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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中世纪，西欧都没有柏拉图著作的拉丁译本，人们对柏拉图的了解非常少。在文艺复兴的西欧，古典思想得到了重新重视。人们利用这一传统来攻击亚里士多德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经院哲学。首先是在意大利，彼特拉克、薄迦丘、Chrysoloras等对柏拉图都产生了兴趣。从1389年开始，人文主义者Salutati在佛罗伦萨宣讲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学说。著名的希腊文教师Chrysoloras与Salutati及其弟子合作，推动柏拉图著作的翻译。柏拉图主义的这次复兴，被称为“Chrysoloras复兴”。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并不是一开始就受到欢迎的，毕竟，按照基督教的正统观念，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学说中有太多异教的色彩，不是可以轻易被接受的。为了回应多明我派教士Dominici的攻击，Salutati的弟子布鲁尼（Leonardo Bruni）把柏拉图的《申辩》、《克力同》、《斐多》、《高尔吉亚》和色诺芬的《申辩》都翻译成拉丁文，后来又翻译了很多别的对话。布鲁尼的一个目的，是为了反驳Dominici，证明苏格拉底的学说和基督教是吻合的，因而《申辩》和《斐多》中关于死亡和灵魂的说法就尤其重要。所以，他在翻译中也就把与基督教教导不合的内容删去了。随后，布鲁尼的弟子Giannozzo Manetti出版了《苏格拉底传》，这是古典时代以后苏格拉底的第一本传记。他在强调苏格拉底的公民德性的同时，也指出他的学说与基督教丝毫没有矛盾。
Marsilio Ficino是文艺复兴时代最伟大的柏拉图学者，推动了柏拉图研究在哲学和基督教神学中的复兴。在他的巨著《柏拉图神学》中，Ficino用基督教的方式考察了《申辩》中著名的“无知之知”问题。他认为，苏格拉底得到了上帝的启示，因此不可能是真的无知的。他所谓的“无知之知”，就是人在上帝面前的谦卑。他用这个表明，他的知识不是靠自己的理性自然生长出来的，而是上帝通过他的守护精灵启示给他的。在此，Ficino是以伪狄奥尼索斯的否定神学来解释苏格拉底的无知之知。 [18]
“Chrysoloras复兴”也逐渐波及其他欧洲国家，引起了人们对苏格拉底、柏拉图、色诺芬的兴趣。而正像我们在意大利所看到的，这些对苏格拉底的兴趣并没有动摇基督教的基础。人们一般会把苏格拉底的思想赋予基督教的色彩，给以新的理解。比如伊拉斯谟，一生都对苏格拉底非常有兴趣。
[19]
与《申辩》尤其相关的，是《愚人颂》中对苏格拉底的无知之知的基督教式理解。愚人模仿地上的智慧的口气谈到，并不智慧的德尔斐神说苏格拉底是最智慧的，然后他嘲笑苏格拉底不肯自担智慧之名，反而把智慧还给了神。他的愚拙总是招来人们的嘲笑，而正是这种愚拙使他遭到了审判，并最后送了命。当她在后文谈到耶稣的时候，也说世人如何把他当作愚蠢的人。愚人是把苏格拉底和耶稣作了比照，认为他们都因为具有神性的圣愚，而无法得到世人的理解。
显然，伊拉斯谟在此完全是通过保罗在《歌林多前书》中的“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1：20及以下）这个基督教式的反讽，来理解苏格拉底的“无知之知”的反讽。他这种世人认为的无知状态，正是神给的智慧。在这里，愚人又借用了第欧根尼·拉尔修描述的审判中的一个场景：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虽然近在咫尺，但是迫于众人的喧哗，他无法为老师说一句话。愚人的讲述方式使这个情景隐然与彼得不认耶稣形成了对应。
在文艺复兴的思想家中，对苏格拉底谈得最多的应该是法国的蒙田。蒙田在1570年代写著名的《雷蒙·塞邦赞》的时候，可能还并不了解苏格拉底。但他在其中表达的人永远不可能获得真知的态度与苏格拉底在《申辩》中的说法非常相似。1580年左右，苏格拉底逐渐成为蒙田的偶像。他在很多文章中表现出对苏格拉底的浓厚兴趣，而他主要依靠的材料是《申辩》和《会饮》。他在这以后的随笔中，继续批判人对自己的理性和智慧估计过高，其中很多来自对苏格拉底的无知之知的反思。在大约1588年写的《论相貌》中，蒙田尤其多地谈到了《申辩》。他以自己的方式概括了《申辩》全篇的内容，虽不很确切，但基本包括了其中的主要观念。他评价说，虽然吕西亚为苏格拉底起草的申辩辞
