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公元前 400 年前后，人类历史迎来了一个思想大爆发的时代。在世界的不同地方，诞生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个世界进行思考，写下了许多流传后世、影响人类几千年的经典著作。
比如，在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印度，释迦牟尼创建了博大精深的佛学体系；在公元前四世纪的古希腊，出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伟大的哲学家；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春秋战国时代，是思想上百家争鸣的繁荣时期，老子、孔子、孙子、墨子等都为我们留下了不因时间而磨灭的思想财富。《孙子兵法》就产生于这一时期。在之后的两千多年里，《孙子兵法》不但作为兵书流传于后世，而且其影响力也扩展到各行各业，传播到海外其他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华文化中颇具代表性的著作。这样一本书的诞生，与其作者的出身、经历一定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下面，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兵圣”孙子所处的时代。
孙子生活在春秋时期，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变革的时代。
“春秋”得名于孔子所编的鲁国史书《春秋》，这部编年史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 722 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前 481 年）。现在通常以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东迁为春秋时期的开端，以公元前 475 年智伯任晋国正卿为战国时期的开端，公元前 476 年则为春秋时期的尾声。关于春秋战国的历史分期，学术界还有其他观点，这里不再赘述。总而言之，春秋时期在政治上最显著的特点是周王室的衰落和诸侯争霸。从全天下的视角来看，天子的权威旁落于诸侯；从一国的视角来看，国君的权威旁落于卿大夫，甚至出现了卿大夫的家臣执掌国政的情况。当时恃强凌弱、弑君篡位的事件频发，用儒家的话说就是“礼崩乐坏”“春秋无义战”。
在这个不到三百年的动荡时代，先后出现了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等实力强大称霸一时的诸侯。据不完全统计，仅从周顷王元年（前 618 年）到周敬王元年（前 519 年）这一百年的时间里，见于记载的规模较大的战争就超过了一百六十次。
诸侯争霸、兼并战争的日益频繁，也带来了作战方式的不断变新与发展，每一次战争都是残酷的，人们也不断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据《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记载，宋襄公因妇人之仁在泓水败于楚成王，事后他为自己辩驳道：“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馀，不鼓不成列。”大概上古作战的原则是不攻击受伤的敌人、不擒获年老的敌人、不利用险阻地形与敌人作战、不攻击没有列好阵形的敌人。公子目夷（字子鱼）开门见山地批评国君“未知战”，也就是不懂兵法，并逐一驳斥了上述迂腐的作战原则，说：“如果不想伤害敌人，还不如一开始就不交战；如果不想擒获老者，还不如向他们投降。”由此可见，春秋时期的军事思想也在产生翻天覆地的变革。
除此之外，《左传·庄公十年》有“曹刿论战”之事，提出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观点。《论语·卫灵公》还记载了一则小故事，孔子周游列国来到卫国，卫灵公闻其贤名，问他兵阵之事。孔子却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他只想谈论陈设俎豆的礼乐之事，而不想谈论用兵打仗的军旅之事。其实古人尚武，当时贵族所学的“六艺”中，射、御都与作战有关。孔子精通“六艺”，任鲁国司寇期间又组织过“堕三都”的军事行动，并非不知兵之人。
所以早在孙子之前，中国的兵法就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还出现了专门性的兵书，见于史籍记载的有《军志》《军政》《司马法》《令典》等。虽然这些书从内容上看大部分属于军法，但正是它们与现实中发生的战争一起丰富了《孙子兵法》的理论基础。同时，春秋时期文化的下移、思想的解放也为兵学理论的总结和阐发创造了便利的客观条件。
在《荀子》《韩非子》《尉缭子》《史记》《战国策》《越绝书》等古代文献中，都可见到《孙子兵法》引文和孙子生平的相关史料。当然，在汉代以后的典籍中也有许多记载，只是这些早期文献的史料价值更高。
