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天笑的副刊生涯与《时报》紧密相关。《时报》是著名报人狄楚青创办的,他任《时报》总经理长达17年。《时报》也可以称为戊戌政变后保皇党人的主要舆论阵地,但独立性较强。它是中国近代报纸最有报纸结构创新性的一份报纸,包括总体编排、栏目设置以及副刊的正规化等,都有显著的开创成就。其中与包天笑直接有关并起了重要作用的有以下三点:一是包天笑与陈景韩、雷奋分别主持《时报》国内、外埠、本埠三个版面的笔政,分别担任本埠新闻时评的写作与新闻编辑;二是首创《时报》综合性文艺副刊《余兴》,并与《申报》的《自由谈》、《新闻报》的《快活林》三足鼎立,形成了比较正规的副刊体系;三是主编了《小说时报》,为报纸设立现代文艺期刊奠定了基础。
《时报》刚开始运营的时候,一般刊载文艺作品,主要是林纾式的翻译小说以及旧诗、笔记文,没有固定版位,经常登在新闻之后,处于补白的地位。有时临时起个杂俎之类的名头,基本上还是填充版面的配角。1906年,包天笑加盟《时报》,担任了本埠新闻编辑主持本版时评,面对许多非新闻稿件,看着可惜,他就向狄楚青建议,是否可以拿出一些固定版面来刊登一些文艺性稿件,一可活跃版面,二可吸引更多读者,增加报纸发行量。狄楚青原本就是涉猎广博、学识丰富的文人,也有改革副刊的计划,所以欣然同意,并由包天笑主持编辑稿件,组织版面。于是包天笑就按一般的版面安排格局,在报尾开辟出一个较大的文艺专栏,取名《余兴》,这样有刊头名称的报纸副刊就出现了。
这种做法也引起其他报纸的效仿,《申报》开办了《自由谈》,由王钝根任主编;《新闻报》开办了《庄谐丛录》,由张丹斧任主编,后改严独鹤任主编,并改名为《快活林》,一时形成上海报纸三大副刊鼎立的局面。与此同时,《时报》首设报纸周刊,作为副刊的专门化,前后设立的周刊与定期不定期专版和专刊有教育、实业、妇女、儿童、英文、图画、文艺,分别请专家来编辑主持。上海的主要大报纸,既有编辑主持的综合性较强的文艺副刊,又有“外包式”的轮值周刊专刊,但凡重要正规的报纸,没有这样一些版面似乎就不再像是一张大报。大报如此,小报也开始效仿。报纸出现了一定的版面分化和栏目分化,甚至连一时蜂起的画报也要开辟出专门版面,编辑一些连载小说和杂文小品来吸引争夺读者的眼球。从报纸到杂志,也纷纷开始设立文艺专栏。
对文艺副刊初名《余兴》,以及后易名为《滑稽余谈》来说,有多种评价。有的说,它开辟了报纸副刊的先河;有的说,它是鸳鸯蝴蝶派的聚集地。这是以小品包括生活小品、幽默小品和庄谐并出的各类杂谈以及笔记小说为特色的文艺性副刊栏目。《余兴》既有时代的烙印,也留有传统文人的一般趣味性。“鸳鸯蝴蝶派”是特定时代的一个复杂的文艺现象,主要体现在一些言情小说里,或者迎合市民阅读趣味,以利于报纸发行。都市类报纸的发行量由此剧增,副刊稳居报纸版面之后。
《余兴》除了刊登小说外,还要用传统的笔记文衍化来的各色短文装点版面。其实,在报纸副刊上经常出现的撰稿人有范烟桥、周瘦鹃和后来的“补白大王”郑逸梅等,他们一般是在报纸副刊上写出了名气,后来有的自立门户,办起了以闲适小品为主的杂志,或者去办专门刊发言情小说的期刊。发展到后来,出现了《礼拜六》《小说画报》《良友》画报,以及周瘦鹃自己主编的《紫罗兰》杂志等。期刊林立,争奇斗胜,成为海派报刊界的一大景观。
1912年,周瘦鹃和郑逸梅开始写作,郑逸梅的第一篇译作《克灵湖游记》在《民权报》上发表并获奖,署名为“郑际云”,而编辑者就是被视为鸳鸯蝴蝶派二号人物的吴双热。他投稿屡中,后来一直用“郑逸梅”为笔名。因为他的文字短小精致,非常容易拼入版面,他的一位小说家朋友徐卓呆曾冠以“补白大王”世誉。郑逸梅擅长掌故史料,金石书画、才媛名流、戏剧电影、花鸟鱼虫都能娓娓道来,最短的文章只有7个字,颇有些《世说新语》的味道。他的文笔也很幽默,写作的多是副刊陪衬正刊的闲文雅趣。他曾经编辑过《游戏新报》和《消闲月刊》,并与赵眠云、范烟桥、顾明道、姚苏凤等苏州作家组织了星社,并同另一些参加兰社的作家被归入“鸳鸯蝴蝶派”。
