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副刊文字

副刊的起源与中文报纸的出现相生相映。报纸采取何种印制版式，用什么方式发行，副刊文字怎么编排，由什么样的人来创办经营，这是本书立论的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就是副刊也有自己的发展过程。

报纸副刊发展，至少要考虑到四个因素：一是各种副刊文字在报纸上出现；二是多种刊出和发行形式初具规模；三是主流语言的运用以及新闻和文学在文字体裁上的分化，新闻专业写作与文学写作分开，正刊与副刊或者新闻版面与副刊版面主次从属关系明确；四是副刊在报纸内部与外部相对独立的编辑体系有所确立。

中文副刊随报纸同生。“新闻纸”和“行情纸”的出版概念是由欧美输入的，但他们开拓中国市场需要中文报纸，而中文报纸的编撰也需要中国的传统文人，报纸的口味和风格都是中国式的。因此，传统文人的兴趣和笔调不可能不影响到报纸。

《循环日报》创刊于香港，它是中国人自办成功的最早的中文日报，也是第一张有副刊的报纸。

《循环日报》的第一版是刊登行情与广告，第二、三版是新闻，第四版是留给主持报纸编辑和言论的王韬自己，他写作的笔记文《遁窟谰言》，最初也刊登在《循环日报》的第四版上。王韬担任《循环日报》主笔有10年之久，是近代政论的首创者。但根据当时报纸的版面布局结构，他的“王韬体”政论也只能刊发在第四版上，这是真正属于他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王韬体”政论是后世社论、评论、理论文章之祖，也是杂文时评、文艺政论等文艺性更强的杂文之源。《循环日报》发展到后来，行情与广告敬陪末座，社论晋升到头版，理论文章和杂文时评也就成为后来副刊的主要文种。继王韬之后，真正能够推动评论乃至时评发展的，当属梁启超。梁启超一生创办了很多报刊，对新事物一直保持高度敏感，政治立场和思维跳跃性很大。他主办和支持的比较正规的报纸，主要是《时务报》和《时报》。梁启超是《时务报》的总撰述，报纸创办初期，写稿编辑都是他自己，每天要写4000字，还要编辑20000字。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前后共连载了43期，可见影响之大。《时务报》被誉为“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梁启超创造了“纵笔所至，略不捡束”的“时务文体”特色，“笔锋常带感情”，“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为时评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时务报》是竖版编排旧式报刊，亦报亦刊，在形式上并没有出现分化。他主持创办的现代意义上的报纸，是1904年出版的《时报》。“时报”一名，取自《礼记·中庸》中“君子而时中”一语。《时报》率先在格版上开辟了时评一、时评二、时评三，由报纸实际主持人狄楚青分请陈景韩、包天笑和雷奋来主持。时评短小精悍，明快活泼，带有文艺政论的若干特点，很受读者的欢迎。时评是社论和各种报纸评论的滥觞。进入副刊版面，也就衍化出后来常见的杂文和文艺政论。它们在写作上风格各异，但属于议论文的同一种文脉。

叙事类作品，素来就有诸如笔记文的文体，似小说非小说，似小品非小品，但很适合报纸刊登。王韬在《循环日报》第四版上，除了必不可少的古体诗词歌赋外，还有他自己的《遁窟谰言》，一写就是二三十年。最初都刊登在《循环日报》上。王韬在创办《循环日报》之前，曾经在英国待了两年，返回香港后，先是担任《香港华字日报》的主笔，编译连载了《普法战纪》。《香港华字日报》虽然谈不上有副刊版面，但类似的译文作品也活跃在报纸版面上。据说，《普法战纪》引起总理大臣李鸿章的关注，因为它对中国当时的外交决策颇有参考价值。这样一些文字在香港的华文报纸比较集中地出现，或成为文人雅集的园地，或是记叙议论的场所，无疑应当被列为副刊文字的雏形。但鲁迅对王韬的《遁窟谰言》《凇隐漫录》《凇滨琐话》评价似乎不高，视其为《聊斋志异》者流，而且其中也有不少花前月下的东西。

