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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年出土于陕西的周初青铜器“何尊”，其铭文上出现了“宅兹中国”四字，但在商周之际，“中国”这个词曾用“华夏”来代称。何谓华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有礼仪之大，故称夏。”章服就是服装，即有服装的美丽、华丽，“华”这个词的意思，到现在也一直在沿用。之所以当时讲服装的美丽，是因为当时华夏民族与其周围的族群是分别用“华”和“夷”的概念来表述的。“夷”是夷狄，指少数民族族群。《论语》中孔子就说过：“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思是，如果没有齐国的管子，恐怕我们也要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开。所以说，服装不仅是用来遮羞的一种简单的工具，也代表一种文化。中华民国早期同盟会成员、著名书法家于右任自称，“右衽”就是和“左衽”反其道而行之，表明他对中国文化的坚持。何谓“夏”？在文献里是指礼仪的问题，“有礼仪之大，故称夏”。但是这里的“礼仪”并不仅仅指礼貌的概念。孔子从制度上强调礼仪，所以有人问什么是礼仪，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为礼仪。“礼仪”在过去被当作一种封建的制度，每一个阶级的人在各自的位置上都要负责任，不可为所欲为。在日常生活中也要讲“礼”，中国自古以来喝酒、游戏、行走都有礼仪，所以我们才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华夏”代表一种文化的概念。在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四夷”是早期的华夏族人对周边民族的称呼。东有东夷，西有西戎，南有南蛮，北有北狄。这是中国最早“四夷”的概念，它不是简单的地理表达。《战国策·赵策》中描述：“中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中国在古代是农业文明最发达的国家，且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的清代，也就是说在西方工业革命前，中国已经非常富有了。又说：“圣贤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中国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也倡导礼仪诗书教化。新的农业生产技术不断使用，“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在那时远方族群可以来中国参观学习，因为中国有适合各族群发展的文化、生产技术。这可以看出，“中国”被视为“先进”文化和文明的代表。“中国”这个概念在汉代也在使用。如汉代蜀地织锦护臂上有八个汉隶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是 1995 年 10 月在新疆和田尼雅河流域考古时，在一具保存完好的汉代古墓的绣片上发现的非常精美的织锦。这大概是中国古代讨伐古羌族占星预测的一种表述。到了宋代，辽金攻打中原地区。宋代著名学者石介（徂徕先生）的文章《中国论》，在论中国与夷狄的关系时表达过如下观点：当你还在住洞穴的时候，中国已有了建筑；当你还穿皮毛的时候，中国已有了服装；当你还没有文字时，中国已有了文字记载历史。如果你来学习，我来教你；如果你不来学习，我们各自为安、互不相扰。可见，宋代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1988 年，笔者曾与一位美国的犹太籍学者讨论了一个问题。笔者问他是否了解古代中国，他说不了解。笔者又问他是否了解“二战”时犹太人来中国的历史？他说他知道“二战”时一部分犹太人受到法西斯迫害，从当时的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来到中国上海，得到了中国人的接纳和款待；他说还知道，有一年春节海外犹太人组建感恩团参观访华，回想父辈的居住经历，对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感谢。其实他不知道的是犹太人早在宋代之前就已来到中国，河南开封现在还有犹太人的后裔存在，由此可以看出那时中国就是一个开放的国家了。大量的文献记载表明，中原地区与周边族群都有来往，中国与周边族群一直是睦邻友好的关系。尽管文化、经济、军事都领先于对方，却也没有采取侵害、掠夺等霸权行为。有一部美国电影叫《与狼共舞》，讲述了欧洲移民到美洲大陆开拓疆土，对大量的原著民进行屠杀的历史，这一情形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说，中国几千年来与周边民族都处于不断融合的过程中，中国领土的扩大依靠的不是战争与武力，而是文化认同和共同的归属。
第一个要明确的是，“传统”和“现代”这两个概念，不是简单的时间上的概念。“传统”并不专指过去，“现代”也并不专指当下。从文化意义上讲，我们就是在传统中生存，传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现在。
其实，现在我们对中国历史文化及世界其他国家文化还不是很了解，我们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没有建立一个充分的文化联系。现在出过国的中国人可以说，对美国、英国的了解要比对自己国家的了解还要多。如果说在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里，第一个十年是“中国加工”，出口的大都是初级加工产品；第二个十年是“中国制造”，我们出口的产品已经有了技术含量，并且占据了一定的地位；第三个十年应该是“中国智慧”，我国的产品在西方很流行，但是西方还是不了解我们。我们也不了解自己，我们没有做到在文化产品流向世界并占有重要地位时，赋予其文化附加值。在我们国家强大的同时，与其他国家也有冲突。当我们在国际舞台上说出“中国是和平崛起，永不称霸”，并且这是我们发自内心的誓言时，却得不到其他西方国家的理解，反而受到质疑。如果中国政府的表态不足以证明中国是和平崛起的话，那么中国的文明历史可以证明。比如，强大的宋代和周边族群的友好相处。晚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代表人物康有为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作了一个概括：“中国能礼仪则中国之”，即中国能够坚守自周代以来的礼仪文化就是中国；“中国不能礼仪则夷狄之”，即中国如果不能坚持，就会沦为落后的夷狄族群；第三句话非常重要，“夷狄能礼仪则中国之”，即落后的族群理解了中国文化，那么他们就是中国。历史赋予“中国”两个字这么丰富的内容，可是我们并没有理解。一个民族无论如何都无法脱离自己历史上与其他族群相互融合的历程，所以说，立足于传统文化的决策才会更清醒、更明智。
1935 年，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讲了一段非常著名的话：纵观中国三千多年的历史，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就是在我们大胆地向外来民族学习的同时，不要忘记我们民族的本位文化。我把这段话概括为“返本开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 2013 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就明确指出，我们必须要承认其他国家的政治文化选择，必须要学习一些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的经验。如果我们有自己的民族文化、有这个根，就不会惧怕外来文化。
笔者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教书，教了一大批外国留学生，所教的学生都对中国有感情。2014 年，笔者带着学生去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总统也是笔者教过的学生。他们接受的就是我们三千多年的光辉历史，就是中国文化在这三千多年里给人类社会提供的文明，而我们好多人却不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所以我们就会理解，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批评“去中国化”的问题。数十年来，我们十几亿人对自己的历史文化没有足够了解，我觉得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毛泽东时代解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问题，邓小平时代解决了国家与人民发展的问题。现在，要特别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和价值，要理解过去，理解传统和现在；传统无时无刻不影响着我们。
中国有句古话叫“仁者寿”。“仁者”就是有德的人，所以“仁者寿”可以理解为：有德的人就会长寿。“德”在中国文化中有两个解释，即小德和大德。其实《大学》里讲得很清楚，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完成后要齐家，齐家完成后要治国，治国完成后要平天下，所以小德就是修身、齐家，大德就是治国、平天下。因此，人到了一定的时候，要有民族社会的担当精神，这是大事。无德的人没有声誉，无德之人也没有命，很快就死掉了。所以孔子说“富润屋”“德润身”，老子说“以德延年”。如果要延长生命，就要依靠道德修养，这个德是自我修身的小德和民族社会国家担当的大德。
