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兵家文化源远流长，相传炎黄时期就有兵书问世。与传世的《孙子兵法》等著作相比，《三十六计》是一部晚出的兵书。虽然问世的时间比较短，却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风靡海内外，如今，它已与《孙子兵法》一样，成为中国兵家文化的代名词。

之所以说《三十六计》是一部晚出的兵书，因为它在20世纪40年代才被人发现，60年代之后才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目前，人们所知的《三十六计》的最早版本是1941年成都瑞琴楼发行、兴华印刷厂用土纸印制的一个小32开的翻印本。翻印本上附有简单的说明，介绍了此书的发现经过。说明中说，《三十六计》原书为手抄本，是1941年在陕西邠州（今彬县）的一个旧书摊上发现的。当时发现的手抄本前部“系养生之谈，而末尾数十篇，附抄三十六计，解释皆用兵法，然后知其果为兵法也”。

由于最初的版本上没有注明作者是谁，因此，关于《三十六计》何时成书、作者是谁等问题都成了悬案。根据已有的资料和研究成果推断，《三十六计》极有可能并非一人完成，而是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补充和完善的结果。关于“三十六计”（或“三十六策”、“三十六着”）的说法由来已久，《南齐书·王敬则传》中，就有“时上疾已笃，敬则仓卒东起，朝廷震惧。东昏侯在东宫……谓敬则至，急装欲走。有告敬则者，敬则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汝父子唯应急走耳。'”《南史·王敬则传》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此外，宋代惠洪的《冷斋夜话》和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的《窦娥冤》中，都有“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或“常言说得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之类的说法。可见，虽然“三十六计”最初并不一定就是实指36种计谋，但“三十六计”的提法早已有之，并且最迟到了元明时期就已经深入民间。随着“三十六计”的提法家喻户晓，人们用脍炙人口的成语将我国古代的军事计谋加以总结并与已有的提法对应成为可能，事实上，这在我国古代的民间文学或其他形式的民间作品的流传和演变中也是经常存在的一种现象。

最初的时候，《三十六计》可能并非一个版本，并且也不是一下子就定型的，在民间的流传中有着不同的“版本”。邓拓先生在《燕山夜话·“三十六计”》中论及“三十六计”的具体内容时，曾经说：“以前曾经有人讲解过三十六计的内容，与这本小册子稍有不同。这本小册子所说的三十六计是：瞒天过海、围魏救赵、借刀杀人、以逸待劳、趁火打劫、声东击西、无中生有、暗渡陈仓、隔岸观火、笑里藏刀、李代桃僵、顺手牵羊、打草惊蛇、借尸还魂、调虎离山、欲擒故纵、抛砖引玉、擒贼擒王、釜底抽薪、混水摸鱼、金蝉脱壳、关门捉贼、远交近攻、假途伐虢、偷梁换柱、指桑骂槐、假痴不癫、上屋抽梯、树上开花、反客为主、美人计、空城计、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走为上。这里头没有增兵减灶、十面埋伏、虚张声势、诱敌深入、拖刀计、疑兵计等名目，而把打草惊蛇、无中生有、树上开花等都开列进去，似乎也不算妥当。”也就是说，《三十六计》在流传的过程中至少还有另外一个版本，这就是邓拓以前曾经听过别人讲解的“三十六计”。另外，《洪门志》的“三十六着”中，也有几个计名与今天我们看到的《三十六计》是不同的，这可能也是《三十六计》在民间流传的过程中存在的另外一个版本。

因此，《三十六计》在20世纪40年代被发现整理之前，可能已经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演变和完善的过程。在陕西邠州发现的版本可能是民间传本中经过加工整理的比较完善的一种，也可能仅仅是众多传本中的一种，究竟属于哪种情况，尚需进一步考证。

《三十六计》虽然发现较晚，并且较长时间内仅在小范围传播，然而，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于这本“大众兵法”的关注迅速升温。人们对于“三十六计”的热情早已超出了军事领域，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出现了诸如“商场三十六计”、“交际三十六计”、“爱情三十六计”、“网络三十六计”、“砍价三十六计”等五花八门的“三十六计”的变种。《三十六计》应用领域的泛化，也使它的地位节节提升。但是，尽管我们应当给予这部著作以充分的重视和研究，却决不能对其价值和地位进行无原则的拔高。

在国内受到重视的同时，《三十六计》也已经走出了国门，被国外的一些研究者所重视。首先对《三十六计》进行介绍和研究的是我们的近邻韩国和日本，这两个东亚邻邦都有关于《三十六计》的书籍出版。在西方，较早注意《三十六计》的是瑞士汉学家胜雅律， 1977年1月，他就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了一篇介绍“三十六计”的文章。经过潜心研究，1988年，胜雅律先生研究“三十六计”的《智谋——平常和非常时刻的巧计》上册出版，2000年又出版了下册，这是第一次在西方系统地介绍“三十六计”，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后来，该书先后被译成荷、意、中、英、法、俄、葡、西、土等多种文字出版。其中，1991年，《三十六计》法文版出版，译者为法国汉学家弗·基歇尔，受到了包括军事专家在内的人们的好评。《三十六计》以自身独特的魅力，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重视和赞美。