副刊文字缺少不了小品和小说。小品其实是散文游记和杂感的别称，以短小内敛蕴藉为上，当是副刊文字的自然品种。而小说的演变就比较复杂了，小说在传统文人的写作概念里就是记事记闻，应用到报纸上，一开始分不清是新闻、旧闻还是传闻，有趣并有人看就是了。南宋以来的“话本”，也常常用“新闻”这个说头强调叙事的真实性，在中国新闻传播学没有形成气候之前，确实有一些“跑新闻”的，凭着道听途说去写作，而最初的华文报纸也就是这样一种混沌的状态。

报纸编制副刊或者组织副刊文字，最远可以追溯到1872年4月创刊的《申报》。《申报》在其创刊号上声明：“如有骚人韵士，有愿以短什长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区竹枝词及长歌纪事之类，概不取值。”“概不取值”也即免费刊登，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大的优惠。但那时的《申报》虽然有了多种副刊文字，但是并无固定版面，而只是一种弹性存在，并不能视为副刊出版形式的正式出现，一直到《时报·余兴》和《申报·自由谈》出现，才算有了副刊的固定版面空间。

报纸主流语言的分工以及新闻和文学在文字、体裁上的高度分化，新闻写作与文学写作分开，是报纸副刊出现的基本条件。上面讲到，在中国新闻传播学没有成气候之前，确实有一些“跑新闻”的仅凭道听途说去写作，而南宋以来的“话本”里也常常用“新闻”这个说头来强调故事的真实来源。沿袭下来，新闻作品和文艺作品的体裁界线一度比较模糊，涉及历史的多为野史奇谈，涉及最近发生的新闻事实，又靠坊间传闻。

清末《申报》揭露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一开始是从传闻中嗅到新闻线索，编辑者感觉到案情有些蹊跷，遂派访员赴案发地进行调查。这是中国早期新闻采访出现大转变的一个典型事例。访员经过反复采访调查，终于搞清楚，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案显系屈打成招，于是在报纸上进行连续报道，这些报道终于惊动了朝廷和当政的慈禧太后，由慈禧太后下旨派员彻查，最后揭出一起直接牵连县吏、县令、知府与巡抚的贿案窝案。报纸采写社会新闻的新的作风和对新闻事实的处理，不仅提高了报纸的影响力和公信力，也标志着新闻与小说笔记的分野，表现在新闻文字和副刊文字的区别里，在版面安排上也开始出现版面上的分离。

早期报纸，新闻人特别是小报新闻人不仅以猎艳求奇为能事，而且还担当采访的访员，多数也是从旧式文人蜕变而来的。既不懂得新闻的三要素，遑论新闻真实性原则，在写作形式上又带有中国传统笔记文的记事特点。一直到辛亥革命后，上海《时报》首设“专电”和“通讯记者”，才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记者和新闻报道。因此在新闻业务发展的过渡期，副刊也在过渡。副刊从可有可无的“补白”进入“报屁股”状态，接着转为报纸形式和内容的重要构成，足足经历了二三十年。加上文体和题材的演变磨合，副刊形式极不稳定，也不时出现饥不择食的情况。

从副刊文字内容的增添过程来看，其实也具有同样的过渡痕迹。在清末民初的报章小说创作里，往往具有以下几个题材处理特点：一是多以自身经历为底本，加上艺术处理和想象，敷衍成篇，多少也具有混搭一体的意味；有的作品为了争取读者，还要特别声明它的真实来源，因而也由此出现“自述”“原型”“化身”的说法。二是以“录”“记”“传”“外史”为书名定位的作品满目皆是，意在强调它的真实来源。创作来源于生活，这原是不错的体裁，自传体小说和有人物事件为原型的创作，也应当是小说创作常见的路径，但这种对艺术处理并不自信的“一窝蜂”似的真人假事或者半真半假的小说创作法，也从一个角度体现了新闻事实报道原则与文艺创作规律概念的某些混淆。这种见怪不怪的现象延续了很久，在一些小说创作上也在所难免。也是由于这个原因，鲁迅先生在论及小说创作的方法时，特别强调他的小说人物向来有“面孔在河北、帽子在山西”的说法。也是同样一种原因，出现了延续时间很长的《红楼梦》人物考据研究的学术流派。