清代学者方苞，桐城派散文创始人，是这样解释“仁者寿”的：他说“气之温和者寿”——脾气温和的人长寿；“质之慈良者寿”——对他人的关心关爱是发自本心的，这个人会长寿；“量之宽宏者寿”——宽宏就是宽容，既可以宽容朋友，也可以宽容一个不大喜欢的人，有这样的度量就会长寿；“言之简默者寿”——人与人之间经常会因为一些小事争来争去，语言不能把自己想的东西清楚地表达给对方，再加上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生活背景、知识结构不一样，常常斗气，气则伤身，反之则有益长寿。所以说，“气之温和者寿，质之慈良者寿，量之宽容者寿，言之简默者寿，故仁者寿。”他对“仁者寿”、对养生的论述非常有道理。
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老同志，70%以上的故去者，寿命都在 85 岁以上。在中国文化书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80 岁才可以过寿，如果活不到 80 岁就算“夭折”。每位老先生身体都非常好，没有太多的不良嗜好。比如杨宪益先生，他每天抽烟三包，喝酒不能少于半斤，95 岁过世。这些老先生之所以长寿，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是仁者，他们不去想个人问题，更多的是在想民族、社会和国家的问题。孔子说“仁者寿”是非常正确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历史文化和今天不可能没有关系。“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这都与中国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有紧密的联系。
老子说“以德延年”，同时又说“死而不亡者寿”，但这个“死而不亡”很难理解。魏晋时期的经学家王弼注解说：“亡者忘矣，其道犹存。”“亡”是“忘”的通假字，中国文化里的一个可以借代的词，“亡”不是死亡的“亡”，是忘记的“忘”。所以老子这句话的意思是，死而不忘者寿。人虽然死了，没被忘记，所以长寿。我们很少用到这个词，其实用今天的说法叫作永垂不朽。
春秋时代有“三不朽”的说法——三种东西不会腐朽，第一个是立德，第二个是立功，第三个是立言。这三种“立”不会随着生命的消亡而消亡，因为“其道犹存”。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道”。“道”字的本义就是道路，可是在老子那里就不是道路的“道”了，而指万物存在的根本，“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另外一个词，就是器，器物的“器”。“道”和“器”这两个词最早是在《易经·系辞》里出现的。“形而上者谓之道”，有形上的东西就是道，有形上的东西就是无，“无”并不是现代汉语里空无的意思。这个“无”是没法用具体语言来表述的、万物存在的根本，无处不在。庄子说，“道”在草稗、瓦砾中，看不到，却是万物存在的根本。“形而下者谓之器”，器就是有形的东西。茶杯，就是有形的东西，可以用语言来描述；扩音器，里面有个芯片，把声音放大传给别人听到，可以用语言表述。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是“道在器中，以道御器”。既然古时不能用语言表述，那现代能不能尽量地表述出“道”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四个概念：境界、规律、次序、道德。这四个词大概能把“道”所蕴含的意思表达出来。
在日本，“道”字是经常会用到的一个字。在日本的生活环境中，有很多“道”，比如我们所说的茶艺，他们称为茶道；我们所说的书法，他们称为书道；还有插花叫花道、两个人摔跤叫柔道等。人能够在具体的活动中提升境界、锻炼意志，所以叫作道。
中国古代的军事学著作里，《孙子兵法》一书就提到了“道”的概念。《孙子兵法》在开篇就讲，“兵者，国之大事”，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关乎百姓的死亡问题，关乎国家的存亡问题。《孙子兵法》随后就讲“一曰道”，“道”是什么？孙子说，“道”是“令民与上同意也”，比如说打仗，必须让百姓同意，而百姓凭什么要同意呢？统治者要做到“善附民也”，就是要把好的东西带给百姓，所以百姓会去打仗，会去抗击外敌的侵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中国文化传统在当前的意义和价值，我们要领悟这些讲话的深意。我们一般认为，传统的属于过去，就是糟粕，现在的东西就是进步的。其实没那么简单，如果我们不讲礼仪传统，对一些概念的理解就不对了。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面，十二个概念，二十四个字。
管子也提出过社会核心价值观念，就四个字：“礼义廉耻”。
“礼”是秩序，一个国家必须强调秩序，要讲礼仪、廉耻，要讲制度、社稷。“义”就是正义，做人要守着义的原则，不可以苟全，无限地去追求利。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并非完全不要利。《论语·述而》中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则从吾所好”。假使财富合乎于道，就是替人拿马鞭跟在后面跑也愿意去做；如果不合于道，那我还是做我喜欢的事吧。你看，这是有利益追求的。所以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意思是，富裕和显贵是人人都想得到的，但不用正当的方法得到它，就无法享受；贫穷与低贱是人人都厌恶的，但不用正确的方法摆脱它，就无法摆脱。君子如果离开了仁德，又怎么能叫君子呢？这也是《易经》中所说的“以义取利，不谓之利，而谓之义”。所以，我们在讲这个概念的时候就会强调，在义和利、名和利的关系当中，儒家并不是要放弃利。“礼义廉耻”中的这个“义”，讲的是要遵守社会秩序。
“廉”就是廉洁，“耻”就是知耻。在传统社会的蒙学教育里，刚开始就要学习这四个字——“礼义廉耻”。其实幼儿教育不要讲那么多概念，幼儿教育就是蒙学教育，从小开始，要知道打扫房间、洒扫庭院，要有长幼之分，长大了才有集体、社会、国家的观念。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说四维当中有一要，这一要就是“知耻”，如果不知耻，礼、义、廉也建立不起来。所以说，何以鉴定一个国家？古人说的话并非没有道理。不能说从前的就都是错的，现在的就都是正确的。
要解决我们的立场、观念和方法的问题，就必须回到传统文化中。传统社会与古代社会所讨论的问题，虽然是给当时的统治阶级作参考的，但是过了几千年，老子、孔子、墨子、庄子等先贤的话对现在也有启发意义。所以，我们怎么可以把老祖宗丢掉呢？对过去，不是不能批评，但不能全盘推倒重来。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
企业要有社会责任。我们要把企业做大做强，同时也不要忘了老子的话，如“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子还说“上善若水”，水为什么好，因为它柔弱，柔弱为什么好，因为柔弱胜刚强。大并非不好，大而壮，壮而强，但容易因此忽视小而精。老子说，“物壮则老”，大而壮，壮而强，强而死。我们不需要把所有的企业做得那么大，小的也可以在行业里成为标杆。从这个角度讲，老子的思维方式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三千多年的历史文化积累、历史传统积淀，有没有错误？当然有，但我们能不能换一个立场、换一个观念尽力去理解自己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呢？它虽然是有错误的，但把自己的历史全部推翻也是不可取的。我们今天要回到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去，改变过去的说法，解决我们的立场、观念和方法问题。具体应该怎样做呢？
第一个问题，立场观念。要从历史语境中解读先贤经典。古代历史文化通过文字继承下来形成文献，结成文字的时候，当时的历史背景被文字掩盖了。这时，需要先提到一个稍微学术化的概念，就是语境——语言的环境、语言的背景。如果我们不了解语境，就会在某些问题上产生错误的理解。比如《论语》中说：“子曰：‘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从古至今，大家都认为孔子是很伟大的人物，可却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们去查阅孔子的《论语》，或者关于孔子语言的记录，发现孔子家眷里面并无有违淑德的人。《论语》并不是孔子写的，“子曰”的意思是孔子说，实际上是孔子过世以后，弟子回忆老夫子曾经说过什么话，再把它记载下来的。几百年、几千年之后的人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疑问，是因为人们不了解当时谈话的内容，只看得到文字。子曰：“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小人就是无德之人，社会地位比较低下的人；女子就是女人，难养就是不好相处。小人很难相处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和无德之人相处，他转身就会对你造谣诽谤。而和女子很难相处，这符合逻辑吗？孔子的妈妈不是女人吗？孔子会对别人说和妈妈很难相处吗？显然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原因就是我们不知道这句话后面的背景。我们假设可以逻辑重建，是有人给孔子说小人就是王某人，他很难相处，当面表扬，背后造谣。这个女子肯定也不是抽象的女人概念，假设是特定的一个女人，我们称她为张氏，是这个人很难相处。为什么呢？后面的话可以作为理由：“近则不逊”，离她近了她不守规矩。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恋爱了或者结婚了，那么他们两人的关系自然不需要按照古代好女人的标准来要求。在中国古代，女人讲究女容，笑不露齿，坐要端庄，走路不可以跑，不能和男子勾肩搭背，要在男子后面漫步。这样的生活方式多没有情趣！所以女孩子说点俏皮话，“骂骂”男人，掐一下，打一下，也都是正常的。“近则不逊，远之则怨。”离得近了，女孩子会说你不尊重她；离开她，她会生气。孔子并没有恶意地去嘲笑中国妇女。没有了相应的语境概念，孔子便背上了中国封建社会对妇女礼教压迫这个始作俑者的黑锅。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看，这句话的本意不是迫害妇女，可是孔子为什么要背负这个罪名呢？这是因为孔子的身份变了。孔子说这句话的时候，还是一介布衣，而到了汉代就是至圣先师，后来地位越来越高，成了一个“不戴帽子”的皇帝。人们认为孔圣人说的话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其实是统治阶级利用孔子为自己服务。对统治阶级批判最严重的要数孟子。孟子是中国文化史中最令人敬仰的学者之一。用现在的话说，孟子就是个骂人的“机器”。他与君王谈话，从第二句就开始骂，代表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种风度。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转变立场和观点去看一看，其实还是有很多传统的东西，对近代有很大帮助，因此不要把它们都当成糟粕全部丢掉。
