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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的起源与中文报纸的出现相生相映。报纸采取何种印制版式，用什么方式发行，副刊文字怎么编排，由什么样的人来创办经营，这是本书立论的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就是副刊也有自己的发展过程。
报纸副刊发展，至少要考虑到四个因素：一是各种副刊文字在报纸上出现；二是多种刊出和发行形式初具规模；三是主流语言的运用以及新闻和文学在文字体裁上的分化，新闻专业写作与文学写作分开，正刊与副刊或者新闻版面与副刊版面主次从属关系明确；四是副刊在报纸内部与外部相对独立的编辑体系有所确立。
中文副刊随报纸同生。“新闻纸”和“行情纸”的出版概念是由欧美输入的，但他们开拓中国市场需要中文报纸，而中文报纸的编撰也需要中国的传统文人，报纸的口味和风格都是中国式的。因此，传统文人的兴趣和笔调不可能不影响到报纸。
《循环日报》创刊于香港，它是中国人自办成功的最早的中文日报，也是第一张有副刊的报纸。
《循环日报》的第一版是刊登行情与广告，第二、三版是新闻，第四版是留给主持报纸编辑和言论的王韬自己，他写作的笔记文《遁窟谰言》，最初也刊登在《循环日报》的第四版上。王韬担任《循环日报》主笔有10年之久，是近代政论的首创者。但根据当时报纸的版面布局结构，他的“王韬体”政论也只能刊发在第四版上，这是真正属于他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王韬体”政论是后世社论、评论、理论文章之祖，也是杂文时评、文艺政论等文艺性更强的杂文之源。《循环日报》发展到后来，行情与广告敬陪末座，社论晋升到头版，理论文章和杂文时评也就成为后来副刊的主要文种。继王韬之后，真正能够推动评论乃至时评发展的，当属梁启超。梁启超一生创办了很多报刊，对新事物一直保持高度敏感，政治立场和思维跳跃性很大。他主办和支持的比较正规的报纸，主要是《时务报》和《时报》。梁启超是《时务报》的总撰述，报纸创办初期，写稿编辑都是他自己，每天要写4000字，还要编辑20000字。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前后共连载了43期，可见影响之大。《时务报》被誉为“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梁启超创造了“纵笔所至，略不捡束”的“时务文体”特色，“笔锋常带感情”，“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为时评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时务报》是竖版编排旧式报刊，亦报亦刊，在形式上并没有出现分化。他主持创办的现代意义上的报纸，是1904年出版的《时报》。“时报”一名，取自《礼记·中庸》中“君子而时中”一语。《时报》率先在格版上开辟了时评一、时评二、时评三，由报纸实际主持人狄楚青分请陈景韩、包天笑和雷奋来主持。时评短小精悍，明快活泼，带有文艺政论的若干特点，很受读者的欢迎。时评是社论和各种报纸评论的滥觞。进入副刊版面，也就衍化出后来常见的杂文和文艺政论。它们在写作上风格各异，但属于议论文的同一种文脉。
叙事类作品，素来就有诸如笔记文的文体，似小说非小说，似小品非小品，但很适合报纸刊登。王韬在《循环日报》第四版上，除了必不可少的古体诗词歌赋外，还有他自己的《遁窟谰言》，一写就是二三十年。最初都刊登在《循环日报》上。王韬在创办《循环日报》之前，曾经在英国待了两年，返回香港后，先是担任《香港华字日报》的主笔，编译连载了《普法战纪》。《香港华字日报》虽然谈不上有副刊版面，但类似的译文作品也活跃在报纸版面上。据说，《普法战纪》引起总理大臣李鸿章的关注，因为它对中国当时的外交决策颇有参考价值。这样一些文字在香港的华文报纸比较集中地出现，或成为文人雅集的园地，或是记叙议论的场所，无疑应当被列为副刊文字的雏形。但鲁迅对王韬的《遁窟谰言》《凇隐漫录》《凇滨琐话》评价似乎不高，视其为《聊斋志异》者流，而且其中也有不少花前月下的东西。
副刊文字缺少不了小品和小说。小品其实是散文游记和杂感的别称，以短小内敛蕴藉为上，当是副刊文字的自然品种。而小说的演变就比较复杂了，小说在传统文人的写作概念里就是记事记闻，应用到报纸上，一开始分不清是新闻、旧闻还是传闻，有趣并有人看就是了。南宋以来的“话本”，也常常用“新闻”这个说头强调叙事的真实性，在中国新闻传播学没有形成气候之前，确实有一些“跑新闻”的，凭着道听途说去写作，而最初的华文报纸也就是这样一种混沌的状态。
报纸编制副刊或者组织副刊文字，最远可以追溯到1872年4月创刊的《申报》。《申报》在其创刊号上声明：“如有骚人韵士，有愿以短什长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区竹枝词及长歌纪事之类，概不取值。”“概不取值”也即免费刊登，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大的优惠。但那时的《申报》虽然有了多种副刊文字，但是并无固定版面，而只是一种弹性存在，并不能视为副刊出版形式的正式出现，一直到《时报·余兴》和《申报·自由谈》出现，才算有了副刊的固定版面空间。
