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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说，美国的这套政治体制能够良好运行的前提是能不断实现利益扩张：获得足够的利益——各个集团都有得分——各利益集团的胃口都被撑大了——进一步的利益扩张……。不过和英国不同的是，美国存在经济二元制的问题，所以国内问题更容易爆发，一旦利益扩张的速度慢下来了，等不到工人们起来反抗，南辕北辙的利益集团之间就要先打起来了。
1790年，南北两派达成了妥协。南方派将支持北方主导的联邦政府，但作为交换，南部各州必须由南方派掌控，首都则要从费城搬到波多马克河畔，也就是今天的华盛顿。因为那里处于马里兰和弗吉尼亚两个蓄奴州之间，属于南方派系的地盘。如此，美国国内搞起了“一国两制”。
1794年，联邦政府和英国政府达成了一份协议，双方对独立战争以后的一系列遗留问题做出了妥协。在此之前，南方农场主一直要求英国政府赔偿在战争中“解放黑奴”给他们造成的损失。联邦党人出于工商业集团的利益考虑，为了尽快和英国关系正常化以便继续做生意，在协议中并没有提及这件事。这件事让很多南方农场主和联邦政府翻了脸。而同一年，联邦政府又要开征酒税【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白种人体质的特质，导致他们更容易对酒精产生依赖性，在毒品和艾滋病泛滥之前酗酒一直是西方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西方各国政府对酒类的管控从来都是异常严格，美国的酒类管理部门是和联邦调查局相当的暴力执法机关，而政府的严格管控也使得酒的利润异常的高】，南北的矛盾便进一步激化了，宾夕法尼亚的农场主们暴动了，华盛顿毫不含糊地颁布了《国家紧急状态法》，调集了13000多名联邦军对叛乱进行了镇压，这个数目已经赶上独立战争后期时的兵员总数了。
在相对平静了一段时间以后，由于领土扩张导致南方种植业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在当时的条件下，土地面积增加对种植业更有意义，所以北方派对开疆扩土没什么兴趣，甚至有些抵触】，南方经济实力得到了加强，对北方派的政治压力也随即加大了。到了1801年，民主共和党的杰弗逊以59票对57票赢得了大选，出任美利坚第三任总统，一部分联邦党人随即准备让北方各州独立，成立新的联邦。这次政治分离运动最后由于汉密尔顿的反对而没有付诸实施，但代价是高昂的——由于这件事导致汉密尔顿和其副手布尔的关系急剧恶化，两个人决定用决斗来解决问题。在决斗中，汉密尔顿被自己的副手给干掉了，加之之前华盛顿已经过世，北方派至此没有了领军人物。
而与此同时，英国感觉到不断发展的美国在日后可能威胁到自己的霸权，同时英国人也一直惦记着再次夺回失去的殖民地，于是开始在海上对美国进行封锁，而美国为了继续扩大国土，也盘算着从英国人手里拿下加拿大等殖民地。到了1812年，美英之间终于爆发了“第二次独立战争”。战争历时三年，期间英国人曾打到华盛顿，一把火烧了白宫【1815年修复总统府的时候，为了遮盖当初火烧的痕迹，用白涂料粉刷了整个外部，白宫（The White House）的名字便最初由此而来】，但最后战局还是陷于胶着，双方不得已只能罢兵言和，谁都没有如愿。不过这场战争还是彻底打消了英国人夺回北美殖民地的想法，也让美国人迎来第一次民族主义高涨——下一次要等到珍珠港被日本人偷袭以后，美国现在的国歌《星条旗永不落》就是在那时被创作出来的。在这样的氛围下，联邦党由于一贯的亲英立场，被打成了“美奸”、叛徒、投降派，彻底宣告出局。美国由此出现了民主共和党一党独大的局面，民主共和党人逊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由于战争中积累的威望，成为美国第七任总统。在没有了英国这个后顾之忧后，民主共和党主导下的美国开始集中精力向西部和南部以及西班牙占据的佛罗里达地区扩张，以获得更多的土地来支持南方种植业经济。
然而民主共和党在失去对手以后，很快也陷入了内部分裂，于是便有了后来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至于北方派，虽然联邦党彻底垮台了，但归根到底那只是一个政治上的代理人，北方的工商业集团还在继续发展。
北方工商业最初的发展模式，用一个词就能说清楚——“山寨”。虽然英国政府严加控制，但在发大财的诱惑下，大批英国的技术工人还是通过各种渠道来到了北美洲。当时美国平均每年进来三十万移民，大部分选择留在东北部搞制造业。那时的主要工业——棉纺业，开始在美国迅速发展壮大。就这样，通过“侵犯知识产权”，美国算是搭上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末班车，北方派的经济实力借着这股“东风”大幅提升，开始在势头上压过南方派。政治上的话语权自然也要跟上去，到了1854年，现今的共和党成立了，它在当时所代表的就是北方工商业集团。
在北方工商业集团实力不断壮大的同时，美国在1849年以后的领土扩张也基本到头了（夏威夷和阿拉斯加都是以后的事情，而且这两块领土距本土太远，对国内政治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换句话说，再想通过抢别人把自己内部的利益分配问题混过去，这条路算是行不通了。用教科书里的话说，就是南北两边的“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在此期间，南北两派进行了几次妥协，1860年时终于“妥协”不下去了，共和党赢得了那年的大选，林肯就任美国第十六任总统，于是1801年的一幕又上演了，只不过主角换成了南方派，而且他们做得更绝，在林肯正式就职前，就已经有7个州宣布独立。最终南方15个州中的11个州宣布独立，剩下4个也处于观望状态。
