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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顺生尽管脾气暴躁，但却是有头脑的人。
他按照自己的理想和生活方式培养儿子，送儿子上私塾，教儿子记账、打算盘，希望儿子学会务农经商致富之道，继承他创下的家业。像父亲当年对他那样，他也为自己的儿子安排了成家立业的人生大计。然而，命运似乎总是与这位说一不二的倔强农民开玩笑：他“克隆”出来一个与他同样倔强的儿子。一年年过去了，儿子一步步远离这个家，最终走出他和妻子的视线，走到了他们管不到的地方。
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曾经五次“出家”。一次是逃学，一次是在家“出家”，一次是到东山学堂读书，一次是到长沙读书，最后一次是带领全家离开韶山冲。时代的风云际会，个人的孜孜求索，使毛泽东最终走出了这个传统的农民家庭。他摆脱了祖辈父辈的命运，并与那个旧的时代告别。
石三伢子是个顽皮的山里娃，自小就有一股“猴气”。
1902 年，毛顺生将 8 岁的石三伢子领到韶山冲南岸私塾，交给 50 多岁的塾师邹春培老先生。邹老先生把石三伢子带到私塾东墙下的神龛前，教他给孔子的牌位作揖：“这是孔夫子的神位，从今天起，你每天早晨进来，都要对圣人作揖。以后，你就会文思发达，连中三元。”
石三伢子恭恭敬敬对孔夫子的神位行礼。这是他平生第一次与孔夫子打交道。70 年后，他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林”是林彪，“孔”即孔子。
石三伢于是私塾里的“小孩王”，他长得比同龄的孩子们都高。
私塾后边，是邹四阿婆的家。她的房屋边上，种着不少果树，那是她家赖以生活的“摇钱树”。每当果实成熟，石三伢子都馋得流口水，带着私塾里的小伙伴们，爬到树上偷吃枇杷、梅子和桃子。一天，他们刚鬼鬼祟祟爬上树，庆幸“偷袭”成功，不想邹四阿婆突然从树下冒出来，挥动青皮竹竿就打。石三伢子紧呼“快跑”，邹四阿婆紧追：“石三伢子，你充头领，我先逮住你！”石三伢子顾不得沿树干滑落，从树上纵身跳进一条土沟，然后跃出沟外，箭一样跑向两棵大枞树，抱住其中一棵，像猴子一样蹿了上去。他躲在树叶中伸头露脑，向气喘吁吁的邹四阿婆做鬼脸，气得邹四阿婆找文七妹告状。
50 多年以后，毛泽东还记得这段往事，用韶山冲的土话问乡人这两棵树还在不在，并风趣地说：那两棵树“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石三伢子在学堂里也不老实。一天，先生离开课堂一会儿，要求学生们老老实实地在草屋里背书。可先生一走，石三伢子就背着书包溜到房后的山坡上，边背书边摘毛栗子。摘满了书包，回到课堂，每个同学分几个，还献给先生几个。先生责问他为什么乱跑，他竟回答：“闷在屋里头昏脑涨，死背硬读也是空的。”先生大怒，找茬儿整他。可让他背书，没难住他。带他到院中作诗赞井，他出口成诗，也没难倒他。古文和诗词歌赋是他的强项，他为此十分得意。
石三伢子也有苦恼。在私塾里，粗暴严厉的老师常常在课堂上打人、罚跪，用体罚的手段“规矩”他们，有时还把状告到家里。而在家里，粗暴严厉的父亲也常常打他。为此，他学会了恨自己的父亲。
棍棒教育在那个时代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家长和老师们都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教育出“好孩子”来。而孩子必须听任家长和老师打骂，不能有任何反抗，否则就被认为“大逆不道”。
