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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衷寒激情飞扬，中国的希望与蓝图竟然生动起来。
蒋介石一站就是一个小时。
康泽静静听着，不敢发出一丝响动，格老子的，这家伙又出彩了。
邓文仪一眼不眨地看着贺衷寒脸上的红晕，不由叹服：“实力就是实力。”
“校长，我想推荐一个叫刘健群的人参加力行社。”桂永清鼓足了勇气，站了出来。
所有的目光写满惊诧，定格在桂永清的身上，不为他打断贺衷寒讲话的鲁莽，而是为他的不知分寸。
正在讨论中的力行社虽然还没有成立，但已经定格为极度严密的组织，“生的进来、死的出去”的铁律，参加者仅仅局限于黄埔军校学生，目的只有一个，拼死效忠校长蒋介石。
刘健群，一个外人，凭什么参加力行社的高层？
桂永清认识刘健群只有几天，但他信心满棚：刘健群这样的人，绝对值得惊艳。
蒋介石的惊诧慢慢退去，如果是他，绝对可以。
刘健群是贵州遵义人，老家在新城石门坎，父亲是帽子铺的小老板。
1919年，17岁的刘健群考入贵州省立法政学校。“五四”风潮席卷全国，也波及贵州，刘健群阴差阳错的以学生身份加入了刚成立的“少年贵州会”。
“少年贵州会”汇集了贵州最优秀、最具现代气息的青年，其领导人包括后来名重一时的何应钦，以及“现代宪兵之父”谷正伦等民国要人。不久后，出于何应钦的赏识，刘健群出任《少年贵州报》主笔。
刘健群有罕见的演讲天才。他的一个朋友曾经谈道，“刘谈吐风趣，以擅长雄辩、演说驰名……事后听人说，中国的演讲，第一数孙中山先生，其次是汪精卫、黄郛，第四就要算刘健群了……”
从黄埔军校到一路北伐，再从北伐到武汉行营，刘健群一直紧跟何应钦的步伐。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何应钦主持南昌行营，刘健群以机要秘书的身份，兼任南昌行营办公室主任，军衔少将。他主要的工作，是负责江西地方整理委员会。
何应钦到南昌是来“围剿”红军的，蒋介石吸取第一次“围剿”失败的教训，提出了成立地方整理委员会的办法，以澄清吏治，用政治配合军事。
吏治的事情何应钦一手交给了刘健群，这家伙想出不少的点子，比如说：一，以蒋介石和曾国藩为师，督促江西省政府进行户口登记、整顿保卫团，形成全面监视的大网；二，蠲免1930年的田赋、地契，规定土地、房屋各归原主，恢复地方秩序；三，保护佃农，尽可能地减轻佃农的负担，笼络人心。
更为重要的是，围剿失败以后，这家伙竟然开始思考国军在江西的得失、毛泽东在江西的如鱼得水。
这一年他的日记记载：“我们的党现在似乎对于群众的愿望变得毫无兴趣，党不仅变得远离群众，而且在许多地方，国民党简直被群众所痛恨”；“剿匪屡屡失败，地方整理遥遥无期……我们必须承认，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毫无建树，源于党的失败……”
强如蒋介石，在胡汉民事件以后也不得不暂避风头，下野归田。对于未来，对于国民党的失望，蒋介石有一种打破格局的欲望。
1931年间，不知有意无意，刘健群写了几篇文章。
“我们的党已经完全堕落了。现在，它仅仅是军阀、官僚和政客争权夺利的一个竞技场……”在《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的开篇，刘健群这么写道：“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仅仅是党的各级书记长和党员的相互冷漠、相互利用。至于党员和各级书记长的关系，更是令人齿寒，这些所谓同志彼此间的热爱还比不上同乡或同学……”
刘健群写了一本名叫《改组国民党的刍议》的小册子，建议：“国民党仿效意大利墨索里尼的黑衫党的组织，一切唯领袖之命是从，其组成人员，以着蓝衣为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