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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后，上海最有影响的私营报纸，除了《时报》，还有《申报》和《新闻报》。
1893年2月，《新闻报》创刊，《新闻报》是由英国商人丹福士出面，中国商人张叔和为主要出资人的英商中文报纸。1899年，由美国商人福开森购买，聘请汪汉溪及其子汪伯奇先后担任总经理，金煦生、姚伯欣等为总编辑，标榜“无党无偏”。辛亥革命后以经济商务报道为主，在全国首设通信网络，商业新闻覆盖面比较广。1916年，上海发动抵制美货运动，该报一度转为香港注册，正式改为美国公司经营。1929年，福开森出售大部分股份，《新闻报》由接掌《申报》后的史量才接管，著名上海报人张竹平担任总经理，开始成为中国人经营的报纸，但在史量才遇害后，经营再次下滑，报道倾向也再次趋向保守并缺失底线。
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占领上海后，《新闻报》首先接受日军的新闻检查，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直接被日军掌控，成为日军侵华的舆论阵地。抗战胜利后，《新闻报》被当作敌产接收，中央俱乐部（又称CC系）趁机控股51%，成为不挂国民党党报招牌的国民党党报。1949年5月，《新闻报》被上海军管会接管，报纸停刊。再度复刊后有《新闻晨报》《新闻午报》《新闻晚报》，归属上海《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经营管理。
《新闻报》的早期副刊是《庄谐丛录》，以刊登笑料为主，是典型的“报屁股”。“报屁股”的说法出自民国初年作家毕倚虹，毕倚虹是扬州仪征人，早年担任过清廷的兵部郎中，受命赶往驻爪哇领事馆途中遭遇辛亥革命爆发，滞留上海，以他夫人的名义向《妇女时报》投稿，结识了《妇女时报》主编包天笑，在包天笑的协助下进入报界。他参与的报纸除了《时报》之外，都是《银灯》《小时报》《上海夜报》之类的小报，但在小说创作领域里作品甚多。主要有被誉为“《孽海花》第二”的《人间地狱》，以及《黑暗上海》《十年回首》《名流牙慧》《金屋啼痕》《七个自杀的妇人》等，颇有“黑幕小说”的一些色彩。他也在报纸上发表《光绪宫词》一类的旧体诗，不能完全视之为鸳鸯蝴蝶派作家。在他的眼里，那时的报纸副刊只配称为“报屁股”，可以由此推知一般读者对副刊的印象。
《庄谐丛录》一开始是专门刊登南社诗词的旬刊，后来专刊登笑料，由张丹斧编辑。张丹斧，原名张扆，又名张延礼，亦署丹翁，是江苏仪征人，也是南社成员，著述虽然不少，但主要是游戏文章和打油诗一类的文字，因此他编辑的《庄谐丛录》被称为“报屁股”，也是事属必然。这样的副刊无助于报纸发行，饱受读者诟病。
1914年8月，《新闻报》改聘严独鹤为笔政，他对《庄谐丛录》进行版面革新，并改名为《快活林》，成为上海报纸中著名的副刊之一。张丹斧离开《新闻报》，先后转入《繁华报》《大共和日报》《神州日报》。《神州日报》有一张随报附送的报纸《晶报》，于1919年3月3日独立发行，由三日刊改为日刊，由余大雄主持，张丹斧任主编。《晶报》以广告、社会新闻和通俗文艺为主，兼时事评论，主要作者有袁克文、周瘦鹃、包天笑等。郭沫若流亡日本时，也就甲骨文问题与之有稿件往来，与当时风行上海滩的《金刚钻》《福尔摩斯》《罗宾汉》并称为小报界的“四大金刚”。
严独鹤在《新闻报》改版副刊栏目设置，除小说连载和编者谈话外，还有“谐著”“小说”“笔记”“漫画一幅”等栏目。他曾经归纳了新的办刊思路，其一曰新旧折中，其二曰雅俗合参，其三曰不事攻讦，其四曰不涉秽亵。他最重视的是“谈话”一栏，看似望天说地，实则绵里藏针。“谐著”里也有不少游戏文章和小品文字。
《快活林》又更名为《新园林》。《新闻报》副刊二次改名，看似平淡无奇，其实折射出中日战争对其办刊宗旨的影响。严独鹤从总体上也属于海派文化人，在一个时期里，他同周瘦鹃同时分别主持《快活林》和《自由谈》，时谓“一鹤一鹃”，声名鹊起，但严独鹤有自己独特的办刊方针，讲求趣味性、知识性和通俗性统一。他是上海同期大报中编辑副刊时间最长的一位资深编辑。许多文化界的纠葛和派系矛盾也多由他来协调化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缓和成舍我与《九尾龟》作者张春帆在《神州日报》和《民国日报》之间的一场论争。他或许给人“和事佬”的印象，但在事关民族气节的问题面前，体现了中国文化人的职业操守。
1931年，他参加了抗日同志集会，并在《快活林》里设置“祖国之声”专栏。1938年，日军进攻上海，他提出国难当头无快乐可言，不仅继续投身抗日宣传，而且将《快活林》主动改为《新园林》。在日伪时期，他虽然身陷“孤岛”，但也尽可能地发表一些犀利的文章，面对日伪特务寄来的子弹和恐吓信，他泰然处之，没有被日本宪兵队的三次传讯所吓退。1941年，日军和汪伪政权接管了《新闻报》，他拒绝留聘，毅然辞职。后来，转办中学，但办学受到干扰，原因是拒不向当局登记而愤然关闭了学校。他宁肯没有生活收入，赋闲在家清贫度日，也不向当局屈服，体现了爱国报人的民族气节。
