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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上海出版的《时报》，灵魂人物是梁启超，但它的实际创办者和经营者是著名报人和前维新派人士狄楚青。
狄楚青生于1873年，病逝于1941年。原籍江苏溧阳，长于江西。正名为狄葆贤，字楚青、楚卿，号平子，笔名有慈石、狄平、高平子、六根清静人和平等阁主。他是康有为唯一的江南弟子，曾经是著名的“公车上书”的举子之一，与梁启超也有深交，因此在早期被视为康梁维新思想的重要人物。狄楚青在1900年参加了唐才常组织的张园国会活动，并在维新力量遭受危机时参加了自力军，筹划了“勤王”起义，事败后流亡日本。1904年，狄楚青回到上海，与康梁共同筹资开办《时报》。一开始梁启超担任主笔，后来由同样是康门弟子的罗孝高任主笔也兼任康梁的代表，但狄楚青作为总经理，是《时报》的实际筹办者和管理者。1904年至1921年，狄楚青任《时报》总经理的时间长达近17年。
《时报》带有浓厚的保皇色彩，辛亥革命之后，狄楚青在办报方向上与康梁出现分歧，遂由狄楚青开始独资经营。但因为《时报》的政治历史背景和报纸初创时期的舆论偏向，《时报》在总体上难以摆脱保皇党报纸的社会认知，竞争优势渐失。因此在新的报纸不断出现后，特别是史量才接手《申报》之后，有些经营困难，这是《时报》锐意改革的客观背景。
在一段时间里，《时报》也可以称为戊戌变法失败后保皇党人的主要舆论阵地，但也不能简单地将其看作是保皇党人的舆论喉舌。虽然梁启超也曾参与了初期策划，报纸主笔也是康门弟子罗孝高，但狄楚青在创办该报提到办报宗旨时讲，“吾办此报，非为革新舆论，乃欲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因此，他是中国近现代报人中具有相对独立报纸革新理念的第一人。不仅读者定位明确，主要面向教育界、出版界和文化界，而且成为在北京、苏州、杭州设有分报馆的大报，全面实现了正反两面印刷，也摆脱了竖版式编排印制的传统形式。
《时报》之名，也取得有些意思。除了与梁启超此前举办的《时务报》暗示着某种关联，主要来自《礼记·中庸》中的“君子而时中”一语，意思是要合于“时”，随“时”而变，同时更倾向于“持中”“执中”。因此报纸一开始的政治姿态，既反对顽固守旧，又反对激进革命的中间路线。但对康梁来讲，已经有些大势已去，跟不上形势的变化。这种变化与狄楚青当时的政治现实认知有极大关系，同时也暴露了他们之间政治观点上的分歧，而终至出现狄楚青一人独立经营的局面。
《时报》的结构和面貌即便在今天都不落伍，除了版面竖排，纸张发黄，谁敢相信这是100多年前的报纸？狄楚青确乎是一位具有纸质传媒超前发展眼光的革新人物，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现代纸媒的奠基人。
狄楚青信仰佛教，淡于功利名誉，摊子铺得很大，除了《时报》的北京、杭州、苏州分馆，还拥有有正书局和有正书局旗下的《小说时报》《妇女时报》等，俨然形成了中国最早最大的报业集团，报馆里大小事都要他来定夺。1921年，狄楚青健康状况不佳，也就由黄伯惠（黄承恩）接办了《时报》，《时报》从此进入了逐步衰落期，最终在1939年9月1日宣布停刊。《时报》在黄伯惠主持期间，经营情况每况愈下。1931年4月，《时报》曾经连载过巴金的作品《家》，《家》当时书名为《激流》。九一八事变后，《激流》连载一度被腰斩，经交涉继续刊登，但《时报》并没有支付后来连载的稿费。1933年5月，《激流》定名为《家》，由开明书店正式出版。
但是，《时报》前期和中期的经营还是取得了巨大成功的。这种成功主要来自狄楚青在报纸结构和新闻机制等多方面大刀阔斧的革新。他有许多同业第一，包括报纸定位和版面形式、印制技术以及采编结构等，都走在上海乃至全国报业的前面。
