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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杏佛在国民党中是一个资历较老、威望较高的成员，曾任孙中山秘书，备受孙中山以及国民党左派的赏识。他生性耿直，刚正不阿。1912年南北议和后，袁世凯政府力邀他加盟做官，但是他却远赴美利坚留学，可谓有骨气。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国民党斥资白银80余万两兴建中山陵，杨杏佛被推为治丧筹备处总干事，掌握极大的决定权。当工程招标时，许多建筑公司纷纷送礼贿赂，杨杏佛照单全收，却将礼品存放在陈列室中，供人参观。这种魄力和胆识让想要进行独裁统治的蒋介石不由得忌惮三分。
1932年底，蔡元培和宋庆龄有感于外籍人士牛兰夫妇绝食抗议、陈独秀被捕等一系列政治事件，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专门营救被政治迫害的文化名流，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同盟办公地设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331号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物交换处（今陕西南路235号），杨杏佛任同盟的总干事，成为自由与人权的坚决维护和实践者。正因为如此，他也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刺。
没过几天，杨杏佛收到了一个沉甸甸的信封，打开一看，里头竟然掉出了两个黄澄澄的子弹。他的侍从很担忧地说：“杨先生，您要小心一些，这是有人要取您的性命啊。”杨杏佛轻蔑地笑了一下，随手把子弹丢进字纸篓，铿锵有力地说：“我知道是谁想要我的脑袋。可是他们越是要这么做，越暴露了他们的胆小和心虚。让他们来吧，我无所畏惧。”
这番话传到了戴笠耳朵里，他阴险地一笑，用一块枣红色的绒布擦拭着自己心爱的外国手枪，对手下的特务冷冷地说：“姓杨的不知好歹，咱们就让他尝尝挨枪子儿的滋味。”
很快杨杏佛的作息规律就被呈递到戴笠案头。杨杏佛住在中央研究院楼上，业余最大的爱好就是骑马。他在大西路养了两匹骏马，有空便去大西路、中山路一带骑马驰骋一两个小时。戴笠根据这个情况，特意制定了在大西路对杨杏佛进行狙击的计划。可是当他把这个计划上报给蒋介石批准时，却遇到了反对。蒋介石把计划扔回戴笠面前，又是一堆臭骂：“你有没有脑子啊？我们的目标不只是要杀死杨杏佛，光消灭他一个对我们的革命没有用处。你应该杀鸡儆猴。”
戴笠恍然大悟：“校长的意思是不是要我们给宋……”
蒋介石立刻示意他噤声，眼露凶光：“此事最好要在法租界办妥，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不成功，便成仁。”
戴笠欣然受命：“是！”
1933年6月初，戴笠亲自前往上海指挥布置暗杀行动。而负责执行暗杀的是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参加这次行动的凶手若干人，事前统一宣誓，保证“不成功即成仁”，如不幸被捕，应即自杀，否则将遭到严厉惩罚。
6月17日早晨，便有一群身穿长衫，行动鬼祟的男人出没在中研院大门外。此处离宋庆龄的府邸不远，一旦动手，所引起的喧闹必然能够引起宋的关注。杨杏佛是日还没有出门，正当赵理君布置好各人所站的位置后，一辆法巡捕房的巡逻警车正巧经过。不一会儿，另一队巡捕沿马斯南路经过。几个人商量了一番后，坐上汽车离开中研院。