报纸主流语言的分工以及新闻和文学在文字、体裁上的高度分化，新闻写作与文学写作分开，是报纸副刊出现的基本条件。上面讲到，在中国新闻传播学没有成气候之前，确实有一些“跑新闻”的仅凭道听途说去写作，而南宋以来的“话本”里也常常用“新闻”这个说头来强调故事的真实来源。沿袭下来，新闻作品和文艺作品的体裁界线一度比较模糊，涉及历史的多为野史奇谈，涉及最近发生的新闻事实，又靠坊间传闻。
清末《申报》揭露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一开始是从传闻中嗅到新闻线索，编辑者感觉到案情有些蹊跷，遂派访员赴案发地进行调查。这是中国早期新闻采访出现大转变的一个典型事例。访员经过反复采访调查，终于搞清楚，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案显系屈打成招，于是在报纸上进行连续报道，这些报道终于惊动了朝廷和当政的慈禧太后，由慈禧太后下旨派员彻查，最后揭出一起直接牵连县吏、县令、知府与巡抚的贿案窝案。报纸采写社会新闻的新的作风和对新闻事实的处理，不仅提高了报纸的影响力和公信力，也标志着新闻与小说笔记的分野，表现在新闻文字和副刊文字的区别里，在版面安排上也开始出现版面上的分离。
早期报纸，新闻人特别是小报新闻人不仅以猎艳求奇为能事，而且还担当采访的访员，多数也是从旧式文人蜕变而来的。既不懂得新闻的三要素，遑论新闻真实性原则，在写作形式上又带有中国传统笔记文的记事特点。一直到辛亥革命后，上海《时报》首设“专电”和“通讯记者”，才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记者和新闻报道。因此在新闻业务发展的过渡期，副刊也在过渡。副刊从可有可无的“补白”进入“报屁股”状态，接着转为报纸形式和内容的重要构成，足足经历了二三十年。加上文体和题材的演变磨合，副刊形式极不稳定，也不时出现饥不择食的情况。
从副刊文字内容的增添过程来看，其实也具有同样的过渡痕迹。在清末民初的报章小说创作里，往往具有以下几个题材处理特点：一是多以自身经历为底本，加上艺术处理和想象，敷衍成篇，多少也具有混搭一体的意味；有的作品为了争取读者，还要特别声明它的真实来源，因而也由此出现“自述”“原型”“化身”的说法。二是以“录”“记”“传”“外史”为书名定位的作品满目皆是，意在强调它的真实来源。创作来源于生活，这原是不错的体裁，自传体小说和有人物事件为原型的创作，也应当是小说创作常见的路径，但这种对艺术处理并不自信的“一窝蜂”似的真人假事或者半真半假的小说创作法，也从一个角度体现了新闻事实报道原则与文艺创作规律概念的某些混淆。这种见怪不怪的现象延续了很久，在一些小说创作上也在所难免。也是由于这个原因，鲁迅先生在论及小说创作的方法时，特别强调他的小说人物向来有“面孔在河北、帽子在山西”的说法。也是同样一种原因，出现了延续时间很长的《红楼梦》人物考据研究的学术流派。
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也产生了另一个概念，即称最初的副刊记事文字为“报人小说”或者“报章文体”，并由此提出早期小说创作与新闻报道的“互文性”问题。编辑记者兼写小说或者后来专攻小说，确实是当时的普遍现象，但这在西方文坛和报坛也是常见之事。因此，“报人小说”或者“报章文体”概念能不能完全成立，还是值得再商讨的。如果说，报纸最初刊登的文字多为章回体，那是因为中国小说从“话本”出现就有分章回“卖关子”的传统，这些小说适合说评书也适合报纸连载，后来，普遍出现“报章文体”也是说得通的。但小说毕竟是小说，即便作者有一定的素材来源和真人真事背景，也未必就是新闻与小说的完全混同。以写作报纸连载小说数量最多、名气最大的张恨水为例，他的多部连载小说，也许《虎贲万岁》和《金粉世家》两部作品有较多事实依据，其余多半是如鲁迅所言，“面孔在河北、帽子在山西”。其最有影响的《啼笑因缘》取材于一位北洋军田旅长强娶大鼓艺人高翠兰的社会新闻，并不能将故事完全当成事实。他曾经明确地讲，小说就是小说，并不是历史，他不会将所谓人物原型同创作混为一谈。
新闻写作和文学创作会不会发生交汇呢？当然也会，其交汇的结果，也就催生了特写、报告文学及纪实文学概念，对于这类作品，现在的范围更宽，统称为非虚构文学作品，不一定都是新闻报告一类的文字。新闻写作和文学创作的交汇，从体裁上进一步丰富了副刊和报纸的文字形式，在特定时代更具有阅知功能。
据张恨水考证，第一个在报纸上发表本土长篇连载的是陈慎言，通俗小说的名字是《说不得》。张恨水以写作连载长篇小说而著称，对此种文体也最为关心，因此，他的考证也是比较靠得住的。
自然，中国近代长篇小说的最初出现，也与“林译小说”的风行有关，但其署名冷红生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现在19世纪末期，并未与报纸副刊发生关系。英商美查创办《申报》，曾经聘请蒋其章为主笔。蒋其章是沪上文人，经常与文友吟诗唱和，并将诗作刊登在《申报》上。《申报》为了与此前出现的《上海新报》竞争，由蒋其章提出一个对副刊文字出现至关重要的征稿启事，即被研究者经常引用的“如有骚人韵士，有愿以短什长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区竹枝词及长歌纪事之类，概不取值”的说明。在此前，刊登文艺作品和诗词歌赋形同广告，是需要花钱的。此口一开，艺文稿件纷至沓来，《申报》根本刊登不了，只好另办一本月刊，名为《瀛寰琐纪》。
