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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世纪的德国，随着浪漫主义传统和德国古典哲学对哲学史的强调，以及洪堡建立现代研究性大学的努力，柏拉图研究逐渐形成了系统的现代模式。而其中的开创性人物当然要数施莱尔马赫。施莱尔马赫翻译的柏拉图著作从1804年开始出版，到1828年完成。每篇对话前面有一篇研究性导言。从施莱尔马赫之后，古典学与哲学史研究相互依托，逐渐建立起现代的柏拉图研究传统。对柏拉图全集的编辑、翻译与注疏也在欧美各国逐渐展开。这个研究传统将古典学和哲学史的方法相结合，强调客观、系统地理解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在整个希腊文明中的位置，使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成为严肃的学术研究对象，而不再是可以随意塑造的文化人物。以后对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理解都必须建立在这样逐渐累积的研究成果之上。哪怕对苏格拉底的哲学解释，也不再可能过于随意。像把苏格拉底基督教化这样的倾向，就逐渐消失了。
随着这样的研究传统的建立，除了我们在本“引言”第三部分所谈到的几个主题被不断重新解释之外，有几个针对苏格拉底的历史问题逐渐成为学者们讨论的新焦点。一方面，这些问题涉及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历史理解；另一方面，由于没有足够的文献材料充分证明其中的哪个说法正确，使得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论似乎永远不得休止。这样，很多对苏格拉底的哲学理解，就会从这些具体历史问题出发。这样的问题很多，我们无法一一列举，这里仅简单梳理其中三个比较重要，且与《申辩》密切相关的：一、柏拉图对话的分期；二、苏格拉底与柏拉图思想的关系；三、雅典审判和处死苏格拉底的历史原因。
我们首先来看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施莱尔马赫对柏拉图的研究就建立在对柏拉图对话的分期之上。他认为，柏拉图的对话相互关联，是个统一的整体，而不同的对话之间有一个发展过程，但他并不认为这种发展是由外在事件导致的，即，并不是苏格拉底之死或柏拉图的游历导致了他的思想变化。在他看来，对话之间的关联完全是一种思想的内在关联，后面的对话是前面的对话的一个发展结果。按照他的这种划分，柏拉图对话共有早、中、晚三期。第一个阶段是初级的准备阶段，代表了不成熟的柏拉图思想；第二个阶段是探讨阶段，体现了柏拉图思想的发展过程；第三个阶段是建设性的阶段，表达了成熟的柏拉图思想。而《申辩》和《克力同》都被放在了第一个阶段的附录里，甚至无法进入这三个阶段的总体计划。他说，《申辩》完全是偶然之作，在柏拉图的哲学体系中根本没有位置。甚至有可能，这根本不是柏拉图的著作。 [33]
在施莱尔马赫之后，多数学者不会认为《申辩》不是柏拉图的作品。但他们仍然为柏拉图的著作划分出三个时期。比如，Socher [34] 、Hermann [35] 和Ueberweg [36] 认为，柏拉图的思想有一个明确的发展阶段，柏拉图早、中、晚三个时期的对话呈现出明显的不同。他们大多结合外在事件、思想发展、语言风格来划分时期，而不是像施莱尔马赫那样，完全依据思想脉络。他们认为，柏拉图最早的对话是在苏格拉底生前就写出来的，因而反映了真实的苏格拉底；而苏格拉底之死，则成为柏拉图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之后的对话是他的中期对话。作于苏格拉底死后不久的《申辩》，是中期对话中最早的一篇。
但也存在第三种倾向，以Grote [37] 为代表。他认为，柏拉图的对话就像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样，并不是一个连续的整体。每个对话自成一体，其间并没有紧密的关联。除了书信之外，我们见不到柏拉图个人的观点，对话中呈现的都是不同人物的观点。不过，他对柏拉图对话还是有一个大体的划分。他认为，写于苏格拉底死后不久的《申辩》是柏拉图最早的对话，而《蒂迈欧》、《克里提亚》、《法义》是最晚的对话，其他对话的时期都无法确定。但Grote还是承认，有一些观念在不同的对话中反复出现，可以代表柏拉图一些一贯的主张。 [38]