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也产生了另一个概念，即称最初的副刊记事文字为“报人小说”或者“报章文体”，并由此提出早期小说创作与新闻报道的“互文性”问题。编辑记者兼写小说或者后来专攻小说，确实是当时的普遍现象，但这在西方文坛和报坛也是常见之事。因此，“报人小说”或者“报章文体”概念能不能完全成立，还是值得再商讨的。如果说，报纸最初刊登的文字多为章回体，那是因为中国小说从“话本”出现就有分章回“卖关子”的传统，这些小说适合说评书也适合报纸连载，后来，普遍出现“报章文体”也是说得通的。但小说毕竟是小说，即便作者有一定的素材来源和真人真事背景，也未必就是新闻与小说的完全混同。以写作报纸连载小说数量最多、名气最大的张恨水为例，他的多部连载小说，也许《虎贲万岁》和《金粉世家》两部作品有较多事实依据，其余多半是如鲁迅所言，“面孔在河北、帽子在山西”。其最有影响的《啼笑因缘》取材于一位北洋军田旅长强娶大鼓艺人高翠兰的社会新闻，并不能将故事完全当成事实。他曾经明确地讲，小说就是小说，并不是历史，他不会将所谓人物原型同创作混为一谈。

新闻写作和文学创作会不会发生交汇呢？当然也会，其交汇的结果，也就催生了特写、报告文学及纪实文学概念，对于这类作品，现在的范围更宽，统称为非虚构文学作品，不一定都是新闻报告一类的文字。新闻写作和文学创作的交汇，从体裁上进一步丰富了副刊和报纸的文字形式，在特定时代更具有阅知功能。

据张恨水考证，第一个在报纸上发表本土长篇连载的是陈慎言，通俗小说的名字是《说不得》。张恨水以写作连载长篇小说而著称，对此种文体也最为关心，因此，他的考证也是比较靠得住的。

自然，中国近代长篇小说的最初出现，也与“林译小说”的风行有关，但其署名冷红生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现在19世纪末期，并未与报纸副刊发生关系。英商美查创办《申报》，曾经聘请蒋其章为主笔。蒋其章是沪上文人，经常与文友吟诗唱和，并将诗作刊登在《申报》上。《申报》为了与此前出现的《上海新报》竞争，由蒋其章提出一个对副刊文字出现至关重要的征稿启事，即被研究者经常引用的“如有骚人韵士，有愿以短什长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区竹枝词及长歌纪事之类，概不取值”的说明。在此前，刊登文艺作品和诗词歌赋形同广告，是需要花钱的。此口一开，艺文稿件纷至沓来，《申报》根本刊登不了，只好另办一本月刊，名为《瀛寰琐纪》。

《瀛寰琐纪》是可供考证的第一本近代文艺刊物，其实也是报纸的第一种不完全形式的副刊，但并不随报附送。副刊的这种独立发行状态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都一直存在，《晨报副镌》就是这样一种出版状态。1872年11月，《瀛寰琐纪》创刊，后来更名为《四溟琐记》《寰宇琐记》，一直到1877年才终刊，虽然该刊存在时间不长，但作为最早的通俗性、文学性刊物，在中国近代出版史和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后来出现的上海《字林西报》每日附刊一张的《消闲报》，一般被认定是中国报纸副刊之始，则是从随报附送这一点上着眼的。但严格地讲，随报附送还是独立发行，内设还是外附，只是形式问题。所以，将《消闲报》看作是一种较晚出现的不完全形式副刊，似乎更合逻辑一些，而真正比较成熟的副刊应当从1904年在上海创刊的《时报》算起。如果不从有意识设置去考虑，早期大小报纸设立的“菊部”“花榜”“谐部”，也似乎不能排除在副刊之外了。

《瀛寰琐纪》以诗词、书信、人物小札和序跋为主，也刊发笔记小说和译作，从1873年起开始连载的同样具有“林译”风格的长篇翻译小说《昕夕闲谈》，笔名蠡勺居士，其实就是编者蒋其章本人。据考证，原作是一本名为《夜与晨》的英文小说，相继连载，未能卒篇，原因是蒋其章要参加科举考试，辞离了《申报》。把《昕夕闲谈》视为中国报刊上最早刊登的译著，是1925年周作人发表在《语丝》上的《明译伊索寓言》一文中连带提过，只是说法并不十分明确。除《昕夕闲谈》之外，还有日本译著《江户繁昌记》发表在《申报》的《瀛寰琐纪》上。

