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本篇主要讲的是战争的动员和准备。孙子认为，战争应以速战速决为主，贵速胜而戒“久暴”。关于战前的动员和准备问题，孙子在这一篇中主要讲了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战争费用的解决。要使军队给养充足，又要注意不引起物价上涨、财政困难和百姓贫困，否则将会影响整个战争的局势。二、给养的来源和补充。给养从根本上影响着军队的战斗能力，必须重视。三、注意协调好与各国的关系，防止“诸侯乘其弊而起”。四、激励士兵的战斗力。要通过赏罚等手段，对士兵进行激励，鼓励他们奋勇争先。五、战利品和俘虏的处置。战利品要妥善分配，对于俘虏也要善待。在这一篇中，孙子全面论述了人力、财力、物力对战争胜负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兵贵胜，不贵久”和“因粮于敌”等著名的作战原则。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 ① ，驰车千驷 ② ，革车千乘 ③ ，带甲十万 ④ ，千里馈粮 ⑤ 。则内外之费 ⑥ ，宾客之用 ⑦ ，胶漆之材 ⑧ ，车甲之奉 ⑨ ，日费千金 ⑩ ，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⑪ 。
①法：法则，规律，常规。②驰车：攻战用的轻车，驾四马。驷：四匹马拉的车，这里做量词。驰车驾四马，所以以“驷”为单位。“千驷”即千辆驰车。③革车：运输粮草辎重等军需物资用的车辆。乘：读为shèng，春秋时多指兵车，包括一车四马。④带甲：春秋战国时称武装士卒为“带甲”。甲：指士卒穿的铠甲，多用皮革、金属等制成。十万：曹操注曰：“带甲十万，士卒数也。”李筌曰：“车一两，驾以驷马，步卒七十人，计千驷之军，带甲七万，马四千匹。孙子约以军资之数，以十万为率，则百万可知也。”⑤馈粮：运送军粮。馈：运送，运输，供应。⑥内外：指国内国外，前方后方。⑦宾客：指来往于诸侯国之间的游说之士。⑧胶漆：“胶”和“漆”都是古代制作和维护弓矢、铠甲等军用物资的材料，这里泛指各种军用材料。⑨车甲：车辆和铠甲。这里泛指武器装备。奉：供应。⑩千金：李筌曰：“夫军出于外，则帑藏竭于内；举千金者，言多费也。”⑪举：兴起，发动，出动，特指兴兵。
孙子说：根据用兵作战的一般规律，凡是军队出动，就要动员轻重战车上千辆，全副武装的士卒十万人，还要不远千里地运送和供应粮草。这样，前方后方的开支，往来于诸侯国之间的使节所需的花销，制作和维护各种军用物资所需的材料，供应和补给武器装备的费用，每天的耗资都会有千金之多。这些都有了保障之后，十万大军才能顺利地出动。
《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刘邦建立汉朝以后，与大臣商量定都于何处。大臣刘敬主张定都关中地区，而刘邦身边的一些人都是山东人，大多劝他定都洛阳，认为“雒阳（即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黾，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刘邦犹豫不下。这时，张良劝他说：“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敬说是也。”意思是说，洛阳虽然有险要的地势可以凭借，但是中间地区狭小，不过几百里的面积，并且土地贫瘠，四面受敌，不是一个理想的用武之地。而关中左有崤山、函谷关，右有陇山、岷山，中间有数千里的肥沃土地，南面与富饶的天府之国巴蜀相连，北边有草原的畜牧之利，西北南三面可以凭险防守，东面可以控制诸侯。如果诸侯安定无事，黄河和渭河还可以用来运输全国的粮食和其他物资，以供应京城使用；如果诸侯叛乱骚动，大军就可以顺流而下，足可以运输军队的军事物资。只有这样的地方才是理想的定都场所。最终，刘邦听从了张良的劝说，选择了关中的长安作为首都。
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 ① ，攻城则力屈 ② ，久暴师则国用不足 ③ 。
①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关于此句，历代版本和注本中有不同表述和理解，歧异纷出。在现代各家注解中，《〈孙子〉会笺》作“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孙子校释》中作“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并对该句均有考证，现分别引述如下，可互为参照。《〈孙子〉会笺》：“各本颇不一致，汉简作‘……用战胜久则……'《略解》作‘其用战也胜，久则……'《武经》作‘其用战也贵胜，久则……’由于文字存有歧异，就引起许多问题。作‘胜久’，如杜注解为‘淹久而后能胜’、梅注‘虽胜且久’与王注‘求胜以久’等，皆失牵附。茅元仪《武备志》将‘其用战也胜’属之上节，以为上节之结语。然上节至‘然后十万之师举矣’，文意业已完足，不宜再加‘其用战也胜’。且本节若自‘久则钝兵挫锐’起始，亦觉突兀。于鬯因‘胜久’费解，敌谓‘也胜’二字当倒转，作‘其用战胜也’。叶大庄则谓‘胜’上应有‘贵’字，赵本学说同。俞樾则谓应作‘其用久也，战胜（读若陈）则……’左枢与易培基则谓‘胜’乃衍字，即应作‘其用战也，久则……’按：作‘其用战也，久则……’文意亦通，唯查下文有‘兵贵胜，不贵久’，故未可贸然断定‘胜’必衍字，原文脱‘贵’字亦非绝不可能。唯作‘贵胜’，不可直解‘胜’为胜利，否则无义。用兵打仗岂有贵败之理！‘胜’当为‘速’之借字。‘胜’、‘速’双声，例可通假。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云：‘双声、叠韵字之可通用者，不可胜举。’朱墉《汇解》引沈友注云：‘贵胜即贵速’，是。沈友乃魏、晋间人，其据本有‘贵’字，说明孙子故书本有此字，而后脱耳。‘钝’：汉简作‘顿’，通。