第二天早上才6点多，昨天那辆小汽车再次停在了中研院门口。四人下车，看似漫不经心地走开，一人仍留在车里。到了8点多，当杨杏佛带着长子杨小佛走到院中登车时，他们已经做好狙击的准备。不料两人又从车上下来。特务们以为自己的行动败露，正欲冲入相搏，没想到他们只是换了一辆有司机的车子。车子开到中研院大门口，等待了许久的特务们便靠近车身，四支手枪同时朝着车内射击。
杨杏佛听到枪声，立刻知道这是冲他而来。生死关头，他扑到儿子身上，用自己的身体替儿子挡去了子弹。丧心病狂的特务们连开了十几枪，将手无寸铁的杨杏佛和司机打死。而杨小佛在父亲的保护下，仅腿部中了一弹，幸免于难。
听到枪声后，正在附近的法巡逻队赶到。几个杀手匆忙上车逃跑。而过得诚因为紧张，跑错了方向，而误了逃跑的最佳时机。赵理君一看离汽车还差好几丈，而这时法租界警笛狂鸣，便顾不得再停车等候，又怕他被捕后泄漏机密，立刻向他开了一枪，便开车逃遁。可是这一枪打偏了，过得诚只是腿部受伤，更无反抗的能力。过得诚愚忠思想作祟，他又自己朝自己开了两枪。子弹从胸侧穿过，他倒在了血泊中，被赶到的巡逻队送入了医院。
谋杀杨杏佛成功的消息传到戴笠那里，他还顾不得高兴，而是更加地惶恐紧张。他很担心过得诚会泄露出暗杀的内幕。于是又辗转派人打探。
次日，报上登出消息，称谋杀杨杏佛的凶犯“已醒转，自称高德臣，山东人，来沪访友……”全篇只字未提真实情况。可是戴笠依然大怒，因为蒋介石要是兴师问罪下来，他还是要负责任。他立刻通知在法租界巡捕房当探长的军统特务范广珍，要他带上一包毒药去向过得诚“慰问”。当天晚上，过得诚便因为“伤重不治”死在了医院。
纸是包不住火的。蒋介石等人的谎言经不起推敲，不攻自破。声讨蒋介石独裁统治和暴力迫害的抗议活动愈演愈烈，宋庆龄等民主斗士也走上了抗争的道路。全国发行量最大、也是读者最多的《申报》连篇累牍发表的报道浸透了死者的血水、生者的泪水和愤慨，而在此时更是掀起了又一阵的舆论批判狂潮。在这样内外交迫的压力之下，蒋介石没有收手，而是做出了更残忍的决定：派戴笠进行新的暗杀。
蒋介石对宋庆龄一直充满了复杂的感情，一方面他是追随孙中山起家的，对于师母是尊敬而仰慕的；另一方面他的妻子宋美龄和宋庆龄是要好的姐妹，两家关系亲近。但是他又恨宋庆龄不肯助自己一臂之力，还和共产党勾结，反对自己的统治。他收买宋庆龄无效，又不能暗杀她，气得只是干跺脚，而没有其他的办法。
1931年6月，宋庆龄从欧洲回国后，又投身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斗争行列。她又是发表文章，揭露蒋介石政权的反动本质，又是与鲁迅、蔡元培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营救爱国革命志士，争取人民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四处奔走。蒋介石深为宋庆龄的行动所恐惧，特意命令戴笠想办法恐吓和威胁她，让她不敢再和蒋介石作对。
杨杏佛遇害的亚尔培路就距离莫里哀路不远，但宋庆龄并没有被这桩发生在身边的血案吓破胆子。她不仅出席了杨杏佛的追悼会，还大胆揭穿了蒋介石的谎言。这更加触怒了蒋介石。他暗示戴笠对宋庆龄的恐吓可以升级。
这天清早，宋庆龄的贴身女佣小李到门口开邮箱取信和报纸。其中一封信拿在手上觉得沉甸甸的，似乎夹带着什么东西。因为宋庆龄经常和同盟的友人及民主人士传递一些重要文件，所以小李也不敢拖延，马上把信交到了宋庆龄手上。
当宋庆龄接过那一封信的时候，心里“咯噔”一下，大概已经知道里面是什么了。从前杨杏佛还在世的时候，也曾经接到过这样的信。当杨杏佛开玩笑地把信拿出来的时候，宋庆龄还对他反复叮嘱，要他千万小心。怎想到那次分别之后，竟然就是天人永隔……