第二个问题，历史怎么看。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是正确的，但在教育过程中不要将它变成虚话或空话。讨论问题看问题，要注意它的背景，把语言产生的背景去掉了，就会有错误的理解产生。
当我们不了解语境的时候，会对语言产生错误的理解，这个错误的理解也是在历史过程中发生的。孔子讲小人与女子难养也，所以在封建社会后期，尤其是宋代以后，中国封建礼教对妇女进行了残酷的压迫。孔子本意不是这样的，可是在历史当中孔子应该担当这个责任，中国妇女的遭遇确实跟孔子有关系。
第三个问题，政治批判不能取代理论批判。从“五四”以来到现在，我们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就是把两种批判（一个叫政治批判，一个叫理论批判）当成了一种批判。理论批判是对理论进行深入分析，即每一个理论论证的材料充分不充分、可靠不可靠，假如这个理论大概有四个论据（ABCD），这四个论据之间是不是一个逻辑的组合？如果论据A和论据B错了，那我们就可以说这个理论错了。比如“文化”这个概念，在西方人类学中有 163 个定义。笔者有一个朋友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委员会的理事，他说文化的定义不止 163个，起码有 200 个。为什么文化的定义这么复杂？文化的概念，要从内涵和外延来解释。美国的辞典说，文化是人类参与自然界、改造自然界的经济生活以及他们的宗教习俗、服饰语言与若干代人遗留下来的习惯的总和。龙应台做了台北市文化局长，有一天，她收到了议员咨询，问她什么叫文化？她说文化其实很简单，就是女人出门的时候男人去给她拉门扣；就是你在路上看到了一个盲人，你去搀扶他过马路。什么叫文化？就是有约束的自由，文化就在我们的日常行为之中。换个角度来讲，文化有结构，文化的外层是物质文化，就像近代以来中国 3000 多年的文化遇到了西方的工业化文明，我们败下阵来。洋务运动搞了 30 多年，当时的清王朝面对欧洲文化的大量涌入，没能及时学习。第二个层面，文化是制度文化。晚清时期，我们的南洋水师、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败给了日本，问题出在哪里？日本完成了明治维新，我们就来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没有成功，就建立了北京大学。但接着，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陷入了更深的苦难当中。后来，五四运动发生了。所以文化的概念可以这样理解，假如外面一层是物质文化，第二层是制度文化，那么第三层的核心问题则是思维方法、价值观念、宗教习俗、社会意识等。如果从这样的意义上讲，物质文化，古代有鸿雁传书，“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一颗报平安的心比黄金还珍贵。现在，每个人都有一部手机，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要发个信息，20 秒解决问题。现在的物质文化比过去确实先进了很多，可是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特别是审美意识就不能够用先进或落伍来衡量了。我不喜欢意大利帕瓦罗蒂的男高音，就喜欢中国龚琳娜唱的奇怪的歌曲；我不喜欢《天鹅湖》，就喜欢杨丽萍的原生态，能说我没文化吗？过去的说法是有缺陷的，受文化心理学概念的影响。如果放在文化的层面上考虑，那说法就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中国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概念正确与否，概念组成的命题正确与否，命题和其他命题之间是否冲突，这个分析讨论叫理性平台或者讨论平台。
还有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问题。对于西方“三权分立”的概念，如果换个角度来看，权力需要制约，没有制约的权力会腐败，绝对的权力会产生绝对的腐败，这没有错误，只是在制度的选择上有些差异性。对我们而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也可以吸收借鉴西方政体下好的、合理的经验模式。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 年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强调：“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因此，我们要理解尊重其他国家的政治文化选择，不要用“两分法”去考虑问题，不能只顾及政治批判而忽视理论批判。
从“五四”到今天，我们对于文化的理解谈不上有太大进步，甚至同五四运动时期那些著名学者比起来，还有所不如。那些学者为什么强烈地批判传统文化？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的落后，他们希望当时的中国能够同西方并肩站在一起。他们是真的不理解中国传统吗？不是，他们是希望用一个新的面孔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当这个国家平稳过渡到强盛时期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管理这些传统。这是当时“五四”领导者的想法。这个想法随着中国革命越来越激烈，一直延续到了“文化大革命”，迫使我们要把所有的传统都丢掉，要换一个全新的面孔，甚至脱胎换骨。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必须回到理性的批判，来看历史文化中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例如，宋代以大学者朱熹为首完成了中国文化的一次转型。那时的文化把佛教、道教吸收进来，可是文化的主体还是儒家。所以说，宋代时中国文化是三教合一的文化。
所以说，我们不能满足于单纯的政治批判，如果没有理论批判，即使政治批判是正确的，你也会把这个东西搅得模糊，把某些传统当成糟粕。如果用理论的批判，那么糟粕也可能变成精华。对于我们摆脱不了的，我们不能弃之不顾，因为即使不顾，它也依然影响着你。如果用理论的方法去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就会发现很多东西政治上是错的，但是理论上没有错。要回到理论的批判，这不是一句空话，需要深入理解和不断学习。
如何理解“存天理，灭人欲”？朱熹说过一段话，告诉人们要“存天理，灭人欲”。宋明理学经过了宋代的 300 多年、元代的 90 多年，到了明代又是 270 多年，到了清代又是 200 多年，加起来近 1000 年，这个文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后来，清代哲学家戴震批判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纯属以理杀人，这个批评非常深刻，朱熹的思想也确实对后世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汉族女人裹小脚就是从宋代开始的，因为从宋代开始，男人就有喜欢看女人小脚——三寸金莲——的陋习。戴震批判以理杀人，他的说法影响了鲁迅先生。鲁迅看了戴震的书，他对中国文化的批评就更加激烈。鲁迅只有一篇文章是表彰国民性的，就是《且介亭杂文》中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文章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人的脊梁。”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我们可以看到，“从以理杀人”到“吃人”，封建社会后期特别是清代以后，一些先进人士批评儒家，都是从这个角度批判的。不能说这个批判是错的，但这个批判只是政治批判，是在批评这个理论产生的社会影响，要清理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情况，这个批判是正确的。但它是政治的，它不是理论的批判。理论批判是要分析朱熹的话，原来的意思是什么，他要表达什么东西——必须要回到这个点。我们看朱熹说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句话。“饮”是喝水，“食”是吃东西，“男女”是到了一定年龄要结婚。因为中国是宗法血缘的社会，“人之大欲存焉”就是人的最大任务，即是天理，这个“人之大欲”就是天理。那为什么要“存天理，灭人欲”？这个理论上是矛盾的、是错的。还有一句话，“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过度追求欲望那是人欲。第二句话对前一句话作了修整。前一句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天理，怎么理解？中国的“天”可以理解为天神，在商和周时就有这个概念出现。商代从成汤建立到纣王灭亡一共约 500 年。纣王不理朝政，天天肉林酒池，所以文王、武王起兵讨伐他。商纣王为自己辩解，说我是上帝派来控制商王朝的，你有什么权力讨伐我！文王、武王起兵也不能没有理由，他说你是天派来的，可是你没有尽德保民，所以我要以德配天，要替天行道。所以“天”在商朝的第一概念就是神。经过文王、武王用革命的行为改造“天”，这个“天”就不是神了，这个“天”变成了道德的主体了。看《论语》《尚书》或者《老子》，都有“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话。老天爷没有亲疏之分，只要你有德，我就帮你。后来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天就不是神，是道德的主体了。这一改变确定了 3000 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没有给任何一个神留有位置。这件事发生在距今 3000 多年前的商周时代，所以中国历史上任何宗教都没有成为核心价值观。
