有利益不会有风险。这可能证明从原始背景中转移艺术品是合理的。我想到了各种各样的例子。1940年，加拿大政府允许审理一些属于波兰的艺术珍品范畴的案件。这些物品在德国侵略军占领之前就从克拉科夫的一个博物馆里搬走了。这些宝物于1960年归还波兰。
[79]
1998年，为了应对在阿富汗的持续破坏和抢劫，北方联盟和塔利班一起要求瑞士的阿富汗基金会帮助建立一个流亡博物馆。自2000年10月以来，根据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达成的协议，在瑞士布本多夫成立的阿富汗流亡博物馆成为收集该国物质文化零散部分的储存库。
最后，在20世纪90年代，比利时特尔武伦中非皇家博物馆（RMCA）反对将民族志物品归还刚果民主共和国金沙萨博物馆，理由是返还的作品没有任何价值。由于国家无法保证妥善保管，因此作品无法挽回地遭到恶化，或者最终落入其他国家的私人收藏中。
[80]
涉及土著居民文物的案件挑战了以物品的利益为核心的保护方式的有效性。事实上，部落艺术不应该根据博物馆标准“保存”或被博物馆观众“赞赏”。如上所述，根据原产地的习俗，它被构思和精心用于仪式和庆典。因此，独立于人类及其历史来定义艺术或文化时，以物品为中心的方法似乎不合理。为了文物而不是为了对其有意义的人民进行保护是毫无意义的。
[1] P.C.Jessup， Transnational Law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6），p.2.
[2] Jessup， Transnational Law ，p.1（n 133）.
[3] Mavrommatis Palestine Concessions （Greece v .Great Britain ），Series A，No.2，1924，11.
[4] C.P.R.Romano，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Disputes ：A Pragmatic Approach （The Hague/Boston：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0），p.7.
[5] Interpretation of Peace Treaties with Bulgaria ，Hungary and Romania ，Advisory Opinion of 30 March 1950，ICJ Reports 1950，pp.65，74.
[6] Certain Property （Liechtenstein v .Germany ），Preliminary Objections，Judgment of 10 February 2005，ICJ Reports 2005，6，para.23.
[7] C.Schreuer，‘What is a Legal Dispute？’，in：I.Buffard et al.（eds）， International Law between Universalism and Fragmentation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Gerhard Hafner （Leiden/Boston：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2008），pp.961-79，964-5.
[8] Romano，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n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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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P.S.Rao，‘The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International Law：Theory and Reality’，in：Buffard et al.（eds）， International Law ，pp.85-105，93（n 139）.
[14] See，e.g.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Staffin Tehra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Iran ），Judgment of24 May 1980，ICJ Reports 1980，43；and Barcelona Traction ，Light and Power Company ，Limited （Belgium v .Spain ），Judgment of 5 February 1970，ICJ Reports 1970，3.
[15] C.Tomuschat，‘Obligations Arising for States Without or Against Their Will’（1993-IV）Vol.241 Collected Courses of the 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 pp.199-374，239.
[16] J.-M.Dupuy，‘L’unité de l’ordre juridique international’（2000）Vol.297 Collected Courses of the 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 pp.9-490，268.
[17] N.Schrijver，‘UNESCO's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An Assessment’，in：Yusuf， Standard-Setting in UNESCO ，pp.365-84，382（n 8）.
[18] World Bank， Culture and the Corporate Priorities of the World Bank ，Report on Progress from April 1999 to December 2002，February 2003.另见“Akwé：Kon-关于文化影响评估的自愿准则”，该评估涉及拟议在圣地和传统上由土著和当地社区占据的土地上进行，或可能对这些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这些准则于2004年由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颁布。
[19] 这项研究借鉴了“来源”国（也称为“出口”国家）和“市场”国家（也称为“进口”国家）之间的区别，J.H.Merryman，‘Two Ways of Thinking about Cultural Property’（1986）Vol.80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pp.831-53.