《瀛寰琐纪》是可供考证的第一本近代文艺刊物，其实也是报纸的第一种不完全形式的副刊，但并不随报附送。副刊的这种独立发行状态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都一直存在，《晨报副镌》就是这样一种出版状态。1872年11月，《瀛寰琐纪》创刊，后来更名为《四溟琐记》《寰宇琐记》，一直到1877年才终刊，虽然该刊存在时间不长，但作为最早的通俗性、文学性刊物，在中国近代出版史和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后来出现的上海《字林西报》每日附刊一张的《消闲报》，一般被认定是中国报纸副刊之始，则是从随报附送这一点上着眼的。但严格地讲，随报附送还是独立发行，内设还是外附，只是形式问题。所以，将《消闲报》看作是一种较晚出现的不完全形式副刊，似乎更合逻辑一些，而真正比较成熟的副刊应当从1904年在上海创刊的《时报》算起。如果不从有意识设置去考虑，早期大小报纸设立的“菊部”“花榜”“谐部”，也似乎不能排除在副刊之外了。
《瀛寰琐纪》以诗词、书信、人物小札和序跋为主，也刊发笔记小说和译作，从1873年起开始连载的同样具有“林译”风格的长篇翻译小说《昕夕闲谈》，笔名蠡勺居士，其实就是编者蒋其章本人。据考证，原作是一本名为《夜与晨》的英文小说，相继连载，未能卒篇，原因是蒋其章要参加科举考试，辞离了《申报》。把《昕夕闲谈》视为中国报刊上最早刊登的译著，是1925年周作人发表在《语丝》上的《明译伊索寓言》一文中连带提过，只是说法并不十分明确。除《昕夕闲谈》之外，还有日本译著《江户繁昌记》发表在《申报》的《瀛寰琐纪》上。
翻译小说出现在当时的媒体上，必然对中国报刊早期的副刊文字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中国早期新闻和笔记文章体例不分，也并没有妨碍副刊叙事文字的扩张。在后来的演变中，传统的章回体派上了大用场。章回体具有天然的悬念性和连续性，这也是最初的报刊小说为什么喜欢用章回体的原因。章回体不断推出新故事也就成为编辑们最重要的工作，小说也就渐渐成为副刊主打的体裁。
从现在来看，中国近现代小说的出现与发展，除了翻译，还有一个理论提倡和三个源头。一个理论提倡就是1902年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时发起的“小说界革命”。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这样讲：“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在他看来，“新小说”既可以改良群治也可以改良社会。三个源头是指：第一个是清末李伯元、吴趼人、刘鹗和曾朴的社会谴责小说，主要在旋生旋灭的娱乐性小报上刊登；第二个是“林译小说”，主要由书局印行；第三个则是徐枕亚、吴双热和李定夷掀起的“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
什么是梁启超心目中的“新小说”呢？他在创办的《新小说》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谈到“新小说”创作的五个“难”，其中除了讲到传世之作难有和感人之作不易外，还考虑怎样才能适应报纸刊出改良的“章回体”。但其真正的意图不在体裁改良，而在于如何传播维新主张和提倡俗语文学。从后一点来看，梁启超也是白话文学的一位先驱者。
在梁启超的倡导下，小说创作一时成为文人风气。从梁启超创办《新小说》开始，先后出现了《新小说》（1902年11月创刊于日本横滨）、《绣像小说》（1903年5月创刊于上海）、《月月小说》（1906年11月创刊于上海，另一种说法是10月）、《小说林》（1907年1月创刊于上海），成为民国之前最令人瞩目的一道文化风景。梁启超实际主持《新小说》时，主要撰稿人有吴趼人，吴趼人的成名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九命奇冤》就首先发表在《新小说》上。《绣像小说》由李伯元主编，其他主要撰稿人有刘鹗、荒江钓叟等，作品《老残游记》《文明小史》《活地狱》都发表于此。《月月小说》的主编是吴趼人和许伏民，主要撰稿人有陈蝶仙、周桂笙、陈冷血、包天笑等。《小说林》则由黄人（摩西）主编，发表最为著名的小说是《孽海花》。这些编者和作者大多有编辑大小报纸的经历，因此，小说必然会影响到报纸副刊文字的主流样式。
梁启超自己撰写的小说是《新中国未来记》。《新中国未来记》在形式上是“章回体”，但故事场景和人物都在对中国历史的追溯、展望、辩论里展开，更多地是在塑造自己的政治主张，缺少小说的情节和故事性。他的这种“另类小说”催生了所谓“政治小说”，但也带动了“历史小说”和“社会谴责小说”创作，出现了李伯元、吴趼人、曾朴等一大批运用章回体写作的通俗小说家。
《新小说》还连载了一些翻译小说，如周桂笙的《毒蛇圈》和吴趼人的《电术奇谈》，都具有悬疑侦探小说色彩。这样的翻译小说也出现在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上，如刊出了柯南·道尔小说的译作，并使翻译小说成为早期副刊文字的重要构成。