可能更符合规范，但只有柏拉图记下来的这一篇才是一个伟大人物的申辩。他盛赞苏格拉底的高尚情操和他面对死亡时的豁达态度，而这些都丝毫不受他丑陋的外貌的影响。后来爱默生的评价颇能体现蒙田对苏格拉底的态度：“他的作品没有热情，没有雄心；只表现出一种满足、自尊和所奉行的中庸之道。不过只有一个例外——表现在他对苏格拉底的爱里。一谈到苏格拉底，他顿时双颊通红，笔下洋溢出激情。”
就在蒙田盛赞苏格拉底的同时，法国学术界对古典思想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出版家和古典学家亨利·埃蒂安纳（Henri Estienne），他继承了父亲的古典著作出版和研究事业，不仅编辑出版了希腊文辞典、《为希罗多德申辩》和别的很多重要古典书籍，而且还编辑出版了三卷本的希腊文《柏拉图全集》，即《斯特方版柏拉图全集》。虽然《柏拉图全集》与希腊文辞典的高额成本几乎毁掉了他的出版社，但他为这本全集划分的页码和字母编码成为后来通用的柏拉图著作的编码方式。
进入十七世纪后，欧洲对古典思想和苏格拉底的兴趣继续增长。在很多时候，苏格拉底虽然仍然被赋予强烈的基督教色彩，但启蒙思想的逐渐兴起已经在改变着人们的理解。
1619年，法国诗人Theophile de Viau（1590—1626）被告不虔诚和著作淫秽。他在流放中完成了《论不朽与爱，或苏格拉底之死》（ Tractéde l'immortalitéde l'âme ， ou la mort de Socrates ）。Theopile把自己比作基督教化的苏格拉底，针对不虔敬的罪名进行申辩。 [20] 十七世纪中期，法国出现了三本关于苏格拉底的著作。François Charpentier主要基于色诺芬著作的《苏格拉底传》出版于1650年。Guez de Balzac的《基督徒苏格拉底》出版于1652年。这两本书都有着明显的基督教色彩。《基督徒苏格拉底》是题献给笛卡儿的。作者在里面证明，一个现代的理性主义者应当接近基督教的真理，苏格拉底的“无知之知”更被赋予了强烈的基督教意义。
这个时期的另一本书是Cyrano de Bergerac的《另外的世界，或月球与太阳上的国家和帝国》，在作者1655年去世时尚未完成。此书的基本出发点与上面两本非常不同。作者假想自己到了月球上，用四条腿走路的野人把他当成了奴隶。他后来得到一个精灵的解救，而这个精灵就是苏格拉底的守护神。他成为作者的老师，告诉他世界是永恒的，上帝与世界秩序无关，独身和守贞在月球上都是非法的，等等。作者明显是通过精灵之口来批判基督教。据说，斯维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就受到了此书的很大影响。
十七世纪末期，法国文学界发生了著名的古今之争。在这前后，柏拉图和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也被法国人呼唤起来，参与到了这场争论当中。比如，Fontenelle让苏格拉底与蒙田对话。但有趣的是，他让苏格拉底赞美现代，而让蒙田代表古代，双方都更崇拜对方所在的时代。 [21]
到了十八世纪，苏格拉底成为启蒙运动中的偶像。启蒙主义者更愿意用雅典的哲人苏格拉底，而不是神子耶稣来讨论问题。 [22] 由于苏格拉底如此崇高的地位，虔诚的基督徒要捍卫耶稣的地位。因此，苏格拉底遭到的攻击也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个世纪，仍然是法国人对苏格拉底的讨论最为热烈。 [23]
在法国的启蒙哲学家中，伏尔泰对苏格拉底的诠释最辛辣和有趣。他在《哲学辞典》中的“苏格拉底”条里，把苏格拉底与孔子、毕达哥拉斯、泰勒斯相并列，说他们都是热爱德性本身的人。伏尔泰富有创造性而又饱含讽刺意味地诠释了苏格拉底的罪名。他描述了苏格拉底与两个雅典人的对话。那两个雅典人很奇怪，苏格拉底为什么不向诸神祭献绵羊和山羊。苏格拉底向他们证明，只有一个神存在，而不是很多个，因而祭祀就是无用的。随后色诺芬告诉苏格拉底，那两个人分别是屠夫和金匠，都要从祭祀中获利。于是，苏格拉底的敌人就以他的一神论为名处死了他。 [24]
