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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决意彻底消灭资本主义。消灭资本主义其实很简单，废除列宁在世时就执行的新经济政策，只要逼迫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就在眼前。
对于农民，斯大林根本不放在心上，没有什么了不起；党内更不用担心什么事，托洛茨基早就在遥远的阿拉木图喝风喝雪，加米涅夫也已低头。政治局早就是自己的后花园，朵朵花儿向太阳，布哈林、伏罗希洛夫、加里宁、古比雪夫、莫洛托夫、李可夫、鲁祖塔克、托姆斯基哪个不是看自己眼色行事。
神不阻，佛不挡，布哈林挡。
布哈林乐观、随和，温和宽厚，从不轻易伤害别人。布哈林是斯大林政治上的主要盟友，更是挚友。上班，斯大林曾经和布哈林联手把托洛茨基流放到遥远的阿拉木图喝风；下班，两家人聚在一起吃饭喝酒、看孩子们在家门口的草地上打滚。斯大林的妻子死后，斯大林因为不愿意再唤起伤心往事，特意和布哈林换了住房。
得友如此，夫复何求？布哈林甚至觉得自己的命运就是和斯大林绑在一起的：生，一起生；死，一起死。
托洛茨基去喝风，加米涅夫已低头，党内太平，是踏踏实实地搞经济建设的时候了。布哈林把重心放在提高社会生产力、让农民发财致富、活跃经济、繁荣市场上。
斯大林找布哈林谈心，交换对“新经济政策”的看法。对于新经济政策，斯大林只有四个字：强力废除！布哈林一直紧跟列宁，希望用列宁遗嘱中的思想指导建设，针对实际情况发展特色经济。至于强力，布哈林从来就没想过，采用暴力手段来剥夺农民更是不主张。强悍一向不是布哈林的强项，列宁就曾说他软得像“蜡”。
布哈林像“蜡”，斯大林则是钢铁。斯大林只相信武力，威望是打出来，而不是赏、求出来的，俄国要在世界各国中间有话语权，就得足够强悍。斯大林对彼得大帝仰慕已久，曾说：“彼得大帝接触了西方较发达的国家以后，就狂热地建立工厂来供应军队和加强国防，这也就是想跳出落后圈子的一种独特的尝试。”
斯大林不仅仅是仰慕，更是想走出同样的路。面对落后的工农业现状，斯大林认为只有高速实现工业化、农村实现集体化、彻底消灭富农，才能富国、强国。
布哈林犯了难：一边是命运绑在一起的盟友和挚友，一边是远去而敬仰的领袖。出口阻拦，盟友立马变成死敌；袖手不问，农民受伤，自己有何面目去见领袖。
布哈林竭力想说服斯大林，列宁的心血尽在新经济政策中，不能轻易变动。
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过不去，注定引来吐槽、反抗无数。吐槽、反抗，无权无势的一批对手，斯大林真不在乎，只要派出得力的官员就可以搞定。
若说有顾忌，斯大林的顾忌就是布哈林。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布哈林不是流氓，但绝对比有文化的流氓更可怕。布哈林是党内公认的最宝贵的和最权威的理论家，他在党内的威信甚至不低于斯大林本人。理论深、威信高也不是问题，强强联手才能双赢，有问题的是布哈林已渐渐地不再是当年自己联手流放托洛茨基的那个布哈林。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特意树立自己的权威形象，曾经以权威的形象给大学讲读《列宁主义基础》。布哈林就写了一篇文章说：“因为列宁不在了，也就没有了公认的权威。我们现在只能有集体的权威了。我们没有人能说我问心无愧并能绝对地解释列宁的学说。那个自命不凡说百分之百能行的人，就是把个人的作用看得过大了。”
当着和尚骂秃子，斯大林一向不是个好脾气的人，更何况打的还是自己那张权威的脸。敢打脸，斯大林有了对布哈林动手的强烈愿望。斯大林开始注意做政治局委员们的工作，经常主动找政治局委员谈话，对他们说：“不在农村中实行坚决的转折，我们就不会有粮食。”
斯大林和布哈林的争斗终于摆到了桌面上。战争有导火线，斯大林和布哈林的争斗则是粮食饥荒惹的祸。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造就了一批新富农。家富，手有余粮，富农们却并不安心：一旦取消新经济政策，实行集体化政策，粮、牛、羊什么都得归集体。拼死拼活得到的东西要便宜了别人，富农们当然不肯干。
防火防盗防政府，富农们把粮食藏了起来，一致装穷，吃饭都成问题，哪里还有粮食上交给国家。