林纾的由“舌人”口述，仅凭“耳受笔追”的方式常对原作随意增删，根本谈不到严复所讲的“信、达、雅”，但他给后来的文学翻译奠定了一个基础，影响很大。林纾一生笔译了外国小说超180部，为中国人打开了西风欧雨的新窗口。他的笔译始于1899年，主要和他的一位同乡王寿昌合作，王寿昌曾在法国留学，归国时带回一些外国名著，其中就有小仲马的《茶花女》。他们在闽江的一条小船上，一人讲述法文原著，一人译成古文，相当于由法文到闽语再到古文的多次转译。其第一部译著《巴黎茶花女遗事》发表在梁启超创办的《昌言报》上。他后来用同样的方式，与魏易、陈家麟等曾留洋的才子们合作翻译了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德》、塞万提斯的《魔侠传》、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等。辛亥革命后，他自己也创作了长篇古文小说《京华碧血录》和《金陵秋》，反映了庚子事变和辛亥革命的某些侧面。他还写有《劫外昙花》《巾帼阳秋》和大量古诗文笔记，著有《畏庐文集》《畏庐诗存》《畏庐漫录》《畏庐笔记》《畏庐琐记》等，甚至还有传奇剧本和闽剧剧本多种。林纾不仅是古文高手，也是一位有名的国画家。1919年，齐白石初到京城，也是由林纾出面购画并在其编审的《平报》上发表文章，极力推崇齐白石的画作，使齐白石慢慢地站稳了脚跟。如此说来，林纾晚年还是一位报人抑或早期报纸副刊的支持者。1903年，林纾受聘于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任笔述。1906年，林纾转为教习。1917年，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起，他被新文化阵营的刘半农和钱玄同合演的一出“双簧”所激，发表了小说《荆生》。之后，他成为白话文学的首要攻击对象。他子女众多，虽然生活并不宽裕，却拒为北洋军阀吴佩孚作祝寿图，还是有些士大夫传统文人气节的。
“鸳鸯蝴蝶派”是徐枕亚、吴双热和李定夷开始掀起的。徐枕亚是江苏常熟人，10岁就能作诗填词，但两应童子试不第，他成为《民权报》的新闻编辑。《民权报》由戴季陶和何海鸣担任主编，徐枕亚的同学吴双热出任《民权报》的副刊文字编辑，他约请徐枕亚创作了以徐枕亚婚姻遭遇为蓝本的《玉梨魂》，开创了报纸连载小说的先河。《玉梨魂》以骈文创作，旋写旋登，每日刊出600字，其中引用了不少旧体诗词。《花月痕》中“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的语句，加上哀怨的笔调，成为一种流行的小说模式，也就必然在新文化运动中被称为“鸳鸯蝴蝶派”，同时被当作了攻击的另一个靶心。但平心而论，言情哀情小说的出现，是特定时代的文学现象，一是那时文言文占主流，二是青年婚姻不自由是普遍问题，无奈与怨恨造成了它们滋生一时的土壤。徐枕亚虽然用骈文写作但擅长心理渲染，因此俘获了不少青年读者，倒是后来“鸳鸯蝴蝶”乱飞，有病呻吟，无病也呻吟，加上白话文学成为主流，也就成为病态文学的代表。《民权报》被强行停刊后，徐枕亚主编了《小说丛报》。1922年他与许廑父创办了《小说日报》，但鸳鸯蝴蝶派已经被视作中国现代文学的对立面。单从徐枕亚《玉梨魂》的创作来讲，还要历史地去看待，或者将其视为特定年代和文化背景里冲破“禁区”的爱情题材小说，亦无不可，只是它的多方面局限和落伍也是非常明显的。这种情况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的先后销售变化就可以看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前，《小说月报》主要以刊登“礼拜六派”小说为主，印数也还不少。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后，印数下降迅速，一直到聘请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并大量发表文学研究会作家的作品，才发生了起死回生的大转变。
徐枕亚和吴双热对早期副刊的贡献是在不经意中发生的，从小说的连载角度讲，他们使《民权报》成为副刊重要的先导之一。《民权报》并没有副刊的具体名目，但副刊文字每期要占大半个版，其中刊登南社诗词最多，连载的骈文小说《玉梨魂》是其中最惹眼的一部分，并由此增加了报纸的发行量。从言情哀情小说开始，当时的报纸版面上，社会题材、侦探题材、武侠题材乃至“黑幕小说”次第登场，成为一些报纸的副刊最具传播力度的主打文字，在进入白话文学主导的最初时期也是如此。
报刊小说向新文学过渡似乎没有那么简单，正如“放脚”与保留“天足”的历史过程一样，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前后，从文学趣味到文学语言的运用，在大分野中也会有多种流向。1917年至1919年，另一位著名小说家姚鹓雏的《恨海孤舟记》在《小说画报》上被连载，这是继他在1913年创作的文言长篇小说《燕蹴筝弦录》之后，创作的另一部白话章回体小说。故事背景是辛亥革命，但同样是不脱义士佳人的故事脉络。姚鹓雏毕业于京师大学堂，进入上海报界，先后在《太平洋报》和《民国日报》供职，编辑过刊物《七襄》，在创作视野上比徐枕亚、吴双热和李定夷等更宽展。姚鹓雏在《时报》上连载了内蕴深厚的小说《龙套人语》，作者极擅长用隐语，影射的人物、事情往往又能引发读者的共鸣，反映了清末民初的复杂社会变化。姚鹓雏译著过多种小说，包括翻译小说，翻译作品《鸳泪鲸波录》曾在《民国日报》上连载。他的报章文体和通俗小说从言情到社会的题材前后的变化，以及他后来对白话写作的肯定，从某些方面体现了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小说创作的过渡轨迹。