在版式编排和新闻版设计上，一是彻底告别竖版式编排，实行四大版两面印刷。二是与不同的新闻版相呼应开辟了时评一、时评二和时评三的评论专栏，让评论与新闻合流，避免了主笔一手包办操持言论“大而空”式的弊病，聘请陈景韩（陈冷血）、包天笑和雷奋分别担任主笔，让新闻与言论直接互动。这三个时评专栏就是国内时评、外埠时评和本埠时评。陈景韩是分版时评的首倡者，后来也是《时报》的总主笔，他的政治观点与梁启超有所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时报》的保皇色彩。
在新闻业务上也作了许多创新。其一是首设“专电”，当时中国尚未出现通讯社机构发布的可靠消息来源，无从保证新闻报道的时效性。《时报》派出专人到北京采访，通过电报、电话把采访内容传给报纸总部，既保证了新闻时效，也强化了独家新闻的采写机制。之后，《时报》“专电”为各报效仿，并促成了通讯社机构的诞生。
其二是首设“通讯记者”，也即最早的特派、特约记者。而中国近代报纸的“通讯记者”第一人，就是中国新闻通讯第一人黄远庸（黄远生）。之后，北京著名报人邵飘萍在未创办《京报》之前也担任了《时报》的“通讯记者”，而另一位是《大公报·戏剧周刊》的创始人徐凌霄（徐彬彬），也是《时报》的三大“通讯记者”之一。黄远庸是前清进士，曾经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因为写文章反对袁世凯称帝遭受迫害，出走美国，最后被暗杀于旧金山。三大“通讯记者”为《时报》带来了更大声誉，同时也对报纸新闻写作体裁的分化、完善作出创新性的探索。
在机构设置上，除了在北京、杭州、苏州设立分馆，也曾在北京开办过京津版《时报》，在上海开办《民报》，但由于缺少人手，两年后相继停办。
在报纸读者定位上，主要面向教育、文化等机构的知识阶层。新闻视角上有所倾斜，广告也以教科书、新书、新刊广告为主，不仅商务印书馆是《时报》的大客户，知识界人士也以阅读《时报》为荣。
就报纸副刊而言，《时报》推出周刊最早，综合性文艺副刊《余兴》的出现也最早，标志着近代中国报纸副刊体系的革新与文艺性副刊的正式出现。虽然以现在的眼光看并非优良，但它对副刊体系建设的贡献是明显的，即在新闻和副刊专业分工方面首次出现了新的突破和分化，设置了逐日轮流刊出的七大周刊，包括教育、实业、妇女、儿童、英文、图画、文艺专刊。这在当时报业经营和报纸编辑上堪称石破天惊之举的大事。
《时报》副刊体系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都是比较完备的，既有包天笑主编的副刊《余兴》，还有轮流刊登的周刊专版，甚至在1911年之后还陆续出现了包括《妇女时报》《小说时报》《图画时报》的附属报刊系统。这些报纸如《小说时报》是月刊，是由狄楚青的有正书局主办的，与后来常见的报纸办出版社和期刊很类似，因为都属于《时报》系列，是同一个品牌，因此也可以视之为特别的附刊，而报纸办刊的最早源头也可以在这里找到雏形。实际上，《时报》的附刊或者副刊结构不拘一格。1911年，有正书局创办前后除了《妇女时报》《小说时报》《图画时报》由有正书局发行，还有《滑稽时报》，四版一大张却是随报附送的，一面是小品、笑话和小说，另一面是广告。
1911年，《妇女时报》《小说时报》是月刊，既然明确地冠以“时报”为统一报纸品牌的名称，也应当属于特别的附刊形式。在性质上略同于周刊。对于周刊尤其是文学以外的报纸周刊算不算副刊，也有不同的看法，但这同附刊算不算副刊有类似的问题。且不说文艺栏目是其他报纸的必要元素，《妇女时报》之类也离不开文艺或者文化因素的介入，只要他们是同一报纸主办或主编的，并不妨碍他们作为主报附刊的形式存在。《妇女时报》设有时论、知识介绍栏目，也有游记和文学栏目，因此也有很强的文艺性。