《史记·贾谊传》‘莫邪为顿兮’《索隐》：‘顿读若钝。'《左传》襄公四年‘甲兵不顿’《正义》：‘顿为挫伤折坏也。'‘钝兵挫锐’，即锋锐被挫之意。又《战国策·秦策》‘甲兵顿’，高注：‘罢也。'”《孙子校释》：“汉简本作‘……用战，胜则久钝……’无‘也’字，‘钝’作‘顿’。‘钝’、‘顿’二字古通。《御览》卷二九三引此，亦作‘顿’。又平津馆本作‘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孙校本作：‘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各本此句字虽同，然而句读各异。按：‘胜’字若属上读则与久字文义失应。茅元仪《兵诀评》将‘其用战也胜’归之上节，以为上节之结语，然上节至‘然后十万之师举矣’文意已足，且如此，本节以‘久则钝兵挫锐’起始，亦殊突兀。于鬯《香草续校书》则谓‘其用战也胜’应作‘其用战胜也’。俞樾《平议》又谓应作‘其用久也，战胜（读若陈）则……’亦皆未妥。赵注本谓：‘胜上疑脱一贵字，承上文言，所费之广如此，其用战也，宜以速胜为务。’叶大庄《退学录》说同。按：此说虽不为无见，然以本义释‘胜’，则仍欠通。且如此，亦仍与‘久’字失应。朱墉《武经七书汇解·孙子》（以下简称《汇解》）引沈友曰：‘贵胜即贵速’，下文亦作‘兵贵胜，不贵久’。又左枢《孙子注笺》以原文费解而谓‘胜’乃衍文，此句应作‘其用战也，久则……’易培基《读孙子杂记》（一九一九年《国故》第三、四期，以下简称易培基《杂记》）说同。歧义仍在‘速’字。但从汉简本看，‘胜’字似应当下读。汉简本‘钝’作‘顿’，《御览》卷二九三同，古字通。”两说有同有异，关于“胜”字应上读还是下读，今取后说。钝：疲惫，困乏。挫：挫伤，消磨。锐：锐气。②屈（jué）：竭尽，穷尽的意思。③暴（pù）：显露，暴露的意思，这里指暴师于外。国用：国家的开支用度。
劳师费财地用兵打仗，就需要速胜，如果旷日持久，就会使军队疲惫，锐气挫伤。强攻城邑，又必然会致使兵力大量损耗。军队长期在外作战，就会使国家的开支用度产生困难。
孙子认为，如果战争旷日持久，就会使军队疲惫，锐气挫伤。因此，在有的时候，战略上的持久战也是必要的。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创新性地运用了这一原理，对孙子的论述反其道而行之，从而提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正确的指导思想。毛泽东说：“‘为什么是持久战’这一个问题，只有依据全部敌我对比的基本因素，才能得出正确的回答。例如单说敌人是帝国主义的强国，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就有陷入亡国论的危险。因为单纯地以弱敌强，无论在理论上，在实际上，都不能产生持久的结果。单是大小或单是进步退步、多助寡助，也是一样。大并小、小并大的事都是常有的。进步的国家或事物，如果力量不强，常有被大而退步的国家或事物所灭亡者。多助寡助是重要因素，但是附随因素，依敌我本身的基本因素如何而定其作用的大小。因此，我们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是从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产生的结论。敌强我弱，我有灭亡的危险。但敌尚有其他缺点，我尚有其他优点。敌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点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我方反是，我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缺点则因我之努力而克服。所以我能最后胜利，避免灭亡，敌则将最后失败，而不能避免整个帝国主义制度的崩溃。”“目前敌尚能勉强利用其强的因素，我之抗战尚未给他以基本的削弱。其人力、物力不足的因素尚不足以阻止其进攻，反之，尚足以维持其进攻到一定的程度。其足以加剧本国阶级对立和中国民族反抗的因素，即战争之退步性和野蛮性一因素，亦尚未造成足以根本妨碍其进攻的情况。敌人的国际孤立的因素也方在变化发展之中，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孤立。许多表示助我的国家的军火资本家和战争原料资本家，尚在唯利是图地供给日本以大量的战争物资，他们的政府亦尚不愿和苏联一道用实际方法制裁日本。这一切，规定了我之抗战不能速胜，而只能是持久战。中国方面，弱的因素表现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虽在十个月抗战中有了某种程度的进步，但距离足以阻止敌之进攻及准备我之反攻的必要的程度，还远得很。且在量的方面，又不得不有所减弱。其各种有利因素，虽然都在起积极作用，但达到足以停止敌之进攻及准备我之反攻的程度则尚有待于巨大的努力。在国内，克服腐败现象，增加进步速度；在国外，克服助日势力，增加反日势力，尚非目前的现实。这一切，又规定了战争不能速胜，而只能是持久战。”
战争的发展也正证明了毛泽东的这一科学战略决策的正确性。战争进行了15个月之后，中国虽然很快就丢失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华北、华东等地，但成功地消耗了日本的国力，战争的实际进程为日本始料不及，日本的战争能力开始暴露出严重破绽。在财力上，从1937年7月到1938年3月，日本连续4次追加的临时军费，累计达74亿日元，是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九·一八”占领东北的战争四次对外战争战费总和的1.63倍，造成日本财政拮据。在人力上，15个月的战争使日本伤亡45万人，迫使日本一再扩军。日本军队原有17个师，到1938年，总数就翻了一番。1938年8月1日，侵华日军中的现役兵仅占11.3%，预备役兵占22.6%，后备役兵占45.2%，补充征兵占20.9%，兵员的动员出现窘况。