这个“矛盾”具体地说，主要是两条：其一，新并入的州算是蓄奴州还是自由州？也就是最后一块蛋糕该放到谁的盘子里的问题；其二是关税问题，要实现工业化，要搞产业升级，这些光靠资本家搞“山寨”是不够的，政府必须提高关税，避免欧洲的廉价产品通过“自由贸易”冲击本国正在起步中的制造业。而这正是南方种植业集团所极力反对的，因为高关税会导致工业品价格提高，会增加他们的成本。同时，南方的棉花等作物大部分是作为工业原料销往欧洲的，如果对方用高关税回敬美国，那么板子自然是要落在南方派的屁股上。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问题：由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升级，并不是像一个孩子一步步长成大人那样“自然而然”。一个经济体要改变经济结构，做产业升级，最大的阻力不是来自外部的技术封锁或是别的什么干扰，而恰恰是来自其内部。搞低端产业和搞高端产业，对经济政策乃至社会构成等方面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甚至可以说是南辕北辙的。如果低端产业已经做大，那么相关的利益集团的诉求和国家整体利益必然会产生相悖的地方，这些问题是不可能通过所谓“市场手段”来解决的，只能由外力强行调整。举个例子，一个国家要调整经济结构，从低端的出口加工升级到高端制造业，在关税政策上就会遇到前面提到的问题。除此之外，在社会分配方面也会产生不同的诉求——高端产业必须要求更全面的基础设置，要有钱投资必然就是要提高对加工企业的税率，此外搞高端制造业首先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技术工人群体，而要想让大伙能静下心钻研技术，必须要先保障工人的权益，待遇自然也不能低，更要进一步让工人获得较高的政治地位，不能让人觉得工人是弱势群体；而搞出口加工，获利大小主要取决于人力成本的高低，对工人素质要求不高。所以必然会更倾向于低工资低保障，这样两种完全相悖的诉求如何调和？归根到底只能通过市场以外的手段压一个扶一个。
把这个问题再往前推一步，把上面的问题倒过来，假如我已经有了比较高端的产业——比如说重化工业，那么返回头来想搞点轻工业之类的低端产业会如何呢？答案是会容易得多，重化工业对物流、电力等基础设施的要求比轻工业要高得多，这就是说先重后轻的模式下轻工业在基础设施方面基本就是吃现成的；而高端产业除了前期的高积累之外，也意味着步入正轨之后的高回报，这样一来社会财富的增加也就意味着福利的提高，这种情况下低端产业从业者的生活也就更有保障。而这还没有考虑重化工业对国防的支持这一外延价值。归结起来我们会发现，对于英法等第一批列强之后的后发国家而言，先重后轻的工业化路径看似困难，其实效率远高于先轻后重。改革开放后中国东南沿海加工制造业能够迅速发展，核心优势就在于有之前重化工业先行打下的基础。
回到正题上来。在当时，美国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是战争，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南北战争。战争的具体过程这里不再多言，我们只说结果。四年内战，美国总共死了62万人——1860年美国人口总共不过3100万，这个数字超过后来美国历次战争的总和。论杀美国人的效率，后来的德国人、日本人恐怕都望尘莫及。谢尔曼将军对南方干脆采取了“三光政策”，他领导下的联邦军队，从佐治亚、北卡莱罗纳到南卡莱罗纳一路烧杀劫掠，把所到之处统统变成一片焦土。最后南方的白人青壮年在战争中损失了四分之一，家畜损失五分之二，农业机械、工厂、铁路损坏一半，财产损失近三分之二——总计约50亿美元，南方派就此彻底一蹶不振。一直到现在，南方的几个州仍旧是比较落后的地方。北方的战略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彻底打垮南方的经济基础，你的经济跨了，日后对中央的依赖性才大，离心倾向才能被遏制。
这种解决方式残酷但确实有效。早在建国伊始，汉密尔顿等人就提出了搞工业化的设想，但在南北双方的反复“折腾”下，美国的整体工业化被拖延了近70年。1863年以后，美国工业化的障碍最终被彻底清除掉了，旋即通过关税壁垒以及增加国家补贴为本国工业发展构建起了“苗圃”——这也是后来各国搞产业升级的标准战术。美国的工业化建设由此迅速地展开了，就此迎来了一个长达25年的快速发展期。在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美国算是赶上了一个尾巴。但在1870年以后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则是领跑者的角色，我们身边常用到的技术产品，除了互联网以外，大多数都是在那个时代被发明出来的，汽车、飞机、电灯、电报和电话等等，伴随着技术革命，美国的铁路建设和煤炭、石油及铁矿开采也进入到一个大跃进的时代。美国的经济水平和英国达到了同一量级——不单单是说经济总量，而是两个国家“造东西”的能力。事实上到20世纪初期，美国的制造业规模以及技术水平都已经完全超过了英国。
另外值得一说的是，事实上南北战争本身其实也是对美国工业化的一种另类推动——正是北方联邦政府的军需订单造就了J.P.摩根、杜邦、阿莫尔、斯达德贝克等一批资本家，而资本的集中客观上的确为后来的工业化做了初始准备。当然，这些位的发家史听起来恐怕和“励志”是沾不上边的。《哈珀月刊》在1864年曾经记载：“（政府）本要的是糖，拿到的却是沙子；本要咖啡，结果却是黑麦；本要皮具，结果却是些比牛皮纸好不到哪去的玩意；要的是健壮的骡马，得到的却是病的快死的驴子”——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朝鲜战争时期国内资本家用带菌棉花给志愿军做急救包，用变质牛肉做罐头以及用薄铁皮做的所谓“军用铁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