宋庆龄此时并不感到害怕，而是陷入了对同志牺牲的悲痛和愤怒。但是看着小李担忧的眼神，她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情绪，亲切地对小李说：“李姐，三妹一直邀请我过去，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去吗？”
小李大名叫李燕娥，出生在广东一个贫苦家庭，16岁起便到宋庆龄身边当女佣，她性格爽朗，为人单纯，很直接就说：“夫人，我虽然没有文化，好歹也分得出谁好谁坏。我知道夫人一直坚持做的是好事，我不会离开夫人的。”
宋庆龄微微一笑说：“可是跟着我做事会有危险，你怕不怕？”
小李简洁地说：“夫人不怕，我就不怕。”
宋庆龄点头道：“好！”她把小李叫到身边，把那封沉甸甸的信拆开，“噔噔”两声，从信封里掉出了两枚子弹，在地上重重砸了一下，滚到窗边，在阳光下黄澄澄地闪着光。小李一看，虽然已经有了心里准备，却还不免大吃一惊：“啊，这……”
宋庆龄镇定地说：“蒋介石和他那帮打手一直想要我的命，可是他们不敢对我直接动手，只能搞这些歪门邪道。不过你外出或者和人交往还是要小心一些，如果遇到什么奇怪的事或者交了什么朋友，一定记得回来告诉我。”
小李点点头：“夫人你就放心吧。”
这个小李平时在宋家很少外出，也没有什么朋友。偶尔为宋庆龄买点东西，也是即出即回，从不多在外头逗留。这天她到裁缝店替宋庆龄取定做的衣服，碰巧另一个人家的女仆张姐也在那里为自己的妹妹买衣服。两人聊了会儿天，竟然十分投契。不久便常一起买菜、作伴。
这件事被宋庆龄知道后，详细询问了她们相识的过程后，考虑了一下，对小李说：“你以后不要再跟她来往了，她可能是特务。”
小李不解地问：“为什么？”
宋庆龄耐心地解释说：“以她的身份，怎么可能会在那样高级的裁缝店里给乡下的妹妹做衣服呢？万一做得不合身，不是白花钱吗？”
小李想了想也就服气了。她以后出门再看见张姐，都装作没有看见，不再跟她讲话。这样了两三次，张姐也知趣了，再也没有出现过。
这一招双惟失败告终，垂头丧气的沈醉亲自到鸡鹅巷53号向戴笠请罪。顾不上责备他，戴笠为想出一个既能不伤到宋庆龄的性命，又能威慑住她的办法是绞尽脑汁。看着沈醉在一旁有话不敢说的样子，他问：“你说说看，除了暗杀，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沈醉说：“要能让宋先生不惹事，最好的办法是让她不能行动，不能说话，把她给软禁起来。既然不能在公馆里下手，是不是我们可以在路上制造一场‘车祸’，将她撞伤，让她住进医院，再通过医护人员使她长期住院，不死不活地过下去……”
戴笠不等听完，立刻用手在桌上一拍。沈醉心里一吓，正在担心，没想到戴笠说：“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你再具体点谈谈。”
沈醉这才放下心来，大胆地说了自己的设想：“要想撞人撞得万无一失，最好的办法就是紧跟在宋的车后，当看到宋乘坐的车子碰到红灯刚停稳时，便朝她的车后撞过去。因为只有在车停稳后撞上去，才能把车内的人撞伤，而如果在车行进时撞上去，可能把对方的车撞出很远，但车内的人不易受重伤，撞过之后，再马上把自己车内的制动器弄坏，这样驾驶人员在法律上负的责任就可以轻一些。”
戴笠连连称赞：“可行，可行，只是谁来担任这个司机，你想过没有？”
沈醉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他深吸一口气说：“老板，沈醉愿意亲自一试。”
戴笠假惺惺地感慨了一番，沈醉又接着表态：“士为知己者死，死亦无憾！为了工作，我不怕多做几年牢。”