翻译小说出现在当时的媒体上，必然对中国报刊早期的副刊文字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中国早期新闻和笔记文章体例不分，也并没有妨碍副刊叙事文字的扩张。在后来的演变中，传统的章回体派上了大用场。章回体具有天然的悬念性和连续性，这也是最初的报刊小说为什么喜欢用章回体的原因。章回体不断推出新故事也就成为编辑们最重要的工作，小说也就渐渐成为副刊主打的体裁。

从现在来看，中国近现代小说的出现与发展，除了翻译，还有一个理论提倡和三个源头。一个理论提倡就是1902年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时发起的“小说界革命”。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这样讲：“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在他看来，“新小说”既可以改良群治也可以改良社会。三个源头是指：第一个是清末李伯元、吴趼人、刘鹗和曾朴的社会谴责小说，主要在旋生旋灭的娱乐性小报上刊登；第二个是“林译小说”，主要由书局印行；第三个则是徐枕亚、吴双热和李定夷掀起的“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

什么是梁启超心目中的“新小说”呢？他在创办的《新小说》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谈到“新小说”创作的五个“难”，其中除了讲到传世之作难有和感人之作不易外，还考虑怎样才能适应报纸刊出改良的“章回体”。但其真正的意图不在体裁改良，而在于如何传播维新主张和提倡俗语文学。从后一点来看，梁启超也是白话文学的一位先驱者。

在梁启超的倡导下，小说创作一时成为文人风气。从梁启超创办《新小说》开始，先后出现了《新小说》（1902年11月创刊于日本横滨）、《绣像小说》（1903年5月创刊于上海）、《月月小说》（1906年11月创刊于上海，另一种说法是10月）、《小说林》（1907年1月创刊于上海），成为民国之前最令人瞩目的一道文化风景。梁启超实际主持《新小说》时，主要撰稿人有吴趼人，吴趼人的成名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九命奇冤》就首先发表在《新小说》上。《绣像小说》由李伯元主编，其他主要撰稿人有刘鹗、荒江钓叟等，作品《老残游记》《文明小史》《活地狱》都发表于此。《月月小说》的主编是吴趼人和许伏民，主要撰稿人有陈蝶仙、周桂笙、陈冷血、包天笑等。《小说林》则由黄人（摩西）主编，发表最为著名的小说是《孽海花》。这些编者和作者大多有编辑大小报纸的经历，因此，小说必然会影响到报纸副刊文字的主流样式。

梁启超自己撰写的小说是《新中国未来记》。《新中国未来记》在形式上是“章回体”，但故事场景和人物都在对中国历史的追溯、展望、辩论里展开，更多地是在塑造自己的政治主张，缺少小说的情节和故事性。他的这种“另类小说”催生了所谓“政治小说”，但也带动了“历史小说”和“社会谴责小说”创作，出现了李伯元、吴趼人、曾朴等一大批运用章回体写作的通俗小说家。

《新小说》还连载了一些翻译小说，如周桂笙的《毒蛇圈》和吴趼人的《电术奇谈》，都具有悬疑侦探小说色彩。这样的翻译小说也出现在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上，如刊出了柯南·道尔小说的译作，并使翻译小说成为早期副刊文字的重要构成。