在物力上，开战之初，日本以为无需大规模的军需动员，仅凭现有的军需储备就可以一举击败中国。但是，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和时间的延长，军需物资的消耗直线上升，日本被迫于1937年10月—1938年3月进行了“中国事变第一次军需动员”，又于1938年4月1日—1939年3月31日实施了第二次军需动员计划，但仍然达不到战争的实际需要。同时，由于日本国内资源匮乏，其经济严重依赖于外贸，因侵华战争的需要，日本不得不把大量物资变成军需品，其出口物资相应下降，这样就不能从国外换回其所需物资，从而形成恶性循环。1938年上半年，日本进、出口分别比上年同期减少了32.9%和19.6%，同时战争还在大量消耗物资，日本只好动用国内的黄金外汇储备。1938年，日本原有的388吨黄金储备仅剩下25吨。即使这样，仍然不能解决战争带来的物资匮乏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不得不加强对各占领地区人民的掠夺，这种掠夺政策必然招致人民更大的反击，战争的持续使日本越来越困难。从1939年始，日本在国内实行战时《粮食管理法》和“义务交售制”，强迫农民把生产的大部分粮食按官价卖给政府。到1941年，消费资料生产比1935—1937年下降28.4%。从4月起，人民的生活处于极度困难之中。战争的持久和消耗使日本财政更趋恶化，战前，日本为扩充军备国债就高达100亿日元，1937—1941年，日本总开支达500亿日元，直接军费占350亿日元。日本虽扩大捐税，其总税收也只及开支的1/3，其余只能通过加紧掠夺及发行国债和货币来弥补。1936—1941年间，日本国内货币流通量就从26亿日元猛增至79亿日元，财政面临崩溃。在财政困难的同时，持久消耗战迫使日本不得不尽可能地扩大军工生产，在原料供应方面出现了严重短缺。日本国土狭小、资源贫乏，到1941年，日本所掌握的国内外全部资源中，煤炭只能达到需求量的88.3%，石油、铁矿石、钢、铝、锌、工业盐和大米能达到需求量的比例分别为18.4%、42.4%、43%、15%、18.4%、10%、80%—85%。镍矿石和天然橡胶全部依赖进口。因此，日本的失败，几成定局。
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 ① ，则诸侯乘其弊而起 ② ，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 ③ 。
①殚：尽，竭尽，枯竭。货：指国家的财力物力。②弊：衰落，疲困，危机。③善：妥善处理，使结果完美。
如果军队疲惫、锐气挫伤，军力损折、财货耗尽，其他的诸侯就可能趁着本国处于困境的时候前来进攻。如果出现这种局面，即使有足智多谋的人，也无法妥善处理了。
战国时期，韩国和魏国互相攻伐，打了整整一年，还没有分出胜负。秦惠王想做个中间人，劝说他们停止战争。他召来群臣问道：“我想使韩魏两国停火，诸位以为如何？”
这时，有个楚国来的客卿，名叫陈轸，他没有直接回答秦王的问题，而是问他：“请问大王想统一天下吗？”
秦王说：“当然想，你有什么妙计吗？”
陈轸说：“妙计倒没有，我有一个‘卞庄子刺虎’的故事，不妨讲给您听听，也许对您有所启发。”
秦王说：“很好，你讲吧。”
陈轸说，春秋时期，鲁国有个武艺高强的人，名叫卞庄子。有一天，他路过一个地方，听说当地有两只老虎经常出来伤害禽畜，甚至曾经咬伤、咬死人。卞庄子决定为民除害，带了一把青铜剑，就要进山去打虎。他所住的旅店里的一个小伙计，也要陪他同去。
两人走到一个山谷里，终于发现了一大一小两只老虎，它们正在吃一头牛。卞庄子拔剑就要冲上去。小伙计说：“您先不要性急。您看，它们正在津津有味地吃牛肉，吃到最后一定会相互争夺，一争夺就必定会互相撕咬起来。如果一只被咬死，一只被咬伤，这时你再冲上去，对付一只受伤的老虎，难道不比同时对付两只健壮的老虎容易得多吗？”
卞庄子认为他说得有理，两人就在树丛里隐蔽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两只老虎果然争斗起来，打得石头乱滚，尘土飞扬。渐渐地，小老虎支持不住了，咽喉处被大老虎咬破，不久便死去了。大老虎也遍体鳞伤，倒在地上动弹不得。这时候，卞庄子猛扑过去，一剑刺中老虎的要害部位。老虎长啸一声，连反抗都没来得及就断气了。
陈轸讲完故事后，对秦王说：“如今，韩国和魏国打作一团，已经一年了还没有停止。如果他们继续打下去，损伤必定都会很大。您如果想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就让他们继续打下去，到他们元气大伤的时候，再派兵去征讨他们。这样就能像卞庄子刺虎那样，一举两得。”
秦惠王于是放弃了劝和的打算。最后，魏国和韩国都损失惨重的时候，秦国的军队像潮水般地涌去，一下子就夺了两国的好几个城池。
故兵闻拙速 ① ，未睹巧之久也 ② 。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③ 。
①兵闻：黄本《集注》、《握纬机》作“闻兵”。②睹：《御览》卷二九三作“闻”。巧之久：《文选·张景阳杂诗》注《任彦癉奉答敕示七夕诗启》作“工久”，《三国志·魏书·王基传》作“工迟之久”，梅尧臣注有“工而久”之语，《玉堂书钞》作“巧久”。也：《通典》卷一四八作“者也”，《玉堂书钞》则无此“也”字。关于“拙速”之意，杨炳安认为：“此句各家皆直接之，故多不通。曹、李、孟注：‘虽拙有以速胜。’然既‘拙’，则何以‘速胜’？杜注：‘虽拙于机智，然以神速为上。’然既言‘拙于机智’，又求其‘神速’，岂可得耶？李贽《参同》：‘宁速毋久，宁拙毋巧；但能速胜，虽拙可也’，亦未道其真谛。于鬯云：‘盖久必拙，速必巧……岂有贵拙之意乎？’则为得之。然其以‘因过速而取败’释‘拙速’，也非孙子本义。此句明言‘兵闻拙速’，抑孙子贵‘过速而取败’耶？故孙子此意盖为：‘拙’固无可贵，然若能使速决，吾宁取之；‘巧’固可贵，然若使战争旷日持久，则吾宁舍之，并非实谓‘拙’可贵，而‘巧’可舍也。黄巩《集注》云：‘速或有见拙之处……久则断无见巧之理’，亦不为无见。欲使战事速决，必须巧于用兵，否则，拙于智计，则必使战事旷日持久，而此于国不利，故接以下文。”③不尽知：汉简本作“不尽于知”。不能尽知：《通典》卷一四八作“不能得”，《御览》卷三三二作“不得尽知”，杨炳安《〈孙子〉会笺》中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不可取，“用兵之害，上已反复言之，此言用兵之利。‘利’者何？盖即杜注‘吞敌拓境’与张注‘擒敌制胜’之类。此句重在‘害’字，言于‘吞敌拓境’之时，需‘杂于害’而虑之，如此方能万全，故下文有云：‘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不尽知：不能完全了解。害：坏处，短处。利：好处，长处。