《余兴》与鸳鸯蝴蝶派有无关系?当时上海的报刊文风有点“没有鸳鸯不成刊”的说法。包天笑在一心向佛的狄楚青手下做事,与王钝根和陈蝶仙相继主持的《自由谈》相比,总体风格还是清新自然的。
严独鹤主持《新闻报》之《快活林》,在编辑中更专注于他的谈话栏目,并且素有“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编辑风格。鸳鸯蝴蝶派的风头,在一个时期里被新出版的《余兴》所替代。要说包天笑与鸳鸯蝴蝶派有所牵连,并不是他在主持《余兴》的时候,倒是他离开《时报》本埠版创办《小说大观》之后。在当时上海报纸副刊三足鼎立的格局里,《余兴》还是以怡情趣味为主,也刊出周瘦鹃的文章,那时周瘦鹃的写作仍具有小巧精致的特点。
周瘦鹃17岁时就开始翻译小说,在此后的20年里写了许多长短篇小说,发表在早期《申报》的《自由谈》里,也出现在《礼拜六》《小说画报》上,他还独自主编了《紫罗兰》杂志。
鸳鸯蝴蝶派云集的副刊,除了王钝根和陈蝶仙主持时期的《自由谈》,还有更多副刊也出现在文学期刊里。据《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汇集统计,在那个时期,上海的四种报纸副刊和多种期刊,有关的这类副刊文字很多,因此引起新文学的特别关注与批评。但在《余兴》刊发的文章,主要是生活小品、游戏文章、幽默段子。包天笑对报纸副刊的贡献,在于他开辟了固定性、综艺性及趣味性副刊之先河。
1906年,包天笑定居上海,加入了南社。随后进入《时报》,在担任《余兴》主编期间,每天要为报纸写6篇文章,闲暇时间还要写小说。包天笑,原名包清柱,又名包公毅,最早的笔名还有天笑、春云等。他生于1876年,逝于1973年,籍贯苏州。幼年读私塾,19岁时中秀才。因为家境比较宽裕,中秀才之前开过学馆。23岁时,他自学了日文和英文。1900年,他与友人合资在家乡开办了东来书庄,主要经营《江苏》和《浙江潮》一类的激进革命期刊。1901年,他创办了《励学译编》月刊并发表译作《迦因小传》,开始步入文坛。同年,他创办了《苏州白话报》,这对于一个前清秀才来讲,应算是石破天惊之举。《苏州白话报》是当时流行的线装本,一开始是周刊,后来改出旬刊,以政论新闻内容为主,他之所以被《时报》聘为新闻主笔,与他关心社会政治分不开。他还在山东青州府官立学堂做过时间不长的监督,加上此前开过学馆,因此对教育一直很感兴趣,这种兴趣也成就了他的教育小说写作方向,小说《馨儿就学记》奠定了他最早儿童文学家的地位。
但他的兴趣不止于此。1911年,他编辑了《时报》出版的《妇女时报》,之后与陈景韩共同编辑了《小说时报》月刊。在此之前,各地虽有各种女报出现,特别是秋瑾创办的《白话报》,但其中也有很多作品,是借女子之口由男子化名写作发表的,因此出现雄雌难辨之说。1911年6月,狄楚青在《时报》旗下的有正书局正式增设《妇女时报》,具有附刊性质,开拓商办女性刊物之先河。该刊在提倡女子学问,增进女界知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妇女时报》是辛亥革命前夕出现的第一种有影响力的报刊。
《时报》之《发刊〈妇女时报〉征文》中讲道,“本报除聘请通人名媛分司编辑、撰述之任外,更募集四方闺媛之心得”;在《发刊词》中明确办刊目的是“明敏通达之闺彦,与夫忧时爱国之女士,时赐伟论,蕲以唤醒同胞之迷梦”。在其发布的征文说明里也有小说一项,包天笑说,“里面的作品,最好出之于妇女的本身”。