不论十九世纪德国的哪个学派，都热衷于为柏拉图的对话划分为早、中、晚三期。人们的划分大体依照这样几个标准：写作风格、哲学主题、与历史事件的关系。起初，不同的学者有自己的一个划分方法。但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候，英国学者Campbell [39] 、德国学者Ritter [40] 、Dittenberger [41] 等学者经过细致的研究结束了这场争论。他们的划分虽然还是会遭到一些质疑，但大体上成为以后公认的分期方式。 [42] 虽然今天仍然有人在重新划分柏拉图对话的分期，但他们大多不会偏离这个模式太远。在这样的分期中，《申辩》一般被当成柏拉图早期对话中的一篇。 [43]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即柏拉图与苏格拉底思想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十九世纪，这个问题与上面的分期问题是紧密相关的；同时，它也涉及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记述究竟哪一个更真实这个老问题。
施莱尔马赫认为《申辩》与柏拉图思想不符，甚至猜测它可能不是出自柏拉图之手。那么，它是出自谁的手笔呢？施莱尔马赫的结论是，《申辩》只能是苏格拉底自己的申辩辞，只不过由柏拉图记录下来而已。他由此认为，可以通过柏拉图的《申辩》了解苏格拉底的思想，而不是柏拉图本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色诺芬的说法就是假的。施莱尔马赫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弥合色诺芬与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不同描述，认为色诺芬强调苏格拉底的伦理方面，而柏拉图强调他的道德方面，这两个方面并不冲突。
施莱尔马赫之后，关于《申辩》中的思想究竟是谁的，也成为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19世纪的德国学者Horneffer是其中比较极端的一个代表。他认为，柏拉图的《申辩》就是对苏格拉底思想的忠实记录。 [44] 二十世纪初，苏格兰两个伟大的柏拉图研究者柏奈特（John Burnet）和泰勒（A.E.Taylor）持相对温和的态度，但也认为，《申辩》中所讲的，应该是苏格拉底的想法。
柏奈特用语文学方法为柏拉图的对话作出了自己的分期。他认为，早期对话和后期对话之间确有区别，但并非截然不同。柏拉图一直试图精确传达苏格拉底的思想，只是前期善于写戏剧，后期更擅长哲学表述。柏奈特认为，“理念”说是苏格拉底的发明，而不是柏拉图的。 [45]
而泰勒认为，苏格拉底思想的核心根本不是道德观念，他熟悉俄耳甫斯和毕达哥拉斯的神秘学说，从毕达哥拉斯那里得到了理念说。他认为《申辩》与后面的对话并不矛盾，是那些大对话的思想准备。 [46]
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另外一个声音。有很多学者主张，柏拉图的《申辩》是虚构的。比如，英国学者Riddell [47] 和德国学者Shanz都持这样的看法。Riddell在英国编辑的注释本《申辩》和Shanz在德国编辑的注释本《申辩》是十九世纪末期最重要的两个希腊文本《申辩》。而他们都认为，《申辩》不可能是苏格拉底真实的申辩辞。比如Shanz在他所编辑的《申辩》的前言中指出，不可能有哪个人会作出如此对自己不利的法庭申辩。他认为，色诺芬的《申辩》应该更接近本来面目。 [48] 英国学者Hackforth在他著名的《柏拉图〈申辩〉的写作》中也认为，色诺芬的《申辩》是对苏格拉底的申辩辞的更真实的记录，而柏拉图的《申辩》是以虚构为主的。 [49]
此外，也有一些学者持相对中立的态度。比如德国学者Wilamowitz-Möllendorf就认为，柏拉图是在苏格拉底真实的申辩基础之上，加以润色，放进了自己的一些观念。 [50]
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仍然在继续下去。出生于土耳其的美国著名学者Vlastos在他的名篇“苏格拉底”中列出了柏拉图对话中十个方面的思想，认为在其中每个方面，柏拉图前期对话中苏格拉底的观念都和中后期的不仅截然不同，而且完全相反。他由此得出结论，柏拉图前期对话中表达的是苏格拉底的思想，后期对话中表达的是自己的观念。这样，他也把《申辩》中的苏格拉底主要当作历史上的苏格拉底，与后期对话中的苏格拉底不同。 [51] 他在去世前出版的《苏格拉底：反讽家与道德哲学家》，更集中地体现了这一观念。 [52]
