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兵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国古代兵书数量众多，传世的兵书中，成书最早、影响最大、内容最精辟的，当属被视为“兵学圣典”，并有“世界古代第一兵书”之称的《孙子兵法》，它不但在中国影响深远，而且在世界上享有盛誉。

一、《孙子兵法》的流传与影响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作者为春秋时期的孙武。《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载：“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据此推断，孙武应当生活于春秋末期，大约与孔子同时。

《孙子兵法》成书之后，就已经广为世人所知，并在许多典籍中有引述，其后又有多种版本和注解流行于世。其中，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孙子兵法》的注解本为曹操的《孙子注》。曹操充分肯定了《孙子兵法》中的军事思想，并根据以往战争的特点和他自己的作战经验做了阐述、发挥和补充。南北朝之后，《孙子兵法》被尊为兵经，其后注本和刻本日多。宋代吉天保汇集前人《孙子》注释11种，辑成《孙子集注》一书。该书是南宋之前《孙子》注释的集大成之作，所收录的11家是：魏曹操，梁孟氏，唐李筌、杜佑、杜牧、陈皞、贾林，宋梅尧臣、王皙、何延锡、张预。它解说详尽，资料丰富，具有重要的军事学术价值和学术思想史料价值，受到后代学者的普遍重视。

宋代与《孙子兵法》整理相关的另一重要的成就是《武经七书》的编纂。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诏命朱服、何去非等人组织力量“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版行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三）。校订历时三年多的时间，校订后的7部兵书共25卷，统称《武经七书》，颁行武学。该书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南宋刻本，大约刻于孝宗或光宗年间。《武经七书》校刊精审，以后的刻本多据此版本。

明代以后，有影响的《孙子兵法》注本主要有刘寅的《武经七书直解》、赵本学的《孙子书校解引类》以及孙星衍的《孙子十家注》等。

《孙子兵法》不仅是中国最早最优秀的古代兵书，而且从世界范围看，也可以说是最早最系统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走出国门，首先传入的是日本。最早将《孙子兵法》带到日本的是公元8世纪奈良时代的吉备真备。《孙子兵法》传到日本之后，皇室非常重视，将其藏于密室，供皇室成员专门阅读。吉备真备也被任命为太宰府大贰，负责为皇室成员讲授《孙子兵法》等中国兵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孙子兵法》都是用汉文原版，并且仅藏于皇宫和少数武将家族之中，流传的范围极为有限。一直到德川幕府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1651—1680年）时期，才开始有《孙子兵法》的日译本出现，此后又下令专门出版《孙子兵法》用作军事教材。这样，《孙子兵法》的研究和普及才被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从此以后，《孙子兵法》的各种版本在日本多次印行，注释和研究著作大量涌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专家学者根据战后经济复兴的客观需要，又把《孙子兵法》的研究引向经济领域，出现了以大桥武夫等为代表的“兵法经营管理学派”，为《孙子兵法》的研究和应用开拓了新的领域。大约与传入日本同时，《孙子兵法》也传到了朝鲜。16世纪以后，涌现出大量朝鲜文版本的《孙子兵法》译著、评注等著作。此外，《孙子兵法》在东南亚的越南、缅甸、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各国均有一定数量的研究著作问世。

《孙子兵法》的西传，最早是传播到了法国。1772年，法国神父约瑟夫•阿米欧在巴黎翻译出版了法文《中国军事艺术》丛书，包含有六部中国古代兵书，《孙子兵法》就是其中之一。这是西方人翻译出版的第一本《孙子兵法》，在西方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1860年，俄国科斯特罗马军团的中校斯列兹涅夫斯基根据法文版《孙子兵法》写出《中国将军孙子对其属下将领的教诲》一文，给予《孙子兵法》很高的评价。英译本的《孙子兵法》虽然出现得比法译本晚，但相比之下却影响更大。1905年，在日本学习语言的英国皇家野战炮兵上尉卡托普首次把《孙子兵法》译成英文，并以《孙子》为书名在东京出版。1910年，英国著名汉学家贾尔斯根据孙星衍所校《孙子十家注》翻译的英译本《孙子兵法：世界上最古老的军事著作》，由伦敦卢扎克公司出版。全书注释详尽，语言优美，影响至今经久不衰。在德国，1910年由布鲁诺•纳瓦拉翻译，书名为《战争之书：中国古代军事学家》（又译作《中国的武经》）在柏林出版，这是《孙子兵法》的第一个德文版，使中国的这一武学名著在克劳塞维茨思想一统天下的德国占据了一席之地。除了各种语言的译本之外，另外还有大量《孙子兵法》的研究专著在世界不同的国家问世。《孙子兵法》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流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孙子兵法》中的军事思想

作为一部兵书，军事思想是《孙子兵法》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和主干，其成书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总结和阐述军事思想。《孙子兵法》中的军事思想，博大精深，揭示了战争的基本规律，其中既有对商周以来军事知识的继承，又有春秋时期频繁战争经验的总结，是孙子对战争和军事斗争理性思维的结晶。

《孙子兵法》中，用了大量的篇幅论述战争观念和战略原则。所谓战略，就是指导战争全局的计划和策略。《孙子兵法》中的战略思想，主要包括慎战的基本战争态度、“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原则、重视战前的“庙算”以及提倡速战速决等几个方面。