诚然,包天笑当时提出的“发扬旧道德,灌输新知识”编辑宗旨,有一定的思想局限性,但这也是《时报》本身的局限性。在辛亥革命前,能够让女性小说家首次公开于社会,已经是振聋发聩之事。从此之后,女界报刊的内容开始丰富起来,其一是提倡女学,传播实用知识;其二是刊载文艺作品,主要是小说作品。1914年以后,虽然出现了许多倡导回归家庭的刊物,如《妇女鉴》,反对妇女参政,反对女权而专求贤母良妻之教育,但也不得不注意女作者的存在权利。那时还出现过旧式文人举办的诸如《眉语》《香艳杂志》一类的刊物,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女性在撰述界的地位。《眉语》据称是由许啸天的夫人高剑华主笔政,女作者占有很大分量。
包天笑是《妇女时报》第一任主编,《妇女时报》不可避免地带有维新的色彩,与后起的妇女期刊并不能相提并论。由李达担任主编的《妇女声》发刊,后者无论从格局上还是内容上,都远远胜过了《妇女时报》。参与《妇女声》编辑的还有很多进步女性同胞,其中就有瞿秋白第一任妻子王剑虹。
陈景韩与包天笑共同主编《小说时报》。陈景韩,又名陈冷,笔名冷血、不冷、华生等,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上海才子。早年他也创作小说并提倡微型小说,其主要作品有《新中国之豪杰》《商界鬼蜮记》《凄风苦雨录》《白云塔》(一名《新红楼》)等。1912年,他被《申报》史量才从《时报》挖走,《时报》少了一个台柱子,但陈景韩也从此专注于《申报》的新闻编辑和评论,不再搞文艺创作和编辑。
陈景韩一人主笔打造了上海两家最大的报纸,这种能力是罕见的。1930年,他辞去《申报》总主笔,就任中兴煤矿公司的董事长,从此淡出报坛。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控制了《申报》,请他再次出山,他坚决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了上海市政协特邀委员,直到1965年因病去世。
《小说时报》后来主要由包天笑编辑,与《妇女时报》一样,都具有报系附刊性质。1922年,他先后加入苏州作家群的青社与星社,主要成员有周瘦鹃、许廑父、范烟桥、徐卓呆、毕倚虹等一批被视为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主将。包天笑还编辑了青社的社刊《长青》,但在文学社团遍地丛生的民国,作为职业编辑,参加什么样的社团,并不是衡量的尺度。
包天笑对自己被归入鸳鸯蝴蝶派一直不以为然。1960年7月,他曾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文章说,“我所不了解者,不知哪部我所写的小说是属于鸳鸯蝴蝶派”。他的作品有100余部,影响比较大的有《上海春秋》《海上蜃楼》《包天笑小说集》,译作《空谷兰》《馨儿就学记》,以及晚年的《且楼随笔》和《钏影楼回忆录》,确乎没有多少鸳鸯蝴蝶派的色彩。
包天笑的作品,最初是文言体,但也倡导白话文。他在有关发刊词里说,“盖文学进化之轨道,必由古语之文学变而为俗语之文学”。因此,他在青年时代就编辑《苏州白话报》。
1915年至1917年,包天笑在兼职主编文明书局出版的《小说大观》和《小说画报》,这是他的小说编辑顶峰期,也是他被新文学作家瞄准批评的时候。《小说大观》和《小说画报》要比《小说时报》规模影响更大。
1935年,成舍我在上海创办新型小报《立报》。包天笑一度接编了张恨水主编的副刊《花果山》。以后逐步淡出副刊界,但作为一代重要报人,依然活跃于社会。1936年,包天笑与鲁迅、郭沫若、沈雁冰等一起签署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1937年,包天笑为《救亡日报》写稿和组稿,为抗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949年包天笑前往台湾。1950年定居香港,出版了作品《且楼随笔》《钏影楼回忆录》等。