为什么南北朝时期梁朝武帝成为历史上推崇佛教最疯狂的皇帝？佛教成为他唯一的追求，可是佛教却没有成为梁朝的国教？唐朝皇帝姓李，李渊、李世民父子从建唐开始就推崇道教，因为老子也姓李，他们自认为是老子的后代。后来武则天开始推崇佛教，从那时开始佛教就进入了鼎盛时期，有山就有庙，各地建了许多大庙，可是唐代也没有把佛教当成国教。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朝代决定佛教或者道教成为国教，为什么没有这个决定呢？就是刚才所讲到的，自从武王灭了商以后，就确定了任何宗教都不能成为中国的核心思想。虽然佛教存在于中国民间社会，但它的存在方式和西方社会的宗教存在方式完全不一样。中国民间存在的宗教都是功利化的，你不帮我，我就不相信你。佛教能帮我解决问题，我就信你；后来又不解决问题了，我就去道观里解决问题；再后来有人讲大树下面有一个洞，里面住着一个神，就去信那个。这完全是功利化的，和西方宗教完全不一样。西方宗教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价值观念，而宗教在中国是为我所用的。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宗教没办法成为核心价值观念。我们看到，现在党内也有不少丑陋的东西表现出来，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腐败分子崇信佛教？作为领导干部，并不懂得佛教的信条，却让佛变成你的一个保护神。我有很多信佛的朋友，我尊重他们的佛教信仰。他们说，你如果加入我们教，会增加我们的影响力。我说，我凭什么加入你的教？你有你的选择，我有我的选择，大家相安无事最好。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宗教能在中国社会传播，就是因为儒家的文化不排斥宗教。所以从唐宋时起，基督教、犹太教就已经传入中国了。到了明代，天竺教也传入中国了。读金庸小说《天龙八部》，各派宗教都在中国传播。可是中国有宗教战争吗？没有。以儒家为首的文化能够和宗教相融合，所以宗教在中国能够长久，它更多的是向下层老百姓传播，然后影响上层活动。但是，宗教没办法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的核心。
再来说说“天”的概念。第一个概念：“天”就是神。第二个概念：文王、武王觉得既然纣王不按照天德从事，所以宁愿替天行道，这里的“天”就是道德的主体。第三个概念：就是自然人。庄子有一段话，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牛马生而四足，是天然而成的；而给马戴上笼头，给牛鼻穿上孔，是违反自然的、人为的行为。所以他说的天，就是自然人的意思。“五四”时期，有一帮新女性成立了一个协会，叫“天足协会”。宋代时，小女孩四五岁就开始裹足，认为这样很漂亮，然后到十四五岁的时候嫁出去。“五四”时期不裹脚，叫天足，就是不能给小女孩裹脚，让脚自然地生长。这里的“天”也是自然人的意思。“存天理”的“天”就有这样三个概念。第一个是神，第二个是道德的主体，第三个就是自然人。如果理解了“天”的概念，就会理解“理”就是常规、常理、道理、伦理的概念。“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就是“天”，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东西，男女到了一定年纪要结婚，这就是人的欲望，这个欲望就是天理、自然人的需求。“要求美味，人欲也”，追求美味是人的正常需求。渴了有人倒茶，茶不好，给我倒最好的茶；请我吃饭，没有鲍鱼和鱼翅不够档次。人年龄大了要结婚，繁衍后代，这是天经地义的事，结完婚却有婚外其他不法行为，这都是过度欲望。求美味，这就是欲。朱熹说“存天理，灭人欲”的意思是要灭掉过度的欲望，那这个意思对吗？当然对了。宋代的这句话放到现在，也没有错误。
中国不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全世界的奢侈品却在中国卖得最好。我有一次去西班牙，西班牙最有名的奢侈品牌叫ZARA，设计很好，也不是很贵。我去那家店，店里只有一个中国人，中国人不到这个店买东西，因为太便宜。2013 年中国的消费总量全世界排名第一，有人还说这数字不真实。我看了统计，中国人的购买欲望太强了，追求新生活的欲望太强了。朱熹的话是有道理的，“存天理，灭人欲”，消费可以，但不要过度消费。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回到我们自己优秀的文化传统中，这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要从娃娃抓起。我们必须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有所了解。笔者对学生说：不要以为你用的名词是创造性的，其实这些名词在古代就有了，比如浮云、神马、达人，《论语》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以我们是没办法离开文化传统的。回到传统，去理解传统，很多传统经过我们的解构成为今天的印记。
在文化的学习中，改变思维方法是一个重要方面。国学是变化的哲学，学习中国文化能够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比方说，我们一直在讲“一分为二”，而马克思讲的对立统一规律叫“合二为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时任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说，在讲一分为二的同时要讲合二为一。他主张合二为一，后来在“文革”时期受到批判。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马克思在欧洲被称为三大重要社会学家之一，他的思想对今天的欧洲社会还有重要影响。这几年欧洲经济不好，欧洲好多人都在研究马克思的著作。2013 年，马克思的书在德国销量很好，他的理论至今受到关注。中国的文化传统能不能寻找一个思维方式，不只是简单一分为二地思考问题呢？敢于寻找一个“一分为三”的方法去思考问题，是庞朴先生最早提出的，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教授，也是笔者的导师。什么叫“一分为三”？这要和一个词联系到一起，就是“中庸”。1985 年，笔者在新加坡的时候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谈论“中庸”这个概念。过去对“中庸”的理解是错误的，在某些文章里对“中庸”的理解就是折中、调和。《论语》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庸是最高的德，比“仁义礼智信”这些概念还要高。所以，它首先是一种道德，同时还是思考问题的方法，这就确定了中国的思维方式相比西方走了不同的路线。中国讨论一个人的智慧是从德开始的，西方讨论一个人的智慧是从知识开始的，也就是说认识的客体和认识的外部事物是不一样的。认识的主体如何达到对认识的客体的认识，认识的来源是什么，认识的过程是什么，认识的真理问题，认识的标准问题，这些都是中西方两个不同的文化发展的不同路向。哲学不等同真理，不能用对和错来讨论；哲学就是一个人的思维方法、观念行为，不能说对和错。
“二元对立”的说法是受到苏联日丹诺夫的影响，他当时在苏联教育里讲，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史，唯物主义等于进步，唯心主义就是错误——他就给我们定了这么个调子。所以我们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就这样讲。哲学强调主体和客体，不强调什么对错。就是说，这是我的想法，你要认同就认同，不认同就反对。明代思想家、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强调主体意识的能动性：看深山里的花，我看的时候，它就在那里光鲜亮丽；我不看，它就寂寂无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心无外物，你愿意接受就接受，不愿意接受就不接受。唯心主义这个词可以翻译成唯心论，也可以翻译成理念论，也可以翻译成观念论——这都是唯心主义。王阳明讲的是心与物同体，物不能离开心而存在，心也不能离开物而存在，所以他说“心外无理”。一本书今日读一处，明日读一处，豁然开朗，就有知识了，这都是外在的。王阳明说，这是先知后行，他主张的是知行合一，不需要读几年《孝经》才回家孝敬父母。王阳明说知行合一，这都不是用对错来衡量的，这都是他本人的主张，不要把哲学当成真理性的东西。再回到之前，中国文学家强调知识和道德连在一起，所以人们读到《孙子兵法》第十三篇《用间》时，文章里面详细描写了五种间谍的作用，最后写了一句话：“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圣智是什么意思？是指有德的人。庄子给儒家概括了四个字——“内圣外王”，必须是有德的人才能称王，才能有治理国家的本领。这要求统治者必须有权威，更强调现在的管理者要有德。所以说，“中庸”这个词首先标示着一个人的道德水平，同时也是思考的前提，它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思考方法的问题。