受父亲熏染，石三伢子从小就不是怯懦、顺从的孩子。儿童自由的天性也使他不愿忍受蔑视儿童人格尊严、损害儿童身心健康的教育方式。对家长和老师的压迫和摧残，他选择了消极反抗。10 岁的时候，他逃了学。他的女儿李敏这样讲述他闹“学潮”的来龙去脉：一天中午，天气炎热，先生又不在私塾，爸爸就提议大家去游泳。老先生回来看见学生们赤身露体游泳，以为不雅，要惩戒他们。爸爸却引用《论语》上的话说，孔夫子是赞成到河里去洗冷水澡的，并把《论语》打开，把孔夫子的原话念给教师听。老先生一听，想起确实有这样一段书，但一时又下不了台，就到上屋场，找爷爷告状，火气很大地说：“你家润之了不得啦，他的才学比我高，我教不了啦！”
爷爷历来家教很严，听说儿子带头闹学，同老师顶嘴，格外恼火，顺手在路上捡了一根楠竹板子，向南岸私塾奔跑过来。看见爸爸，不问情由，便劈头盖脸地打来。爸爸急忙躲避，回头就跑。爷爷怎么也追赶不上他，急得跺脚骂着：“我看你跑到哪里去！你敢回来，我就要打死你这个没王法的东西！”爸爸知道父亲的性情，这时候要回到家里。那准定要挨一顿死打，连母亲都劝解不住。就决定不回家，去县城。《论语》上的话是这样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石三伢子确实会活学活用，难怪老师气得够呛！
可怜的石三伢子气鼓鼓地朝县城的方向走去。他听说过县城，但从没有去过，以为县城在一个山谷里。这样，他一连乱走了三天，但只是在山里兜了几个圈，总共才走出离家 8 里路。石三伢子离家出走，急坏了他的母亲，也急坏了爷爷、父亲和老师。他们动员亲戚邻居到处寻找，终于把他找到。至于那三天他是怎么过的，睡在哪里，吃什么，至今还是个谜。
这次消极抵抗，产生了一点点效果。石三伢子回到家后发现，氛围有了一点改善，父亲对他比以前稍微体谅了一些，先生的态度也比较温和了。
在家中，石三伢子对“父皇”开始时也是消极反抗，挨了父亲的打，既不逃跑也不告饶，倔强地站着一动不动。后来，他选择了积极反抗的应对方式。
石三伢子大约 13 岁时，毛顺生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因事当众责骂他“懒而无用”。石三伢子被激怒了，他感到很伤面子，当场与父亲对骂了起来，弄得父亲在客人面前下不来台，十分恼怒。石三伢子“无法无天”地骂了父亲后，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一方面，作为一个小男子汉，他不愿在家中继续受父亲的气，另一方面，他骂了父亲，担心因此挨打，也不敢留在家中。
这时，已经“失去”过他一次的母亲忙追上来，苦苦劝他回去。已经“领教”他离家出走厉害的父亲也赶来。不过，毛顺生仍保持着“暴君”的架子，一边骂，一边命令儿子乖乖回家。石三伢子不能容忍父亲这种态度，他采取了一个极端的方式，跑到门前的池塘边，威胁说：如果你再走近一步，我就跳下去，死给你看。父亲停下了脚步和辱骂，母亲趁势把石三伢子拉回家。
少年时期的毛泽东
客人散了，毛顺生气得躺在床上。母亲在两个男人之间充当“和事佬”和“和平天使”。她拉着儿子走进卧室。毛顺生坚持要石三伢子磕头认错，石三伢子则“有理、有利、有节”地提出，如果父亲答应不打他，他可以单腿下跪磕头，而不愿双腿下跪，因为他感到自己没有错到那种程度。协议就这样达成了。可是，在石三伢子单腿跪下时，母亲在一旁冷不防用手使劲向下按他的肩膀，使他双膝跪了下去。母亲这一按，给了丈夫一个十足的面子，也保全了倔强的儿子的面子。家庭“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随着知识的增长，13 岁的石三伢子还学会了用智慧与父亲斗争。毛顺生喜欢依据儒家关于“孝”和“勤劳”的训条，责备石三伢子“不孝”和“懒惰”。石三伢子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引用儒家关于“父慈子孝”的话，回敬父亲说：要儿子孝，父亲必须慈，“父慈”才能“子孝”。父亲指责他“懒惰”，他就反驳说：年纪大的应该比年纪小的多于活，你年纪比我大两倍，应该干得比我多。石三伢子还宣称：等我到你这样的年纪，会比你勤快得多！