辛亥革命前后,上海最有影响的私营报纸,除了《时报》,还有《申报》和《新闻报》。
1893年2月,《新闻报》创刊,《新闻报》是由英国商人丹福士出面,中国商人张叔和为主要出资人的英商中文报纸。1899年,由美国商人福开森购买,聘请汪汉溪及其子汪伯奇先后担任总经理,金煦生、姚伯欣等为总编辑,标榜“无党无偏”。辛亥革命后以经济商务报道为主,在全国首设通信网络,商业新闻覆盖面比较广。1916年,上海发动抵制美货运动,该报一度转为香港注册,正式改为美国公司经营。1929年,福开森出售大部分股份,《新闻报》由接掌《申报》后的史量才接管,著名上海报人张竹平担任总经理,开始成为中国人经营的报纸,但在史量才遇害后,经营再次下滑,报道倾向也再次趋向保守并缺失底线。
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占领上海后,《新闻报》首先接受日军的新闻检查,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直接被日军掌控,成为日军侵华的舆论阵地。抗战胜利后,《新闻报》被当作敌产接收,中央俱乐部(又称CC系)趁机控股51%,成为不挂国民党党报招牌的国民党党报。1949年5月,《新闻报》被上海军管会接管,报纸停刊。再度复刊后有《新闻晨报》《新闻午报》《新闻晚报》,归属上海《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经营管理。
《新闻报》的早期副刊是《庄谐丛录》,以刊登笑料为主,是典型的“报屁股”。“报屁股”的说法出自民国初年作家毕倚虹,毕倚虹是扬州仪征人,早年担任过清廷的兵部郎中,受命赶往驻爪哇领事馆途中遭遇辛亥革命爆发,滞留上海,以他夫人的名义向《妇女时报》投稿,结识了《妇女时报》主编包天笑,在包天笑的协助下进入报界。他参与的报纸除了《时报》之外,都是《银灯》《小时报》《上海夜报》之类的小报,但在小说创作领域里作品甚多。主要有被誉为“《孽海花》第二”的《人间地狱》,以及《黑暗上海》《十年回首》《名流牙慧》《金屋啼痕》《七个自杀的妇人》等,颇有“黑幕小说”的一些色彩。他也在报纸上发表《光绪宫词》一类的旧体诗,不能完全视之为鸳鸯蝴蝶派作家。在他的眼里,那时的报纸副刊只配称为“报屁股”,可以由此推知一般读者对副刊的印象。
《庄谐丛录》一开始是专门刊登南社诗词的旬刊,后来专刊登笑料,由张丹斧编辑。张丹斧,原名张扆,又名张延礼,亦署丹翁,是江苏仪征人,也是南社成员,著述虽然不少,但主要是游戏文章和打油诗一类的文字,因此他编辑的《庄谐丛录》被称为“报屁股”,也是事属必然。这样的副刊无助于报纸发行,饱受读者诟病。
1914年8月,《新闻报》改聘严独鹤为笔政,他对《庄谐丛录》进行版面革新,并改名为《快活林》,成为上海报纸中著名的副刊之一。张丹斧离开《新闻报》,先后转入《繁华报》《大共和日报》《神州日报》。《神州日报》有一张随报附送的报纸《晶报》,于1919年3月3日独立发行,由三日刊改为日刊,由余大雄主持,张丹斧任主编。《晶报》以广告、社会新闻和通俗文艺为主,兼时事评论,主要作者有袁克文、周瘦鹃、包天笑等。郭沫若流亡日本时,也就甲骨文问题与之有稿件往来,与当时风行上海滩的《金刚钻》《福尔摩斯》《罗宾汉》并称为小报界的“四大金刚”。
严独鹤在《新闻报》改版副刊栏目设置,除小说连载和编者谈话外,还有“谐著”“小说”“笔记”“漫画一幅”等栏目。他曾经归纳了新的办刊思路,其一曰新旧折中,其二曰雅俗合参,其三曰不事攻讦,其四曰不涉秽亵。他最重视的是“谈话”一栏,看似望天说地,实则绵里藏针。“谐著”里也有不少游戏文章和小品文字。