副刊文字刊出和发行形式初具规模，一般认为从1897年《消闲报》作为《字林沪报》随送的附报算起。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文艺副刊史》中同意这种认定，也主要是从副刊文字刊出和发行与主报联系一起考虑的。但这其实是一种不完全形式的早期副刊雏形。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副刊应当是报纸的编辑构成，甚至包括各种专刊和周刊。这虽然是后来大部分报纸副刊的结构形式，但其中综合性文艺副刊是主要的。从历史上看，副刊文字刊出和发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著名的《晨报附镌》就是附刊赠送的。在其发刊之前，鲁迅起名为《晨报附镌》，是编辑独立附加一张的意思，《晨报》总编辑蒲伯英用隶书字体书写刊头，既不失原义，又符合隶书规范，也就写成《晨报副镌》。事实上，只要副刊与主报共用一个报纸品牌，或者有明确的契约关系，就应当视为主报的副刊。
副刊在报纸内部与外部相对独立形成的编辑体系的确立，以及编辑群体的出现，对于副刊的正式形成，更具有决定性意义。副刊编辑可以来自报馆内部，也可以来自外部，或者是内外结合。但需要在总体上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职业群，没有这些专职或者兼职的职业编辑，不可能形成相对稳定和连续性的副刊体系，也难以形成相对稳定的作者群。在1872年4月创刊的《申报》，强调“概不取值”，反映了副刊没有完全形成之前副刊文字组织聚合的一种临时状态，一方面缺乏组织人才，另一方面缺少稿件来源。“概不取值”反映了副刊文字所体现的价值不高，不与刊发广告需要缴纳费用等同，已经是高看一眼，因此投稿者大多是不为衣食发愁的文人雅士，真正需要卖文为生者，除了已经成大名的，与副刊文字写作几乎是绝缘的。
在历史上，所谓“职业作家”其实是少之又少，“润笔费”是非规制化的偶例，即便是稿酬制度从“概不取值”转向了固定的报酬，其稿费制度全面建立起来，大概也用了小半个世纪。所谓徐枕亚与《民权报》关于《玉梨魂》的诉讼，大约是中国最早的一次有影响的版权官司。《民权报》认为，徐枕亚是职务创作而并非是副刊文字编辑吴双热向他约稿，一部16万字的骈文小说拿不到稿酬，自然要站起来抗争。徐枕亚最终赢了官司，但不得不去自办《小说丛报》和《小说日报》来保卫自己的写作利益。为什么在那个时期，文人自己主办的文艺杂志彼伏此起，为什么已经成名的作者多半也要同时创办自己的书局和出版机构，为什么许多作家将自己谋生的第一职业选择定为报纸和报纸副刊编辑的岗位，其中经济生存上的原因大抵是相同或主要的。
在报纸副刊的孕育阶段，即在副刊文字发展的初期，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例如林纾，虽然他一生翻译和写作了超180部作品，但不得不为了每年的60两例银，到译书局去作笔述，他的子女很多，经济来源有限，晚年时告诫子女要省吃俭用，因为已经自感年老力衰，无力支撑更好一些的生活。
稿费制度和编辑规范的不断完善，最终造成了编辑群体和作者群体的不断扩大和相对稳定，比较完备的报纸副刊体系也就具备了诞生的基本条件。在报纸由近代到现代的衍化里，第一种具有现代特质的报纸副刊体系，应属上海的《时报》推向社会的。
1904年，上海出版的《时报》，灵魂人物是梁启超，但它的实际创办者和经营者是著名报人和前维新派人士狄楚青。
狄楚青生于1873年，病逝于1941年。原籍江苏溧阳，长于江西。正名为狄葆贤，字楚青、楚卿，号平子，笔名有慈石、狄平、高平子、六根清静人和平等阁主。他是康有为唯一的江南弟子，曾经是著名的“公车上书”的举子之一，与梁启超也有深交，因此在早期被视为康梁维新思想的重要人物。狄楚青在1900年参加了唐才常组织的张园国会活动，并在维新力量遭受危机时参加了自力军，筹划了“勤王”起义，事败后流亡日本。1904年，狄楚青回到上海，与康梁共同筹资开办《时报》。一开始梁启超担任主笔，后来由同样是康门弟子的罗孝高任主笔也兼任康梁的代表，但狄楚青作为总经理，是《时报》的实际筹办者和管理者。1904年至1921年，狄楚青任《时报》总经理的时间长达近17年。
《时报》带有浓厚的保皇色彩，辛亥革命之后，狄楚青在办报方向上与康梁出现分歧，遂由狄楚青开始独资经营。但因为《时报》的政治历史背景和报纸初创时期的舆论偏向，《时报》在总体上难以摆脱保皇党报纸的社会认知，竞争优势渐失。因此在新的报纸不断出现后，特别是史量才接手《申报》之后，有些经营困难，这是《时报》锐意改革的客观背景。
在一段时间里，《时报》也可以称为戊戌变法失败后保皇党人的主要舆论阵地，但也不能简单地将其看作是保皇党人的舆论喉舌。虽然梁启超也曾参与了初期策划，报纸主笔也是康门弟子罗孝高，但狄楚青在创办该报提到办报宗旨时讲，“吾办此报，非为革新舆论，乃欲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因此，他是中国近现代报人中具有相对独立报纸革新理念的第一人。不仅读者定位明确，主要面向教育界、出版界和文化界，而且成为在北京、苏州、杭州设有分报馆的大报，全面实现了正反两面印刷，也摆脱了竖版式编排印制的传统形式。
《时报》之名，也取得有些意思。除了与梁启超此前举办的《时务报》暗示着某种关联，主要来自《礼记·中庸》中的“君子而时中”一语，意思是要合于“时”，随“时”而变，同时更倾向于“持中”“执中”。因此报纸一开始的政治姿态，既反对顽固守旧，又反对激进革命的中间路线。但对康梁来讲，已经有些大势已去，跟不上形势的变化。这种变化与狄楚青当时的政治现实认知有极大关系，同时也暴露了他们之间政治观点上的分歧，而终至出现狄楚青一人独立经营的局面。
《时报》的结构和面貌即便在今天都不落伍，除了版面竖排，纸张发黄，谁敢相信这是100多年前的报纸？狄楚青确乎是一位具有纸质传媒超前发展眼光的革新人物，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现代纸媒的奠基人。
