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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大战之后，人心所向是什么？
蒋介石深知人心所向的可怕，所以他讲和。
1946初，蒋介石派郑介民担任军调处执行部北平办事处国民党方面的代表。
和谈是个过程，至于谈不谈得拢、谈成什么样，那就是双方的事情，最少我是谈了，人心方面也有个交待。郑介民负责和谈，也负责利用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机会了解解放地区的情况。
郑介民深得老蒋的精髓，也很是用心。
离开重庆之前，郑介民就要求军统特务一颗红心二种准备：战争让单纯走开，条条道路通罗马，但和谈未必通向和平，和谈走向战争倒是可能。为了配合自己工作，郑介民从军统局和军令部第二厅的特务中精挑细选了温天和、潘志民、肖凤岐等一百多号人到各地的调处小组工作，并让军统中共科长郭子明当自己的特别顾问。
郑介民对国共两党的和谈前景和问题作了很深的研究。郑介民认为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在短期内恢复铁路运输。有几条铁路沿线被共产党掌握，而这几条铁路偏偏又是国民党的生命线。这些年两党打闹不停、扯淡不止，还是尘归尘，土归土，鲁家的媳妇还姓鲁。有困难的。长痛不如短痛，生命在于运动，铁路在于大棒。如果只靠飞机飞，就像胡椒粉在面里跑，只可调味，不可饱胃。
军统的特务一向认为到解放地区搜集情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郑介民却认为传说中的禁区竟然能够自由出入，是难得的好机会，甚至还和身边的特务开玩笑：“过去你们老是说到解放区一日游的机会不多，现在有机会你们又不去，以后看到别人拿奖金的时候可不要怪我！”
郑介民担任国民党代表的消息一传出，新闻记者就特感兴趣，军统魔头变成和平使者，操刀手变成拈花指，只是不知道这一次是刀柔？还是花碎？郑介民落落大方，无论是在重庆，还是在北平，接见记者时总是说：“我们不再算旧账了，算也算不清楚。过去谈了八九年，再谈下去，我们都已经老了。”
当记者问他军调处工作的情况时，郑介民也很谦虚：军调处工作很难很粗糙，人家（指中共）工作做得非常细致，值得国民党学习。
1946年2月21日，“冀省难民还乡请愿团”去设在协和医院的军调处执行部请愿，指名要中共负责人出来答话。等到中共办公室干部出来了解情况，请愿团就大喊“共军立即撤出河北”、“打倒共产党”等口号，不让中共人员说下去，打人的打人，抢文件的抢文件，分工明确，业务熟练。
宪兵和警察晃悠悠地一步三摇赶到现场，耐心不是一般的好，任他拳打脚踢玻璃碎，管他桌子折腰椅驼背，我只小楼听春雨。
郑介民不听春雨，他想听愤怒，特别是共产党谈判代表的愤怒。冲动是魔鬼，愤怒就是魔鬼的表妹。
请愿团的成员不是一般的单纯，河北解放区逃出来的地主恶霸、军统的特务、帮会的流氓，什么人都有。要仇恨有仇恨，逃亡的地主恶霸本来就对中共不感冒，特务们再浇浇油、点点火，说中共不肯把军队撤出那些地方（解放区），所以弄得大家无家可归，怒火中烧是必须的。要组织有组织，特务闹事一向很有默契，口哨一声便集合起来。要配合，北平的军警自己想让他立正他不会稍息，要他卧倒不敢踢腿。
郑介民等，等中共代表愤怒，最好是拍案惊起、拍案离去。
中共方面的负责人拍案惊起。
他们向北平市市长熊斌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他查办凶手，并保证以后不得再有类似暴行发生。
熊斌受了气，也是一肚子委屈：明明是特务们惹的祸，偏偏要老子来背这口锅。特务头子郑介民都不管，凭什么要老子当市长去查办这些凶手？这不是坑爹吗？
美国代表也是一脸无辜，卖萌没有问题，但不带这样的。他们知道这事与郑介民有关，所以就关照郑介民：你也是个成年人了，该有点内涵了。
愤怒不成反被捉，郑介民有点失望，但不绝望：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既然湿了脚，我就让你湿了脸。
北平各家旅馆的老板对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组长罗日明一向孝敬有加，逢年过节的红包不说，平常的小心小意更是少不了。罗组长负责旅馆与妓院检查工作，一不小心得罪这位爷，哪天死都不知道。
郑介民叫罗日明派特务跟踪住在北京饭店的中共代表，看他们晚上有没有人到八大胡同等妓院开房间。一旦发现，该出手时就出手，红红火火闹九州。也不为难他，只要中共方面开口要人，什么时候开口，什么时候送人，静悄悄的不要，敲锣打鼓、焦点访谈那是一定的。
不知道是细节决定成败，特务工作做得不到位，还是因为“不是国军太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反正特务在妓院中找不到中共代表的身影，让郑介民很是失望了一把。
军调处工作结束以后，社会各界人士对国民党颇有责难。保密局许多外勤单位通过各种途径搜集到许多情报，毛人凤又送给郑介民看。郑介民除了将一部分送给蒋介石去看以外，大多数作为档案保留下来，不敢让蒋介石知道。
为了自保，郑介民发表了一篇和中共商谈经过的谈话，把全部责任都推到中共“缺乏诚意”上面。郑介民多次拿国民党的一个组员在山东晏城被流弹击毙的事说事，指责中共不守信用、枪杀军调处小组国民党成员。
郑介民一心自保，生怕蒋介石因和谈不成怪罪自己。
千里之外，无声黑白，郑介民一向自称对谍情了若指掌，但这一次他还是错了。
错的不是军情，也不是失败，而是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