《荀子·议兵》有“善用兵者，感忽悠暗，莫知其所从出，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之语，《韩非子·五蠹》有“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之语，可见战国时期人们常以孙子、吴起并称，为善于用兵者的代名词。
关于孙子的生平，《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是其最早的传记。可知孙子名武，是春秋末期齐国人，生卒年难以确定，大约与孔子处在同一时代。孙子撰有兵法十三篇，以此求见吴王阖闾，在经历了“吴宫教战斩美姬”这一戏剧性的面试之后，他终于受到重用，在吴国讨伐楚国的战争中立下大功。《吴太伯世家》和《伍子胥列传》也有类似的记载。
然而《史记》语焉不详，在孙子的传记后又附有孙膑的事迹，且《汉书·艺文志》录有《吴孙子》八十二篇和《齐孙子》八十九篇，今本《孙子兵法》则仍为十三篇。宋人所编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古今姓氏书辩正》对孙子的家族谱系有比较详细的记载，然而与《左传》等信史多有抵牾之处，后世学者对此莫衷一是。著名历史学家钱穆总结历代学者的观点，在《先秦诸子系年》中的《田忌邹忌孙膑考》一文中，称孙子、孙膑为同一人。
1972 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的出土，终于可以证明孙子、孙膑并非同一人，两人各自著有兵书。
通过上述材料，我们可以大体了解孙子的人生经历。
孙子的家族出自齐国田氏，田氏的祖先是虞舜的后代胡公满。周武王伐纣之后，封胡公满于陈国。陈国传位到宣公时，发生了内乱，陈厉公之子公子完逃奔齐国，称陈氏。古代“陈”与“田”相通，如“田”字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就是“陈”，所以陈氏又称田氏。田完的后代在齐国繁衍生息，其四世孙田桓子在齐景公时以大斗贷出、小斗收进的手段拉拢人心，并通过一系列政治斗争打击异己，使田氏逐渐成为显赫的大家族。田桓子的儿子田书伐莒有功，被封于乐安，别为孙氏。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古今姓氏书辩正》，孙书生孙凭，孙凭生孙武。
当时的齐国也有君权旁落、大夫专权的情况，国政完全由田、鲍、国、高、崔、庆等几大家族掌控，时常发生内部争斗。孙武可能就是在某次政变中，为避难而流亡吴国。他在这种险象环生的斗争环境中成长起来，从而锻炼了他善于应变的机智才能。同时，因为孙子的祖辈都精通军事，同族还有田穰苴这种善于治军的良将，这无疑为他继承和发扬先人的军事思想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齐国是西周开国功臣太公望的封地，相传《六韬》《阴谋》等军事谋略书就与他有关。春秋时期，又有名相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军事遗产。齐国一跃成为当时天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为豪杰云集的地方。这样的社会环境，也为孙子的军事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使他能够在青年时代就成为学识渊博的军事人才。
此后，孙子、伍子胥共同辅佐吴王阖闾、夫差父子击败楚、越等国，成为南方的霸主。伍子胥因劝谏夫差不成，被逼自尽，而孙子的事迹却不见于史籍。后人推测，他可能像范蠡一样，在功成名就时就归隐山林了。《越绝书》说：“巫门外大冢，吴王客齐孙武冢也。”
唐代孙处约、孙起、孙壬林等人的墓志铭中自称孙子之后，然而在记述祖先世系时，却说这一支孙氏出自卫国。卫武公之子惠孙，他的后代以祖先的名字为氏，称孙氏，为卫国强族，其中孙良夫、孙林父的事迹见于《左传》。孙林父任卫国上卿，与吴国公子季札有交情，然而为人专横，得罪了卫献公，导致孙氏在卫国失势。若孙子出自孙林父家族，他在此时出奔吴国，也是有可能的。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明确记载：“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然而《汉书·艺文志》却著录：“《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又见《隋书·经籍志》著录：“《孙子兵法》二卷，吴处士沈友撰；又《孙子八阵图》一卷，亡。”《汉志》与《隋志》是中国目录学的重要文献，记录了唐代以前典籍的流传情况，这些书目都是著录者在当时所见书籍的实录。
《孙子兵法》本为十三篇，汉成帝时，步兵校尉任宏论次兵书，编成《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这就是《汉志》所录的《孙子兵法》。
《新唐书·艺文志》则著录：“《孙子兵法》十三卷，孙武撰，魏武帝注。”曹操注解《孙子兵法》时，删除了十三篇以外的附益文字，基本保留了这部兵书的原貌。这大概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孙子兵法》的蓝本了。
据银雀山汉简，其中有不少《孙子兵法》佚文，可能就出自附益的六十九篇。当然，《孙子兵法》自春秋末期问世以来，传至唐宋，已经历千余年，其中难免有后人篡入的文字，但却无法磨灭这部兵书的价值。