所以，在军事斗争中，如果能够速胜，即使拙于智计，在指挥中也是可取的；但单纯为了追求巧胜而使战争旷日持久的，还从来没有见过。战争久拖不决而有利于国家的情况，是从来不曾有过的。所以，不完全了解用兵之害的人，也就不能完全了解用兵之利。
官渡之战中，据有冀、青、幽、并四州的袁绍被曹操打败，逃回邺城，积郁成疾，于建安七年（202年）病卒。其子袁谭、袁尚争权，曹操同年九月攻占黎阳，建安九年（204年）又占领了邺城，并杀了袁绍长子袁谭。袁尚逃到幽州投奔次兄袁熙，后来兄弟二人又逃奔到辽河流域的乌桓。乌桓是北方少数民族，东汉末年逐渐强大，拥有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袁绍在建安元年（196年）与公孙瓒作战时曾利用乌桓力量，事后矫旨封其首领蹋顿为单于，所以袁熙、袁尚此次想借乌桓的力量与曹操抗衡。乌桓首领蹋顿单于打着给袁家报仇的幌子，乘机不断地骚扰汉朝北部边境，破坏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曹操打算要去征讨袁尚及蹋顿，一举平定北方，但有些官员担心远征之后，荆州的刘表会乘机袭击自己的后方。曹操在北上彻底消灭袁氏兄弟并收服乌桓和南下征讨刘表两种方案中犹豫不决。曹操手下大部分人都认为：“袁氏兄弟只不过是亡命之人，根本不足为虑。夷狄贪而无亲，乌桓又岂能为袁尚所用？”而如果大军远征，深入乌桓，荆州的刘表必然乘机袭击许都。一旦发生这种情况，结果就很难收拾了。而曹操最得意的谋事之一郭嘉这时却力排众议，劝说曹操一举消灭袁氏残余势力和乌桓，他说：“乌桓依仗地处僻远，必然不作防备。趁他没有防备的时候，我们突然出兵袭击，一定可以成功。况且袁绍生前有恩于河北官民和乌桓，现在袁尚、袁熙兄弟还在，他们的影响力不可小看。如今青、冀、幽、并四州的老百姓虽然已经归附了我们，可那只是迫于威力，我们并没有给他们什么恩惠。如果我们放弃北伐而南征，袁尚就会依靠乌桓的支持和帮助，召集袁氏的残余势力，伺机反攻。乌桓一动，河北的汉人继之而起，就会使蹋顿产生入侵的野心。到那时，恐怕青州、冀州就不再是我们的了。荆州的刘表只是一个坐而论道的空谈家，他自知自己的才能不如刘备，也难以控制刘备。如果重用刘备，他担心控制不住；如果不重用刘备，刘备又绝对不肯真心实意为他出力。他们之间这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决定了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因此，即使我们虚国远征，刘表也不会有什么大的举动，您对此大可不必担忧！”
曹操听从了郭嘉的分析，于建安十二年（207年）五月，亲率大军北伐。到达易县（今河北雄县西北），郭嘉看到军队辎重太多行动缓慢，又对曹操说：“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难以趣利，且彼闻之，必为备。不知留辎重，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三国志·魏书·郭嘉传》）意思是说，用兵贵在神速。现在到千里之外的地方作战，军用物资多，行军速度就慢，如果乌桓人知道我军的情况，就会有所准备。不如留下笨重的军械物资，部队轻装，以加倍的速度前进，趁敌人没有防备发起进攻，那就能大获全胜。曹操依郭嘉的计策，轻装兼程来到无终（今天津市蓟县）。此时他得到当地人田畸的指点和帮助，从已断绝近二百年的卢龙塞越险经过白檀（今河北宽城），迅速到达柳城。蹋顿单于得知曹军到来的消息，仓促迎战，一败涂地，兵败被杀。曹操收降二十余万人，并将为乌桓掳掠去的十余万汉人送回内地。袁熙、袁尚兄弟不得不率少数士卒前去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公孙康慑于曹操的威势，将他们杀死，自己也归附了曹操。至此，曹操终于完成统一北方的大业。
善用兵者 ① ，役不再籍 ② ，粮不三载 ③ ，取用于国，因粮于敌 ④ ，故军食可足也。
①善：善于，擅长。②役：服兵役，亦可代指服兵役的人，士兵。籍：名册，这里指征发，征集。③三载：《御览》卷三三二作“再载”，《孙子校释》认为“作‘三载’不误”。“各家皆以‘三载’指‘往则随，缺则继，归则迎’。而曹注曰：‘还兵入国，不复以粮迎之’；出兵之后，粮草缺乏，则又可因粮于敌，而无形载粮以继，故只以出征时载粮随之。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孙子》（以下简称《直解》）云：‘一馈粮而即止’，实不二载，胡云乎‘三’邪？汪中《述学》有云：‘古人措辞，凡一、二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三，以见其多……此言语之虚数也。实数可指也，虚数不可执也。’故此‘三’字当即《论语》所谓‘三思’、‘三复’之‘三’，非实言载粮三次也。二者异文同义，皆言一次而足，不可再也。故仍依各本作‘三’，而不改动原文，唯不可以‘三’为实指三之数耳。”④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曹操注曰：“兵甲战具，取用于国中，粮食则因敌也。”李筌曰：“具我戎器，因敌之食，虽出师千里，无匮乏也。”杨炳安《〈孙子〉会笺》认为：“‘取用’与‘因粮’皆指军粮，‘取用’指取自国内之军粮，‘因粮’乃得自敌方之军粮，故下句总之曰‘故军食可足也’，‘用’与‘粮’乃变换其词以成其义，非所指有异。旧注多谓‘用’指兵甲器械，然如此则与‘军食’无涉，有失‘军食’为总结上述二句之义矣。”周亨祥《孙子全译》则认为，曹操的注解注与杨炳安的解释“皆未妥”。他说：“‘取用’之‘用’当同《计篇》‘主用’之‘用’，统言军需物资，包括兵甲器具与粮草，‘取用’之实际亦如此，然‘因’于敌者亦不限‘粮’，何以只言‘因粮于敌’，下文又说：‘故军食可足？’盖孙武乃举其要而言。因大军出境，耗费最大、天天需要、不可或缺的是粮草，武器装备一次备够则使用较久，可以修缮，无奈粮草不然，而军无粮则亡，故特以‘粮’言之。后句‘故军食可足也’是说明‘因粮于敌’之举的巨大意义，解除人们对燃眉之急所持之忧，同时证明‘善用兵者’‘粮不三载’的正确。”以上两说虽各有见地，但较之各种理解，仍依古注更可确信。因：就，依托，利用。
