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增广贤文》又名《昔时贤文》《古今贤文》《增广便读昔时贤文》，全书近四千字，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蒙学经典。作者及成书时间不详。在明代戏曲作家汤显祖（公元1550—1616年）所写的《牡丹亭》第七出“闺塾（shú）”中，有“《昔氏贤文》，把人禁杀”一句，一些学者认为，此《昔氏贤文》即《昔时贤文》。若果真如此，则《增广贤文》的成书时间不会晚于明代。

到了清朝同治年间（公元1862—1875年），儒生周希陶对《增广贤文》作了修订，不仅对原书顺序作了调整，还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命名为《重订增广》。但因为《重订增广》所增加的内容语句不够精练，内涵不够深刻，其影响力明显不及《增广贤文》。

关于《增广贤文》一书的性质，作者在书中的开头有明确的说明：“昔时贤文，诲汝谆（zhūn）谆。集韵增广，多见多闻。”意即从前优美精辟的文字，恳切地教导着你。汇集有韵律的文句，编成《增广贤文》，以增加人们的见闻。也就是说，该书是作者汇集古代优美精辟的文字按韵律编排而成，相当于一本格言警句集，其中的文句，大多并非作者的原创。

那么，作者在区区不到四千字的《增广贤文》中，都汇集了哪些文字呢？这其实涉及《增广贤文》一书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一、揭示了世态炎凉、人心险恶。中国古代有代表性的蒙学经典如《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等都是充满正能量的作品，其中展示的多为充满阳光的生活世界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增广贤文》则与之不同，它首次向人们展示了社会阴暗甚至冷酷的一面。首先是人心叵（pǒ）测，人们很难交到知心的朋友：“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而且更为可怕的是，有的熟人朋友甚至比会吃人的老虎还要厉害：“虎生犹可近，人熟不堪亲”，“入山不怕伤人虎，只怕人情两面刀”。其次是人们唯利是图，贪得无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点石化为金，人心犹未足”。这种对财富的畸形追求造成社会上到处都是嫌贫爱富的势利之人：“贫居闹市无人识，富在深山有远亲”，“有钱道真语，无钱语不真；不信但看筵（yán）中酒，杯杯先劝有钱人”，“有茶有酒多兄弟，急难何曾见一人”。再次是世上小人多而君子少：“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茫茫四海人无数，哪个男儿是丈夫”。因此，有不少人生活得十分无聊，喜欢议论别人的长短、搬弄是非：“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假饶染就真红色，也被旁人说是非”，“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中，真可谓危机四伏，令人防不胜防。

二、明哲保身的处世之道。人们的处境虽然险恶，但是生活还得继续，那么人们又该如何去应对呢？《增广贤文》为我们设计了一整套“有效”的处世策略。

1．防。既然人心叵测，那么在与他人交往时，就要有防备之心，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莫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而且说话也要留有余地，不要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即使在事业上一帆风顺时，也要想到物极必反，从而及时采取措施，防止发生不测之事：“得宠思辱，居安虑危。念念有如临敌日，心心常似过桥时”，“受恩深处宜先退，得意浓时便可休。莫待是非来入耳，从前恩爱反为仇”。

2．躲。既然人情如纸，环境险恶，为了避免风险，便须采取躲避的办法：“明知山有虎，莫向虎山行。”在日常生活中，则要学会装聋作哑，要深居简出，尽量少与别人交往：“见事莫说，问事不知，闲事莫管，无事早归。”甚至当自己遇到很大的困难，需要别人帮忙的时候，也最好不要去求人：“无钱休入众，遭难莫寻亲”，因为人都是自私的，当你一贫如洗时，人们避你唯恐不及，你再找上门去，只能自讨没趣。

3．忍。生活中常常会有无妄之灾，有的事情不是你想躲就躲得掉的，那么，当麻烦甚至灾祸无情地降临到你的头上时，又该怎么办呢？《增广贤文》告诉我们，此时就要学会忍耐：“触来莫与竞”，“得忍且忍，得耐且耐”，因为“不忍不耐，小事成大”。作者甚至认为，在人们遇到麻烦或是非时，不妨学做缩头乌龟：“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近来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