粮食收购踢到铁板，灾情却是日益严重，斯大林亲自给地方党组织下命令：一周改变收粮现状。态度不积极者，党纪伺候。囤粮者，刑法招呼。斯大林又采取“非常措施”派出3万多名工作者到农村向农民征购粮食，连政治局委员都亲自到那些抗粮严重的地区去做工作。
征粮就是抢粮，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人甚至不允许给农民留够口粮和种子。基层干部稍微对收粮面有难色，就要遭到责骂和处分。与其自己挨骂，不如让别人难受，政府官员对不驯服的农民们粗暴地使用了武力。
饿了肚子，伤了自尊，一些地区的农民怒了，毁坏农作物和工具，杀死牲畜，在家闲着不种地。谁爱种谁种，爱谁是谁，反正我是不种。
面对暴动，斯大林的回应很干脆：以暴制暴。斯大林先派卡冈诺维奇去镇压农民暴动，接着突然在党内进行大规模的“春季清党”，撤换那些贯彻集体化不力、阻挠实行“非常措施”的基层工作人员。
清党可以，但农村激化的矛盾仍在。布哈林认为富农利用政府的错误制造了这场悲剧，所以党应该从中吸取教训。
承认党的错误，就是承认自己是错的。犯错误不要紧，要紧的是能不能坚持错误。斯大林一口咬定是刁钻的农民、反抗的富农导致了这场灾难，农民人多不能消灭，富农则一定要消灭。1928年5月，根据斯大林的指示，经济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提出5年内工业增长130％的主张。计划委员会的干部大吃一惊，经济学家也纷纷提出质疑，要求给个理由先。回答很绝：我们不受任何规律的限制，布尔什维克没有攻不破的堡垒。
路是走出来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走出路来。布哈林私下找斯大林谈心，希望能够不伤感情，又能说服他收回成命。
感情没有伤，布哈林倒是伤了心，斯大林是咬定青山不松口。个人魅力太浅，布哈林决定利用集体的力量。政治局的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财政人民委员弗鲁姆金、莫斯科党委书记乌格拉诺夫、列宁的妻子和妹妹都是布哈林的人，红色教授学院和共产主义科学院也是布哈林的重要堡垒。
财政人民委员弗鲁姆金确实是布哈林的贴心人，在一次中央全会上，弗鲁姆金说：“农村中除了一小部分贫农，其他的人都有反对我们的情绪。”他又说：“中农基本群众感到没有希望，没有前途。”斯大林早就想对布哈林动手，只是找不到机会。弗鲁姆金这一开口，斯大林毫不犹豫地解除了他的职务，把他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在1928年7月中央全会上，斯大林正式提出了他的土地革命纲领。为了迅速发展工业，政府强令农民交钱以填补资金缺口。斯大林还号召全党打击那些富农和投机分子，称富农不卖粮食给政府就是破坏苏维埃经济政策。
布哈林忍无可忍，我的人可以拿下，我的底线绝对不能践踏。斯大林的政策就是全面彻底否认新经济政策，而新经济政策恰恰就是布哈林的底线。
保底、反击，布哈林率领一干人等在七月全会上和斯大林撕开脸皮舌战。
面对钻石大底的强大支撑力，空方斯大林选择了退却。退却是为了更好地积蓄力量，锤子就在自己手中，什么时候砸、怎么砸，还不是自己说了算。斯大林表示继续贯彻新经济政策，谴责“破坏革命法制”的粗鲁行为，取消对农民过分限制的“土地法草案”等。
保底成功，布哈林却是极度不安：斯大林是个不肯轻言放弃的人，随时都有可能冲击底线。水滴还可穿石，更别说斯大林这样粗暴的人。
心中不安的布哈林四处寻找支持，甚至突然秘密地拜访加米涅夫。布哈林已是信心全无、惧意满腔，几次把斯大林比作“书记处的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在俄国人的眼中是不是一代天骄不得而知，但绝对是上帝的鞭子。一代天骄可以忽略不计，上帝的鞭子却是无处可躲、无法可藏。
加米涅夫是戴罪在身的人。一年前，加米涅夫曾因反对斯大林而被开除出党。鼻涕、眼泪流了一地，检讨保证写了一堆，才换回来那张旧党票。加米涅夫不敢乱动，斯大林既然能够踩自己一次，就能轻轻松松地将自己再一次踩在地上。这一点，加米涅夫有足够的自知之明。
被踩是件痛苦的事情，加米涅夫不想知道自己痛觉神经是否正常，却是极有兴趣观战。观战就得看那宏大场面、血肉横飞，尽管布哈林一再强调不要把这次秘密接触告诉任何人，加米涅夫还是把它透露给托洛茨基分子。
托洛茨基在阿拉木图喝风喝雪，粉丝们的热情却是不弱于当年，他们把这一情况印成材料，在国内秘密传看。