林纾的由“舌人”口述，仅凭“耳受笔追”的方式常对原作随意增删，根本谈不到严复所讲的“信、达、雅”，但他给后来的文学翻译奠定了一个基础，影响很大。林纾一生笔译了外国小说超180部，为中国人打开了西风欧雨的新窗口。他的笔译始于1899年，主要和他的一位同乡王寿昌合作，王寿昌曾在法国留学，归国时带回一些外国名著，其中就有小仲马的《茶花女》。他们在闽江的一条小船上，一人讲述法文原著，一人译成古文，相当于由法文到闽语再到古文的多次转译。其第一部译著《巴黎茶花女遗事》发表在梁启超创办的《昌言报》上。他后来用同样的方式，与魏易、陈家麟等曾留洋的才子们合作翻译了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德》、塞万提斯的《魔侠传》、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等。辛亥革命后，他自己也创作了长篇古文小说《京华碧血录》和《金陵秋》，反映了庚子事变和辛亥革命的某些侧面。他还写有《劫外昙花》《巾帼阳秋》和大量古诗文笔记，著有《畏庐文集》《畏庐诗存》《畏庐漫录》《畏庐笔记》《畏庐琐记》等，甚至还有传奇剧本和闽剧剧本多种。林纾不仅是古文高手，也是一位有名的国画家。1919年，齐白石初到京城，也是由林纾出面购画并在其编审的《平报》上发表文章，极力推崇齐白石的画作，使齐白石慢慢地站稳了脚跟。如此说来，林纾晚年还是一位报人抑或早期报纸副刊的支持者。1903年，林纾受聘于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任笔述。1906年，林纾转为教习。1917年，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起，他被新文化阵营的刘半农和钱玄同合演的一出“双簧”所激，发表了小说《荆生》。之后，他成为白话文学的首要攻击对象。他子女众多，虽然生活并不宽裕，却拒为北洋军阀吴佩孚作祝寿图，还是有些士大夫传统文人气节的。

“鸳鸯蝴蝶派”是徐枕亚、吴双热和李定夷开始掀起的。徐枕亚是江苏常熟人，10岁就能作诗填词，但两应童子试不第，他成为《民权报》的新闻编辑。《民权报》由戴季陶和何海鸣担任主编，徐枕亚的同学吴双热出任《民权报》的副刊文字编辑，他约请徐枕亚创作了以徐枕亚婚姻遭遇为蓝本的《玉梨魂》，开创了报纸连载小说的先河。《玉梨魂》以骈文创作，旋写旋登，每日刊出600字，其中引用了不少旧体诗词。《花月痕》中“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的语句，加上哀怨的笔调，成为一种流行的小说模式，也就必然在新文化运动中被称为“鸳鸯蝴蝶派”，同时被当作了攻击的另一个靶心。但平心而论，言情哀情小说的出现，是特定时代的文学现象，一是那时文言文占主流，二是青年婚姻不自由是普遍问题，无奈与怨恨造成了它们滋生一时的土壤。徐枕亚虽然用骈文写作但擅长心理渲染，因此俘获了不少青年读者，倒是后来“鸳鸯蝴蝶”乱飞，有病呻吟，无病也呻吟，加上白话文学成为主流，也就成为病态文学的代表。《民权报》被强行停刊后，徐枕亚主编了《小说丛报》。1922年他与许廑父创办了《小说日报》，但鸳鸯蝴蝶派已经被视作中国现代文学的对立面。单从徐枕亚《玉梨魂》的创作来讲，还要历史地去看待，或者将其视为特定年代和文化背景里冲破“禁区”的爱情题材小说，亦无不可，只是它的多方面局限和落伍也是非常明显的。这种情况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的先后销售变化就可以看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前，《小说月报》主要以刊登“礼拜六派”小说为主，印数也还不少。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后，印数下降迅速，一直到聘请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并大量发表文学研究会作家的作品，才发生了起死回生的大转变。

徐枕亚和吴双热对早期副刊的贡献是在不经意中发生的，从小说的连载角度讲，他们使《民权报》成为副刊重要的先导之一。《民权报》并没有副刊的具体名目，但副刊文字每期要占大半个版，其中刊登南社诗词最多，连载的骈文小说《玉梨魂》是其中最惹眼的一部分，并由此增加了报纸的发行量。从言情哀情小说开始，当时的报纸版面上，社会题材、侦探题材、武侠题材乃至“黑幕小说”次第登场，成为一些报纸的副刊最具传播力度的主打文字，在进入白话文学主导的最初时期也是如此。