狄楚青信仰佛教，淡于功利名誉，摊子铺得很大，除了《时报》的北京、杭州、苏州分馆，还拥有有正书局和有正书局旗下的《小说时报》《妇女时报》等，俨然形成了中国最早最大的报业集团，报馆里大小事都要他来定夺。1921年，狄楚青健康状况不佳，也就由黄伯惠（黄承恩）接办了《时报》，《时报》从此进入了逐步衰落期，最终在1939年9月1日宣布停刊。《时报》在黄伯惠主持期间，经营情况每况愈下。1931年4月，《时报》曾经连载过巴金的作品《家》，《家》当时书名为《激流》。九一八事变后，《激流》连载一度被腰斩，经交涉继续刊登，但《时报》并没有支付后来连载的稿费。1933年5月，《激流》定名为《家》，由开明书店正式出版。
但是，《时报》前期和中期的经营还是取得了巨大成功的。这种成功主要来自狄楚青在报纸结构和新闻机制等多方面大刀阔斧的革新。他有许多同业第一，包括报纸定位和版面形式、印制技术以及采编结构等，都走在上海乃至全国报业的前面。
在版式编排和新闻版设计上，一是彻底告别竖版式编排，实行四大版两面印刷。二是与不同的新闻版相呼应开辟了时评一、时评二和时评三的评论专栏，让评论与新闻合流，避免了主笔一手包办操持言论“大而空”式的弊病，聘请陈景韩（陈冷血）、包天笑和雷奋分别担任主笔，让新闻与言论直接互动。这三个时评专栏就是国内时评、外埠时评和本埠时评。陈景韩是分版时评的首倡者，后来也是《时报》的总主笔，他的政治观点与梁启超有所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时报》的保皇色彩。
在新闻业务上也作了许多创新。其一是首设“专电”，当时中国尚未出现通讯社机构发布的可靠消息来源，无从保证新闻报道的时效性。《时报》派出专人到北京采访，通过电报、电话把采访内容传给报纸总部，既保证了新闻时效，也强化了独家新闻的采写机制。之后，《时报》“专电”为各报效仿，并促成了通讯社机构的诞生。
其二是首设“通讯记者”，也即最早的特派、特约记者。而中国近代报纸的“通讯记者”第一人，就是中国新闻通讯第一人黄远庸（黄远生）。之后，北京著名报人邵飘萍在未创办《京报》之前也担任了《时报》的“通讯记者”，而另一位是《大公报·戏剧周刊》的创始人徐凌霄（徐彬彬），也是《时报》的三大“通讯记者”之一。黄远庸是前清进士，曾经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因为写文章反对袁世凯称帝遭受迫害，出走美国，最后被暗杀于旧金山。三大“通讯记者”为《时报》带来了更大声誉，同时也对报纸新闻写作体裁的分化、完善作出创新性的探索。
在机构设置上，除了在北京、杭州、苏州设立分馆，也曾在北京开办过京津版《时报》，在上海开办《民报》，但由于缺少人手，两年后相继停办。
在报纸读者定位上，主要面向教育、文化等机构的知识阶层。新闻视角上有所倾斜，广告也以教科书、新书、新刊广告为主，不仅商务印书馆是《时报》的大客户，知识界人士也以阅读《时报》为荣。
就报纸副刊而言，《时报》推出周刊最早，综合性文艺副刊《余兴》的出现也最早，标志着近代中国报纸副刊体系的革新与文艺性副刊的正式出现。虽然以现在的眼光看并非优良，但它对副刊体系建设的贡献是明显的，即在新闻和副刊专业分工方面首次出现了新的突破和分化，设置了逐日轮流刊出的七大周刊，包括教育、实业、妇女、儿童、英文、图画、文艺专刊。这在当时报业经营和报纸编辑上堪称石破天惊之举的大事。
《时报》副刊体系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都是比较完备的，既有包天笑主编的副刊《余兴》，还有轮流刊登的周刊专版，甚至在1911年之后还陆续出现了包括《妇女时报》《小说时报》《图画时报》的附属报刊系统。这些报纸如《小说时报》是月刊，是由狄楚青的有正书局主办的，与后来常见的报纸办出版社和期刊很类似，因为都属于《时报》系列，是同一个品牌，因此也可以视之为特别的附刊，而报纸办刊的最早源头也可以在这里找到雏形。实际上，《时报》的附刊或者副刊结构不拘一格。1911年，有正书局创办前后除了《妇女时报》《小说时报》《图画时报》由有正书局发行，还有《滑稽时报》，四版一大张却是随报附送的，一面是小品、笑话和小说，另一面是广告。
1911年，《妇女时报》《小说时报》是月刊，既然明确地冠以“时报”为统一报纸品牌的名称，也应当属于特别的附刊形式。在性质上略同于周刊。对于周刊尤其是文学以外的报纸周刊算不算副刊，也有不同的看法，但这同附刊算不算副刊有类似的问题。且不说文艺栏目是其他报纸的必要元素，《妇女时报》之类也离不开文艺或者文化因素的介入，只要他们是同一报纸主办或主编的，并不妨碍他们作为主报附刊的形式存在。《妇女时报》设有时论、知识介绍栏目，也有游记和文学栏目，因此也有很强的文艺性。
《时报》副刊异军突起并不是偶然的，与狄楚青的知识结构和文化修养大有关系。他是一位近代诗人，也是一位近代文学评论家，辛亥革命前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经常发表诗词，著有《平等阁诗话》和《平等阁笔记》，诗文书画兼有造诣，还精于文物鉴赏。他的有正书局印制多种书画碑帖，传播国粹文化艺术。1917年至1919年的两年里，还印了戚本《红楼梦》，并对《红楼梦》脂本与程本作了比较研究，他应当是最早的一位红学家。1912年，我国最早的佛学理论刊物《佛学丛报》，由濮一乘担任编辑。狄楚青如此深厚广博的学识系统，支持了他的副刊创新活动。