后来，伏尔泰又匿名发表了三幕悲剧《苏格拉底》。在这部戏里，伏尔泰借苏格拉底之口攻击天主教和宗教迫害。阿努图斯被描写成一个邪恶的教士，阴谋霸占美丽的女子阿哥莱。阿哥莱的父亲临终前把她托付给了苏格拉底，她爱上了苏格拉底的一个学生。苏格拉底的妻子塞西婆帮助阿努图斯策划这场阴谋，但被苏格拉底破坏了。于是，阿努图斯与莫勒图斯以渎神、无神论、自然神论的罪名状告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申辩成为自然神论的宣言和对基督教的攻击。在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并喝下了药酒之后，阿哥莱和她的情人成功地说服法官们，苏格拉底是无罪的。于是，苏格拉底劝勉弟子们追求哲学、蔑视迫害，微笑着死去了。 [25]
狄德罗也非常喜欢苏格拉底，尤其是柏拉图的《申辩》。1749年，他因为被怀疑有罪而遭到监禁。他在监狱中翻译了柏拉图的《申辩》，用一根牙签把它刻在一本弥尔顿的《失乐园》的边上。 [26]
狄德罗对《申辩》的翻译之所以成为有名的事件，还因为卢梭对他的探监。当时，卢梭正在思考第戎学院出的一个有奖题目：“科学和艺术的进步究竟是败坏了，还是净化了道德？”卢梭和狄德罗在监狱里讨论了这个问题，得出结论：科学和艺术的进步败坏了道德。卢梭带走了狄德罗正在翻译的《申辩》。狄德罗的译文后来出现在他的《论艺术与科学》中。 [27]
卢梭对《申辩》的兴趣可能就是狄德罗引起的。但他对《申辩》的理解和运用很是与众不同。当时的启蒙思想家大多让苏格拉底鼓吹理性，但卢梭让苏格拉底支持“无知”。在引述苏格拉底对德尔斐神谕的考察的时候，卢梭略去了关于政治家和匠人的说法，集中于对诗人和艺术家的批评。在卢梭笔下，苏格拉底发现强不知以为知的，是智者、诗人、预言家、艺术家。这样，苏格拉底的“无知之知”所针对的，正是理性知识自身。正像Hulse所说的，卢梭笔下的苏格拉底是个“反哲学的哲学家”
。
除去这些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外，十八世纪的法国还出现了另外一种更客观的对《申辩》和苏格拉底的研究传统。Nicolas Fréret证明，苏格拉底之所以被处死，就是因为他反对民主制。Siegsmund Friedrich Dresig通过对文本的历史学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Jean Jacques Garnier则考察了柏拉图与苏格拉底的哲学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后来都成为当代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这几项研究在当时影响不如那些哲学家大，但可能影响了后来的研究传统。
此外，Charles Palissot de Montenoy写了一个题为《哲学家》的剧本，模仿阿里斯托芬的《云》，讽刺Helvetiu、狄德罗、卢梭等哲学家，演出非常成功。 [28]
十八世纪的德国对苏格拉底也有很多讨论，但其风格与法国非常不同。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和Johann Augustus Eberhard都试图把苏格拉底与基督教观念相结合。Eberhard的《苏格拉底的新申辩》证明，苏格拉底这样的异教徒也是可以得救的。这些讨论是相对较浅层次的。
康德的朋友和批评者哈曼虽然对柏拉图的著作了解并不多，但他在《苏格拉底言行录》中的观念很接近卢梭。他同样用苏格拉底的“无知之知”来批评启蒙时代流行的理性思想，特别是他的朋友康德的著作。 [29] 用Hulse的话说，他做了启蒙时代的牛虻。 [30] 哈曼后来对哥德、黑格尔、克尔凯郭尔的影响很大。
不过，就在哈曼批判康德的时候，康德还没有成为伟大的哲学家，而是沉浸在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之中，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当时流行的理性主义观念。但当康德着手对纯粹理性的批判的时候，他比哈曼更深刻地接近了苏格拉底。他从自然哲学的研究转入对伦理问题的思考，正如Friedrich Paulsen所说的那样，是类似苏格拉底的次航的转向。 [31]
康德与苏格拉底的相似不仅在于他的哲学转向，而且在于他否定性的哲学方法更深地与苏格拉底的“无知之知”勾连了起来。他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序言里明确说：“但最重要的是，要考虑到一种无法估量的好处，即在未来所有的时代里，以苏格拉底的方式，也就是说通过最清晰地证明对手的无知来结束一切针对道德性和宗教的争议。”