报刊小说向新文学过渡似乎没有那么简单，正如“放脚”与保留“天足”的历史过程一样，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前后，从文学趣味到文学语言的运用，在大分野中也会有多种流向。1917年至1919年，另一位著名小说家姚鹓雏的《恨海孤舟记》在《小说画报》上被连载，这是继他在1913年创作的文言长篇小说《燕蹴筝弦录》之后，创作的另一部白话章回体小说。故事背景是辛亥革命，但同样是不脱义士佳人的故事脉络。姚鹓雏毕业于京师大学堂，进入上海报界，先后在《太平洋报》和《民国日报》供职，编辑过刊物《七襄》，在创作视野上比徐枕亚、吴双热和李定夷等更宽展。姚鹓雏在《时报》上连载了内蕴深厚的小说《龙套人语》，作者极擅长用隐语，影射的人物、事情往往又能引发读者的共鸣，反映了清末民初的复杂社会变化。姚鹓雏译著过多种小说，包括翻译小说，翻译作品《鸳泪鲸波录》曾在《民国日报》上连载。他的报章文体和通俗小说从言情到社会的题材前后的变化，以及他后来对白话写作的肯定，从某些方面体现了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小说创作的过渡轨迹。

副刊文字刊出和发行形式初具规模，一般认为从1897年《消闲报》作为《字林沪报》随送的附报算起。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文艺副刊史》中同意这种认定，也主要是从副刊文字刊出和发行与主报联系一起考虑的。但这其实是一种不完全形式的早期副刊雏形。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副刊应当是报纸的编辑构成，甚至包括各种专刊和周刊。这虽然是后来大部分报纸副刊的结构形式，但其中综合性文艺副刊是主要的。从历史上看，副刊文字刊出和发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著名的《晨报附镌》就是附刊赠送的。在其发刊之前，鲁迅起名为《晨报附镌》，是编辑独立附加一张的意思，《晨报》总编辑蒲伯英用隶书字体书写刊头，既不失原义，又符合隶书规范，也就写成《晨报副镌》。事实上，只要副刊与主报共用一个报纸品牌，或者有明确的契约关系，就应当视为主报的副刊。

副刊在报纸内部与外部相对独立形成的编辑体系的确立，以及编辑群体的出现，对于副刊的正式形成，更具有决定性意义。副刊编辑可以来自报馆内部，也可以来自外部，或者是内外结合。但需要在总体上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职业群，没有这些专职或者兼职的职业编辑，不可能形成相对稳定和连续性的副刊体系，也难以形成相对稳定的作者群。在1872年4月创刊的《申报》，强调“概不取值”，反映了副刊没有完全形成之前副刊文字组织聚合的一种临时状态，一方面缺乏组织人才，另一方面缺少稿件来源。“概不取值”反映了副刊文字所体现的价值不高，不与刊发广告需要缴纳费用等同，已经是高看一眼，因此投稿者大多是不为衣食发愁的文人雅士，真正需要卖文为生者，除了已经成大名的，与副刊文字写作几乎是绝缘的。

在历史上，所谓“职业作家”其实是少之又少，“润笔费”是非规制化的偶例，即便是稿酬制度从“概不取值”转向了固定的报酬，其稿费制度全面建立起来，大概也用了小半个世纪。所谓徐枕亚与《民权报》关于《玉梨魂》的诉讼，大约是中国最早的一次有影响的版权官司。《民权报》认为，徐枕亚是职务创作而并非是副刊文字编辑吴双热向他约稿，一部16万字的骈文小说拿不到稿酬，自然要站起来抗争。徐枕亚最终赢了官司，但不得不去自办《小说丛报》和《小说日报》来保卫自己的写作利益。为什么在那个时期，文人自己主办的文艺杂志彼伏此起，为什么已经成名的作者多半也要同时创办自己的书局和出版机构，为什么许多作家将自己谋生的第一职业选择定为报纸和报纸副刊编辑的岗位，其中经济生存上的原因大抵是相同或主要的。

在报纸副刊的孕育阶段，即在副刊文字发展的初期，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例如林纾，虽然他一生翻译和写作了超180部作品，但不得不为了每年的60两例银，到译书局去作笔述，他的子女很多，经济来源有限，晚年时告诫子女要省吃俭用，因为已经自感年老力衰，无力支撑更好一些的生活。

稿费制度和编辑规范的不断完善，最终造成了编辑群体和作者群体的不断扩大和相对稳定，比较完备的报纸副刊体系也就具备了诞生的基本条件。在报纸由近代到现代的衍化里，第一种具有现代特质的报纸副刊体系，应属上海的《时报》推向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