善于用兵打仗的人，兵员不再从国内征集，粮草也不多次从国内输送；武器装备一次性从国内取得，而粮草就要从敌人那里求得补给。这样做，军队的粮草供应就可以源源不断了。
公元231年2月，诸葛亮为了完成恢复汉室的宏愿，率十万大军四出祁山，攻伐曹魏。魏军都督司马懿率张郃、费曜等大将迎战蜀军。诸葛亮兵至祁山，见魏军早有防备，知道一时难以攻下，只好作长久的打算。他对众将说：“孙子曰，‘重地则掠’。深入敌人腹地，就要掠取敌人的粮草来补充自己的消耗。如今，我们劳师远征，粮草供应不继，而陇上的麦子已经成熟，我们应该秘密去抢割陇上的麦子作为我们的补充。”于是，诸葛亮留下王平、张嶷等人守卫祁山大营，自己则率领姜维、魏延等将领直奔上邽。司马懿在祁山见蜀军并不出战，心中疑惑，听说有一支蜀军径往上邽而去，不由恍然大悟，明白了诸葛亮的意图，急忙引军去救。诸葛亮赶到上邽，上邽守将费曜出兵迎战，被姜维、魏延打得大败而逃。诸葛亮乘机命令三万精兵，手执镰刀，把陇上的新麦一割而光，运到卤城打晒去了。司马懿失去了陇上的新麦，心中不甘，便与副都督郭淮引兵前往卤城企图夺回新麦。不料诸葛亮早有防备，他让姜维、魏延、马忠、马岱四将各带二千人马埋伏在卤城东西的麦田之内，等魏兵抵达城下时，伏兵四起，诸葛亮又大开城门，从城内杀出，司马懿拼力死战，才得以突出重围。诸葛亮四出祁山伐魏虽然没有实现预定目标，但因采用了“因粮于敌”的策略，避免了断粮的危险，平安地退回到了蜀国。
战国时期，赵国地近匈奴，匈奴人经常骚扰赵国的边疆，掠夺百姓的财物、牲畜。将军李牧奉命驻守雁门关，抵御匈奴，匈奴人则依仗强大的骑兵，纵横奔驰，李牧为此而苦恼。一天，匈奴人把数百匹好马赶到河对岸洗浴。李牧在雁门关上远远望见，心想：“如果能把这些好马夺到手，就既能壮大自己的实力，又大杀了匈奴人的威风。”但是，李牧也深知，只要他打开雁门关的城门，匈奴人就会把马群赶回军营，根本不能抢到马。突然，李牧想出一条妙计来：“匈奴人的骏马都是雄性，如果用几百匹母马来引诱它们过河，再把它们赶入关中，就会易如反掌了。”于是，李牧下令挑选了几百匹母马，让士兵们把母马牵出城，系在隔河的树荫下。匹匹母马仰头向着河对岸嘶叫，匈奴人的数百匹公马听到叫声，一个个抬起头来向河这边的母马张望。接着，几匹公马率先游过河，向树荫下的母马奔去。马群中的其他马匹也一阵狂嘶，纷纷渡河狂奔而去，看马的匈奴人想拦也拦不住。河岸旁的赵军将士乘机一涌而出，将数百匹好马赶入雁门关中。到了唐朝，李光弼在“安史之乱”中故伎重演，也夺到了叛将史思明的几百匹好马。
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 ① 。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 ② ，百姓之费，十去其七 ③ ；公家之费 ④ ，破车罢马 ⑤ ，甲胄矢弩 ⑥ ，戟楯矛橹 ⑦ ，丘牛大车 ⑧ ，十去其六 ⑨ 。
①急：急迫。丘役：指赋税，赋役。丘，古代区划田地、政区的单位名。②中原：指国内。虚：空虚，匮乏。③十去其七：“七”是虚指，指去其大半，而并非确切的七成。④公家之费：公家指“国家”，相对于上文“百姓”而言。费：花费，耗费。⑤罢（pí）：同“疲”，疲劳，衰弱，惫乏。⑥甲：护身铠甲，用皮革、金属等制成的护身服。胄：古代作战时战士所戴的头盔。矢：即箭，以木或竹制成的一种进攻武器。弩：用机械发箭的弓。⑦戟：古代兵器名。合戈、矛为一体，略似戈，兼有戈之横击、矛之直刺两种作用，杀伤力比戈、矛为强。楯：盾牌。矛：我国古代的主要兵器，在长柄上装以矛头，用于刺杀。⑧丘牛：即从丘邑中征集来的牛。大车：一种牛拉的辎重大车。⑨十去其六：有的传本作“十去其七”，虚指。
国家之所以由于用兵而导致贫困，就在于军队去国远征，去国远征就需要远道运输，而远道运输就会使百姓日益贫困；还在于靠近驻军的地方就会使物价飞涨，物价飞涨就会使国家财力枯竭，国家财力枯竭就会急于加重赋役的征发。兵力损耗于外，家庭空虚于内，百姓的财富损耗过半；公家的财费也会因车辆损坏、战马疲敝、甲胄矢弩与戟盾矛橹等武器装备的消耗和补充，以及丘牛大车的征用，而损耗过半。
军队行动必然要消耗大批的粮食，粮食的运输问题，历来都是军事家所颇费心机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军队行动时粮草的运输和携带问题，《梦溪笔谈》卷十一曾做过计算。按照沈括的计算，在行军中，如果一个士卒配备一个运粮的人，一个人运六斗粮，每人每天吃二升，那么所带粮食可以支持十八天，如果以来回计算，只够前进九天。如果一个士卒配备两个运粮的人，可以运米一石二斗，三人吃，每天吃掉六升，八天时间，则一个人所运的粮就吃光了，给他六日的粮让他回去。剩下的时间等于一人运粮二人吃，可以支撑十八天，在这种情况下，粮食总共可以支持二十六天。若计往返，则可以前进十三日。一个士卒配备三个人运粮，依次计算，可以支持三十一日，计往返，只可前进十六日。沈括认为，三人供应一个士卒，这已经是最大的可能了，如果兴师十万，辎重要用去三分之一的人力，那么打仗的士卒也就只有七万人，这样就要用三十万人运粮。这还没有计算路上死亡、疾病等情况的出现。运粮一般规律是每个人运六斗，这只是一个笼统的数字，其中队长不亲自运，打柴打水的要少运一半，本应由他们运的部分就要均摊到其他运夫的身上。如果路上有死亡、疾病的，他们所运的粮又要均摊。这样算来，兴师十万用三十万人运粮的话，则每个人运的将不止六斗。所以说，军中是最容不得吃闲饭的，一个人吃闲饭，就要由二三个人专门为他供应粮食。当然，除了用人力运输之外，还可以用骡马等来运粮。用畜力运，驼能负三石，马骡负一石五斗，驴能负一石，比人运的多，耗费也少。但是，由于行军中饲喂不及时等原因，牲畜会在路上死掉很多。死掉一头牲畜，那么它所负的粮食就要丢弃。较之人负，利害参半。