[20] 第三类包括“过境”国家（地区），即来自邻国的物品然后出口到市场国家的国家（地区）。例如，各种高级走私案件显示瑞士、泰国或香港作为过境门户所扮演的角色。这些国家（地区）采用了各种机制，以便可以连同合法的出口文件从“原产地”一起发运，后者可用于向买家出售。这个著名的例子是来自古典世界的考古物品，这些物品可能出现在伦敦或纽约市场上，看似完全合法的瑞士出口文件，以及来自“瑞士绅士的私人收藏”的额外信息。S.Manacorda and D.Chappell，‘Introduction’，in：S.Manacorda and D.Chappell（eds）， Crime in the Art and Antiquities World .Illegal Trafficking in Cultural Property （New York/Dordrecht：Springer，2011），pp.1-15，6.
[21] J.Cuno， Who Owns Antiquity ？Museums and the Battle Over Our Ancient Heritag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p.11.
[22] 涉及匈牙利圣斯蒂芬王冠的插曲是一个例证。自从1256年以来，这个王冠象征着上帝和匈牙利之间的联盟，匈牙利国王不会被认为是合法的君主，除非王冠被置于他们的头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王冠被交给美国官员，担心它将落入苏联军队的手中。根据1978.P.J.O’Keefe，‘Repatriation of Sacred Objects’（2008）Vol.13 Art Antiquity and Law pp.225-43，王冠归还匈牙利。
[23] 参考，例如，案件 Jeanneret v .Vichey （541 F.Supp.80，84，S.D.N.Y.1982；在意大利的国家遗产中包括马蒂斯肖像，但审理案件的法庭强调马蒂斯肖像与意大利没有特别关系）； Ministre de la culture 诉Consnty Genty （Conseil d ’Etat ，1987年10月7日；法国当局拒绝元朝时期的中国罐子出口许可证）；和 Pagenstecher v .Provincia Autonoma di Bolzano （Consiglio di Stato，1989年1月24日；意大利禁止出售一批法国印象派绘画，此私人收藏家在意大利居住20年后，希望将其返还给英国）。
[24] C.Leow，‘Treasure from a Shipwreck off Java up for Auctio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5 October 2006.
[25] J.A.R.Nafziger，‘Cultural Heritage Law：The International Regime’，in：J.A.R.Nafziger and T.Scovazzi（eds），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Mankind （Leiden/Boston：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2008），pp.145-247，178-81.
[26] See，e.g. Sea Hunt Inc .v .Unidentified Shipwrecked Vessel or Vessels （Juno and La Galga case，221 F.3d 634，4th Cir.2000），and Subaqueous Exploration＆Archaeology ，Ltd .v .The Unidentified ，Wrecked and Abandoned Vessel （577，F.Supp.598，D.Md.21 December 1983）.The case of the 19th century Chinese vessel Tek Sing was settled out of court.See C.Forrest，‘Strengthening the International Regime for the Prevention of the Illicit Trade in Cultural Heritage’（2003）Vol.4 Melbourn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pp.592-610，596.
[27] A.Strati， The Protection of the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An Emerging Objective of the Contemporary Law of the Sea （Leiden：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95），p.352.
[28] For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is case see A.Lanciotti，‘The Dilemma of the Right to Ownership of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The Case of the“Getty Bronze”’，in：Borelli and Lenzerini（eds），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Rights ，Cultural Diversity ，pp.301-26（n 50）.See also J.Felch，‘Italian Court Upholds Claim on Getty Bronze’， Los Angeles Times ，4 May 2012.
[29] 最近的统计数据表明，在世界遗产名单中列出的文化财产使旅游业发展规模增加了约30％。M.Macchia，‘La tutela del patrimonio culturale mondiale：strumenti，procedure，controlli’，in：L.Casini（ed.）， La globalizzazione dei beni culturali （Bologna：Il Mulino，2010），pp.57-85，61.
[30] 与此同时，各国担心将文化财产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时会失去面子。W.S.Logan，‘Closing Pandora's Box：Human Rights Conundrums in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in：H.Silverman and D.Fairchild Ruggles（eds）， Cultural Heritage and Human Rights （New York：Springer，2007），pp.33-52，48.
[31] A.Natali，‘Maxi ingorgo nei piccoli Uffizi’， Il Sole 24 Ore ，19 July 2009.
[32] Troughear v .Council of the City of York （2005，unreported），一辆古董摩托车的捐赠者发现它在整个博物馆40年的占有期间从未展出过，并且已经被拆为其他展品的配件。Cited in N.Palmer，‘Repatriation and De-accessioning of Cultural Property：Reflections on the Resolution of Art Disputes’（2001）Vol.54 Current Legal Problems pp.477-532，481.