“叩其两端而执中”，这是《论语》中的话。说“叩其两端”，这两端是指事物的形式、内容、原因、结果、本质、现象和性质完全极端对立的两个事物，研究这两端的时候要执中。这个“中”强调的是变通，所以前面加个词叫“执中”，即适时变化的意思，不是固定的两分法。“中”其实就是“三”，“三”就是第三个角度。在中国古代，三不是一二三的三，是多的意思。老子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执中无权”，在中国的话语里“权”是变的意思。执中不能不变，研究事物的两端要从第三个角度去思考。古代圣王舜，称他为圣王是因为他是一个大孝子。舜娶了一个老婆，没告诉父母，这是娶而不告。古代成家立业是大事，大孝子却不告诉父母，因为如果他把这件事告诉父母，父母就会不让他娶。这就形成了两端，一个是“娶而不告”，另一个是“告而不娶”。如果你在娶还是不娶这两端思考，就会纠结。按照叩其两端取其中的方法，能不能从第三个角度思考问题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什么是不孝有三？第一，尊亲。但中国文化的“老”是有条件的，如果为老不尊、为父不慈，那我就不孝了。在《孟子》里，皇帝和大臣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的：“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第二，弗辱。就是父母在世时我们不能违法乱纪，使父母蒙羞，这会让父母折寿。第三，能养。父母在世，我们努力工作，给父母买个大房子；父母过世了，我们选一个好的墓地把父母安葬。孔子的弟子问孔子，能养算孝吗？孔子说，如果能养算孝，那你和动物没太多差别，乌鸦还知道反哺老乌鸦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后才是最大的不孝，因此舜不再纠结告还是不告。从这里能够看出，不要简单地用两分法看问题，要叩其两端而从第三个角度思考。“执中无权”就是执意没有变化。在古代中国，男女授受不亲，作为一个男人不能随便触碰女人的身体，这是古代对女人最大的保护。既然这是一个大的原则，那么嫂溺该怎么办？是授受不亲呢，还是援之以手？权也。一定要权变，时间空间变了，要学会变化。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你的原则不可能在每一个时间空间都永恒适用。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说，我们两人研究的问题结论不重要，我们思考问题的方法，或许对后来人有一些影响。但不能用同样的方法解决不同的问题。马克思的一些论断，其中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对我们有指导、学习意义，但我们不能一成不变地把它们当成僵死的教条，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以为这是对马克思的尊重，其实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误解。
关于“一分为三”，我们可以谈两个例证。首先，《孙子兵法》中说：“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这是说没有让下属亲近，而仅仅依靠制度来处罚，罚之而不服，受罚者就算不说出来，心里也不痛快。这样的下属，用起来也不好用。还有一种“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是说下属已亲附，而只知奖不知罚，真用时也不会服从。这告诉我们两个问题：一是强调制度的管理，缺乏情感管理；一是强调情感的管理，缺乏制度管理。应该在制度管理上加强情感管理，在情感管理上一定要重视制度管理，情感、制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也是三，也是“一分为三”地看问题。春秋战国时期讲“政宽则民慢”，政策制定得太宽松，下面的人就会散漫。“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百姓怠慢了就要施行严厉的政策，政策严厉了就会伤害百姓的感情，然后就接着实行宽松的政策。所以换个角度看，应该宽中有严，严中有宽，以猛济宽，以宽济猛，宽猛相济。哲学并不强调正确性，哲学只是告诉我们一种思维方法，如果运用了这种思维方法，你就走向了自由广阔。
“和”与“同”。“和”是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元素，但太多人都理解错了，“和”不是和气、没有差异的意思。“和”强调的是多元化、多元性，而不是一致性。“礼之用，和为贵。”墨子的意见主张“尚同”。“同”是统一思想，统一意志，如此才可以管理社会、管理国家。墨子是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家，在某种意义上讲，墨子是中国侠文化的代表。
关于“和”与“同”之辩，有这样一个小故事。
齐国第四代王齐景公有一个喜欢的大臣叫梁丘据。景公问晏子，他和他喜欢的大臣是“和”的关系，还是“同”的关系呢？晏子说，他俩的关系是“同”而不是“和”。景公问，什么叫同，什么叫和。晏子说，“同”是因为您是大王，您说是，臣子就说是，您说否，臣子就说否，臣子永远与您保持一致；“和”就是您说得对，也允许臣子提反对意见，您说是，臣可以否定。《论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有这样的道德，有这样的胸怀，所以不同的人的话都可以听得进去。但是小人最喜欢吹捧，最不想听到他不想听到的，无论你怎样去说明一个问题，提出什么样的意见，他只想听到你吹捧他。今天我们讨论什么是道德智慧，什么叫小人，什么叫君子。其实道理很简单，广开言路，听得进意见的人就是君子，听到不同意见就生气的就是小人。所以说，“和”强调的是多样化、多元性，“同”强调的是同一性、同质性，这是非常重要的。儒家强调的多元化、多样性与我们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是一致的。但是，和谐社会并不是要统一思想、统一意识，和谐社会是要看三个不同的阶层——富裕的阶层、收入中等的阶层和贫困的阶层——看这三个不同的阶层怎样和谐共存。我们的制度制定必须考虑三个不同的阶层，分配也要考虑这三个阶层，这就是强调多元性、多样化。孔子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孔子也将这个道理讲清楚了。和谐社会讲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我内心的和谐。为什么这样讲？没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就没有多元化、多样性的社会，就不会有和谐社会。一个口号提出来，就必须加以历史文化的诠释，由此来教导民众。今天，我们认同和谐社会，是因为我们强调多元化、多样性。前提是我们必须建立健全法制，遵循一定的制度，也就是有约束的自由。
“以人为本”这个口号在中国提了很长时间，但中国文化对“人”的理解与西方是不同的。“以人为本”的观点最早是在《易经》里提到的：“天地人三才，人为贵。”人是最有价值的，中国文化强调人的价值。后来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人是天下最有价值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们在欧洲讲学或开会的时候，经常用这两个材料批驳西方学者。那时候，我们的人权报告刚发表，所以在西方引起了很多的质疑声。他们认为，中国人讲人权就是讲生存权，是吃饱肚子的权利，但西方讲的人权不是这个概念。为什么生存权就是人权？是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这么养成的。所以“人”在中国是一个类的概念、一个群的概念，而不是西方十六世纪文艺复兴以后的“人”的权利的概念，那时候人的权利是指个人而说的。“以人为本”在西方是“以个人为本”，在法律允许、没有明令禁止的情况下，那就是任何政党组织不得干预个人的空间。这正是法国文艺复兴中最有名的一句话：“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句话，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所以，西方讲的“人”是个人，而在我国讲的是集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句话叫“杀盗非杀人”，也就是说杀强盗不是杀人。在这一点上，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是有差别的，这方面我们也应该向西方学习。我们今天讲“以人为本”，并且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拥有私有财产的权利，用更多对生命的关爱来号召全体国民对他人生命的关爱与尊重。通过这样的口号，让我们知道要向西方学习，学会尊重他人的生命。这就是中国文化在当今时代向西方学习的一个进步表现。
另外，中国文化传统更多强调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集体主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了国家可以献出个人的生命。可是，爱人要先爱己，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生命都不关爱，他还会顾及别人的生命吗？庄子经常拿“尾生抱柱而死”的故事调侃儒家。尾生和女子约定好在桥下等候，他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结果雨越下越大，河水开始上涨。岸上老者让他上来，他也不肯，还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就算淹死，也不能上去。最后尾生被淹死了。尾生这种做法现在显然不会提倡。