Vlastos被很多人认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柏拉图研究的学者，同时又是美国自由派哲学的重要人物。他弟子众多、影响巨大，因而其观点得到了普遍接受。把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分开，将《申辩》当作苏格拉底思想，而不是柏拉图思想的表述，现在已经成为美国思想界的主流。比如近年影响很大的Brickhouse和Smith的《被审判的苏格拉底》，在充分讨论了各派观点之后还是认为，我们首先应该把《申辩》当作苏格拉底说过的话。 [53]
但这一说法并未成为定论。Luis Noussan-Lettry用德文出版的《申辩》与《克力同》的研究就认为，不必刻意区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更重要的是从主题来研究。 [54] 美国学界，另一本重要的疏解，Reeve的《申辩中的苏格拉底》，也不完全同意这个看法。虽然此书在很多其他问题上受Vlastos影响不小，但在这个方面，却认为不必过于追究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关系，而是直接从文本入手。 [55] 当代著名的柏拉图研究学者Charles Kahn也认为，柏拉图前期和中后期的对话并没有Vlastos说的那么大的断裂，其主题呈现出连贯性。 [56]
近年来另一本疏解，Strycker著、Slings在他死后编辑和完成的《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的“导言”中非常明确地讲，尽管苏格拉底有可能说了《申辩》中的一些话，甚至每一句话，但我们仍然没有理由认为，这不是柏拉图对话中的一部。而对于历史上的苏格拉底问题的过分关注，往往妨碍了我们考察文本中的主要内容。因此，他们不会把这个问题当作主要讨论的对象。 [57]
近来越来越受到柏拉图研究界关注的施特劳斯学派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不仅不要过分关注历史问题，而且不把对柏拉图的研究建立在历史分期的基础上，而是深入到思想内部，看柏拉图的著作的内在关联和思想深度。
除了这两个问题之外，围绕《申辩》还有第三个焦点问题，那就是，苏格拉底究竟为什么被控告和处死。这个问题和上面的两个问题一样，也是一个历史问题，而不只是文本内部的问题。如果说，很多试图理解苏格拉底的人认为可以回避掉上述两个问题，但他们很难不回答这第三个问题，因为它对于我们理解《申辩》中的实质含义，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个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争论不休的历史问题，主要是因为两个模糊点：一、苏格拉底的守护精灵究竟与不虔敬的罪名有什么关系；二、苏格拉底与阿尔喀比亚德等人的关系究竟是否是导致他被告的真实原因。关于精灵与“不虔敬”之罪的关系，《游叙弗伦》和《申辩》中的苏格拉底都曾经模糊谈到，但并未认真肯定。而在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中，苏格拉底的守护精灵就更认真地被当成了苏格拉底被告的理由。至于苏格拉底与阿尔喀比亚德等人的关系，最有力的证据当然就是伯利克拉底的演说。从现代柏拉图研究传统建立以来，学者们用新的解读方式重新理解这个问题，对苏格拉底的审判的原因提出了种种新的解释。
比如Riddell就认为，是苏格拉底的守护精灵导致了他的被审判。但柏奈特在自己的注释中针锋相对地指出，苏格拉底说到莫勒图斯可能是因为他的守护精灵而告他时，是开玩笑的语气。在《申辩》中的几处，苏格拉底坦然地谈到他的精灵，而一点也不认为这恰恰证实了对他的指控。由此可见，守护精灵不应该是一个认真的罪名。柏奈特的继承者泰勒同样不认为守护精灵是一个真正的罪名，但他认为“不虔敬”确实是一个认真的罪名，其所指是苏格拉底与外邦哲学家过从甚密，接受了他们关于灵魂不朽等问题的神秘学说。雅典人是因为这一点，认为苏格拉底破坏了雅典旧有的宗教秩序，从而处死了他。
泰勒对后来的柏拉图研究影响很大，但他的这个观点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