《时报》副刊异军突起并不是偶然的，与狄楚青的知识结构和文化修养大有关系。他是一位近代诗人，也是一位近代文学评论家，辛亥革命前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经常发表诗词，著有《平等阁诗话》和《平等阁笔记》，诗文书画兼有造诣，还精于文物鉴赏。他的有正书局印制多种书画碑帖，传播国粹文化艺术。1917年至1919年的两年里，还印了戚本《红楼梦》，并对《红楼梦》脂本与程本作了比较研究，他应当是最早的一位红学家。1912年，我国最早的佛学理论刊物《佛学丛报》，由濮一乘担任编辑。狄楚青如此深厚广博的学识系统，支持了他的副刊创新活动。
据有关资料分析，有章太炎支持或参与《时报》周刊创立的说法，但言之不详。如果确有其事，也可以说章太炎是发现《时报》周刊的第一个伯乐。从《时报》创刊开始，各种报纸周刊聘请社外专家主持开始成为一种传统做法，借助“外脑”提升办报水平，提高多种副刊的社会影响，也成为一种重要的办副刊的思路。从学者专家角度来讲，也从中找到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路径，而像章太炎这样一位在中国近代和现代社会具有广泛影响的学者的参与，即便只是偶一为之，也说明副刊的文化传播地位在提升。
应当说，章太炎与《时报》没有任何人事关系，因为他与《时报》的后台人物梁启超历来政见不合。他也与康有为的弟子狄楚青分属不同的阵营，不会进入《时报》的传播体系，同时也没有他参与《时报》的任何记录。但在《时报》早期，他担任过梁启超创办的《时务报》撰述。1896年，《时务报》是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在强学会解散后，在上海共同创办的，王国维担任了该报撰述。1898年，光绪皇帝下旨将《时务报》收为官办，由康有为督办，汪康年拒不奉命，后将其改名为《昌言报》继续出版，章太炎那时仍参与其中。后起的《时报》虽然具有当年维新派的背景，但已经是不同的报纸了，而章太炎也开始脱离渐趋保皇色彩的报纸，走上了激进的道路。
1903年，《时报》正式创刊前章太炎就职于上海的《苏报》，担任撰述，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标示他与维新保皇派开始决裂。1896年6月，《苏报》的主办人胡璋是以其日本妻子生驹悦的名义在上海的日本领事馆注册《苏报》，一开始也具有保皇色彩，多为市井新闻。1900年由陈范接办，仍然宣传改良，倾向革新。1903年6月，《苏报》版面人事“大改良”，聘请章士钊为主笔，章太炎和蔡元培为撰述，观点立场发生了变化。章太炎在《苏报》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之后，又为邹容的《革命军》一书作序并在《苏报》上刊登，还在《苏报》上挖苦光绪皇帝是“载湉（光绪帝）小丑，未辨麦菽”，引发了报业史上著名的“苏报案”。1903年7月7日，《苏报》被查封，陈范出逃，章太炎英勇就逮，邹容不愿贪生舍义而自行投案，惨遭折磨，瘐死狱中。章太炎由终身监禁后改判为3年，于1906年出狱后流亡日本，与孙中山相识，参加了同盟会，立场发生了全面转变。1911年，章太炎从日本归国，主编了《大共和报》，并担任孙中山临时总统府的枢密顾问。他在袁世凯就任民国总统时，先在总统府任顾问一职，旋即出任东三省筹边使。在此期间，他在《顺天时报》刊发了自己的征婚广告，是国内名人广告征婚的第一人。他推动东北实业发展的计划终究落了空，决意奉身而退。1913年，章太炎因参加讨袁活动而被捕，直到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才获得自由。1917年，他宣布脱离国民党后回到上海。最稳定的一段时光是与其妻居住在上海重庆南路288弄大陆坊。不久后，他到苏州开办了章氏国学讲习会，从此逐步淡出政坛与报坛，但也与国民政府龃龉不断，晚年再次倾向复古主义，但对日本侵占东三省明确反对。“中华民国”一词的国名也首次出自章太炎之口。