一个月后，戴笠便从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那里弄到了一辆构造十分结实的德国小车，挡风玻璃也换成了子弹打不透的保险玻璃。沈醉预先开车在法租界里试行了好几次，认真观察宋公馆附近的路况和宋先生每次外出通常经过的几条马路。经过仔细研究，最后认定从她的住宅经环龙路、华龙路到霞飞路口等处下手最为适宜，因为法租界巡捕房内有特务处的人，出事后疏通也方便些。
当万事具备，只等戴笠发号施令的时候，他却总是说：“等一等，决定后会通知你的。”谁知道这一等就是一年多。
关键的一步卡在了蒋介石那里。
在戴笠把计划详细报告给他的时候，一开始他也叫好，但是想了一会儿又问，是否可以保证不伤及宋庆龄的性命？在戴笠否认之后，他皱着眉头让戴笠回去，说是还要再“研究研究”。因为如果撞死了宋先生，多少人都会要求彻底追查，查来查去，到最后连蒋介石也拖不了干系。到时候事态就不好收场了。
而据说最后计划取消，还是因为蒋夫人宋美龄的强烈反对和坚决抗议。在宋家人看来，政治和家庭是分开的，就算政见再不同，家庭亲情的纽带不能断。
最后，在宋庆龄无机可乘的防备和宋家姐妹情深无隙的亲情面前，暗杀宋庆龄的计划终于宣告失败。
在1939年12月13日的国民党纪念周集会上，蒋汪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汪精卫拂袖离去。当时，蒋介石已经叮嘱戴笠要严密监视汪精卫一行，防止他们公开投敌。蒋介石要求戴笠，既要达到监视和警告汪精卫及其追随者的目的，又不能让汪精卫抓到任何把柄，以致公然与老蒋决裂，造成无法挽回的局面。
18日，汪精卫、陈壁君夫妇等人借口讲演，从重庆逃往昆明。在云南省主席龙云面前，他们又谎称要为汪治疗枪伤，飞往越南河内。终于辗转离开中国，开始筹备建立独立的汪伪政权。
得知国民党政府二号人物公开投敌，全国上下对蒋介石也是严加声讨。迫于舆论的压力，也是害怕日本扶植汪精卫会伤害自己的利益，蒋介石终于下定决心命令戴笠刺杀汪精卫。
戴笠把自己最为得力的心腹杀手陈恭澍、余乐醒等人都送去了河内，共同策划暗杀项目。他们设想了在汪精卫订购的面包里投毒，在路上潜伏枪击的方案，均告失败。经过商议，大家决定用毒气试试看。
陈恭澍准备了一个遇热会发毒气的金属圆筒，派人从箱子里拿出一个“法宝”。这是一个金属圆筒，巴掌大小。上面有个盖子，旋开来，里头还有一个扣紧的密封盖。打开后能看见表层有许多小孔，看上去像是厨房装调味品的罐子。
暗杀专家余乐醒拿过来看了看说：“这是液体，有极大的挥发性，遇热挥发更快，吸入体内，容易因休克导致死亡。”
陈恭澍说：“那我们把它放在汪精卫的浴室里，那不是很容易达到目的？”
余乐醒点点头说：“是。在河内天气这么炎热，汪精卫不可能不洗澡。他有伤，又一定要洗热水澡，这样毒气挥发得更快，他也就更容易毙命。”
王鲁翘皱着眉头说：“那要让谁把毒气罐送进去呢？”
余乐醒说：“这个你们放心，我去找一个当地人装成水暖工人就好了。诸位就在这里等待好消息吧。”
大家纷纷表示赞同，也向香港指挥处的戴笠报告了进展。戴笠指示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全力关注。
一天，两天过去了，一点消息都没有传来。余乐醒有些着急，因为他知道那个液体挥发是有期限的，如果三天还是没有消息，那么液体完全挥发掉，也就起不到毒杀的效果了。
这三天，汪精卫的住处始终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他不仅只吃少量自备的干粮，不去户外活动，而且还命令自己的随从对屋子进行全面的检查。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奇怪的金属圆筒就从浴室被查抄出来。汪精卫害怕有遗留问题，已经不使用那个浴室。在炎热的天气里，他总是用一个大浴盆烧水洗澡，虽然原始，但是安全。