对于民主政治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的二十世纪，特别是自由民主成了一个政治神话的美国，人们更关心的并不是宗教异端问题，而是苏格拉底对民主制的态度，因而苏格拉底与雅典民主的关系就成了讨论更热烈的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显然不仅是一个古典学问题，而且与现实政治紧密相关。因此，对它的讨论就尤为激烈。
在苏格拉底与雅典政治的关系问题上，Brickhouse和Smith代表了一种极端态度。他们在“苏格拉底的邪恶朋友及他的审判和判刑的动机”一文中认为，伯利克拉底的演说完全是他的一己之见，与阿努图斯等人的观念无关。他们更主张从字面上理解苏格拉底的诉状。阿努图斯既然颁布了赦令，就不可能追究苏格拉底在三十僭主期间的行为，更何况苏格拉底在三十僭主期间同样受到了克里提亚的迫害。 [58] 这篇文章后来被分开，成为他们影响很大的《被审判的苏格拉底》的2.4.1-5和4.1.1。
但多数学者还是认为苏格拉底对民主制的不友好和他与阿尔喀比亚德等人的交往是他被审判的原因。既然色诺芬、伊索克拉底等人如此认真看待伯利克拉底的演说，就很难认为那是空穴来风。所谓阿努图斯不会违背自己颁布的特赦令的说法，更是没有说服力的书生之见。因此，更多的讨论围绕的是如何理解苏格拉底对雅典民主政治的反对，以及雅典对他的惩罚。
Vlastos的文章“历史上的苏格拉底与雅典民主制”一文已成为研究这个问题的经典。他认为，苏格拉底并不是真的反对民主制度和赞成寡头制。从苏格拉底与凯瑞丰等民主派的交往和对待三十僭主的态度来看，他应该是更赞成民主制，反对寡头制的。他确实看到了雅典民主中的很多问题并有严厉的批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从原则上反对民主制。 [59]
虽然Vlastos在柏拉图研究界得到广泛尊重，他的这篇文章也引起了很大反响，但如此否定苏格拉底曾明确讲过的反对民主的观点，未免还是有些牵强。于是，E.M.Wood和N.Wood很快作出回应，在“苏格拉底与民主制”一文中批评Vlastos的观点。他们首先不同意Vlastos把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当成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说法，并认为，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或柏拉图）批评民主制是确定无疑的，但这种批评是哲学对民主制的批评，并不是从意识形态上对民主制的否定。这篇文章虽然与Vlastos的具体结论不同，但仍然意在调和《申辩》中的苏格拉底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 [60]
除此之外，关于苏格拉底的一些通俗著作，如斯东的《苏格拉底的审判》、Ricky Green的《苏格拉底的审判与死亡中的民主德性：古典雅典中对帝国主义的反抗》，以及James Colaiaco的《反对雅典的苏格拉底》，围绕的都是苏格拉底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著作在学术上并不成功，所以我们在此不作详细讨论，留待下一节再作介绍。
施特劳斯学派面对的，同样是苏格拉底为什么受审判的问题。但他们已经不再停留在调和苏格拉底与民主制的层面上，而是把这个问题追问到更深的哲学问题，讨论哲学与政治之间必然的冲突。其中，Anastaplo把苏格拉底问题直接与现代美国政治勾连，而且把苏格拉底与梭罗的公民不服从的传统联系起来。但他更看重的，不是苏格拉底与民主制的关系，而是哲学中的德性基础与政治权威的关系。 [61]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一节还会涉及。
在中国学界理解苏格拉底的审判，同样不能回避上述三个问题。我们认为，柏拉图著作的分期并不是一个完全无意义的问题，而且基本上接受三个时期的说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应该截然分开。就柏拉图对话之间的关系而言，我们更强调哲学问题的内在关联，而不是对历史时期的考察。我们基本上把《申辩》当作柏拉图的思想，而不刻意区分苏格拉底与柏拉图。至于苏格拉底的审判的原因，我们承认苏格拉底对民主制的批评应该认真对待，但并不认为这是根本性的。更根本的问题，应该是哲学对美好生活的追问与政治对同一问题的解决方式之间的冲突。在此基础上，我们来看当代哲学对《申辩》的思想性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