1904年6月12日，《时报》在上海正式创刊，此时章太炎尚在狱中，时间上不可能与《时报》有更多交集。但他在进入《苏报》前，与蔡元培等成立中国教育会，下设教育、出版、实业三个部。这正是《时报》筹办的时候，也就在这个间隙里，出于对教育、出版、实业的关注，以及他此前的经历，或许会介入《时报》的周刊计划，尤其是《教育周刊》和《实业周刊》的设计，颇与章太炎的关注点相符合。也就是说，他虽然没有多少参与实操的机会，但并不排除与其谋创的可能。毕竟同在上海，章太炎与筹办《时报》的人也有旧关系，尤其是他在出任东三省筹边使时推动实业发展，并对实业产生了很大兴趣。实业发展计划虽然落空，但壮心不已，在舆论上推动教育和实业发展也是不得已而求其次，而这也是《时报》创刊后，首次推出此前未见的教育、妇女、儿童乃至使人感到有些突兀的《实业周刊》的缘故。教育、妇女、儿童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社会生态圈，图画和文艺在他们看来更是一种工具。提倡实业，既是维新派的运作重点，也是报纸传播的重要方面。因此，章太炎作为对教育和实业高度关注的著名学者，推动和指导了《时报》的副刊革新，具有标杆意义。
章太炎是一代国学大师，在经学、哲学、历史学、文字学、语言学、音韵学以及逻辑学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同时也是一位民主革命家和思想家。他生于1869年1月12日，故于1936年6月14日，浙江余杭人。原名学乘，字枚叔，易名为炳麟，“乘”与“枚”都取自汉赋大家枚乘的名字，由此可见其治国之志向。他也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更倾慕于顾炎武，顾炎武名绛，章太炎又曾以“绛”为名号。绛与炎显示了他强烈的反清意识。他曾经说，“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后来转向同盟会，被他的老师朴学大师俞樾（俞平伯曾祖父）斥责为不忠不孝，非人类也。在被逐出师门之后，章太炎便发表声明断绝了师生关系，以表其志。章太炎的学生众多，例如黄侃、朱希祖、钱玄同、沈兼士等。鲁迅也曾对章太炎执弟子礼，但章太炎晚年观点有复古倾向，因此，鲁迅在《趋时和复古》《名人和名言》的杂文中提出了批评。周作人曾经说到鲁迅的《狂人日记》，认为人物原型来自他们得过疯病的阮氏表兄，可小说中狂人的张扬个性和犀利的思想，令人很难不联想到章太炎。章太炎曾经这样讲，“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因为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他晚年曾经斥责主张不抵抗政策的蒋介石为秦桧，说汪精卫是石敬瑭，由此又可以看出他一生敢说敢做的文人心性和民族气节。他的墓安葬在杭州南屏山荔枝峰下，紧邻张沧水墓。他对邹容也很尊信，邹容身亡，抚尸痛哭，亲撰《赠大将军邹君墓志》，并悬挂其画像，每半月遥祭一次。
章太炎其实也是一位思想激进的学者型报人，为此数次入监。第一次是在《时务报》，第二次是在“苏报案”。1906年，他获释后到日本，主编了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笔战。但也因为办报经费分配不公平与孙中山闹得不可开交。1911年，他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在逝世前一年还主编了《制言》杂志。他担任撰述和主笔的报纸，在前期有《经世报》《实学报》《译书公会报》《正学报》《昌言报》，还有《亚东时报》《台湾日日新报》《国粹学报》。在《民报》时期，他发表了很多政论文章和时评，其文辞犀利，一时被称为所向披靡。他的新闻思想，主张要为政治服务，但要以言论自由为前提。这与他的报纸实践是相一致的。