4．借酒浇愁。俗话说，忍字头上一把刀，要做到事事忍让是极为不易的，那么，当你实在忍无可忍时，又该如何呢？作者还有一招，就是喝酒，借酒浇愁：“三杯通大道，一醉解千愁”，“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醉后乾坤大，壶中日月长”。然而对于借酒浇愁的做法，作者并不自信，因为作者意识到，醉酒只是暂时的麻醉，并不能真正解愁：“药能医假病，酒不解真愁”。据此，作者也认为，喝酒其实并不是什么好事，它会损害人的身心健康：“清清之水为土所防，济济之士为酒所伤。”因此，人最好能戒酒，并通过观察醉酒之人的丑态来坚定自己戒酒的决心：“若要断酒法，醒眼看醉人。”作者在对待喝酒问题上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事实上也意味着其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就如借酒浇愁一样，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三、“一身都是命安排”的命定论思想。古代中国人大多信命，认为人一生的穷通寿夭、贫富祸福都是命中注定的，人无力去改变它。如在《论语·颜渊》中就有“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说法，孔子也常常把自己生活中的遭遇归于天命的安排。在《增广贤文》中，此类命定论的思想随处可见，诸如“大家都是命，半点不由人”，“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万事不由人计较，一身都是命安排”，等等。既然一切都是命中注定，那么人的所作所为无疑都是徒劳的：“万事皆已定，浮生空自忙”。因此，人所能做的，就是安守本分，静候命运之神的安排：“时来风送滕王阁，运去雷轰荐福碑”，“运去金成铁，时来铁似金”。

四、惩恶扬善的善恶观。虽然《增广贤文》中揭露了诸多社会中的阴暗面，但是作者并没有因此而灰心丧气，更没有要求人们去同流合污。针对社会上小人众多、人们不肯行善助人的现象，作者明确劝导人们要多做善事、不做恶事：“善事可作，恶事莫为”，“一毫之恶，劝人莫作；一毫之善，与人方便”。为什么呢？因为行善不仅能使人感到快乐，而且还能使人长寿：“为善最乐，为恶难逃”，“善必寿考，恶必早亡”。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行善与作恶会带来不同的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日子未到”，“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这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想在中国社会中长期流行，虽然表面上看似有某种迷信的成分，实质上却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因为归根结底，所有的善行都会受到人们的褒奖，而所有的恶行最终都会遭到人们的鞭挞（tà）并让作恶者付出相应的代价。

五、重义轻财的义利观。针对社会上一些人唯利是图、嫌贫爱富的现象，作者明确指出，钱财并不是世上最贵重的：“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不求金玉重重贵，但愿子孙个个贤”，“黄金未为贵，安乐值钱多”，“积金千两，不如明解经书”。这说明，在作者眼里，仁义、子孙贤能、安乐、明解经书等是比钱财更有价值的东西。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指出，人的生活离不开钱财，这是客观事实，因此钱财并非不重要，人们喜欢钱财也没有什么不对，关键在于获取钱财的途径一定要正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宁向直中取，不可曲中求”。如果通过正当的途径无法获得财富，则宁愿过清贫的日子，也不要通过非法的手段去获取财富：“宁可正而不足，不可邪而有余。”

六、积极有为的人生观。《增广贤文》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主张忍、躲、不争，然而，在涉及个人前途的问题上，却主张积极进取，奋发有为，具体表现在这样三个方面：

1．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认为读书学习是世上最有价值的事情：“世上万般皆下品，思量唯有读书高。”为什么呢？因为人只有通过学习，才能懂得事理：“人学始知道，不学亦徒然”，否则，没有文化的人就像穿着衣服的马牛一样：“有田不耕仓廪（lǐn）虚，有书不读子孙愚。仓廪虚兮岁月乏，子孙愚兮礼义疏。……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jīnjū）。”因此，那些通过学习掌握知识的人，才是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好学者如禾如稻，不学者如蒿（hāo）如草。”

