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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局。
斯大林是总书记，却已是陷入死局。
列宁虽然已死，却已经布下一个死局：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职位上调开。
斯大林既不是官二代，也不是富二代，只是鞋匠的儿子。从鞋匠的儿子到总书记，有憧憬，也有退路，大不了隐姓埋名做个鞋匠。
斯大林一直是列宁的粉丝，对于偶像那是不打折扣的力顶。每次党内出现激烈的争论时，斯大林总是与列宁站在一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深信列宁是个非常的人物……是最高典型的领导者，是山鹰，他在斗争中不知恐惧为何事，大胆引导我们党沿着俄国革命运动新开辟的道路向前迈进。”
列宁曾经一度很是欣赏斯大林。斯大林是员干将，也是员闯将。
1917年的列宁日子并不好过，极度仇视革命的临时政府动了对列宁的念头：此人不死，吃饭，饭不香，睡觉，心不安。
临时政府送了列宁一顶德国奸细的帽子，要求他到临时政府自首。
坦白未必从宽，自宫未必成功，更何况是莫须有的罪名，列宁直接隐身。斯大林把他安排在阿利卢耶夫家里，不再公开露面。
列宁不肯自首，临时政府没有耐心再等，于是决定来硬的。被派去逮捕列宁的军官问布置任务的国家杜马的议员：“这位先生应该怎么抓？是一定要抓活的吗？”
议员一脸铁青：“只要人到，死活不限。”
自首绝对是自杀，斯大林果断地作出决定：与其刀在别人手上，不如相信脚长在自己腿上。
乘着夜色，斯大林给列宁理了发，剃光胡须，让他换上工人穿的夹克服装，然后护着他大大方方地从街上的密探面前走过，上了火车，既不挥手，也不带走一片云彩。
列宁开始隐居，但并不是隐世，更不是与世隔绝。有耳目的人又怎么会与世隔绝？
斯大林成了列宁和中央委员会的秘密联络员。斯大林曾两次去看望列宁，去时把党的工作情况汇报给列宁，回来时又把列宁的指示传达给其他同志，并通过信件交换意见。借助斯大林提供的材料，列宁写出了《论欧洲联邦口号》等文章。
1917年10月7日，列宁秘密地回到彼得格勒，提出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把临时政府搞下台。
该出手时就出手，出手那是必须的，但什么时候是最佳机会却在中央委员中引起舌战。有的认为列宁的计划太急迫、太突然，而且危险系数太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态度尤其坚决，极力反对马上动手。
舌战不如开战，斯大林站在列宁一边。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成了列宁的左膀右臂。托洛茨基负责武攻，将彼得格勒的赤卫队和所有支持布尔什维克的武装部队组织起来，做到狠、快、准，一举占领彼得格勒的各个要害部门。斯大林负责宣传，做好起义思想动员工作。
临时政府虽然是临时的，却还是存了转正的念头。灭火不如防火，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下令封锁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机关报《工人之路报》，并派装甲车包围编辑部和印刷所，省得《工人之路报》呐喊招人。
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斯大林被堵在编辑部，直接不和他们讲理，招来赤卫队员和革命士兵一顿猛打。不走，那就留在这里，永远都不用走。
装甲车走了，《工人之路报》第44号按时出版。斯大林写的社论——《我们需要什么》号召群众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一致奋起，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举行会议，选举代表团，并通过它们向在斯莫尔尼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陈述自己的要求。
干将，而且忠诚度高，用得开心、用得放心，当然得重用。列宁把“无限的权力”交给了斯大林，让他担任总书记，使他成了中央领导层中最繁忙的人物，让他有机会领导和组织党内外的各项工作。
蜜月是甜美的，但终究是要回到现实。现实中的斯大林让列宁感到的不再是甜美，而是担忧和恐惧。
斯大林是干将，更是闯将。斯大林敢想，更敢干，认为只要为了革命运动，一切皆有可能。1907年，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卷进了各种明目张胆的抢劫性勾当，斯大林甚至因为同抢劫有牵连而被开除党籍。
干将有能力，闯将有脾气，列宁不久就见识了斯大林的脾气。
此时的列宁身体虽然很差，却是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决主张对外贸易垄断制。斯大林一脸鄙视，垄断制都不存在，主张对外贸易垄断就是废话。
被无视的感觉当然不好，列宁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列宁强调“绝对不得破坏对外贸易垄断制”，决定采取强制手段阻止索柯里尼柯夫提出的“放宽国家对外贸易垄断，要求增加更大灵活性”的建议，并写信给斯大林和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弗鲁姆金，信中强硬地表示了“有关削弱对外贸易垄断的一切议论、商谈和委员会等都应正式禁止”。
面对列宁的强硬，斯大林继续保留自己的意见，放松对外贸易垄断权不可避免。
斯大林这样的固执己见使列宁非常抓狂，但这还只是抓狂的开始。
俄国境内的各小民族一向仇恨俄罗斯、要求自主，所以列宁主张民族自决，对少数民族采取让步和宽容政策。
斯大林不是这样想，只要有枪，沙皇能干倒，临时政府能赶跑，些许几个少数民族还不是让它低头就低头、叫它弯腰就弯腰。