据有关资料分析，有章太炎支持或参与《时报》周刊创立的说法，但言之不详。如果确有其事，也可以说章太炎是发现《时报》周刊的第一个伯乐。从《时报》创刊开始，各种报纸周刊聘请社外专家主持开始成为一种传统做法，借助“外脑”提升办报水平，提高多种副刊的社会影响，也成为一种重要的办副刊的思路。从学者专家角度来讲，也从中找到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路径，而像章太炎这样一位在中国近代和现代社会具有广泛影响的学者的参与，即便只是偶一为之，也说明副刊的文化传播地位在提升。
应当说，章太炎与《时报》没有任何人事关系，因为他与《时报》的后台人物梁启超历来政见不合。他也与康有为的弟子狄楚青分属不同的阵营，不会进入《时报》的传播体系，同时也没有他参与《时报》的任何记录。但在《时报》早期，他担任过梁启超创办的《时务报》撰述。1896年，《时务报》是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在强学会解散后，在上海共同创办的，王国维担任了该报撰述。1898年，光绪皇帝下旨将《时务报》收为官办，由康有为督办，汪康年拒不奉命，后将其改名为《昌言报》继续出版，章太炎那时仍参与其中。后起的《时报》虽然具有当年维新派的背景，但已经是不同的报纸了，而章太炎也开始脱离渐趋保皇色彩的报纸，走上了激进的道路。
1903年，《时报》正式创刊前章太炎就职于上海的《苏报》，担任撰述，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标示他与维新保皇派开始决裂。1896年6月，《苏报》的主办人胡璋是以其日本妻子生驹悦的名义在上海的日本领事馆注册《苏报》，一开始也具有保皇色彩，多为市井新闻。1900年由陈范接办，仍然宣传改良，倾向革新。1903年6月，《苏报》版面人事“大改良”，聘请章士钊为主笔，章太炎和蔡元培为撰述，观点立场发生了变化。章太炎在《苏报》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之后，又为邹容的《革命军》一书作序并在《苏报》上刊登，还在《苏报》上挖苦光绪皇帝是“载湉（光绪帝）小丑，未辨麦菽”，引发了报业史上著名的“苏报案”。1903年7月7日，《苏报》被查封，陈范出逃，章太炎英勇就逮，邹容不愿贪生舍义而自行投案，惨遭折磨，瘐死狱中。章太炎由终身监禁后改判为3年，于1906年出狱后流亡日本，与孙中山相识，参加了同盟会，立场发生了全面转变。1911年，章太炎从日本归国，主编了《大共和报》，并担任孙中山临时总统府的枢密顾问。他在袁世凯就任民国总统时，先在总统府任顾问一职，旋即出任东三省筹边使。在此期间，他在《顺天时报》刊发了自己的征婚广告，是国内名人广告征婚的第一人。他推动东北实业发展的计划终究落了空，决意奉身而退。1913年，章太炎因参加讨袁活动而被捕，直到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才获得自由。1917年，他宣布脱离国民党后回到上海。最稳定的一段时光是与其妻居住在上海重庆南路288弄大陆坊。不久后，他到苏州开办了章氏国学讲习会，从此逐步淡出政坛与报坛，但也与国民政府龃龉不断，晚年再次倾向复古主义，但对日本侵占东三省明确反对。“中华民国”一词的国名也首次出自章太炎之口。
1904年6月12日，《时报》在上海正式创刊，此时章太炎尚在狱中，时间上不可能与《时报》有更多交集。但他在进入《苏报》前，与蔡元培等成立中国教育会，下设教育、出版、实业三个部。这正是《时报》筹办的时候，也就在这个间隙里，出于对教育、出版、实业的关注，以及他此前的经历，或许会介入《时报》的周刊计划，尤其是《教育周刊》和《实业周刊》的设计，颇与章太炎的关注点相符合。也就是说，他虽然没有多少参与实操的机会，但并不排除与其谋创的可能。毕竟同在上海，章太炎与筹办《时报》的人也有旧关系，尤其是他在出任东三省筹边使时推动实业发展，并对实业产生了很大兴趣。实业发展计划虽然落空，但壮心不已，在舆论上推动教育和实业发展也是不得已而求其次，而这也是《时报》创刊后，首次推出此前未见的教育、妇女、儿童乃至使人感到有些突兀的《实业周刊》的缘故。教育、妇女、儿童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社会生态圈，图画和文艺在他们看来更是一种工具。提倡实业，既是维新派的运作重点，也是报纸传播的重要方面。因此，章太炎作为对教育和实业高度关注的著名学者，推动和指导了《时报》的副刊革新，具有标杆意义。
章太炎是一代国学大师，在经学、哲学、历史学、文字学、语言学、音韵学以及逻辑学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同时也是一位民主革命家和思想家。他生于1869年1月12日，故于1936年6月14日，浙江余杭人。原名学乘，字枚叔，易名为炳麟，“乘”与“枚”都取自汉赋大家枚乘的名字，由此可见其治国之志向。他也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更倾慕于顾炎武，顾炎武名绛，章太炎又曾以“绛”为名号。绛与炎显示了他强烈的反清意识。他曾经说，“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后来转向同盟会，被他的老师朴学大师俞樾（俞平伯曾祖父）斥责为不忠不孝，非人类也。在被逐出师门之后，章太炎便发表声明断绝了师生关系，以表其志。章太炎的学生众多，例如黄侃、朱希祖、钱玄同、沈兼士等。鲁迅也曾对章太炎执弟子礼，但章太炎晚年观点有复古倾向，因此，鲁迅在《趋时和复古》《名人和名言》的杂文中提出了批评。周作人曾经说到鲁迅的《狂人日记》，认为人物原型来自他们得过疯病的阮氏表兄，可小说中狂人的张扬个性和犀利的思想，令人很难不联想到章太炎。章太炎曾经这样讲，“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因为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他晚年曾经斥责主张不抵抗政策的蒋介石为秦桧，说汪精卫是石敬瑭，由此又可以看出他一生敢说敢做的文人心性和民族气节。他的墓安葬在杭州南屏山荔枝峰下，紧邻张沧水墓。他对邹容也很尊信，邹容身亡，抚尸痛哭，亲撰《赠大将军邹君墓志》，并悬挂其画像，每半月遥祭一次。