[33] In this respect，see the Declaration on the Importance and Value of Universal Museums and the commentaries by C.K.Knox，‘They’ve Lost Their Marbles：2002 Universal Museums’Declaration，the Elgin Marbles and the Future of the Repatriation Movement’（2005-6）Vol.29 Suffolk Transnational Law Review pp.315-36；and K.Opoku，‘Declaration on the Importance and Value of Universal Museums：singular Failure of an Arrogant Imperialist Project’， Modern Ghana ，27 January 2013，＜http：//www.modernghana.com/news/441891/1/declaration-on-the-importanceand-value-of-univers.html＞，accessed 15 September 2013.
[34] K.Fitz Gibbon，‘The Elgin Marbles：A Summary’，in：K.Fitz Gibbon（ed.）， Who Owns the Past ？： Cultural Policy ，Cultural Property ，and the La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5），pp.109-21，119.
[35] 至少在一些大陆法系统（例如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中，这种限制的原因在于博物馆藏品属于不可告人的领域公众。相比之下，在英格兰，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泰特美术馆和国家美术馆受到特定立法行为所规定的禁止处置。B.Schönenberger， The Restitution of Cultural Assets ，（Berne：Stämpfli，2009），p.161.
[36] P.Cohen，‘Museums Faulted on Restitution of Nazi-Looted Art’， The New York Times ，30 June 2013.
[37] The Detroit Institute of Arts v .Claude George Ullin （E.D.Mich.2007）and T he Toledo Museum of Art v .Claude George Ullin （477 F.Supp.2d 802）.
[38] See A.Feuer，‘A Lawsuit Will Determine the Fate of2 Picassos’， The New York Times ，18 December 2007 .
[39] P.Marks，‘The Ethics of Art Dealing’（1998）Vol.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 pp.116-27.
[40] E.A.Posner，‘The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Some Skeptical Observations’（2007）Vol.8 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pp.213-33，229-230.
[41] 在美国，有影响力的艺术品交易商社区已经多次反对向外国提供越来越多的援助。在续签美国-塞浦路斯协议时，将古钱币列入指定的考古材料清单，引起了硬币交易商和收藏家群体的强烈反对。2007年，古钱币收藏家协会向美国国务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开有关意大利、中国和塞浦路斯进口限制请求的文件。他们声称这些请求的处理方式存在违规行为（ Ancient Coin Collectors Guild v .US Department of State ，No.1：2007 Civ.02074，D.D.C.2007 filed Nov.15，2007）。同样，自2006年以来，艺术品交易商的游说延迟了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要求美国限制进口1911年之前生产的中国古物和民族特色物品的行动。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was concluded on 14 January 2009.J.Kahn，‘Coin Collectors Sue US State Department Over Import Rules’， The New York Times ，17 November 2007.
[42] P.Gerstenblith，‘Controlling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in Antiquities：Reducing the Harm，Preserving the Past’（2007-2008）Vol.8 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pp.169-95，192.
[43] United States v .Schultz ，178 F.Supp.2d 445（S.D.N.Y.3 January 2002）， aff ’d ，333 F.3d 393（2nd Cir.（NY）10 June 2003）.
[44] P.Watson and C.Todeschini， The Medici Conspiracy （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6），p.26.
[45] The Republic of Croatia and Others v .The Trustee of the Marques of Northampton （203 A.D.2d 167）. Sevso 这个名字指的是其中一件作品上刻有罗马所有者的名字。在另一个案例中，巴尔的摩艺术博物馆拒绝购买 Kandisky 画作，因为有证据表明纳粹分子偷了它。但巴塞尔艺术品经销商恩斯特·贝耶勒（Ernst Beyeler）对于购买这幅画并拒绝原主人继承人的归还要求毫无顾忌。M.-A.Renold，‘Stolen Art：The Ubiquitous Question of Good Faith’，in：International Bureau of the PermanentCourt of Arbitration（ed.）， Resolu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Disputes （The Hague：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4），pp.251-63，260.
[46] See＜http：//icom.museum/the-vision/code-of-ethics＞，accessed 15 July 2013.See also Carman， Against Cultural Property ，25（n 52）.