1922年9月，斯大林主持起草《俄罗斯联邦和各独立共和国的相互关系》决议草案，提出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并接受俄罗斯联邦最高权力机关的领导。
加入俄罗斯联邦就是给自己找个紧箍咒戴，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不肯放弃“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快乐生活，当时就提出异议：加盟可以，加入绝对不行。
但反对无效，在斯大林的强势下，9月下旬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以多数票通过决议草案。
列宁当时正在哥尔克养病，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看到草案以后，列宁当时就坐不住了。草案明显就是想让俄罗斯联邦高人一等，这和沙皇时期的大沙文主义毫无区别。
列宁给政治局主席加米涅夫写信，对草案提出修改意见，建议政治局委员们“好好考虑一下”，并在信中批评“斯大林有点操之过急”。
斯大林心中不服，但没有坚持自己的主张，而是按照列宁的建议对决议草案作了修改。
修改草案以后，斯大林派奥尔忠尼启泽去领导俄共（布）外高加索联邦局的工作。
奥尔忠尼启泽极为自负，脾气不是一般的急。拿到尚方宝剑后，奥尔忠尼启泽立即拍板，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一起联合成外高加索联邦。至于这三个民族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怎么想，奥尔忠尼启泽不在乎，也不在意。
格鲁吉亚的百姓几乎完全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所以强烈地反对把他们的国家苏维埃化。
格鲁吉亚共产党代表姆季瓦尼对奥尔忠尼启泽的一言堂很是不爽，当即给斯大林发电报，要求斯大林将奥尔忠尼启泽撤职。格鲁吉亚共产党也发表声明，要求绕过中介（外高加索联邦），直接加入苏联。
奥尔忠尼启泽的反应很强烈，警告和撤职通知免费发放，不漏过一个反对派的领导。
斯大林在梯弗利斯的老同事、老战友对此很是愤怒，跑到斯大林面前发牢骚、指责，称奥尔忠尼启泽就是霸道的大沙文主义。
奥尔忠尼启泽就是斯大林的广告代言人，当着和尚骂秃子，坏脾气的斯大林当场翻脸：前战友再亲也亲不过自己，该翻脸时还得翻脸。
姆季瓦尼等地方领导人挨了处分、受了脸色，心中一口恶气咽不下去，天空这么大，难道还能一手遮天不成？地方领导人有的向中央委员会上书，有的则找机会向列宁诉苦。
斯大林不能一手遮天，却是极为放心：山高皇帝远，中央委员会没有这份闲心管事。列宁病得不轻，自己都折腾不过来，插一脚根本不可能。趁人病，要人命，斯大林命令奥尔忠尼启泽对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人进行大清洗。
列宁的想法最初与斯大林的想法基本一致，想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和格鲁吉亚的领导人谈心后，列宁的立场发生了转变，五根手指都是长短不一，想天下大同更是困难。
格鲁吉亚人坚决要求自治，中央委员会不敢轻视，成立一个由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主持的调查委员会专门处理这件事。
捷尔任斯基是捉拿反革命和反对派的好手，也是强烈反对民族自决的鹰派。相信捷尔任斯基能处理民族自决，不如相信老母猪会爬树，列宁命令李可夫到梯弗利斯那里调查，然后向自己报告。
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一如列宁所想的那样波澜不惊，李可夫的报告却让列宁大怒了一把。
高加索的山民曾经送给奥尔忠尼启泽一匹白马。李可夫找姆季瓦尼的同事卡巴希泽谈话，卡巴希泽心中早就对奥尔忠尼启泽不爽，一见机会难得，就反映奥尔忠尼启泽霸占山民的马。奥尔忠尼启泽刚好走进办公室，听到这话，抬手就给了卡巴希泽一记耳光。
对待同志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而且是当着自己的面打卡巴希泽。李可夫脸上可挂不住了：奥尔忠尼启泽打的不仅是卡巴希泽的脸，还有中央的权威。
1922年12月30日，列宁在病榻上开始口授《关于民族或“白治化”问题》一信。
列宁认为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愤恨在这件事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不到三千字的信里，列宁三次把斯大林比作杰尔席莫尔达，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一个愚蠢粗野、动辄用拳头打人的警察。
列宁让秘书去向捷尔任斯基或者斯大林要有关格鲁吉亚问题委员会的材料。捷尔任斯基说相关材料放在斯大林那里，但是斯大林不在莫斯科。秘书给斯大林打电话，要求他提供相关材料。
斯大林一口婉拒：列宁同志身体不好，未经医生批准，不得做有损列宁健康的事情。
1922年12月18日，中央全会通过一项极其特殊的专门决定：责成斯大林负责监督执行医生为列宁规定的制度。列宁的一切活动必须征得医生的同意，而医生又必须受到斯大林的监督。也就是说，只要斯大林高兴，就可以让医生以治病的名义禁止列宁做某些事情。
老虎一病，就有人不把老虎当回事。如果让一个性情粗暴、固执己见的人掌控国家大权，带给国家的绝对是一场灾难。
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灭火的最高境界就是无火。
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职位上调开！列宁开始立遗嘱，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做善后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