从内容上说，《三十六计》是对战争对策中的一定之规和已有事例的总结，并根据《易》中的“六六”之数，将其总结为六套，每套六条计谋。具体内容是：第一套为胜战计，包括瞒天过海、围魏救赵、借刀杀人、以逸待劳、趁火打劫、声东击西；第二套为敌战计，包括无中生有、暗渡陈仓、隔岸观火、笑里藏刀、李代桃僵、顺手牵羊；第三套为攻战计，包括打草惊蛇、借尸还魂、调虎离山、欲擒故纵、抛砖引玉、擒贼擒王；第四套为混战计，包括釜底抽薪、混水摸鱼、金蝉脱壳、关门捉贼、远交近攻、假途伐虢；第五套为并战计，包括偷梁换柱、指桑骂槐、假痴不癫、上屋抽梯、树上开花、反客为主；第六套为败战计，包括美人计、空城计、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走为上。

从阐述方式上说，《三十六计》中的每一计都分计名、解语和按语三个部分。其中，计名大多取材于人们耳熟能详的成语或典故，具有生动形象、便于传播等特点。大体来看，“三十六计”的计名来源可分为这样几大类：一是源于古代战例，如“围魏救赵”、“暗渡陈仓”、“假途伐虢”等；二是历史故事，如“上屋抽梯”、“瞒天过海”、“抛砖引玉”、“打草惊蛇”等；三是出自古代军事、哲学或历史著作，如“以逸待劳”出自《孙子兵法》、“无中生有”出自《道德经》、“釜底抽薪”出自《汉书》等；四是出自古代诗歌等文学作品，如“李代桃僵”出自《乐府诗集》、“擒贼擒王”出自杜甫的诗歌等；五是出自民间谚语或俗语，如“关门捉贼”、“混水摸鱼”等。《三十六计》中借用的这些成语和典故，有些与原始意义相近，有些则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解语是对每条计策的简单解释，主要涉及该条计谋的条件、要求、依据、基本做法以及相关的客观情况等。解语的突出特点，就是运用了以易演兵的方法，即引用《周易》经传中的原话或者易理，对计策进行解释，以《周易》哲学作为思想依据和基础。据统计，“三十六计”中，直接引用《周易》经传的有27计，其余9计也都运用了易理，涉及《周易》中的坤、屯、需、师、比、履、豫、随、蛊、噬嗑、剥、坎、睽、蹇、解、损、益、萃、困、渐、既济等21卦，并多次使用“阴”、“阳”、“刚”、“柔”等《周易》中的术语。《三十六计》的以易演兵，直接体现了中国古代兵学与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般认为，按语同计名和解语不是同时完成的，并非出自一人之手。从按语中所使用的“或曰”等表述方式来看，按语的出现应当晚于计名和解语，作为后人对前人表述的解释，保留了曾经存在过的不同看法。按语主要是在解语的基础上，对每条计谋进行的进一步解释，与解语的侧重于用《易》理进行阐释不同，按语的语言比较通俗易懂，并且往往引用一些具体的战例，这就使得对计谋本身的理解更为直观和具体。在对《三十六计》的研究中，计名、解语和按语应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都应当受到重视。

“兵以诈立”，军事斗争中讲究虚实、奇正的变化，重视“诡道”。从思想内容上说，《三十六计》就是专门论述军事斗争中的“诡道”的著作。它并不探讨军事斗争中的一般理论，也没有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上对军事活动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而仅仅就军事斗争中的某一个方面，即如何实施“诡道”，如何在军事斗争中对敌人乃至盟友进行欺骗和麻痹等，进行实用性的分析和介绍。《三十六计》是对中国传统兵家文化中的谋略文化的总结和发挥，在此问题的论域之内已经达到了很高的造诣。

如今，对于《三十六计》的研究和应用已经远远超出了军事的范围，然而，对于这种现象，应当辩证地分析。从根本上说，中国古代的兵家思想绝大部分都是以获取利益为目的的，尤其像《三十六计》这种侧重于军事欺骗的著作，为了获取军事优势和利益更是不择手段。根据《三十六计》中的思想，为了获取利益，可以“隔岸观火”，可以“笑里藏刀”，甚至可以“趁火打劫”、“借刀杀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出卖盟友、不守道义、损人利己都成为正当的行为。这样的思想倾向对于获取军事斗争的胜利具有一定的帮助，但对于社会发展和进步来说，肯定是不可取的。我们知道，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为了争夺权力和利益，它往往以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为手段，甚至以从肉体上将敌人彻底消灭为目的，因此在整个过程中往往诙诡奇谲、不择手段。而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包括政治、外交、商业、人际交往等，与军事领域有着本质的不同，社会要健康、稳定地发展，不能依赖诡诈权谋，只能靠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宽容和理解。因此，我们不反对从包括《三十六计》在内的中国传统兵家文化中寻找智慧，为个人的成功、成才和社会的快速、稳定发展服务，但我们坚决反对将谋略文化泛化和庸俗化的倾向，反对将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和军事领域不加分别、混为一谈。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和个人追求成功愿望的加强，近些年来，成功、励志方面的著作层出不穷、花样繁多，其中不乏借用中国传统的兵家文化指导人生、指导社会竞争的作品，但我们也不无忧虑地看到，这些作品中也存在着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现象，虽然有许多优秀的著作，但由于利益驱动等原因，也有一些作品侧重于宣扬落后、腐朽的观念，如“厚黑”、权诈思想，为了个人成功可以放弃尊严和道德，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等等，这些都对社会，尤其是对青少年，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样的“成功”、“励志”否认了人的社会责任意识和道德观念，势必造成人们价值观、人生观和理想、信念上的混乱甚至颠倒，最终只能造就一个病态的社会。因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简单类比、生搬硬套甚至恶意歪曲的行为，必须坚决加以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