内务部的便衣警察很快侦探到这些情况，并且很快锁定消息来源。斯大林接到报告，立即给布哈林密访加米涅夫的行为定性，说：“布哈林代表右倾投降主义者集团通过加米涅夫同托洛茨基挂上了钩，并同他们订立协定共同反党。”
斯哥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布哈林不想做喝风的托洛茨基，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倒不如放手一搏。
1928年9月30日，布哈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的文章，指责斯大林的新方针：“我们应当……统筹兼顾，让个人、群众、社会和国家都能发挥主动性。我们在各种事情上都集中得太过分了。”
指责别说激起一地鸡毛，连一滴水花都没有溅起。平头百姓对高层争斗一无所知，甚至是毫不关心，神仙打架关我何事，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斯大林的政策此时已在农村中推行，心情大好，也不在嘴舌上争个高低长短。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实在。
动静太小，斯大林不肯接招，布哈林觉得有必要发起强攻。
1929年1月，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三人共同发表声明，指出现行工业发展速度不符合经济规律，指责党采取的措施是“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为了纠正错误，他们要求收缩集体农庄建设，提倡私人贸易自由，反对针对富农的暴力政策和征收过高的税，并且以辞职逼中央更换政策。
布哈林想以理服人，斯大林根本不按牌理出牌。斯大林称右的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企图阻碍大工业的进展、轻视或否定集体农庄和国有农场、同情富农、冷眼相看群众，要求党员和中央保持一致步伐，并在相关的决议上签字以示忠心。
大帽扣了下来，明知是伸着脖子往绳套里钻，布哈林们还非得投赞成票，否则就是和中央过不去。
斯大林开始拉紧绳套：命令莫斯科市委书记乌格拉诺夫引咎辞职，往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身边安插心腹，美其名曰“政治委员”。
忍无可忍，退无可退，布哈林公开称“斯大林的路线将毁了苏维埃”。强悍不如斯大林，布哈林打出了列宁这张底牌。1929年1月21日，在列宁逝世五周年之际，布哈林发表题为《列宁的政治遗嘱》的长篇讲话。文中大谈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如何重要、列宁的决策的如何民主，更重要的是，文章的标题提醒共产党员们“列宁遗嘱”曾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岗位调到其他岗位。一句话，斯大林没有资格坐在总书记的位置上。
一石激起千丈浪，更何况是布哈林这样的人物。
斯大林不敢大意，立即召开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审议此事。斯大林很有信心，中央监委主席团的4名委员——奥尔忠尼启泽、雅罗斯拉夫斯基、什基里亚托夫和索尔茨都是自己的人，投票决定，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早已落了下风。
布哈林被公认为党的主要理论家，斯大林甚至有心情调侃布哈林：“你这个理论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你还需要补习一下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全会决议认定布哈林集团的观点同党的总路线不相容，责令他们无条件地执行党的决议。
布哈林和李可夫被撤职，一场全国性的严厉批判“右倾分子”的运动开始了，斯大林农业集体化路线在全国施行。
布哈林是比蜡还软的人，反右运动如潮，于是泪流满面地要求政治局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