《快活林》又更名为《新园林》。《新闻报》副刊二次改名,看似平淡无奇,其实折射出中日战争对其办刊宗旨的影响。严独鹤从总体上也属于海派文化人,在一个时期里,他同周瘦鹃同时分别主持《快活林》和《自由谈》,时谓“一鹤一鹃”,声名鹊起,但严独鹤有自己独特的办刊方针,讲求趣味性、知识性和通俗性统一。他是上海同期大报中编辑副刊时间最长的一位资深编辑。许多文化界的纠葛和派系矛盾也多由他来协调化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缓和成舍我与《九尾龟》作者张春帆在《神州日报》和《民国日报》之间的一场论争。他或许给人“和事佬”的印象,但在事关民族气节的问题面前,体现了中国文化人的职业操守。
1931年,他参加了抗日同志集会,并在《快活林》里设置“祖国之声”专栏。1938年,日军进攻上海,他提出国难当头无快乐可言,不仅继续投身抗日宣传,而且将《快活林》主动改为《新园林》。在日伪时期,他虽然身陷“孤岛”,但也尽可能地发表一些犀利的文章,面对日伪特务寄来的子弹和恐吓信,他泰然处之,没有被日本宪兵队的三次传讯所吓退。1941年,日军和汪伪政权接管了《新闻报》,他拒绝留聘,毅然辞职。后来,转办中学,但办学受到干扰,原因是拒不向当局登记而愤然关闭了学校。他宁肯没有生活收入,赋闲在家清贫度日,也不向当局屈服,体现了爱国报人的民族气节。
抗战胜利后,他再次回到《新闻报》主编《新园林》,其间也发表了一些抨击国民政府腐败的谈话言论。此时《新闻报》已经被接收为国民党党产,他的这些言论出现在《新闻报》副刊上,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因此,对于这样一位生活和工作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报纸副刊编辑和他编辑的《快活林》和《新园林》,人们并不能望文生义,简单地归入休闲报人的软性“大筐”里。他率先在《快活林》里连载向恺然(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从而引发武侠小说热和由《江湖奇侠传》改编电影《火烧红莲寺》引发的火烧热。不能因为他参与电影皇后评选活动,远赴北平亲自组稿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在《快活林》独家连载,而他自己写作的《人海梦》也在《礼拜六》杂志上连载,就将严独鹤归入“鸳鸯蝴蝶派”主要推波助澜者的编辑阵营中去。
《红杂志》创刊于上海,编辑主任也是严独鹤,主要撰稿人是程瞻庐、徐卓呆、范烟桥、胡寄尘、何海鸣等,似乎都是清一色的鸳鸯蝴蝶派作家群。1924年,《红杂志》连续出版至第100期后改组为《红玫瑰》而停刊。对于言情小说的迁延发生过重大影响,这也是特定时期言情小说写作的余波和返照,并不能脱离上海商业文化的特定环境。1929年,严独鹤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向张恨水当面约稿,催生了《啼笑因缘》。将《啼笑因缘》归入鸳鸯蝴蝶派作品行列,本身就有简单的标签化倾向,《啼笑因缘》刊登在《快活林》第一日起,便引起了无数读者的欢迎,其实这是文坛的一件大事,由此引出中国的第一部彩色电影,也是中国电影史上重要的一笔。上海商会举办了电影皇后的评选活动,以及胡蝶当选中国的第一位“电影皇后”,与严独鹤的帮助不无关系。但《快活林》着眼于各种电影评选活动就此展开,这也是报纸副刊的重要贡献。严独鹤思想开放、思路开阔。早在1914年,他开始主编《新闻报》副刊时,就曾发起成立上海各界航空救国奖。报纸副刊适度介入社会文化活动,也是从严独鹤开始的,他是一位思想活跃的副刊编辑,也很懂得如何与社会互动,是一位推动社会文化公益活动的著名报人。