眼看着汪精卫即将离开河内，戴笠下达了最终命令：“立即对汪精卫实行严厉制裁，不得延误。”
可没想到第二天一早，汪精卫一家就有打理行装逃离河内的迹象。行动小组还来不及做出判断，两小时后，汪精卫一家分头坐上了两辆黑色轿车往河内达莫桥方向驶去。余乐醒即令陈恭澍，带领行动人员驱车追赶。当陈恭澍开车追过达莫桥后，发现在前面不远的空地上停着两辆黑色轿车。由于不能靠的太近，加上当时阳光又相当耀眼，陈恭澍等人看不清哪辆车里坐着汪精卫。就在他们犹豫不决的时候，那两辆黑色轿车迅速起动并朝原来来的方向疾驶而去。等陈恭澍调转车头再追时，那两辆黑色轿车已经开得远远的，追赶不及了。
陈恭澍和余乐醒面面相觑，以为这下就要彻底跟丢了汪精卫，没想到监视高朗街的人员报告，说两辆轿车又回到了住处，汪精卫夫妇迅速返回屋里，不再出来。
陈恭澍决定不能再放弃机会，当晚立刻实行刺杀。
1939年3月29日晚上，陈恭澍向同住的七名行动人员分派职责。他们事先已经去高朗街多次踩点，也将房子的平面图看了又看，记得滚瓜烂熟。他们知道，在三楼右首那间主房就是汪精卫夫妻的卧室，在如果七人相互接应发动袭击，凭着他们的枪法，可以说是十拿九稳。
无论在行动小组的心里，还是在汪精卫的心里，那天都毋庸置疑是一个非常难熬的夜晚。出发前监视小组又来报告，说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一家也来到了高朗街，寄住在那里。人多，必然给暗杀带来新的困难。
联络组向香港发出问电，戴笠回应：“立刻执行。”
汪府当夜沉浸在忙碌过后的疲惫中。佣人们也很早都休息了。在睡梦中，忽然有人听见斧子劈门的声音。守卫立刻打电话通知了法国警察局，就在电话接通的那一刻，一连串闷闷的枪响让所有人都惊恐万分。
就在三楼右首的房间里，王鲁翘先从斧子劈开的窟窿里用手电照进去，看到床下有一个男人，上半身钻在床铺里，露着光溜溜的大腿瑟瑟发抖。他不由分说，对着男人就是连发数弹。他亲眼看着子弹一颗颗打入对方的脊背，鲜血飞溅。他正要收枪，继而瞟到另一张床下还有一个女人，于是又补了几枪。他正待上前确认两人是否毙命，屋外已经传来了警车的声音。在外头作掩护的余鉴声焦急地吹了个口哨，王鲁翘低声说：“好了。”两人便立刻退出房间，沿路叫上放风的唐英杰和陈步云一起撤退。几个人沿小路跑出，跳上陈恭澍的接应车飞驰而去。陈恭澍问情况如何，王鲁翘自信地擦着枪说：“以我的枪法，绝对没问题。”
当夜，河内就给戴笠发去了报喜的电报。可是第二天，戴笠再次把他们骂了个狗血喷头。原来昨晚他们杀的不是汪精卫，而是前去探望的曾仲鸣。
原来，曾仲鸣听说汪精卫的车被人追踪，就带着妻子来汪宅来探问。也许是为了宽慰汪精卫，曾仲鸣当晚与妻子留住了下来。他们有四个孩子要照顾，人数比较多，汪精卫就让他们住在大一点的主卧，自己搬到客卧。不知这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巧合让曾仲鸣做了他的替死鬼。曾仲鸣死在了医院的手术台上，他的妻子方璧君在抢救之后活了过来。汪精卫抓到了蒋介石的把柄，便大加利用，亲笔写了悼念曾仲鸣的文章《曾仲鸣先生行状》，接着又在《华南日报》上发表了《举一个例》的文章。
戴笠没有想到自己的误刺，反而导致汪精卫加快了投敌卖国的步伐，也促成了汪伪政权的建立。面子丢进的军统局继续把汪精卫列为暗杀名单上的头号人物，准备把极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投入到刺汪活动中，重新捡起军统在蒋介石面前，在国民党政府中，在天下人面前失去的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