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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九卷集”是有记载的柏拉图全集最早的编辑体例，相传由亚历山大时期的语文学家、数学家、星相家、皇帝的政治顾问忒拉绪洛斯（ Θράσυλλος ）编订，按古希腊悲剧的演出结构方式将柏拉图所有作品编成九卷，每卷四部（对话作品三十五种，书简集一种，共三十六种）。1513年，意大利出版家 Aldus 出版柏拉图全集，被看作印制柏拉图全集的开端，遵循的仍是的忒拉绪洛斯体例。
可是，到了十八世纪，欧洲学界兴起疑古风，这个体例中的好些作品被判为伪作；随后，现代的所谓“全集”编本跌出，有31篇本或28篇本，甚至24篇本，作品前后顺序编排也见仁见智。
俱往矣！古典学界约在大半个世纪前已开始认识到，怀疑古人得不偿失，不如依从古人受益良多。回到古传的柏拉图“全集”体例在古典学界几乎已成共识（Les Belles Lettres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始陆续出版的希法对照带注释的 PlatonŒuvres complètes 以及Erich Loewenthal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编成的德译柏拉图全集均为36种+托名作品7种），当今权威的《柏拉图全集》英译本（John M.Cooper主编， Plato ， Complete Work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4，不断重印）即完全依照“九卷集”体例（附托名作品）。
“盛世必修典”——或者说，太平盛世得乘机抓紧时日修典。对于推进当今中国学术来说，修典的历史使命当不仅是续修中国古代典籍，同时得编修古代西方典籍。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属内的“古典学研究中心”拟定计划，推动修译西方古代经典这一学术大业。我们主张，修译西典当秉承我国清代学人编修古代经典的精神和方法——精神即：敬重古代经典，并不以为今人对世事人生的见识比古人高明；方法即：翻译时从名家注疏入手掌握文本，考究版本、广采前人注疏成果。
“柏拉图注疏集”将提供足本汉译柏拉图全集（36种+托名作品7种），篇序从忒拉绪洛斯的“九卷集”。尽管参与翻译的译者都修习过古希腊文，我们主张，翻译柏拉图作品等古典要籍，当采注经式译法（即凭靠西方古典学者的笺注和义疏本迻译），而非所谓“直接译自古希腊语原文”（如此注疏体柏拉图全集在欧美学界亦未见全功，德国古典语文学界于1994年开始着手“柏拉图全集：译本和注疏”，体例从忒拉绪洛斯，到2004年为止，仅出版不到8种； Brisson 主持的法译注疏体全集，九十年代初开工，迄今未完成一半）
柏拉图作品的义疏汗牛充栋，而且往往篇幅颇大。这个注疏体汉译柏拉图全集以带注疏的柏拉图作品为主体，亦收义疏性质的专著或文集。编译者当紧密关注并积极吸取西方学界的相关成果，不急欲求成，务求踏实稳靠，裨益於端正教育风气、重新认识西学传统，促进我国文教事业的新生。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2005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