古代运输条件落后，粮食耗损率也是极高的。据史料记载，“秦始皇北击匈奴，又使天下飞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一钟相当于六斛（石）四斗，三十钟等于一百九十二斛，也就是说从今山东将粮食运到河套，有效输送量只有1/192；汉代李广利二伐大宛，步骑六万，后勤为“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赍粮”；汉武帝“时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饷，率十余钟致一石，散币于邛、僰以辑之”，在没有敌人骚扰的情况下也不到2%，除了沿途损失之外，消耗占去了大部分，原因是人畜本身就在消耗粮食，而且这个消耗应该按照往返计算。按照《武备志》，大体人力车二人最多可运四石，牛车二牛二人最多可运十四石，骡车十骡最多可运三十石。另外，李筌《太白阴经》《汉书·赵充国传》也有类似记载，而且都列举了马料。即使在交通发达的现代，路途运送的耗费也非常巨大。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1943年的苏德战场上，德国后勤运输量，大致铁路为30%、公路为10%，如果再考虑到大量民夫耽误农时造成的损失，对于国家经济的消耗仍然非常巨大。遇到雨天，补给车队在没有公路只有土路的路段上每天只能推进五公里，这样的耗费可想而知。
故智将务食于敌
①
，食敌一钟
②
，当吾二十钟；
秆一石
③
，当吾二十石。
①务：务求，致力。②钟：古容量单位。郭化若注曰：“钟，春秋时容量单位。齐国分奴隶主公室的‘公量’同新兴地主阶级陈氏的‘家量’两种。公量一钟为六百四十升，家量一钟为一千升。”春秋时齐国公室的公量，合六斛四斗。之后亦有合八斛及十斛之制。③
：同“萁”，豆秆。秆：禾茎，泛指柴草。石：量词，今读dàn，计算容量的单位。十斗为一石。
所以，明智的将帅都力求在敌人那里解决粮草供应问题。消耗敌人一钟粮食，就相当于从本国运输二十钟；消耗敌人一石草料，就相当于从本国运输二十石。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二任可口可乐公司董事长伍德鲁夫提出了一个宏伟的目标——要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喝上可口可乐。首先，伍德鲁夫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时逢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几乎出兵世界各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伍德鲁夫让美国士兵带上国产的可口可乐奔赴世界各地。没用多久，全世界就知道了有可口可乐这种饮料。完成了这个计划之后，伍德鲁夫又开始实施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喝上可口可乐的计划。但是，美国本国能生产出的可口可乐毕竟有限，即使能生产出来，运到世界各地，运费也是惊人的。于是，伍德鲁夫想出了在当地生产当地销售的对策。他在当地设工厂、招募工人，在当地筹措资金，除了可口可乐的秘密配方外，所有制造可口可乐的机器、厂房、人员以及销售都由当地人来充任，可口可乐总公司只派一名全权代表处理有关工作。通过这个方法，可口可乐打开了全世界的市场。
故杀敌者 ① ，怒也 ② ；取敌之利者，货也 ③ 。
①敌：汉简本作“适”，“适”同“敌”。②怒：指激起士气。③取敌之利者，货也：刘寅《直解》本作“取敌之货者，利也”。刘文篨《释证》则认为“之利”二字衍，应作“取敌者，货也”。利，财物。货，这里指物质奖励。曹操曰：“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李筌曰：“利者，益军实也。”
要使军队奋勇杀敌，就要激励他们的士气；要使士卒夺取敌人的物质财富，就要用物质奖励来激励他们。
孙子在这里提出了要激励士气，同时也提出了物质刺激对于激励士气的作用。不论在军事斗争中还是在政治领域内，利用物质手段都是使他人与自己同心协力达到目标的有效方法，这也就是“欲想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
在战国七雄中，燕国只能算是一个小国。燕王哙时，因被人所惑，效仿尧舜禅让的故事，把国家让给子之，引起国内大乱。齐国乘机伐燕，杀死子之和燕王哙，残暴燕民，太子平逃亡到国外。
后来，赵武灵王护送太子平回国，立为燕国国君，是为燕昭王。燕昭王即位后，卑身厚礼广招贤才，虚心求教，以求富国强兵，报仇雪耻。
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认为燕昭王仅仅是沽名钓誉，并不是真的求贤若渴。燕昭王始终寻觅不到治国安邦的英才，整天闷闷不乐。有人向他出主意，让他去求教燕国有名的贤人郭隗先生。
于是，燕昭王亲自去拜访郭隗，向他请教怎样才能得到贤才。郭隗说：“成帝业者把贤者当老师，成王业者把贤者当朋友，成霸业者把贤者当臣子，亡国之君把贤者当下人。能够屈身事贤，虚心请教，才能超过自己百倍的人就会来到；能够问学不倦，勤于求教，才能超过自己十倍的人就会来到；别人怎么做他就怎么做，才能跟自己差不多的人就会来到；只会高高在上，指挥别人，供其驱使的差役就会来到；如果态度暴戾，随便辱骂别人，甘当奴才的人就会来到。这是历史事实所证实的求士的基本规律。您如果想广泛选拔贤才，可以先亲自到国内贤者的门下去拜访。只要这个消息传开，天下的贤才一定都会踊跃到燕国来。”
燕昭王问：“那么请问先生，我应该先去拜访谁呢？”