2．要珍惜时间，不要让光阴虚度。作者指出，时光飞逝，人的一生是极其短暂的：“光阴似箭，日月如梭（suō）”，“记得少年骑竹马，看看又是白头翁”；而且时间一去不会复返：“枯木逢春犹再发，人无两度再少年”。因此，人不应该虚度光阴：“莺花犹怕春光老，岂可教人枉度春”，而应趁着年少之时积极努力，以免将来后悔：“月过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万事休”，“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3．人生必须追求成功，并要为此付出艰苦的努力。作者明确指出，人生在世，应该追求功名富贵：“为官须作相，及第早争先”；但是，正如“笋因落箨（tuò）方成竹，鱼为奔波始化龙”，对功名富贵的追求不是轻而易举、一帆风顺的，它需要人在痛苦中磨炼、在寂寞中奋斗：“欲求生富贵，须下死工夫”，“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同时，作者还提醒人们要自强不息，力争上游，否则就会被社会淘汰：“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这些思想，与前面那些提倡明哲保身、甘愿做缩头乌龟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综上所述，《增广贤文》蕴含的思想是极其丰富的，不过，它不像《三字经》那样致力于对经典和历史知识的介绍，也不像《弟子规》那样专注于教育孩子做人的规矩，更不像《幼学琼林》那样集中于对典故知识的解释，而是通过汇集前人的论述，告诉人们世事的复杂、人性的弱点、处世的对策、生活的真谛和人生的目标。虽然其中的某些观点有些偏激，有的甚至近乎冷酷，需要我们加以分析批判，但是，它对于人们更好地认识社会现实，无疑有振聋发聩（kuì）的作用；虽然有些论述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甚至存在明显的错误，需要我们认真鉴别，但是，它对于我们了解事物存在的复杂性，避免对问题作简单化处理，无疑是很好的提醒。正是因为《增广贤文》蕴含的上述特点，加上《增广贤文》通俗易懂，文句押韵，读来朗朗上口，使它填补了以往蒙学读物重知识教育、重行为指导而缺乏说理论证的空白，为中国古代蒙学经典增添了多姿多彩的篇章。

然而，遗憾的是，《增广贤文》问世后，一直缺乏权威的定本，而且清末民初的本子，大多字迹潦草，印刷粗糙，这也导致目前出版的各种《增广贤文》本子内容差异很大（但出版者却常常对此不作明确的说明）。正是为了解决这种《增广贤文》版本混乱的状况，同时也为了使读者能更好地把握《增广贤文》的内涵，我们撰作了这部《华夏国学经典全本全注全译丛书·增广贤文》。概括地说，本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本书的原文以民国版《增广贤文》为底本，同时参阅了清代李光明庄精刻本《增广贤文》、民国时期刊行的其他一些本子及当今一些较具代表性的《增广贤文》出版物。

二、注释简洁、准确、客观、全面。目前出版的许多古代经典注译本有一个较为明显的通病，就是注译者作注较为随意，这种随意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哪些字词须注，哪些字词不用注，没有统一的标准，造成一些必须加注的疑难字词常常被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必然会给读者阅读古代经典带来很大的困难；二是注释文字较为随意，注译者常常根据自己的理解来作注，而不是依据相关工具书上的解释，这就使注释文字缺乏权威性。本书则做到逢疑难必注，不回避问题，对于迄今仍存在分歧和争议的地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或明确表示存疑，或同时列举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以提示读者此处内容并无确解。同时，注释文字一律采用《汉语大词典》《辞海》《辞源》《古代汉语词典》等权威工具书中的解释，以避免误导读者。

三、在白话翻译部分，尽量采用直译的做法，不作引申和发挥，并力求使译文精致、流畅。

衷心希望广大读者能在赏心悦目的阅读中，轻松把握《增广贤文》的内容和精髓。

冯国超
2016年9月于北京 7VU73OcoClTh+yaqQwIy0CnF2VNSrbqX2EZDKm3agQLJJhXOcM7SqV7qv+LzvTS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