抗战胜利后，他再次回到《新闻报》主编《新园林》，其间也发表了一些抨击国民政府腐败的谈话言论。此时《新闻报》已经被接收为国民党党产，他的这些言论出现在《新闻报》副刊上，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因此，对于这样一位生活和工作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报纸副刊编辑和他编辑的《快活林》和《新园林》，人们并不能望文生义，简单地归入休闲报人的软性“大筐”里。他率先在《快活林》里连载向恺然（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从而引发武侠小说热和由《江湖奇侠传》改编电影《火烧红莲寺》引发的火烧热。不能因为他参与电影皇后评选活动，远赴北平亲自组稿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在《快活林》独家连载，而他自己写作的《人海梦》也在《礼拜六》杂志上连载，就将严独鹤归入“鸳鸯蝴蝶派”主要推波助澜者的编辑阵营中去。
《红杂志》创刊于上海，编辑主任也是严独鹤，主要撰稿人是程瞻庐、徐卓呆、范烟桥、胡寄尘、何海鸣等，似乎都是清一色的鸳鸯蝴蝶派作家群。1924年，《红杂志》连续出版至第100期后改组为《红玫瑰》而停刊。对于言情小说的迁延发生过重大影响，这也是特定时期言情小说写作的余波和返照，并不能脱离上海商业文化的特定环境。1929年，严独鹤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向张恨水当面约稿，催生了《啼笑因缘》。将《啼笑因缘》归入鸳鸯蝴蝶派作品行列，本身就有简单的标签化倾向，《啼笑因缘》刊登在《快活林》第一日起，便引起了无数读者的欢迎，其实这是文坛的一件大事，由此引出中国的第一部彩色电影，也是中国电影史上重要的一笔。上海商会举办了电影皇后的评选活动，以及胡蝶当选中国的第一位“电影皇后”，与严独鹤的帮助不无关系。但《快活林》着眼于各种电影评选活动就此展开，这也是报纸副刊的重要贡献。严独鹤思想开放、思路开阔。早在1914年，他开始主编《新闻报》副刊时，就曾发起成立上海各界航空救国奖。报纸副刊适度介入社会文化活动，也是从严独鹤开始的，他是一位思想活跃的副刊编辑，也很懂得如何与社会互动，是一位推动社会文化公益活动的著名报人。
《快活林》和《新园林》的最大亮点是严独鹤的“随感”与“谈话”，这其实也是副刊编辑与社会和读者互动的主要方式。由于这种“随感”与“谈话”每天都会同读者见面，副刊也就成为公众的园地而非一些特定人群的沙龙，这无论对旧式报纸副刊的评价，抑或是对今天报纸副刊编辑的启示都是有意义的。
严独鹤的“谈话”多者七百字，少者二三百字。例如，1918年徐世昌就任大总统，他在当日的“谈话”中评说徐世昌，“徐娘半推半就之姿态，未必能博得人又惊又爱也”，如此大胆品论时政，获得读者好评。连那位为了自身商业利益主张“不偏不党”为办报方针的老板福开森，也从北京写信，认为这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严独鹤的“谈话”更多的是颇接地气的市井话题。这种不拘形式的谈话数量达到上万条，是一种活的社会史料。严独鹤的“谈话”栏目也有许多来自市井和社会底层的声音，因为选登的漫画时常“犯禁”而导致作者被拘押，但他没有就此打住。严独鹤的“谈话”影响力之大，可以从轰动一时的严独鹤“遇刺案”中隐约看出，这桩发生在电梯里的锉刀刺案很离奇。事后审理的结果，既非严独鹤“犯禁”，又非仇家所为，而是一位《快活林》的金姓青年读者所为。行刺的理由是因为严独鹤的“谈话”会“勾魂”，有“妖术”。侦探小说家程小青也预闻此事，认为这位青年读者或有间歇性精神失常的问题，但比较轻微。一场锉刀刺案过去了，但似乎也能借此判断，严独鹤的“谈话”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他在晚年论及副刊的“谈话”栏目时说，“论副刊的性质，简直是兼容并包，要注意到世界、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各方面，从大事以至小事，随时有讨论的题材，要着眼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艺术各部门，从正面以及侧面随处有写述的资料”。
严独鹤编辑副刊的独到之处不仅在于“谈话”言论，还在于以下几个“不一般”：第一，一人主编一人编辑，并不需要助手，凡事亲力亲为；第二，一份副刊一编就编了30余年，如果不是被日军侵华战争打断，很可能就是大半辈子，半生精力倾注于一种副刊的编辑，这确乎少见；第三，除了每天必不可少的“谈话”，很少在自己主编的副刊上刊登自己的作品，而是在组织稿件上下功夫。
