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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课题是“感知与理知”，一上来我们举了些例子，什么是感知，什么是理知，好像挺清楚的：红的绿的靠感知，紫外线靠理知。但后来，说着说着就有点乱了。这不完全是因为我啥都说不清楚，普遍都是这样的，一开头清楚，说着说着就乱了。我们要思考，要说话，免不了要做好多区分，好人坏人，男人女人。有的区分，是我们的语言里本来就有的，大小、多少、上下、来去，这些是人人都要用到的区分，当然重要。有的区分，是哲学家在概念考察层面提出来的。有些区分是瞎区分，不在事情的关节点上，你发明了一堆概念两分，没促进对事情的思考。有些区分很有洞见，一旦提出来，就是对思想的一个贡献。例如奥斯汀区分以言记事和以言行事，一提出来，大家就看到是个重要的区分，可以引导我们对话语做更深入的思考。
感知和理知不是我编的，也说不上是谁提出来的，这是哲学史上源远流长的区分，可以说，从哲学的第一天就开始做这个区分。就此而言，感知和理知天然是重要的区分。你想想，希腊人会不讨论感知可靠还是理知可靠这类问题吗？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讨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常区分感知和理知，有的人感知能力突出，有的人理知能力突出。理知能力和感知能力往往此消彼长，例如，大量阅读的人往往降低了人脸识别的能力。当然，有的人不是这样，我举个例子，达·芬奇的感知能力超强，理知能力也超强。一个时代也可能这样，希腊人的感知能力和理知能力都特别强。不消说，那样的时代或那样的个人我们会比较钦佩，我们也觉得特别有意思。的确，这两种能力有时候互相促进，例如，了解乐理的人往往更能感知音乐的微妙内容。很多语族只有红、黄、绿三个颜色词，这些语族中人意识不到蓝色的存在，学会了有蓝色这个词的语言之后，他们才能很好地分辨蓝色。
理知能力和感知能力在哪些情况下互相妨碍，在哪些情况下互相促进，这应该也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当然，感知与理知的区分是个很宽泛的区分，哲学家会做出更加考究的区分，像帕斯卡的敏感之知和几何之知，就跟我们所说的感知和理知差不多，只不过帕斯卡没有像我这样饶舌，他讲得更精简。你可以在哲学史上到处遇到这个区分，虽然不一定用“感知-理知”这样的题目。就是说，有些在别的题目下讨论的问题，你从感知-理知这个角度去透视也蛮有意思的。你还可能通过这种做法做出一点新东西，写一篇硕士论文。
不过，我最想说的还不是哲学史上的很多内容可以归到“感知-理知”题下，我想说的毋宁相反：看起来，大家都在讨论感知-理知，但各个哲学家的兴趣不见得完全一样。比如说，我一开始提到的罗素所讲的亲知和描述之知，听起来像是在讨论感知和理知，但罗素有他的目的，他是想通过感觉与料（sense datum）来建构形而上学，这肯定完全不是我要做的事。我肯定也有我自己的旨趣，就像脂砚斋评《石头记》：“诸公之批，自是诸公眼界；脂斋之批，亦有脂斋取乐处。”一个话题，你到底要怎么讨论它，要走着看，要看你最后说出了什么。
这有一部分是因为，一个区分尽管重要，但它只是初步的引导，用这个区分进一步讨论问题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模糊的例子、交缠的例子。比如事实真理和逻辑真理，你兜里有几块糖，你非要拿出来数一数，但你要是知道左边兜里有两块糖、右边兜里有三块糖，问你一共有多少块糖，这个你不用查，你一加就行。这个区分很方便、很重要，做哲学的人人都知道这个区分，只要做概念考察，知道这个区分就会省很多麻烦。但是，这种区分无论多重要，都只是开了个头，下面的事情要比它麻烦得多，你会发现，很多例子，既不落在这头也不落在那头，例如，人皆有一死是事实真理还是逻辑真理？有点像我们的阴阳图，这边黑的里面沾了一点白的，那边白的里面又沾了一点黑的。
我们刚才说到以言记事和以言行事，一般都认为语言是在描述事态，奥斯汀发现，我们的话语有时候直接等于做事，比如说，牧师宣布你们两个现在结为夫妻，这话不是在描述任何事实，倒不如说它创造了一个事实。这个区分很有帮助，可是呢，奥斯汀做了这个区分，然后马上又发现，记事和行事有时候很难区分。奥斯汀是个特别挑剔的人，对别人、对自己都很挑剔。比如说，你想从那个门进去，我跟你说，门锁着呢。门锁着是对一个事实的描述，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很明显我是在劝阻你，是在以言行事，让你换一条路走。这里的要点是，你做了一个区分之后，又会发现不能把所有事情都放到这个区分之下去讨论，这不一定是抬杠，非要找出反例来，是敏锐还是抬杠，要看是否能推进思想。有的人找出反例，是要表明，一开始的区分是无效的，其实，找出反例，并不是要否认一开始做的区分是基本有效的、对我们有帮助，但是，停留在那里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