只上过两年私塾的父亲，说不过这个已上了五六年私塾的儿子，干生气。只剩下动拳这一招了。他没有想到，辛辛苦苦供着儿子上学，竟给自己培养出一个“对手”来。父子俩都是倔强的人，倔强对倔强，勇者智者胜。后来毛泽东笑着回忆说，父亲的严厉态度到头来是“自招失败”。
在反抗家长专制和棍棒管教方式的过程中，石三伢子得出了一个朴素的认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只有反抗才能争得自己的权益：“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
石三伢子朴素的人格意识和独立意识已经觉醒。作为家庭里的“被压迫者”，他明白了“人权”和“斗争”。此后，他一生都在与强大的对手斗争。他显示了智慧和力量，并尝到了其中的乐趣。
在汉语中，“国家”这个词是一个奇妙的组合。“国”与“家”密不可分，国影响家，家也影响国。这一点，在毛泽东一生中，表现最为明显。
石三伢子开始上学的那年，二弟已 5 岁，三弟还没有出生，母亲照样能下田劳动。参加科举考试、考取功名，还是农家子弟改变社会地位的一条途径。金榜题名、光宗耀祖的梦想，让无数学子热血沸腾。但是，1905 年，家里、家外出的两个事情，影响了石三伢子的命运。一件事是，清朝政府推行“新政”，废除了从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度，开始兴办新式学堂。科举一废，断了成千上万读书人考取功名的路，读书不能直接做官了。在讲究实际的一些农人们看来，读书没有用了。另一件事是，这一年，三弟毛泽覃出生。母亲哺育幼儿，暂时不能下田劳动。家里缺少劳力，22 亩田单靠父亲和长工忙不过来，再说，家中还有其他生意需要帮手。既然读书无用，不如回家种地、做生意来得实在。
这样，1907 年，13 岁的石三伢子下了学。他成了一个专职的农民，整天在地里帮着长工干活。回到家里，喂猪喂牛，清除猪圈和牛栏里的粪便，堆起来作为田地的肥料。此外，还种菜、种树和养鱼。他小小年纪，白天已能做一个全劳力的活儿，晚上则替做米商的父亲记账。有时，他也为父亲在生意方面打打下手，比如赶赶猪，要要账等。从劳动中，石三伢子深深体会到了耕耘的艰苦和收获的快乐，也明白了“脏”与“净”的辩证法：农民们看起来很脏，但思想上最干净；瞧不起农民、认为农民脏的“干净”人，实际上最脏。
转眼，毛家的长子成了 14 岁的棒小伙子。他高高个儿，细长的身体尽管还不那么粗壮，但全身是劲。他嘴边长出了毛茸茸的胡子。青春期已经到来。
儿子大了，到了该成家的年龄。毛顺生、文七妹夫妇开始为毛泽东的终身大事张罗。他们希望长子能成个家，并认为这是做父母的责任。他们按照当时通常的做法，想娶一个年龄大、会过日子的女子做儿媳，让她管住这个倔强得好像不懂事的孩子。此外，二儿子和三儿子都还小，毛家确实缺少劳动力。
毛顺生、文七妹替儿子定了一个比他大四岁零两个月的姑娘，并不管儿子是否满意，就把她娶进了家门。这一年是 1908 年。
新娘姓罗，韶山冲附近杨林村人。据《韶山毛氏四修族谱》齿录卷十五记载，她生于光绪十五年（1889 年）九月二十六日（农历），乳名叫“秀妹子”。由于她在三姐妹中最大，所以父母叫她“一秀”或“大秀”。大秀的父亲罗合楼是个通文墨、有田产、生活殷实的农民，与毛家可以说是门当户对。这门婚姻与传统农家的许多婚姻一样，是“亲上加亲”。大秀的祖母毛氏与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是堂兄妹，大秀的父亲与毛泽东的父亲是表兄弟，且有生意往来。两家关系密切，彼此信得过。而且，毛家有子无女，罗家有女无子（五子二女夭折），正好互补。
未满 19 岁的大秀嫁到毛家时，正当人生的好年龄，丰满的身材透着青春的气息。她受过良好的家教，生性温顺善良，勤劳俭朴，又是操持家务的好手，公婆都喜欢。
不幸的是，毛泽东对这位原配夫人并不感兴趣。不知是因为从父母的不幸婚姻中受到了刺激，还是脑子中早就勾画好了理想伴侣的形象，或者压根儿看着这个大姐姐不顺眼，毛泽东对父母强迫他接受这桩婚姻，心理上非常反感。