他的这种否定性不是一般的辩论和批驳，而是从根本上证明，人的纯粹理性无法认识上帝、世界、灵魂这样的根本问题，因此不可能有真知。人只有在认识到这种知识的不可能之后，才能根据绝对律令建立实践理性。这是在最深的意义上论证了苏格拉底在《申辩》中对人的知识的否定。
正是出于这样的哲学观念，康德也完全颠覆了以前的神学观念。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康德否定了原罪和一切外在的宗教观念，认为宗教完全是有缺陷的人道德上必须的观念。他在否定了宗教的真理性之后，又通过人的道德需要迎回了这些宗教观念。表面上，他仍然承认宗教的必要和作用，但已经根本摧毁了旧的宗教基础。正是因此，普鲁士皇帝才会禁止康德进一步讨论宗教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康德又表现出与苏格拉底对待宗教的共同点。他们在外在形式上都没有改变宗教的存在，但实质上却改变了宗教的整个基础，因而被冠以不虔敬的罪名。
这种类比并不是随意的。康德虽然没有像伏尔泰或卢梭那样直接援引或诠释《申辩》，但我们可以把他看作文艺复兴以来现代思想重新解释苏格拉底的一个高峰。他把前人那充满了肤浅、琐碎、荒谬的现代意见和基督教文明的偏见重新解释整合起来，赋予了新的意义，不仅比他们更深地理解了苏格拉底的本意，而且更切身地把苏格拉底的“无知之知”与启蒙时代的精神相结合。康德以及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努力，对于建立现代古典学研究的体系，奠定了思想基础。
黑格尔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同样有一个新的解释。在“耶稣传”和“民间宗教与基督教”这两篇早期文章中，他明确表示，苏格拉底是比耶稣更高明的人物。 [32]
而黑格尔对苏格拉底的最大继承在于他的辩证法。在《哲学史讲演录》中的“苏格拉底”部分，黑格尔充分讨论了苏格拉底的反讽、助产术，以及无知之知，说：“哲学应当从困惑开始，困惑是与哲学与生俱来的；人应当怀疑一切，人应当扬弃一切假定，以便把一切当作概念的产物重新接受。”
而在黑格尔看来，苏格拉底的哲学方法并不是一般的怀疑主义，而是朝向“善”的原则的辩证法。他认为，苏格拉底的精灵并不是外在的神谕，而是一种内在的东西，“不过被表象为一种独特的精灵，一种异于人的意志的东西，——而不是被表象为人的智慧、意志”。在黑格尔看来，不仅苏格拉底从自然哲学到政治与道德哲学的转变，而且从神谕到这种精灵的转变，都使苏格拉底根本改变了世界历史：“苏格拉底的原则造成了整个世界史的改变，这个转变的转折点便是：个人精神的证明代替了神谕，主体自己来从事决定。”他认为，这种转变就是苏格拉底的生活方式和使命。
黑格尔对苏格拉底自身的评价就充分表现了他的辩证法。虽然他极为推崇苏格拉底哲学的历史地位，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认为雅典人对他的审判是不义的。相反，他认为雅典人对苏格拉底的控诉和审判都是正当与合法的，因为苏格拉底确实威胁到了城邦，城邦就有义务处罚他。所以，苏格拉底和雅典人都是对的。雅典对苏格拉底的审判体现了雅典精神的逐渐解体，而雅典的解体将使它的灰烬中升起一个更高的精神，“因为世界精神已经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意识了”。
黑格尔除了充分吸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辩证法之外，还把他们的哲学放在世界历史中看待。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充分吸收了前人对苏格拉底的诠释，给出了一个哲学史式的解释。他的工作，对后来从哲学史的角度研究苏格拉底与柏拉图有极大影响。
康德与黑格尔的工作为现代柏拉图研究新传统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而洪堡等人对德国研究性大学的建设，也为这一新传统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依托。就在黑格尔的同时，德国的另外一个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已经开始奠定这一新传统的研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