《孙子兵法》对后世影响巨大，历代注家众多。其中以曹操注最为著名。他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唐宋时，《孙子兵法》出现了多种单注本、集注本，《崇文总目》著录的有萧吉、贾林、何延锡等家，《郡斋读书志》记录的有李筌、杜牧等家，其中梅尧臣、何去非等三家为单行本。
除曹操单注本外，有两种注本流传最广：一是《十一家注孙子》，源自《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十家孙子会注》，注家包括汉末曹操，南朝梁孟氏，唐朝李荃、杜牧、陈皞、贾林，宋代梅尧臣、王皙、何廷锡、张预之，至此为十家注，再加上唐杜佑《通典》中《孙子》引文注，共为十一家注，主要版本为南宋刻本、明道藏本、清孙星衍校注本等；二是《武经七书》本，即宋神宗诏令以《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六韬》《三略》《李卫公问对》定为武学教本，称《武经七书》，注本主要有南宋施子美《武经七书讲义》、明刘寅《武经七书直解》、清朱塘《武经七书汇解》等。
另外，明赵本学的《孙子书校解引类》和清孙星衍的《孙子十家注》也是比较优秀的版本。
《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吴孙子》和《齐孙子》，魏晋以后却只有一种《孙子》流传于世，再加上各类文献对孙子生平的介绍语焉不详，导致历代学者长期以来将两位孙子误认为同一人。对此，前文已经提及，这里将对这一问题予以详述。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又说：“孙子膑脚，兵法修列。”可知战国时期齐国的孙子为受膑刑之人，其名不详，也有兵法传世，即《汉志》所录《齐孙子》，而八十九篇、图四卷应该也有后人附益的篇章。
曹操注解《孙子兵法·九地》“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一句时，引用了孙膑的话“兵恐不投之死地也”。而《孙膑兵法》在《隋书·经籍志》以后就已不再见于著录了，唐人的著作中虽然也有零星引用孙膑之语的情况，但是很可能转引自其他文献。因此，这部兵书应该亡佚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到了宋代，就开始有学者质疑《孙子兵法》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了。北宋梅尧臣为《孙子兵法》作注，认为孙子可能确有其人，但此书为“战国相倾之说也”，并非孙子所作。南宋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则认为《孙子兵法》是春秋末至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作，理由是《史记》称该书有十三篇，《汉志》却称八十二篇，显然是前后矛盾的。另外，既然孙子为吴王阖闾时人，其事迹为何不见于《左传》？清末民初时，梁启超也认为《孙子兵法》“未必孙武所著，当是战国人依托”。日本汉学家斋藤拙堂的《孙子辨》认为孙武、孙膑为同一人，历史学家钱穆也持相同观点。清代牟庭相甚至认为孙子即伍子胥。
另外，也有持相反论点者，如明代宋濂在《诸子辨》中说：“春秋时，列国之事赴告者则书于策，不然则否。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大国若秦、楚，小国若越、燕，其行事不见于经传者有矣，何独武哉？”这一看法颇有见地，因孙子在吴军中主要扮演军师角色，辅佐伍子胥，就像孙膑辅佐田忌，所以史书对两位孙子的记载都不多，却并不代表二人不存在。
历史上的争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得到了彻底解决。1972 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出土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竹简。此次发现的《孙子兵法》是现存最早的《孙子兵法》写本。根据考证，这些竹简随葬入土的时间大约是汉武帝时期，书写年代可能追溯到秦或汉代文景之际。竹简以墨书写，隶书体，每简约三十五字，简与简之间以三道编绳连缀在一起。《孙子兵法》为上、下编两部分，上编与传世本十三篇的内容大体一致，现存共一百五十三枚；下编包括《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和《见吴王》五篇佚文，任宏所编的八十二篇可能就取材于此。《孙膑兵法》也分为上、下编，按《孙子兵法》体例，上编可能为孙膑本人所作，包括《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等十五篇；下编大概为其弟子、后学所作，或者是秦汉间的兵家杂著，在西汉时与原书合编在一起。
这批竹简的出土及相关研究，基本上为《吴孙子》《齐孙子》之辨下了定论，不但孙武、孙膑各有其人，而且《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也各有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