毛泽东结了婚，成了一个小丈夫。他闷闷不乐。在举行婚礼时，他衣着整齐，与从花轿上下来的新娘一起，在唢呐声中拜了天地和列祖列宗的神位，拜了父母，并规规矩矩地向舅舅等来宾磕头致谢。但晚上“圆房”时，他出乎意料地什么也没有做。
也许，一个乳臭未干的大孩子，在小伙伴们的哄笑中，红着脸，可怜巴巴地与成熟丰满的新娘子站在一起，像木偶一样履行结婚仪式的场景，成了毛泽东痛苦的回忆。
28 年后。毛泽东在谈到这段婚姻时说，“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我从来没有和罗氏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
1907 年秋至 1909 年夏，毛泽东停学在家，白天参加农业劳动，晚上看书。1909 年秋至 1910 年夏，复学到韶山乌龟井和东茅塘私塾读书，但基本上在家住宿。在结婚近两年的时间里，大秀与毛泽东同居一个屋檐下，但没有怀过一个孩子。
看来，毛泽东确实对这桩婚姻进行了坚决的消极抵抗，尽管有时候他也有青春的冲动。
不从父母之命完婚，是不孝的行为，无论在家庭里还是在社会上都会有压力。这个 14 岁的大孩子还没有力量战胜他的父母和强大的习俗，但他坚定地战胜了自己。
他不愿盲从，也不顺从。他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喜好生活。尽管此时，他被笼罩在上屋场祖居的屋檐下，无法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但是，在压力之下，面对父亲和家庭已经安排好的“命运”，他还是没有选择放弃自己的独立和主见。只不过，他的翅膀还不够硬，没有办法冲破上屋场的屋顶。四年前，他在山里跑了三天都找不着北。现在他还得依赖家庭，即使造反也不敢太过火。
毛泽东在家住着，他有了一个自己的小“家”，但过着“出家人”的生活。他守着新娘子，却当起了光棍汉。
这一次，毛泽东没有离家出走，但他拒绝了这个“家”的安排，他一直没有走进这个小“家”。
对毛家而言，这似乎预示着，毛家的这个长子开始了拒绝旧家庭的时代。
他不想按照父辈的样子生活下去了。
这年秋。毛泽东走出了上屋场。后来，他在更广阔的天地里找到了他的爱情、婚姻和幸福。
而“屋里的”那位，坚守她的操守，照旧下田劳动，操持家务，帮婆婆照顾小叔子，减轻了公婆许多负担。她深得毛顺生夫妇喜欢，与两个小叔子、一个小姑子和后来过门的二弟媳王淑兰也相处融洽。
不幸的是，宣统二年（1910 年）正月初二日，大秀因患痢疾突然去世，时年20 岁。
大秀的死，对毛家是个打击。年轻轻的儿媳死了，他们感到痛惜，同时也哀叹家庭的多灾多难。他们精心营造的这个家突然少了一根支柱，所有的负担重新落到老两口身上。16 岁的儿子成了鳏夫，让他成家立业、传续香火，再度成为毛顺生夫妇的心事。
毛泽东虽然不爱大秀，但她毕竟是他们家的人。一个活生生的人死了，他从内心里感到悲凉和感伤。他也是多么的无奈和痛苦啊！
夫妻两人，一样苦，却是两样情！
也许，大秀不会埋怨毛泽东。她不幸去世时，毛泽东才是 16 岁的大孩子。
大秀是上屋场毛泽东同辈人中第一个去世的人。去世后，作为毛家人，被葬在韶山南岸土地冲楠竹圫。后来，她的公婆去世后，也葬在那个山坡上，在大秀坟墓上方几步的地方。他们继续相伴。
大秀是毛家明媒正娶的媳妇，毛氏宗族郑重地将她作为毛泽东的“元配”，列入《韶山毛氏族谱》，并高度评价。1941 年，毛氏宗族四修族谱时，将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列在大秀的名下承祧，以慰亡灵。他们尊重和依循的是传统。
与婆婆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她也是封建包办婚姻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