章太炎其实也是一位思想激进的学者型报人，为此数次入监。第一次是在《时务报》，第二次是在“苏报案”。1906年，他获释后到日本，主编了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笔战。但也因为办报经费分配不公平与孙中山闹得不可开交。1911年，他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在逝世前一年还主编了《制言》杂志。他担任撰述和主笔的报纸，在前期有《经世报》《实学报》《译书公会报》《正学报》《昌言报》，还有《亚东时报》《台湾日日新报》《国粹学报》。在《民报》时期，他发表了很多政论文章和时评，其文辞犀利，一时被称为所向披靡。他的新闻思想，主张要为政治服务，但要以言论自由为前提。这与他的报纸实践是相一致的。
章太炎文学作品不多见，而早期政论报纸也没有副刊文字版面，他的主要精力一直放在政论写作上。他虽然是国学大家，但对白话文并不轻视。他甚至这样讲，中国的《毛诗》就是那时的白话诗，后来的《水浒传》以及《老残游记》也是很好的白话小说。他在语言文字学理论和艺术上也有独到的观点，认为既要治“小学”文字，也要关注“音训”。他的教学观念受知识结构体系的制约，在东三省担任筹边使的经历和所做的调研考察，是他政治和学术生活中难得的一抺亮色。
《时报》的副刊文字革新和系列周刊的问世，影响深远，甚至影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报刊传播方式。《时报》的副刊和周刊在1904年就陆续出现了，在时间上远远超前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著名“四大副刊”，更超前于后来《申报》与《大公报》副刊。它之所以没有引起更多的注意：一是超前太多，二是它的出身，三是形式上的革新影响比不得内容革新，但从副刊本身的革新来讲，并不能忽视它的开拓性贡献。《时报》副刊和周刊的出现是中国报纸副刊体系正式定型的起点，这个评价并不过分。
《时报》副刊体系的创新以及专业周刊的出现，不仅惠及《时报》自身，也影响到《申报》实现扩版扩容，甚至是后来的报纸结构形态。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新兴的报纸都不同程度地借鉴了这种形式，为新文化的传播开辟了多个通道。专业周刊的出现，也丰富了出版物的刊期形式，有的同报纸彼此挂起钩来，有的独立发行，新出现的文化社团纷纷跟进，诸如后来的《语丝》等，都具有周刊的出版形态。在独立周刊中，发行时间最长的当属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编辑出版的《歌谣周刊》。
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于1920年12月19日创立，由沈兼士和周作人主持。1922年12月17日，该会创办了《歌谣周刊》。《歌谣周刊》的发刊词由周作人拟定，常惠、顾颉刚、魏建功、董作宾为编辑，一开始也由《北京大学日刊》随报附送，具有明显的副刊色彩倾向。征集发表的歌谣几乎遍及各省，成为当时研究民间文学的中心。1936年4月由胡适主持复刊。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停刊。但是，在抗日大后方，随着部分高校南迁，由西南联大组成的湘黔滇旅行求学团抵达昆明，在途经贵州“十字路口”的走走停停中，后来辑为《西南采风录》的歌谣收集活动再次活跃，《歌谣周刊》继续延续下去。这种出版形式不时出现，一直到1947年，还出现了在《读者文摘》杂志上附送的《新诗歌》，这个《新诗歌》分为“诗”“谣”“歌曲”三个单元，由薛汕、沙鸥和李凌任主编，发表了穆木天、臧克家、王亚平、柳倩等人的新诗，也发表了由薛汕辑录的民谣《胜利灾》以及发表了马凡陀（袁水拍）和田汉等人作词的歌曲，如田汉为电影《荣归故里》所创作的《黄包车夫歌》歌词。这样的出版形式，是当时与后来报刊出版特刊、特辑以及增刊的通用形式。
诸如此类的周刊还有很多，从某种意义上讲，五四时期的四大副刊——《京报副刊》《晨报副镌》《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多少都带有编辑相对独立的机制。值得注意的是，副刊形式的附刊不仅在报纸上频繁出现，也波及期刊。这不仅是节省出版成本的有效途径，也是缩短开发阅读市场的时间，还避免了注册检查等流程。对于没有财力条件出版独立报纸和刊物的文化人，更喜欢采用这样的出版形式。
也许，《时报》推出系列周刊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或者后来的研究者也不会将其视为一个重要问题，他们更多地着眼于刊物与办刊者的思想内容和思路变化，但历史的细节往往是滴水映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