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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分都只开了个头

我们的课题是“感知与理知”,一上来我们举了些例子,什么是感知,什么是理知,好像挺清楚的:红的绿的靠感知,紫外线靠理知。但后来,说着说着就有点乱了。这不完全是因为我啥都说不清楚,普遍都是这样的,一开头清楚,说着说着就乱了。我们要思考,要说话,免不了要做好多区分,好人坏人,男人女人。有的区分,是我们的语言里本来就有的,大小、多少、上下、来去,这些是人人都要用到的区分,当然重要。有的区分,是哲学家在概念考察层面提出来的。有些区分是瞎区分,不在事情的关节点上,你发明了一堆概念两分,没促进对事情的思考。有些区分很有洞见,一旦提出来,就是对思想的一个贡献。例如奥斯汀区分以言记事和以言行事,一提出来,大家就看到是个重要的区分,可以引导我们对话语做更深入的思考。

感知和理知不是我编的,也说不上是谁提出来的,这是哲学史上源远流长的区分,可以说,从哲学的第一天就开始做这个区分。就此而言,感知和理知天然是重要的区分。你想想,希腊人会不讨论感知可靠还是理知可靠这类问题吗?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讨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常区分感知和理知,有的人感知能力突出,有的人理知能力突出。理知能力和感知能力往往此消彼长,例如,大量阅读的人往往降低了人脸识别的能力。当然,有的人不是这样,我举个例子,达·芬奇的感知能力超强,理知能力也超强。一个时代也可能这样,希腊人的感知能力和理知能力都特别强。不消说,那样的时代或那样的个人我们会比较钦佩,我们也觉得特别有意思。的确,这两种能力有时候互相促进,例如,了解乐理的人往往更能感知音乐的微妙内容。很多语族只有红、黄、绿三个颜色词,这些语族中人意识不到蓝色的存在,学会了有蓝色这个词的语言之后,他们才能很好地分辨蓝色。 理知能力和感知能力在哪些情况下互相妨碍,在哪些情况下互相促进,这应该也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当然,感知与理知的区分是个很宽泛的区分,哲学家会做出更加考究的区分,像帕斯卡的敏感之知和几何之知,就跟我们所说的感知和理知差不多,只不过帕斯卡没有像我这样饶舌,他讲得更精简。你可以在哲学史上到处遇到这个区分,虽然不一定用“感知-理知”这样的题目。就是说,有些在别的题目下讨论的问题,你从感知-理知这个角度去透视也蛮有意思的。你还可能通过这种做法做出一点新东西,写一篇硕士论文。

不过,我最想说的还不是哲学史上的很多内容可以归到“感知-理知”题下,我想说的毋宁相反:看起来,大家都在讨论感知-理知,但各个哲学家的兴趣不见得完全一样。比如说,我一开始提到的罗素所讲的亲知和描述之知,听起来像是在讨论感知和理知,但罗素有他的目的,他是想通过感觉与料(sense datum)来建构形而上学,这肯定完全不是我要做的事。我肯定也有我自己的旨趣,就像脂砚斋评《石头记》:“诸公之批,自是诸公眼界;脂斋之批,亦有脂斋取乐处。”一个话题,你到底要怎么讨论它,要走着看,要看你最后说出了什么。

这有一部分是因为,一个区分尽管重要,但它只是初步的引导,用这个区分进一步讨论问题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模糊的例子、交缠的例子。比如事实真理和逻辑真理,你兜里有几块糖,你非要拿出来数一数,但你要是知道左边兜里有两块糖、右边兜里有三块糖,问你一共有多少块糖,这个你不用查,你一加就行。这个区分很方便、很重要,做哲学的人人都知道这个区分,只要做概念考察,知道这个区分就会省很多麻烦。但是,这种区分无论多重要,都只是开了个头,下面的事情要比它麻烦得多,你会发现,很多例子,既不落在这头也不落在那头,例如,人皆有一死是事实真理还是逻辑真理?有点像我们的阴阳图,这边黑的里面沾了一点白的,那边白的里面又沾了一点黑的。

我们刚才说到以言记事和以言行事,一般都认为语言是在描述事态,奥斯汀发现,我们的话语有时候直接等于做事,比如说,牧师宣布你们两个现在结为夫妻,这话不是在描述任何事实,倒不如说它创造了一个事实。这个区分很有帮助,可是呢,奥斯汀做了这个区分,然后马上又发现,记事和行事有时候很难区分。奥斯汀是个特别挑剔的人,对别人、对自己都很挑剔。比如说,你想从那个门进去,我跟你说,门锁着呢。门锁着是对一个事实的描述,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很明显我是在劝阻你,是在以言行事,让你换一条路走。这里的要点是,你做了一个区分之后,又会发现不能把所有事情都放到这个区分之下去讨论,这不一定是抬杠,非要找出反例来,是敏锐还是抬杠,要看是否能推进思想。有的人找出反例,是要表明,一开始的区分是无效的,其实,找出反例,并不是要否认一开始做的区分是基本有效的、对我们有帮助,但是,停留在那里是不行的。 RB7rWArdw7fDMuRkkeXBXA6Sn/NlvqRRdzQ+TgZsElHOmnEOmoQXDOpSlWt6P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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