[47] J.A.R.Nafziger，R.K.Paterson and A.D.Renteln， Cultural Law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and Indigenou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208.
[48] Nafziger，Paterson and Renteln， Cultural Law ，p.209（n 198）.
[49] O.C.Pell，‘Using Arbitral Tribunals to Resolve Disputes Relating to Holocaust-Looted Art’，in：International Bureau of the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ed.）， Resolu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Disputes ，pp.307-26，315（n 194）.
[50] N.Palmer，‘Memory and Morality：Museum Policy and Holocaust Cultural Assets’（2001）Vol.6 Art Antiquity and Law pp.259-92，291.
[51] Carman， Against Cultural Property ，p.74（n 52）.
[52] 申请人关于梵高绘画与意大利之间缺乏真正联系的论点并未给法院留下深刻印象。意大利政府认为有必要在公共利益的基础上获得这幅画，即意大利博物馆缺乏梵高画作。 Beyeler ，para.84（n 204）.
[53] A similar case was decided in France： Agent Judiciare Du Tresor v .Walter ，Cour de Cassation ，29 February 1996，JCP 1996，II，22672.For an analysis see T.P.Ramier，‘Agent Judiciaire du Trésor v.Walter；Fait du Prince and a King's Ransom’（1997）Vol.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 pp.337-42.
[54] M.?hrén，‘Protecting Peoples’Cultural Rights：A Question of Properly Understanding the Notion of States and Nations？’，in：Francioni and Scheinin（eds）， Cultural Human Rights ，pp.91-118（n 60）.
[55] P.-T.Stoll and A.von Hahn，‘Indigenous Peoples，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Indigenous Resources in International Law’，in：S.von Lewinski（ed.）， Indigenous Heritag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 Hague：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4），pp.5-43，14-16.
[56] See，e.g.the IACtHR judgment Yakye Axa Indigenous Community v .Paraguay ，17 June 2005，Series C No.125，para.157（c）.
[57] F.Francioni，‘Reparation for Indigenous Peoples：Is International Law Ready to Ensure Redress for Historical Injustices？’，in：Lenzerini（ed.）， Reparations for Indigenous Peoples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pp.28-45（n 73）.
[58] F Francioni，‘Reparation for Indigenous Peoples’，28（n 210）. Nulyarimma v .Thompson 和Buzzacott v .Hill （Federal Court of Australia，1 September 1999，39 ILM 20（2000）），一起被审判，这两例案件有关政府部长、议会成员和英联邦已经或打算将土著居民作为种族或种族群体进行根除的指控。特别是，Nulyarimma诉Thompson一案中的上诉人声称，1998年的土著产权修正案等于种族灭绝，因为它严重限制了土著澳大利亚人的土地所有权、生计和精神健康。四名申请人前往堪培拉的一名地方法官发出逮捕实施种族灭绝罪的总理、副总理、参议员和众议院议员的逮捕令。地方法官拒绝签发申诉。Buzzacott v.Hill案件涉及一项罢工诉讼的动议，其代表阿拉伯纳人对英联邦、外交和贸易部长以及环境部长提起诉讼，因为他们拒绝将阿拉伯纳人民的传统土地列入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单。他们声称这种行为构成种族灭绝罪。他们的论点是，由此产生的采矿和相关活动将威胁到土著人民的传统生活方式。他们通过进行世界遗产申请寻求强制政府保护土地的命令。法院承认种族灭绝罪是国际法的强制性规范，澳大利亚是《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1948年12月9日，78 UNTS 277）的缔约国，但最终驳回了这些指控。因为澳大利亚没有通过立法将种族灭绝定义为国内法下的刑事犯罪。
[59] Carman， Against Cultural Property ，p.76（n 52）.
[60] Vrdoljak， International Law ，p.302（n 126）.
[61] T.A.Mensah，‘Using Judicial Bodi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and Enforcement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in：Buffard et al.（eds）， International Law ，pp.797-816，806（n 139）.
[62] 术语“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用于描述不是诉讼当事人但对该主题事项有浓厚兴趣的个人或实体。E.Savarese Savarese，‘ Amicus Curiae Participation in Investor-State Arbitral Proceedings’（2007）Vol.17 Ital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pp.99-121.请愿人提交“法庭之友”简报的程序权利已被确认为由于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而产生，例如：在Art.6 ECHR或Art.14 ICCPR中。See Aguas del Tunari S .A .v .Republic of Bolivia ，ICSID Case No.ARB/02/3，NGO Petition to Participate as Amici Curiae，29 August 2002，paras 47-48.