章太炎文学作品不多见，而早期政论报纸也没有副刊文字版面，他的主要精力一直放在政论写作上。他虽然是国学大家，但对白话文并不轻视。他甚至这样讲，中国的《毛诗》就是那时的白话诗，后来的《水浒传》以及《老残游记》也是很好的白话小说。他在语言文字学理论和艺术上也有独到的观点，认为既要治“小学”文字，也要关注“音训”。他的教学观念受知识结构体系的制约，在东三省担任筹边使的经历和所做的调研考察，是他政治和学术生活中难得的一抺亮色。
《时报》的副刊文字革新和系列周刊的问世，影响深远，甚至影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报刊传播方式。《时报》的副刊和周刊在1904年就陆续出现了，在时间上远远超前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著名“四大副刊”，更超前于后来《申报》与《大公报》副刊。它之所以没有引起更多的注意：一是超前太多，二是它的出身，三是形式上的革新影响比不得内容革新，但从副刊本身的革新来讲，并不能忽视它的开拓性贡献。《时报》副刊和周刊的出现是中国报纸副刊体系正式定型的起点，这个评价并不过分。
《时报》副刊体系的创新以及专业周刊的出现，不仅惠及《时报》自身，也影响到《申报》实现扩版扩容，甚至是后来的报纸结构形态。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新兴的报纸都不同程度地借鉴了这种形式，为新文化的传播开辟了多个通道。专业周刊的出现，也丰富了出版物的刊期形式，有的同报纸彼此挂起钩来，有的独立发行，新出现的文化社团纷纷跟进，诸如后来的《语丝》等，都具有周刊的出版形态。在独立周刊中，发行时间最长的当属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编辑出版的《歌谣周刊》。
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于1920年12月19日创立，由沈兼士和周作人主持。1922年12月17日，该会创办了《歌谣周刊》。《歌谣周刊》的发刊词由周作人拟定，常惠、顾颉刚、魏建功、董作宾为编辑，一开始也由《北京大学日刊》随报附送，具有明显的副刊色彩倾向。征集发表的歌谣几乎遍及各省，成为当时研究民间文学的中心。1936年4月由胡适主持复刊。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停刊。但是，在抗日大后方，随着部分高校南迁，由西南联大组成的湘黔滇旅行求学团抵达昆明，在途经贵州“十字路口”的走走停停中，后来辑为《西南采风录》的歌谣收集活动再次活跃，《歌谣周刊》继续延续下去。这种出版形式不时出现，一直到1947年，还出现了在《读者文摘》杂志上附送的《新诗歌》，这个《新诗歌》分为“诗”“谣”“歌曲”三个单元，由薛汕、沙鸥和李凌任主编，发表了穆木天、臧克家、王亚平、柳倩等人的新诗，也发表了由薛汕辑录的民谣《胜利灾》以及发表了马凡陀（袁水拍）和田汉等人作词的歌曲，如田汉为电影《荣归故里》所创作的《黄包车夫歌》歌词。这样的出版形式，是当时与后来报刊出版特刊、特辑以及增刊的通用形式。
诸如此类的周刊还有很多，从某种意义上讲，五四时期的四大副刊——《京报副刊》《晨报副镌》《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多少都带有编辑相对独立的机制。值得注意的是，副刊形式的附刊不仅在报纸上频繁出现，也波及期刊。这不仅是节省出版成本的有效途径，也是缩短开发阅读市场的时间，还避免了注册检查等流程。对于没有财力条件出版独立报纸和刊物的文化人，更喜欢采用这样的出版形式。
也许，《时报》推出系列周刊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或者后来的研究者也不会将其视为一个重要问题，他们更多地着眼于刊物与办刊者的思想内容和思路变化，但历史的细节往往是滴水映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