“返本开新”，就是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地创新。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中华民族有着 5000 年绚烂多彩的文明，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同化，而是其他民族也接受了中国文化，共同构成了绚烂多彩的新的文化，中华文化的很多异族文化也由此产生。
如上，就是笔者阐述的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概括为“中国的智慧”。
首先要理解两个概念：一个是“道”；一个是“器”。这两个概念在《易经》当中这样定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既然说有形的上面就是“道”，那么“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器”，就是指具体的东西，也可以用“术”来直陈。何谓“术”？清代学者章学诚解释说：“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致诸用者也。”换言之，“术”就是理性认知的具体运用方法。“道”与“器”是什么关系呢？二者的关系是：“道在器中，以道御器。”这是中国哲学的根本思考方式。
《孙子兵法》流传下来，成为中国兵学的经典，就是因为它并非只讲具体的战术或谋略，而是集中了对战争本质的深刻反思，凝集了中国兵学思想的精粹。“道”在中国哲学里有多种说法，简要概括就是关于自然、社会、人所固有的因果性、规律性，由此比附为道德本体，以及人们超验的体悟境界。所以，中国文化中一直认为“道”是“本”，“术”是“末”；“道”是“体”，“术”是“用”。“术”不离“道”，不存在一个纯粹的独立的“术”。
今天企业界借鉴学习《孙子兵法》，只关注“谋略”“诈道”，而全然不解孙子在兵法中所强调的道德关怀和人本精神，那是把《孙子兵法》庸俗化了。《孙子兵法》一书共十三篇，约六千字，尽管关于道、境界、道德这一类词汇字数很少，但是却体现了《孙子兵法》的精髓和核心思想。这个问题，仅就《孙子兵法》来谈是不行的，应该有比较和对照。因此，笔者以德国十七至十八世纪一位著名的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所写的《战争论》与《孙子兵法》来对照比较。
《战争论》一书，共一百二十四章，是西方近代军事著作中的经典文献。《战争论》的第一观点是“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没有固定模式，每一次战争都有其自己的特色，各不相同。但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上看，政治是战争的母体。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把战争看成独立的东西，而要看作是政治的工具，是为政治服务的。战争爆发之后，并未脱离政治，仍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是打仗的政治。当事情不能用政治解决时，就需要用战争来解决。这个观点大致成为我们解读战争现象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当然，这个政治的概念可以放大一些，也包括经济、地缘等因素。比如两次海湾战争，如果说波斯湾地区没有石油，西方强国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兴趣，因为要控制战略要地、战略资源，所以才有了两次海湾战争。因此可以说，这种观点是对战争本质性的一个精确描述。那么，《孙子兵法》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呢？
《孙子兵法》从一开始就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兵”就是指战争。战争是国家最重大的事情，由于它关乎百姓生死、国家存亡，因此每一个统治者都不能不慎重周密地观察、分析、研究。这种说法和《战争论》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 2500 年前的孙子，已经认识到了战争不是独立的现象，而是国家最重大的事情。所以孙子说，对战争问题一定要慎重地对待，这就是“慎战”的思想。孙子说“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孙子告诫统治者对待战争要慎之又慎，因为“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孙子更加强调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惨痛危害以及大量财产的浪费。
那么，如何考察战争问题呢？孙子提出从五个方面去认识：“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所谓“道”，是指“令民同意”，即君主要关心民众，符合民众意愿，达到目标一致，如此可以同生共死。“天”指昼夜、寒暑、四季。“地”指地势高低、路程远近、地势险夷和战场的广阔狭窄。“将”指军事指挥者足智多谋、赏罚有信、关爱部下、勇敢果断和军纪严明。“法”指组织结构、人员编制、管理制度和物资调配。孙子特别把“道”放在首位来考察，这也是荀子在《议兵》指出的“善附民也”之意。
《战争论》的第二观点是“战争的根本目的是彻底消灭敌人”。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因此战争的政治目的即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必然要通过武力决战才能做到。虽然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一种比其他一切手段更为优越和有效的手段，但孙子却并不认为战争是解决问题的第一选择。孙子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在孙子看来，最佳的军事行动是用谋略挫败敌方的战争行为；其次就是建立同盟，以外交手段战胜敌人；再次是用武力击败敌军；最下之策是攻打敌人的城池。攻城，是不得已而为之，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所谓“伐谋”，就是“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些谋略是对以往战争经验的高度概括与总结。
孙子把“攻城”视为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在他看来，士兵像蚂蚁一样盘梯攻城，死伤三分之一，还不能成功，是重大灾难。孙子在用兵之法上主张使敌人举国降服是上策，用武力击破敌国就次一等；使敌人全军降服是上策，击败敌军就次一等；使敌人全旅降服是上策，击破敌旅就次一等；使敌人全卒降服是上策，击破敌卒就次一等。即“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
由此，孙子提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意思是说：百战百胜，算不上是最高明的；不用交战的方式就能降服全体敌人，才是最高明的。“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这里，孙子不是在简单地谈论“谋攻之法”，而是告诫人们“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孙子倡导“全胜”“智胜”，是因为他看到了战争的残酷性，因而提出了“慎战”的思想。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孙子兵法》一书里所蕴含的对生命的关爱与尊重。
《孙子兵法》一书所处的时代背景为春秋战国，诸侯国进入了争霸与兼并战争的时代。在这些残酷的战争中，诸子对战争都有深刻的反思，所以有一句话叫“春秋无子不言兵”，是说春秋时代没有一个人不讨论战争。可以想见当时的战争影响面有多大，使得这些读书人都要关心战争的问题。儒、墨、道、法诸子对战争也作出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可与《孙子兵法》作比较。
孔子有没有讨论战争呢？在相关的文献里没有直接的讨论，但是《论语》里有一段对话。一个弟子问孔子立国的标准是什么？他说是“足食”“足兵”与“民信”，这个“信”是诚信的意思，这三个条件可以确保一个国家存在。弟子对孔夫子说，这三个条件能不能去掉一个？他说“足兵”可以去掉。这是说军备可以不需要考虑。弟子再问，迫不得已在“足食”与“民信”二者上，哪个可以先去掉？孔夫子说“去食”。孔子说“民无信不立”，即是说没有百姓对国家的信任，君主还立什么国？这句话现在成为一个对世界负责任的大国的一句警言，没有诚信，一个国家何以立？孔子不是不重视军事战备问题，他在《论语·子路》里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就是说统治者让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的百姓去打仗是不负责任的。受文献资料的限制，我们无法了解孔子是否有更多关于战争的议论。
孟子讨论战争问题就多一些。孟子说“春秋无义战”，是说春秋时发生的战争没有正义的，都不符合尊卑礼仪原则。因为征伐的人应遵守从上到下的概念，从上的“上”就是周天子，只有周天子下令才可以征伐下面的诸侯国。这就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意思，势力相等的国家是不能相互征伐的。这里说的是发动战争要遵循一定的政治秩序。传统中国的战争观，有一种最重要的精神，就是认为战争是造成人民死亡和物资损害的最大原因。我们可以在《孟子》一书中看到对统治者战争行为的强烈批判：“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批评梁惠王，“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朱熹注：“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所谓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孟子认为“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告诫统治者“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在孟子看来，依靠战争解决问题是“失道”，是没有道义的行为，也就失去了百姓的支持与拥护。