《快活林》和《新园林》的最大亮点是严独鹤的“随感”与“谈话”,这其实也是副刊编辑与社会和读者互动的主要方式。由于这种“随感”与“谈话”每天都会同读者见面,副刊也就成为公众的园地而非一些特定人群的沙龙,这无论对旧式报纸副刊的评价,抑或是对今天报纸副刊编辑的启示都是有意义的。
严独鹤的“谈话”多者七百字,少者二三百字。例如,1918年徐世昌就任大总统,他在当日的“谈话”中评说徐世昌,“徐娘半推半就之姿态,未必能博得人又惊又爱也”,如此大胆品论时政,获得读者好评。连那位为了自身商业利益主张“不偏不党”为办报方针的老板福开森,也从北京写信,认为这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严独鹤的“谈话”更多的是颇接地气的市井话题。这种不拘形式的谈话数量达到上万条,是一种活的社会史料。严独鹤的“谈话”栏目也有许多来自市井和社会底层的声音,因为选登的漫画时常“犯禁”而导致作者被拘押,但他没有就此打住。严独鹤的“谈话”影响力之大,可以从轰动一时的严独鹤“遇刺案”中隐约看出,这桩发生在电梯里的锉刀刺案很离奇。事后审理的结果,既非严独鹤“犯禁”,又非仇家所为,而是一位《快活林》的金姓青年读者所为。行刺的理由是因为严独鹤的“谈话”会“勾魂”,有“妖术”。侦探小说家程小青也预闻此事,认为这位青年读者或有间歇性精神失常的问题,但比较轻微。一场锉刀刺案过去了,但似乎也能借此判断,严独鹤的“谈话”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他在晚年论及副刊的“谈话”栏目时说,“论副刊的性质,简直是兼容并包,要注意到世界、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各方面,从大事以至小事,随时有讨论的题材,要着眼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艺术各部门,从正面以及侧面随处有写述的资料”。
严独鹤编辑副刊的独到之处不仅在于“谈话”言论,还在于以下几个“不一般”:第一,一人主编一人编辑,并不需要助手,凡事亲力亲为;第二,一份副刊一编就编了30余年,如果不是被日军侵华战争打断,很可能就是大半辈子,半生精力倾注于一种副刊的编辑,这确乎少见;第三,除了每天必不可少的“谈话”,很少在自己主编的副刊上刊登自己的作品,而是在组织稿件上下功夫。
严独鹤编辑的《快活林》注重趣味性、知识性和通俗性,总体上表现出平实醇正的风格,但不时会出现轰动效应。尤其在连载和多类型小说体裁的选择上,一直追求“第一个”:第一个开创武侠小说的连载;第一个开创侦探悬疑小说的连载;第一个连续在副刊刊登漫画;第一个约请北派小说家张恨水写作《啼笑因缘》,使言情小说开始走出历史时代局限造成的一些文化阴影;第一个参与举办社会文化活动,如“电影影后评选”和“航空救国奖”等宣传活动;第一个在20世纪30年代与左翼电影人洪深联合创办电影讲习班,出自这个电影讲习班的明星就有胡蝶。这些“第一个”,都不同程度地引起一些文化思潮和创新文化现象,多方面影响到当时的报纸副刊编辑走向,影响到社会文化的多个领域,也首创了开放式办刊的副刊编辑路径。
从小说连载来看,现代武侠小说从向恺然开始,而现代武侠小说的进步和成熟,却从严独鹤主编的《快活林》开始,向恺然和他的《江湖奇侠传》是严独鹤编辑协助完成的。
