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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灯》是五四运动时期著名的综合性副刊，更偏重于哲学、社会学科和文化教育理论研究。这个由《时事新报》设立的副刊，可以说是面孔变化最多，断续刊出时间最长，同时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早诞生的文化副刊。1918年初，《学灯》创刊，一开始是每周一期，5月起改为每周两期，1918年底改为每周三期。1919年初改为每周六期，到了年底逐日刊出。但1928年4月一度改刊名为《学灯教育界消息》，但时间不长。
在文艺报道问题上，《时事新报》五四运动前的面目比较灰暗。1916年，曾经开辟过“上海黑幕”专栏，专门刊登黑幕小说，汇集了《中国黑幕大观》，被社会舆论批评为“犯罪教科书”。五四运动发生后，情况有所变化，报纸引进一批比较年轻的留日学生担任编辑记者，《学灯》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创刊了。《学灯》的编辑方针在不同编辑者手里和在不同政治社会时期有所不同，总体上摇摆不定，在创刊的头两年里比较激进，是许多进步青年理想中的新文化灯塔，但后来渐行渐远。比如，1920年9月，《学灯》发起过规模较大的有关新诗歌的社会讨论，这是它散发进步文艺气息最浓的时期，但后来日渐淡薄。1925年后索性不再刊登新文艺作品了。在政治理论上，《学灯》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做了理论准备，但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又公开发表反对国共合作的文章。
《学灯》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来自《时事新报》本身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时事新报》是由《时事报》和《舆论日报》合并而成的民营报纸，而《时事报》和《舆论日报》是由汪剑秋和狄葆丰在1907年12月5日和1908年2月29日分别创办的。这位狄葆丰是否是《时报》创办者狄楚青（狄葆贤）的本族还有待考证，但他们都有保皇党的历史背景。狄楚青进入报界更早也更有开拓精神，很快打开了局面，而汪剑秋和狄葆丰的《时事报》和《舆论日报》陷入经营困境，后两报合并经营。起初定名为《舆论时事报》，1911年5月18日改名为《时事新报》，由汪诒年任总经理。辛亥革命发生后，《时事新报》成为以进步党和研究系为主要社会背景的报纸。
《学灯》的出现和巨大社会影响，令《时事新报》成为上海报坛的新秀，但随着《学灯》报纸立场的变化，优势开始消失，再度陷入经营困境。1928年，由张竹平和汪英宾并购了《时事新报》产权，分别担任总经理和总编辑，《时事新报》成为更加商业化的报纸。《学灯》于1929年5月16日改为《教育界》，《学灯》因此陷入了长期停刊状态。1932年10月，《学灯》复刊，改名为《星期学灯》，主要刊登书报评介、读书随笔、国内文化消息等，已经面目全非。当再次启用《时事新报·学灯》的名称时，也终究挽不回早已经形成的颓势。
1935年，《时事新报》转为孔祥熙财团的喉舌。1937年2月，《星期学灯》再次复刊，成为一种政治、哲学周刊。1937年11月26日，《时事新报》随孔祥熙财团迁到重庆出版，经营情况一直勉强维持。1945年9月21日回迁上海，依然回天乏术，遂于1947年3月21日由日报改为晚报。1949年5月27日，《时事新报》晚报也宣布停刊，《时事新报》也就在晚景凄凉中走向终点。《时事新报》共出版了14785期，也算是断续出版时间较长的一份报纸。
目前，人们重点研究的《学灯》，主要是1918年至1920年的《学灯》。这是《学灯》最为光亮的时期，也是它为新文化运动作出贡献最多的时期。在此前后，《学灯》的主编也换过许多人，主要编辑者有张东荪、匡僧、郭虞裳、宗白华、李石岑、俞颂华、郑振铎、柯一岑、潘光旦、钱沧硕等，其中对刊物影响较大的是张东荪、宗白华、李石岑和俞颂华。
应当说，《学灯》的第一任编辑和初创者是张东荪。张东荪是浙江杭县人，生于1886年12月，原名张万田，曾用笔名“圣心”等，是一位政治立场和理论观点不断变化的学人。他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是《时事新报》引进的留日学生中学历最高的一个。20世纪20年代他主持《学灯》工作，主要从事哲学研究，自称为自由派哲学家，但更多时候游走于各种政治力量之间。他自称18岁时读《楞严经》，就开始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又以政论家、政治家和革命家自称。他在“科玄论战”和“哲学论战”的争论中冲在台前，被认为是中国主张新唯心论的第一人，但他一生沉浮在连他自己也搞不清的主义和学说之间，因此又被很多人视为最大的机会主义者和“第三条道路”的单打独斗的鼓吹者。
他的主张比较凌乱，开办了《学灯》，但也表示随时准备撤离，去追随梁启超。在他主持《学灯》的时候，曾经批评孙中山是激进主义者，使得《时事新报》报馆差点被砸。他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又不同意反对资本主义，同时认为“主义无用论”。他在抗战中滞留在燕京大学，其住所一度成为中共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本人送进了监狱。1934年，他曾与张君劢共同发起国社党。1946年他退出该党。他后来在北平和平起义中，曾经协同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出城谈判，算是他在编辑《学灯》之外的另一个重大的历史贡献。
作为带有多变脸谱的学人，张东荪一直到晚年还略带一种怀才不遇的不平之气，他在自嘲诗中写道：“书生谋国直堪笑，总为初心误鲁阳。”多变的思想和多变的心理以及多变的性格，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他的曲折人生。
张东荪主编《学灯》时间不算长，但其开创《学灯》的文化功绩是应当肯定的。他在《学灯》发刊词里，提出“促进教育，灌输文化”的办刊宗旨，使《学灯》“乃为社会学子立说之地”，强调要“屏门户之见，广商权之资”。