[63] Associazione nazionale Italia Nostra Onlus v .Ministero per i beni e le attività culturali et al .， Tribunale Amministrativo Regionale （TAR） del Lazio （Sez .II-quarter ），No.3518，28 February 2007， Guida al diritto-Il Sole 24 Ore ，2007，No.21，91-9.Decision confirmed in appeal（ Consiglio di Stato ，No.3154，23 June 2008）.For a comment see A.Chechi，‘The Return of Cultural Objects Removed in Times of Colonial Domina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The Case of the Venus of Cyrene’（2008）Vol.18 Ital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pp.159-81.
[64] The Statute of the Associazione Italia Nostra was approved with decree of the Ministry of Cultural Heritage of 19 October 1999.
[65] See also the case Association action culturelle v .le Ministre de la culture et de la communication ，Tribunal administratifde Paris ，No.0701946，18 December 2009.在这里，为了归还珍贵的手稿，法庭承认韩国协会合法地在法国法院采取行动。
[66] S.Theurich，‘Designing Tailored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The Experience of WIPO’，in：J.De Werra（ed.）， Resolu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sputes （Geneva：Schulthess，2010），pp.175-93；and A.Chechi，‘New Rules and Procedure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he Settle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Disputes：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roblems and Prospects’，in：F.Lenzerini and A.F.Vrdoljak（eds） International Law for Common Goods ：Normative Perspectives on Human Rights ，Culture and Nature （Oxford：Hart Publishing，forthcoming）.
[67] Case No.ARB/84/3，para.154.For a comment see P.J.O’Keefe，‘Foreign Investment and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1994）Vol.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 pp.259-66.
[68] Australia's Commitments ：Protecting Kakadu .Progress Report to the Bureau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mmittee （15 April 2000），issued by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as a result of the Decision of the 3rd Extraordinary Session of the WHC Committee of 12 July 1999.
[69] Malaysian Historical Salvors SDN ，BHD v .The Government of Malaysia ，Case No.ARB/05/10，Award on Jurisdiction of 17 May 2007.
[70] Malaysian Historical Salvors SDN ，BHD v .The Government of Malaysia ，Case No.ARB/05/10，Decision on the Application for Annulment of 16 April 2009，para.1.
[71] On this relationship see V.Vadi，‘Culture，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The Linkagebetween Investment Rules and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in：Borelli and Lenzerini（eds），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Rights ，Cultural Diversity ，pp.413-34（n 50）.
[72] C.Renfrew，‘Collectors Are the Real Looters’（1993）Vol.46 Archaeology pp.16-17.
[73] Gillman， The Idea ，p.70（n 45）.
[74] See E.Hoxhaj，‘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The Right of Stones and Monuments”’，in：E.R.Micewski and G.Sladek（eds），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the Event of Armed Conflict-A Challenge in Peace Support Operations （Vienna：Austrian Military Printing Press，2002），pp.46-8.
[75] Y.Hamilakis，‘Responses’（2007）Vol.1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 pp.160-2.
[76] 1978年，Zuni领导人要求遣返他们的战神，理由是：（1）没有人有权将这些战神从他们的神社中移走；（2）被移除的战神被视为被盗或非法移除；（3）战争之神需要在正在进行的Zuni宗教中回到适当的位置。到1995年，美国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归还了大约80名战神。See Gillman， The Idea ，p.70（n 45）.
[77] Milirrpum v .Nabalco Pty .Ltd （1971）17 FLR 141，cited in Prott and O’Keefe，‘“Cultural Heritage”or“Cultural Property”？’，p.310（n 24）.
[78] J.H.Merryman，‘The Nation and the Object’（1994）Vol.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 pp.61-76，64-5.
[79] J.Greenfield， The Return of Cultural Treasure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p.386.
[80] 1976年RMCA归还的许多物品随后因主席离开引起的政治动荡而被盗，Mobutu.G.Gryseels，‘Assuming Our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Present’（2004）No.1 ICOM News p.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