侦探小说家程小青的第一篇侦探小说《灯光人影》,也首先发表在《快活林》上。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程小青曾经被称为中国的柯南·道尔或者福尔摩斯。写作《灯光人影》的时候,程小青只有21岁。程小青生于上海,自幼家贫但喜欢文学写作,在研读中接触并翻译《福尔摩斯侦探全集》,对侦破小说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在上海亨得利钟表店当学徒的时候,就开始练习有关构思和写作,创作了侦探霍桑的角色,连续发表霍桑探案小说,并由此出名。他一度应聘到苏州东吴附中任教,并继续从事侦探小说创作研究。上海沦陷时期,他在上海主办过一份《橄榄》杂志,因为题材特殊,也就存在下来。在主编《橄榄》杂志时,为了避开日伪特务的纠缠,曾经三迁住所并改名程辉斋,上海光复后又重操旧业,主编了《新侦探》杂志,是一位典型的自学成才的通俗小说家。
程小青还是一位作品众多的电影剧作家,在20世纪30年代编剧作品有30余部,影响比较大的作品有《雨夜枪声》《梅妃》《董小宛》《血手印》,并不完全限于侦探题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为侦探小说也同武侠小说一样被打入“冷宫”,程小青暂别写作,移居苏州。1956年,程小青再度开始创作,但故事主角从旧式侦探更多地变为公安干警,为侦探小说的创新发展探求新的道路。程小青曾经担任过江苏省政协委员,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与范烟桥、周瘦鹃一道被批判。1976年,程小青病逝于苏州。改革开放后,他的《霍桑探案集》再度引起关注,重新出版。程小青还是《福尔摩斯侦探全集》的最早翻译者,并与其他欧美侦探翻译小说行世。程小青的发现和培养与严独鹤是分不开的。
20世纪30年代初期,《啼笑因缘》红遍大江南北,同样与严独鹤慧眼识珠有着更直接的关系。《快活林》并不缺乏稿件,南北作家的门户之见和约稿惯性,也不需要舍近求远,但严独鹤打破惯例,长途跋涉到已经成为故都的北平,登门向张恨水约稿。据有关回忆资料,张恨水当时每天携带纸笔,准时在“来今雨轩”与严独鹤交谈构思。作为约稿编辑,《啼笑因缘》的创作和连载发表,时隔只有半年多时间,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条件下,完全可以想到严独鹤下了多少案头功夫。
严独鹤生于1889年,逝于1968年,名桢,字子材,别号知我、槟芳馆主,独鹤是其行世笔名,其他笔名有老卒、晚晴,他是浙江桐乡乌镇人。著有长篇小说《人海梦》《严独鹤小说集》和电影剧本数部。严独鹤15岁时中秀才,后来进入江南制造局所属兵工学校,受到近现代教育的熏陶,学习了英文和法文。他因丧父离校就业,先后在上海南区小学和江西上饶广信中学任教,辛亥革命后回到上海,在一家兵工学校任文牍员。1913年,他进中华书局任英文部编辑,并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1914年,严独鹤进入《新闻报》主编《快活林》。严独鹤因拒绝日伪接管的《新闻报》留聘,辞职赋闲。后回到《新闻报》,依旧在“谈话”“随笔”栏目里抨击美军在华暴行。上海解放后,严独鹤担任过上海市报界联合图书馆副馆长、上海图书馆副馆长。曾经被选举为上海市第一届至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担任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乌镇建有严独鹤图书馆,无疑与他后来的图书馆工作经历有关,也是对这位杰出副刊编辑的一种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