郭隗说：“我给您讲个故事吧。古代有一个国君愿意出千两黄金购买千里马，可是时间过去了三年，始终没有买到。他的一个侍臣说：‘请让我去找找看吧。’这位国君便派他去了。过了三个月，派出去买马的人回来了。国君问他：‘你见到千里马了吗？’侍臣说：‘见到了。’国君又问：‘把它买来了吗？’侍臣回答：‘买来了。’国君一听，十分高兴，急忙下去观看，可是见到的只有一只马头。国君大怒，说：‘我要的是千里马，为什么只给我带来一匹死马的马头？’侍臣说：‘我好不容易发现了一匹千里马，可是当我见到它的时候，马已经死了，我就用五百两黄金买了马头带回来。天下人都知道您在买千里马，如果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想，死马还用五百两黄金买，何况活马呢？天下人知道您这么喜欢千里马，活的千里马很快就来到！’果然，不到一年，就有人送来了三匹千里马。大王您果真想招纳贤士，就把我郭隗当作那匹死千里马的马头，先从我开始吧。天下人得知像我这样的人尚且被您重用，何况比郭隗更贤明的人呢？即使远在千里之外，也一定会前来燕国的。”
燕昭王采纳了郭隗的建议，拜郭隗为师，并为他专门建造了宫殿，责成他动工在易水岸边建造黄金台，重金延揽天下有才能的人。没过多久，乐毅从魏而来，邹衍从齐而来，剧辛从赵而来，天下有才能之士都争先恐后来到燕国，燕国一下子便人才济济了。从此以后，一个本来内乱外祸、满目疮痍的弱国，逐渐成为一个富裕兴旺的强国。
人们常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燕昭王给郭隗以优厚的礼遇，盖漂亮的宫殿，并建黄金台，置千金于上，广招人才，才形成了“士争趋燕”的局面。《管子》中说：知道给予就是取得，是为政的秘诀。一个人对他人的给予与获取，是一种对立的矛盾。懂得“取”与“予”的辩证法，才能获得人心，为做大事打下基础。燕昭王正是接受了郭隗的建议，采取了“欲想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才招来了乐毅、邹衍等贤才，使燕国得到复兴。
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 ① ，赏其先得者 ② ，而更其旌旗 ③ 。车杂而乘之 ④ ，卒善而养之 ⑤ ，是谓胜敌而益强。
①已：同“以”。②赏其先得者：曹操注曰：“以车战能得敌车十乘已上，赏赐之。不言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者赏之，而言赏得者何？言欲开示赏其所得车之卒也。陈车之法：五车为队，仆射一人；十军为官，卒长一人；车满十乘，将吏二人。因而用之，故别言赐之，欲使将恩下及也。或曰：言使自有车十乘已上与敌战，但取其有功者赏之，其十乘已下，虽一乘独得，余九乘皆赏之，所以率进励士也。”李筌注曰：“重赏而劝进也。”③更：更换，调换，替代。旌旗：旗帜的总称。④杂：组合，配合，混杂，掺杂。⑤卒：从敌方俘获的俘虏或降卒。善：汉简本作“共”，当读为“供”，有供养、善待之意。
因此在车战中，凡是缴获敌人战车十辆以上的，就要奖赏第一个缴获战车的人，并且把缴获的战车换上我军的旗帜，混合编入我军战车的行列。对于所俘敌方的士卒，要妥善收养和使用他们。这就是所谓战胜了敌人而又增强了自己的力量。
西汉末年，王莽篡政，取代了汉朝皇帝的位置自己当上了皇帝。由于此举本不得人心，再加上天灾人祸引起人民生活困难，从而引起天下大乱，各地农民纷纷起义，群雄讨莽。公元23年初，刘玄被立为天子，刘秀任偏将军。王莽多次派兵攻打刘玄。在这些战斗中，刘秀屡立战功，被刘玄封为“萧王”。公元24年秋，刘秀率兵打败了高湖、重连和铜马三部起义军，虏获了大量的兵马，封降兵渠帅为列候。但是，这些降者心中仍然不安，对刘秀并不很放心，担心刘秀并不是出于真意，因此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哗变。刘秀获悉这一情况后，为使他们放心，便采用安抚之计，下令降者各归其本部统领他们原来的兵马，刘秀本人则脱掉盔甲，轻骑巡行各部，巡视各个营寨，无丝毫戒备之意。这样一来，降者都由此知道刘秀信任他们，他们私下经常相互说：“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后汉书·光武帝本纪》）于是，刘秀把这些降卒加以改编，得到了数十万兵马。这就是成语“推心置腹”的来历。
在我国历史上，政治斗争或军事斗争之后不记前仇任用本来属于敌方的人才的佳话有很多，其中堪与齐桓公任用管仲相媲美的，首推唐太宗李世民用魏徵。唐太祖武德末年，巨鹿人魏徵在太子李建成的手下做文书图籍整理的工作。在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暗中争夺帝位的时候，魏徵屡次劝李建成先下手为强，除掉李世民。由于李建成优柔寡断，没有接受魏徵的劝告，结果在玄武门之变中失败。李世民当上皇帝之后，把魏徵召来，厉声问他：“你挑拨离间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是何道理？”大家都为魏徵捏了一把汗，认为他必死无疑。魏徵却毫无惧色，从容答道：“皇太子当初如果听我的话，必定不会有今日之祸！”太宗一听此话，知道他是一个忠直之人，马上转怒为喜，对魏徵以礼相待，并任他为谏议大夫，还曾多次邀他入寝宫，向他请教治理国家的事情。
唐太宗的另一位著名的谏臣王珪的经历也与魏徵相似。高祖武德年间，王珪在太子李建成手下掌管侍从礼仪等事，很受李建成的器重。后来他因李建成阴谋作乱受到牵连，被流放到嶲州。李建成死后，李世民下令将王珪召回身边，官拜谏议大夫。王珪终生都竭尽忠心，多次进谏，颇有政绩。
故兵贵胜 ① ，不贵久。
①贵：重，崇尚，重视。胜：指速胜。
所以，用兵作战贵在速战速决，而不要旷日持久。
唐高祖李渊有四个儿子，建成、世民、玄霸和元吉，其中三子玄霸早亡。按照惯例，李渊立长子建成为太子，又封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
秦王李世民常年在外带兵打仗，战功卓著，又善于谋略。太子建成担心他威胁自己的皇位，就和齐王元吉一起，千方百计地要削弱和除掉李世民。