严独鹤编辑的《快活林》注重趣味性、知识性和通俗性，总体上表现出平实醇正的风格，但不时会出现轰动效应。尤其在连载和多类型小说体裁的选择上，一直追求“第一个”：第一个开创武侠小说的连载；第一个开创侦探悬疑小说的连载；第一个连续在副刊刊登漫画；第一个约请北派小说家张恨水写作《啼笑因缘》，使言情小说开始走出历史时代局限造成的一些文化阴影；第一个参与举办社会文化活动，如“电影影后评选”和“航空救国奖”等宣传活动；第一个在20世纪30年代与左翼电影人洪深联合创办电影讲习班，出自这个电影讲习班的明星就有胡蝶。这些“第一个”，都不同程度地引起一些文化思潮和创新文化现象，多方面影响到当时的报纸副刊编辑走向，影响到社会文化的多个领域，也首创了开放式办刊的副刊编辑路径。
从小说连载来看，现代武侠小说从向恺然开始，而现代武侠小说的进步和成熟，却从严独鹤主编的《快活林》开始，向恺然和他的《江湖奇侠传》是严独鹤编辑协助完成的。
侦探小说家程小青的第一篇侦探小说《灯光人影》，也首先发表在《快活林》上。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程小青曾经被称为中国的柯南·道尔或者福尔摩斯。写作《灯光人影》的时候，程小青只有21岁。程小青生于上海，自幼家贫但喜欢文学写作，在研读中接触并翻译《福尔摩斯侦探全集》，对侦破小说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在上海亨得利钟表店当学徒的时候，就开始练习有关构思和写作，创作了侦探霍桑的角色，连续发表霍桑探案小说，并由此出名。他一度应聘到苏州东吴附中任教，并继续从事侦探小说创作研究。上海沦陷时期，他在上海主办过一份《橄榄》杂志，因为题材特殊，也就存在下来。在主编《橄榄》杂志时，为了避开日伪特务的纠缠，曾经三迁住所并改名程辉斋，上海光复后又重操旧业，主编了《新侦探》杂志，是一位典型的自学成才的通俗小说家。
程小青还是一位作品众多的电影剧作家，在20世纪30年代编剧作品有30余部，影响比较大的作品有《雨夜枪声》《梅妃》《董小宛》《血手印》，并不完全限于侦探题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为侦探小说也同武侠小说一样被打入“冷宫”，程小青暂别写作，移居苏州。1956年，程小青再度开始创作，但故事主角从旧式侦探更多地变为公安干警，为侦探小说的创新发展探求新的道路。程小青曾经担任过江苏省政协委员，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与范烟桥、周瘦鹃一道被批判。1976年，程小青病逝于苏州。改革开放后，他的《霍桑探案集》再度引起关注，重新出版。程小青还是《福尔摩斯侦探全集》的最早翻译者，并与其他欧美侦探翻译小说行世。程小青的发现和培养与严独鹤是分不开的。
20世纪30年代初期，《啼笑因缘》红遍大江南北，同样与严独鹤慧眼识珠有着更直接的关系。《快活林》并不缺乏稿件，南北作家的门户之见和约稿惯性，也不需要舍近求远，但严独鹤打破惯例，长途跋涉到已经成为故都的北平，登门向张恨水约稿。据有关回忆资料，张恨水当时每天携带纸笔，准时在“来今雨轩”与严独鹤交谈构思。作为约稿编辑，《啼笑因缘》的创作和连载发表，时隔只有半年多时间，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条件下，完全可以想到严独鹤下了多少案头功夫。
严独鹤生于1889年，逝于1968年，名桢，字子材，别号知我、槟芳馆主，独鹤是其行世笔名，其他笔名有老卒、晚晴，他是浙江桐乡乌镇人。著有长篇小说《人海梦》《严独鹤小说集》和电影剧本数部。严独鹤15岁时中秀才，后来进入江南制造局所属兵工学校，受到近现代教育的熏陶，学习了英文和法文。他因丧父离校就业，先后在上海南区小学和江西上饶广信中学任教，辛亥革命后回到上海，在一家兵工学校任文牍员。1913年，他进中华书局任英文部编辑，并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1914年，严独鹤进入《新闻报》主编《快活林》。严独鹤因拒绝日伪接管的《新闻报》留聘，辞职赋闲。后回到《新闻报》，依旧在“谈话”“随笔”栏目里抨击美军在华暴行。上海解放后，严独鹤担任过上海市报界联合图书馆副馆长、上海图书馆副馆长。曾经被选举为上海市第一届至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担任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乌镇建有严独鹤图书馆，无疑与他后来的图书馆工作经历有关，也是对这位杰出副刊编辑的一种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