春秋时代，儒家和墨家被称为“显学”，是当时影响最大的学派。墨家有一篇文章叫《非攻》。墨家对战争非常痛恨，所以专门用这样的文章来反对战争。墨子主张“非攻”，反对当时的“大则攻小也，强则侮弱也，众则贼寡也，诈则欺愚也，贵则傲贱也，富则骄贫也”的掠夺性战争。孟子批评战争贻误农时、破坏生产、残害无辜、掠民为奴。墨家反对战争的理由与儒家是一致的。墨家在中国历史文化当中也算是兵家之一，因为它在防御战上为中国的兵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道家也是反对战争的。有人说《老子》这本书就是兵书，也有一定的道理。老子说“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意思是以杀人为乐者不能得天下。作为一个辅助帝王的人，应该“以道佐仁主者，不以兵强天下”。战争给社会与百姓带来巨大的灾害，所以老子说：“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故善战者果而已矣，勿以取强焉。”“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兵者不祥之器，兵者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作为道家代表的老子反对战争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古代的战争观有一个核心的观念，那就是反对战争，尊重与关怀生命。这一价值观念在南朝高僧释僧祐编的《弘明集·正诬论》中也有记载：“敌国有衅，必鸣鼓以彰其过；总义兵以临罪人，不以暗昧而行诛也。故服则柔而抚之，不苟淫刑极武；胜则以丧礼居之；杀则以悲哀泣之；若怀不恶而讨不义，假道以成其暴。”中国文化中的战争观显然也受到了佛教徒的赞许。
笔者认为中国兵学中关注生命、尊重生命的观念，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强调人文道德不无关系。我们先了解“中国”这个概念的含义。“中国”一词在商周时期就出现了，代表文化意识的“文”“野”之别。周朝后期（春秋战国时代），封建诸侯国向外发展，异族亦被周封建，成了诸侯大国，形成共同的文化圈、经济圈，作为中心的“中国”概念已有扩大，但作为“中国”概念的内涵却没有变化。在《战国策·赵策》里有对“中国”的描述：“中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这里对“中国”的解释显然不是地理概念，也不是种族概念，而是表达文化文明的概念。如果说是“华夷之辨”，其所辨也是文明程度的差异。因“华夏”一词所指陈的是“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而后，在宋代石介的《中国论》中也有这样的说法：“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夫中国者，君臣所自立也，礼乐所自作也，衣冠所自出也，冠昏祭祀所自用也，麻丧泣所自制也，果蔬菜茹所自殖也……各人其人，各俗其俗，各教其教，各礼其礼，各衣服其衣服，各居庐其居庐。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不相乱，如斯而已矣。”“中国”与“四夷”的文化与文明的差异，并不意味着“中国”有权去教育他人。固然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说，但我们读《孟子》所言：“夫华夷者，辨在心，辨心在察其趣向。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便知“心”是指礼仪文化的差异，没有种族歧视的意识。所以近代的康有为说：“中国能礼仪则中国之，中国不能礼仪则夷狄之，夷狄能礼仪则中国之。”我们可以说“中国”一词是文化与文明的意涵。谭嗣同更为“中国”赋予进取开放的新意，他说：“《文王》之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者夷之谓也，新者中国之谓也。守旧则夷狄之，开新则中国之。”由此可知，中国兵学是在这样的中国文化传统中生成的，因此必然受到人文道德的浸润。
这样就必然联系到另一个中国文化中的“人”的概念。这不是《孙子兵法》本身的内容，但是我们需要了解这个概念。中国文化对“人”的概念的诠释，已有很长的历史了。
在《易经》中有“天地人三才，人为贵”的说法。其意是说在天、地、人这三者当中，人是最有价值的。荀子说：“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这里的“气”是构成人的一种物质，而“义”则是指礼仪原则。荀子的意思是说草木有生命有气构成而无知，禽兽有生命有气有知而无礼仪原则。人呢？他说有生有气有知且有义，故为天下贵。天下最有价值的就是人，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中国早期文化就是这样讨论的。但是这种讨论在逻辑上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所认识的“人”是与天、地比较的“人”，是与草木、禽兽比较的“人”，这是一种模拟。可以说我们 2500 年前就知道人的价值，但是中国文化中的“人”，是建立在道德意义上的类概念；而近代西方“人”的概念是建立在个人的理念上，也就是“天赋人权”理论的核心价值。所以我们今天谈“以人为本”的理念，不仅要通过“人”这个类概念去关注集体与国家的利益，更需要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孙子兵法》是在非常尊重“人”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将《孙子兵法》置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去理解、去诠释。我们在前文中用《孙子兵法》与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作了比较，又考察了中国先秦诸子的战争观，可以理解《孙子兵法》之所以成为中国兵学的圣典，乃至世界军事史上的经典的原因，即孙子在讨论战争时，总是从人文道德的高度去思考，也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道在器中，器不离道”的思维原则。
《孙子兵法》不主张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那就要用谋略来解决问题。曹操注《孙子兵法》说：“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这是说战争没有固定的形式，但是它有一个规律，就是“诡诈”。这个诡诈就是谋略。这是曹操注《孙子兵法》最核心的一句话。唐代诗人杜牧说“古之兵柄，本出儒术”，古代战争真正的决定性因素，原本出自儒家思想。这就告诉我们，也可从这个角度读《孙子兵法》。
笔者读《孙子兵法》就是取杜牧的解法。“上兵伐谋”，孙子推崇不用战争的方法解决问题，主张以谋略取胜。即使推崇谋略，也时时强调道德的作用。《孙子兵法》十三篇最后一篇是“用间篇”。这个“间”就是间谍，用间就是使用间谍。孙子描述了几种间谍：怎么样把同乡发展成间谍、怎么样把官员发展成间谍、怎么样把敌人的间谍发展成为我服务的间谍等。情报战是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转换到商业的时候，也说了解商业情报是商战中最重要的手段。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孙子谈使用间谍是有前提的，就是“非圣贤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而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忘记了这个前提，战争要用谋略解决，还有一个贯穿道德人文关怀的问题。
我们读《孙子兵法》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孙子使用概念的方式，他使用的全部是一组组对立的概念，比如说敌我、攻守、胜败、虚实、奇正、治乱、勇惰、强弱、劳逸、饥饱、全破、力智、利害、迂直、生死、远近、高低、众寡……这些对立的概念都是同时列举出来的。我们透过《孙子兵法》的语言使用方式，可以了解孙子思维的方法。这个思维的方法，可以用“一分为三”来概括，而不是“一分为二”。为什么呢？看似对立的两个概念，比如奇正，孙子说“奇正相生”，“奇”是变法，“正”是正法，意思就是在战争中打攻坚战，如果攻击敌人的正面就叫“正法”，攻击敌人的侧面就是“变法”。而正、奇是相互转换的，正面攻敌，因坚固防御势不可破而警惕性减弱，因此攻击敌人的正面反而是用“奇”了。孙子看到了正、奇相互转化，而不是从正奇不变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我们说一分为二的思维方式没有错，但很容易走向“二元对立”的思考，也就是很容易产生一个“对”与“错”的价值判断。有时，我们的思维定式就是以“二元对立”去判断问题的，不是“对”就是“错”，“错”的对立面就一定是“对”，这样的思维逻辑导致我们产生荒诞的看法：“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贻误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令人扼腕！
我们要理解《孙子兵法》中的思维方法，就是前面提到的“中庸”的概念。过去我们一谈中庸就是折中，就是调和，其实不然。中庸是最高的德，孔子说“中庸”为“至德”，是说中庸是一种至德，同时也是一种思考方法。孔子在《论语》中说：“叩其两端而竭焉。”这是一个思维方法的问题，“中”是代表了有德的概念，“庸”就是用，所以“中庸”就是用中。宋代的儒家解释“中庸”是“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不偏不易谓之中庸”。笔者是按孔子的说法去理解中庸的。中国的智慧和道德，这两个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百姓常常说的“有大德必大智”。