建成和元吉一方面在宫中拉拢后妃，让她们在高祖面前为自己说话，并中伤世民，以削弱高祖对世民的信任；一方面又竭力拉拢大臣，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巩固自己的地位。
李世民由于征战有功，又善于待人，也深受一些大臣的拥戴，并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忠心为他效力的文武干将。由此，围绕着太子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的权力之争，在唐朝统治阶层内部形成了两大集团。双方明争暗斗，都想削弱和瓦解对方。
在唐朝的统治地位稳固后，太子和秦王的皇位之争就更加明朗化了。一天下午，太子请秦王到东宫赴宴。席间，太子和齐王不断称颂秦王的功绩，频频劝酒。正喝着，秦王忽然觉得头晕目眩，两腿发软，他知道中毒了，想要站立起来，却倒在地上。太子忙令人把世民送回秦王府，幸好秦王中毒不深，经过抢救，免于一死。太子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一次，他怂恿李渊到郊外打猎，要世民陪驾前往，暗中让部下给世民备了一匹烈马。途中烈马野性大发，把世民甩下马来，险些摔死。
边境上传来突厥入塞围攻乌城的消息，太子荐齐王元吉代替世民督军北征，并征调李世民的爱将尉迟敬德等同行，又挑选秦王帐下的精锐士卒去充实元吉的军队，并暗中谋划，待太子和秦王在昆明池给齐王饯行之时，派壮士把秦王和尉迟敬德等人一起杀掉。不料谋划不周，太子东宫的王晊暗中向李世民告了密。
李世民得到密报，紧急召集谋臣长孙无忌等人商量。无忌主张要先发制人，趁早下手把他们二人除掉。李世民说：“我早知我们迟早要翻脸，我是想等他先发难，然后以义去讨伐他。”
李世民接着又把房玄龄等人招来，大家都主张立即采取行动。尉迟敬德说：“等太子动手时，我们就处于被动了，如不立即采取行动，我就去落草为寇，免得被杀头。”
最后，秦王说：“既然如此，就按大家的意志行事吧。”于是他立刻派一千余人于深夜埋伏在玄武门内外。第二天早上，太子和齐王骑着马，带领卫士进入玄武门，一路上还在做着除掉李世民的美梦。在他们到达临湖殿时，发现埋伏着秦王的部队，知道形势不好，连忙返身奔向玄武门，但玄武门已被紧紧关闭。门内伏兵尽起，顷刻间太子和齐王的人头落地。等太子东宫的卫队两千余骑闻讯赶来的时候，已经无济于事了。
数日后，唐高祖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并宣布：“自今以后，军国大小诸事，都交由太子处理，然后奏给我知道就可以了。”李世民从此掌握了皇帝的一切权力，第二年正式登基，改元贞观。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兵变的时机可以说掌握得恰到好处，如果真像他开始时设想的那样，等到太子发难之后他再反击，将失去对局势控制的主动权，即使最终可以凭自己的实力获胜，也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这样，他将计就计，借太子首先要谋害他的机会，在太子还没有把自己的力量埋伏好之前，抢先一步动手，既掌握了主动权，又博得了舆论的同情。而如果他把这个机会让过去，自己采取退避的措施，那么以后他仍在明处，太子等人仍在暗处，说不定哪天就栽在他们手里。可见，恰到好处地抓住时机，是李世民顺利登上皇位的一个关键，也是留给后人的一个有益启示。
故知兵之将 ① ，民之司命 ② ，国家安危之主也 ③ 。
①知：识，明了。②司：主管，职掌。司命：原为神名，掌管生命的神。引申为关系到生死者或命运掌握者。张预注：“故敌人死生之命，皆主于我也。”《孙子·虚实篇》中也有：“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③主：主宰，掌管。
所以说，熟知用兵之道的将帅，是民众生死的掌握者，国家安危的主宰者。
关于齐桓公为什么能成就霸业，威震诸侯，《管子·小匡》中的两句话可谓一语中的：“桓公假其群臣之谋，以益其智也。”齐桓公借助手下群臣的计谋，来不断增益自己的智慧。
在齐桓公的手下，有五位得力的大臣：宰相管仲，大夫宁戚、隰朋、宾胥无和鲍叔牙。《管子》中说，用这五个人“何功度义，光德继法，昭于天下，以遗后嗣；贻孝昭穆，大霸天下，名声广裕，不可掩也”。
管仲也非常善于借他人的计谋，以增长自己的智慧。他为相三月后，齐桓公让他谈谈对百官的看法。管仲说：“升降揖让符合礼的要求，周旋进退依照礼的规矩，言辞刚柔而有分寸，我不如隰朋，请您封他为主管礼仪的‘大行’；开发荒地并将其开辟为城邑，扩大耕地并使粮食产量增加，扩大人口规模，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我不如宁戚，请您封他为‘大司田’；在沙场上作战，使战车秩序不乱，战士奋勇向前，听到鼓声而三军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您封他为‘大司马’；断案公平，不滥杀无辜，不妄诬无罪，我不如宾胥无，请您封他为‘大司理’；忠心进谏，敢于冒犯君主，不怕死，不贪图富贵，我不如东郭牙，请您立他为‘大谏’。这五个人，哪个我也都比不上。但是总揽全局，深谋远虑，却是我的强项。君主想要治国强兵，有这五个人就足够了。而如果想谋取霸业，则非我管仲不可。”由此可见，管仲凭借有识人之长的慧眼和有用其所长的公心，使齐国上下人当其位，各尽其才，大家共同努力，一起促成了齐桓公的霸业。
楚汉战争后，汉高祖刘邦总结他得天下的原因时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指挥百万之兵，攻必克，战必胜，我不如韩信；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我不如萧何。这三个人都是人中之杰，我能用他们与我一起创业，这就是我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