总体来看，《学灯》在五四运动时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在新文化运动中虽然持自由主义的立场，一面鼓吹新学，一面又认为《新青年》言论过激，在介绍了马克思关于劳动与资本著作的同时，又刊登了许多关于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乃至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文章，但在新文化运动的大潮里，多种思潮交流碰撞也是不奇怪的。
张东荪志不在此，很快便离开了《学灯》。但《学灯》编辑频频换人，在客观上也有助于扩大编辑视野，让《学灯》在哲学的光照之外，有了文艺观念的探讨和科学社会理论的熏染。尤其在1918年至1920年风云激荡的时期，俞颂华、宗白华以及李石岑接编了《学灯》，这个时期是《学灯》最鼎盛的时期，也是《学灯》作为进步青年良师益友最有价值的时期。俞颂华开启了《学灯》的“社会主义”征文活动，在读者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19年4月，俞颂华开始担任《学灯》主编，编辑思想开放，就任第三天就发起了“社会主义”征文活动，刊载了李大钊和陈望道的文章。郭沫若的《抱和儿浴博多湾中》和张闻天的处女作《梦》，都是由他亲自编发的。这一个时期的《学灯》，还介绍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徒生、莫泊桑、哈代、泰戈尔、左拉和惠特曼的作品。郭沫若的《抱和儿浴博多湾中》和《死的诱惑》白话诗首先发表在《学灯》上，沈雁冰的第一篇白话翻译小说契诃夫的《在家里》也发表在《学灯》上。周作人、康白情、叶圣陶、成仿吾、鲁迅、胡适、许地山、郁达夫、郑伯奇、冰心、徐玉诺、俞平伯、王平陵、施蛰存以及青年时代的沈泽民、张闻天等，都在《学灯》上发表过作品，因此，《学灯》在一个时期里，成为新文艺尤其是上海新文艺的主要园地。
俞颂华生于1893年，1947年逝世，江苏太仓人。1915年赴日本留学，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归国后任《时事新报·学灯》主编，开始了独特的新闻编辑与采访工作。他离开《学灯》后，以《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特派员的身份赴十月革命后的苏俄采访，同行者还有瞿秋白与李仲武，因此他是中国新闻界最早采访苏俄的一位新闻记者。俞颂华采访过列宁、莫洛托夫和季诺维也夫等苏俄领导人，写有《旅俄之感想与见闻》长篇通讯。1930年，他接受史量才的邀请，主编《申报月刊》，曾经约稿于鲁迅、茅盾与巴金。1936年，《申报月刊》改为周刊，在读者中的影响力更大，他在这一年以《申报周刊》记者身份进入陕北与延安，是国内记者中最早报道延安的一位记者。俞颂华主编《学灯》的时间不足一年，但给《学灯》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上海沦陷后，俞颂华抵达香港，先担任《星报》总主编，数月后到新加坡担任《星洲日报》总编辑9个月，因为身体欠佳返回香港，开始主编《光明报》。香港沦陷后，他辗转来到桂林，担任了《广西日报》主笔。他到衡阳前线，在衡阳时期的《大刚报》担任总编辑，并创办了该报的《星期增刊》。1945年，《大刚报》复刊于南京，他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总编辑，由于该报的人际关系和背景开始复杂起来，他于1946年辞去了总编辑职务。回到苏州，他拖着病体从事了一段时间的新闻教育工作。1947年10月11日，俞颂华与世长辞。
俞颂华是一位编辑与采访都有较大成就的报人。他对《学灯》的贡献，在于理论结合实践，使《学灯》更有现实的敏感性，更加包容，也更有活力，并使《学灯》在五四运动时期成为思想与文化运动中绽放出绚丽的光彩，使其无愧于新文学运动的一盏灯。他的新闻敏感性也强于同时代的一般报人，对他的编辑采访理念与实践应当有进一步的研究。
宗白华比俞颂华稍晚进入《学灯》。他是江苏常熟虞山镇人，1897年生于安庆，长于南京，毕业于同济大学。1919年，宗白华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并当选少年中国学会评议员，也是《少年中国》的重要撰稿人。1919年8月，宗白华担任《学灯》编辑。1920年，宗白华赴德国留学，在法兰克福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哲学与美学等课程。1925年，宗白华回国，成为著名的哲学家和美学家，并在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著有《宗白华全集》《美学散步》等。他编辑《学灯》与俞颂华有交往，对新文学和郭沫若的新诗也比较关注。
李石岑同俞颂华、宗白华先后进入《学灯》。李石岑是湖南醴陵人，也是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期有影响的哲学家。1912年赴日本留学，次年进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915年5月，在日本创办过《民铎》杂志，被日本政府查封。回国后，李石岑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并继续编辑《民铎》杂志。李石岑任《学灯》的主笔期间，主张“打倒孔家店”，并大量介绍西方各种哲学流派，从杜威、罗素到尼采的超人哲学无不涉猎。1921年，李石岑赴欧洲考察，接触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从此，他成为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上海宣讲过“科学的社会主义哲学”的学者之一。据考，钱穆在出版《论语文解》之后，曾给《学灯》连续投稿，有很多稿件是由李石岑刊发的。因此，钱穆的成名与李石岑不无关系。李石岑的兴趣很广泛，他也热爱体育运动，在长沙时，曾向青年毛泽东在湘江里请教过游泳。李石岑后来在上海的大学里任教，著作有《中国哲学十讲》和《哲学概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