“叩其两端而竭焉”的两端是什么意思？就是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两端不是平面事物的这一端和那一端。孟子说：“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孟子的话是告诫我们对事物两端要认真研究，在研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执中”，这个“中”并不是 50%和 50%的中间的“中”，这个“中”就是“三”。也就是说，从第三个角度看问题。“执中无权”的“权”是“变”的意思，亦即是说如果你没有时空变化观念，那你就“执一”了，就是落在一边了。孟子说：“男女授受不亲之谓大礼。”男女是不能手交手的，这是古代很大的一个礼节。告子就给孟子设置一个条件——“嫂溺”，即你嫂子掉在井里了，那这样的话怎么办呢？孟子说“援之以手”，我要用手来救啊。这就是“执中”。
为什么孟子不顾礼仪原则而“援之以手”呢？因为孟子不是在救与不救的两端思考，而是从“人有恻隐之心”的立场去考虑的，就是“三”，亦即“执中”。如看见嫂子落水了不救，坚持“男女授受不亲”的礼仪原则，那不就是禽兽吗？所以孟子的思考贯穿了对道德的要求，这就是智慧，即智慧源于道德。
《孙子兵法》的思维方法就是“一分为三”，是从第三个角度思考问题。这里我们也举几个例子。孙子说：“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如果从战争的发展规律看，取胜是必然的，但君主却主张不战，作为下属应坚持战；如果从战争的发展规律看，没有取胜的可能，而君主却坚持战，那么作为下属的应反对战。这是讲上下属之间关系的概念，但孙子的思想告诉我们“和而不同”才是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孙子的思想涉及中国文化的核心概念，就是“和”的概念。这个“和”的观念出现在春秋战国时代，那时有过一次“和同之辩”的讨论。孔子和墨子也有不同观点。墨子主张要以“同”来统治社会，就是说把人们的思想意志都统一起来，如此一来社会就好管理了，所以他主张“尚同”的治国策略。而儒家主张“和为贵”，孔子特别主张的是“和”。
“和”最早发生在中国音乐史中，中国古代的音乐有七个音素，这七个音素根据一定的序列，或是节律而构造和谐的音乐，叫作“音因序而和”。中国古代音乐强调的是变化气质、陶冶情趣、移风易俗的观念。因此“和”的观念引申到家庭关系里，就是家庭和睦；推到世界就是和谐天下，协和万邦。“和”与“同”的讨论在《战国策》里也有记载，这是一场类似话剧的演出，剧中出现了三个人物：一个是齐惠王，一个是惠王最亲近的大臣叫梁丘据，第三个人就是齐国外相晏子。这三个人有一场对话，惠王对晏子说，我跟我的亲密大臣据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和”还是“同”？晏子说，君说“是”，大臣就说“是”，君说“否”，大臣就说“否”，所以你俩是“同”的关系。惠王问那么什么是“和”呢？晏子说所谓“和”，应是君说“是”，臣说“否”；君说“否”，臣说“是”，这才是和。《战国策》告诉我们，作为下属要敢于对君主说否，要敢于提意见，坚持己见。这与郭店出土竹简中有一条简的话包含相同的意思，这就是《鲁穆公问子思》：“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这句话与前面孙子对战争胜负判断的思想是一致的。在规律面前敢于坚持原则，不能以领导者的判断为判断标准，作为下属应该依据战争规律来判断，并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战国策》对“和同之辩”总结道：“和则相生，同则不继。”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才有生命，相同的东西放在一起是没有发展的。无论人类社会抑或自然界，“和”是基本规律，也是价值核心。
中国的思维方法在《孙子兵法》中有很多表述，如在《军形》中的“先胜而后战”之说。孙子说：“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攻，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措必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孙子强调没有取胜的把握，就不能发起作战行动，不打无准备之战，不以侥幸心理指挥作战。战争胜负的决定权在我们自己，但敌人有无可乘之机被我战胜，则不能由我而定。这就是“胜可知而不可为”。孙子讨论攻守、胜负问题，不是简单使用对立二分法，也不是单纯指出二者转化，而是从“自保而全胜”的高度去认识，所以孙子的思维为历代兵家所重视。
比如《虚实》中的“我专而敌分”思想。孙子认为使敌军处于暴露状态，而我军处于隐蔽状态，这样我的兵力就可以集中，而敌军兵力就不得不分散。如果敌我总兵力相当，我集中兵力于一处，而敌人分散为十处，这样我就是以十对一。如果在局部战场上，我众敌寡的态势下，敌军不知道我军所预定的战场在哪里，就会处处分兵防备，防备的地方越多，能够与我军在特定的地点直接交战的敌军就越少。所以防备前面，则后面兵力不足；防备后面，则前面兵力不足；防备左方，则右方兵力不足；防备右方，则左方兵力不足；所有的地方都防备，则所有的地方都兵力不足。兵力不足，全是因为分兵防御敌人；兵力充足，是由于迫使敌人分兵防御。这就是孙子所说：“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之地，不知战之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故曰：胜可为也。”孙子讨论“虚与实”“专与分”“众与寡”，不仅看到了二者的转变，更可贵的是指出了这种转化的根本原因，是主体的人的思维方式。
又如《地形》中孙子“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与“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的思想。这里的“无法”的对立面是“有法”，有法之赏即是按制度设计发放奖赏；“无政”的对立面是“有政”，有政之令即是按照等级制度转达命令。“亡地”与“死地”都是布置部队的大忌之地。但是按照“执中有权”的权变思维，也即“时中”观念，任何事物都存在于时间与空间中，时间、空间改变了，事物的性质也随之变化，如：“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主人不克，掠于饶野，三军足食。谨养而无劳，并气积力，运兵计谋，为不可测。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尽力。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无所之。吾士无余财，非恶货也；无余命，非恶寿也。令发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卧者涕交颐，投之无所往，则诸、刿之勇也。”孙子这是在告诉我们，军队越深入敌国腹地，军心就越团结，因此敌人就不易战胜我们。在敌国丰饶地区掠取粮草，三军给养就有了保障。同时要注意休整部队，不要过于疲劳，保持士气，养精蓄锐。巧设计谋布置，让敌人无法判断。将部队置于无路可走的绝境，士卒就会宁死不退。士卒既能宁死不退，那么他们怎么会不殊死作战呢！当士卒深陷危险的境地，他们就不再有恐惧了，一旦无路可走，军心就会更加牢固。深入敌境，军队就不会离散。遇到迫不得已的情况，军队就会殊死奋战。因此，无须整饬就能注意戒备，不用强求就能完成任务，不必约束就能亲密团结，不待申令就会遵守纪律。禁止占卜迷信，消除士卒的疑虑，他们至死也不会逃避。我军士卒没有多余的钱财，并不是不爱钱财；士卒置生死于度外，也不是不想长寿。当作战命令颁布时，坐着的士卒泪沾衣襟，躺着的士卒泪流满面，但把士卒置于无路可走的绝境，他们就都会像专诸、曹刿一样勇敢。孙子的这一思想非常重要，他告诉我们，但凡事物的存在，都是存在于特定的时间、空间中，没有脱离时空而一成不变的规律。
《行军》说：“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这里，孙子说的是治军方法。如果士卒还没有从情感上亲近依附就执行惩罚，那么他们会不服，不服就很难使用；士卒已经亲近依附，如果违法而不执行军纪军法处罚，这样的军队也不能用来作战。所以，要用怀柔宽仁使他们思想统一，用军纪军法使他们行动一致，这样就必能获得部下的敬畏和拥戴。孙子所论述的治军原则是既不能简单以情感治军，也不能简单以制度管理，这一思维方法即是上文写到的“执中”而不落两边的方法。
就《孙子兵法》的读法，可以作一个简单的概括：
第一，道与器的关系问题。道在器中，器不离道。我们从《孙子兵法》里那些具体的谋略之术中读出了“道”，道可以驾驭术。如果没有道驾驭术，那些谋略诡诈之术的破坏作用将是巨大的。时下人读《孙子兵法》，更多是关注谋略之术，这是本末倒置，是最大的误读。《易经》中说“厚德载物”的思想值得我们深思，一个没有自我道德的约束，没有民族、国家、社会责任的企业家、政治家，必然走向歧途，这是在当今的转型社会里屡见不鲜的事。
第二，与西方哲学所推崇的二分方法看事物观念不同，中国文化传统中，始终贯彻的思维方法是“一分为三”。笔者认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思维方法，与道德修养又是紧密关联的，如“内圣外王”“圣智”等，应该都是与“中庸”崇尚德与智并行的观念一致的，这也是所谓的“大德必有大智”。《孙子兵法》中的思维方法，与孙子的人文道德关怀是分不开的。
与《孙子兵法》有关的书很多，笔者特别推荐郭沫若先生的《孙子译注》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先生的《兵以诈立：我读〈孙子〉》。笔者建议还是先读原著，然后再读那些注释的书，就会有自己的体会。在社会转型时代，还是要回到经典，要读经典原典。在经典当中，每个人带着自己的经历去读，都会在经典中找到启发自己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