孙子所生活的春秋时代，战争频繁，给人们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反战、“非攻”是和孙子大约同时代的思想家老子、孔子、墨子等人的共识。作为一个军事家，孙武的基本思想是重战的，但是，他的重战并不是提倡频开战端，四处征伐，穷兵黩武，而是主张慎重地对待战争，也就是说，孙子的重战思想是和“慎战”思想结合在一起的。“慎战”，是他基本的战争观。

与儒家和墨家的思想家们不同，孙子的“慎战”思想并不是从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的属性区分来论述的，他提出“慎战”思想的基本依据，是战争自身的残暴性以及战争对国家和民众的重要影响。整个《孙子兵法》的思想体系，都是在肯定其开篇所提出的“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这一基本认识的前提条件下展开的。在《孙子•火攻篇》中有一段话，说：“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这段话基本概括了孙子“慎战”思想的内容。首先，“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在孙子看来，发动一场战争之前不仅要考虑战争能否胜利，而且还要考虑到战争胜利后可能出现的情况以及是否有恰当的处置方法。一国的统治者在进行战争决策时，绝不能仅仅看到战争能够取胜就盲目兴师，而不顾一场战争结束后可能引起的各种力量的对比变化以及战略格局演变对自己的长远利益所造成的影响。其次，“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孙子强烈反对因“怒”、“愠”等情绪化的因素而轻启战端、挑起兵衅，国君不可因一时愤怒而发动战争，将帅也不可因一时气愤而出阵求战，否则，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和难以挽回的损失。最后，“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这是采取战略行动的基本原则。在孙子看来，战争是否应当并不能仅凭一时的意气，也不是看它是否正义，而是应当“合于利而动”，即要以是否符合国家利益为根本标准。当然，孙子这里所说的“利”并不是对利益的狭义的理解，即眼前的局部利益，他所说的“利”是从长远、全局考虑的。即使发动一场战争能够获得一些物质利益，得到暂时的满足，如果因此而影响了国家的全局和长远，也是不值得的，所以，战争必须慎重，要经过仔细的“利益计算”和科学的决策。孙子认为，军事斗争既有利益，当然也存在一定的危险，“军争为利，军争为危”，如果能够用政治谋略、外交智慧解决问题，就不要轻易诉诸武力；同时，国际之间的关系是复杂多变的，总有一些难以预料和把握的因素在里面，在决定是否发动一场战争之前，一定要防止出现“钝兵挫锐”，“屈力殚货”，让第三国“乘其弊而起”，导致“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的严重后果。

孙子认为，即使通过判断不得不采取对立的态度，进行尖锐的斗争，也首先应当考虑采取“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策略，即追求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孙子兵法》认为，战争的原则是：使敌人举国、全军投降是上策，击破敌国、敌军是次一等的选择。战争中应给予最高评价的不是百战百胜，而是不通过武力就使敌军投降。孙武认为，只要各方面准备就绪，有压倒对方的力量，并造就了“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者”的形势，就可不经过交战而使对方屈服，不经过强攻而占领对方的城堡。这才是损失最小而利益最大的胜利，即所谓“必以全争于天下”，使“兵不顿而利可全”，这才是用兵的最高境界。

孙子非常重视战前的准备，在战争之前，要清楚掌握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和战争的基本规律。《孙子兵法》特别强调要“未战而庙算”，即在庙堂上举行会议，筹划战争的进程和胜负。《计篇》中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这句话意思是说，未打仗之前就预计能够获取胜利的，是因为筹划周密，获胜的条件多；未打仗之前就预计不能取胜的，是因为筹划不周，获胜条件少。筹划周密，条件充分就能取胜；筹划不周密，条件不足就不能取胜，更何况不作任何筹划呢？可见，在孙子看来，“未战而庙算”对战争胜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庙算”好，就能胜敌；“庙算”不好或根本没有“庙算”，则注定要失败。孙子在《九地篇》又说，“厉于廊庙之上，以诛其事”，强调作战计划一定要反复计议，确保谋划周密后才能进行战争。可见“未战而庙算”是十分重要的，它可以通过分析客观和主观的条件，定出周密的作战计划，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从而为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在“庙算”的基础上，还要做好各个方面的准备工作。《形篇》中说，善于打仗的人，先使自己不可被战胜，以等待战胜敌人的机会，不能被战胜，在于自己；能否战胜敌人，在于敌人那一方；善于打仗的人能够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不能使敌人一定会被我军战胜；善于打仗的人，自己处于不被战胜的境地，而不会放过任何击败敌人的机会，所以打胜仗的部队是在掌握了胜利条件之后才投入战斗，打败仗的部队则是先投入战斗，才寻求胜利的条件。

孙子战略思想的另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主张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提倡先发制人，认为打仗不能被动挨打，必须自己主动进攻，即“致人而不致于人”。在战争中要调动别人，不要被别人所调动，这就要求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这是一切战争制胜的最关键的原则。为了达到“致人而不致于人”的目的，孙子认为，首先，要察明敌人的情况和行动规律，即所谓“形人而我无形”。其次，要善于掌握时机，以逸待劳。第三，要事先做好准备，有备无患。最后，还要雷厉风行，行动迅速。总之，在打击敌人时，只有在整体的战略战术上抢占先机，掌握主动权，才能使敌人陷于被动，取得战争的胜利。

在制定了科学的战略原则之后，要取得战争的胜利，还要有正确的战术指挥。战术思想，也是《孙子兵法》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孙子认为，在战争中必须要善于运用计谋，即“诡道”和“诈”，还要奇正结合，避实击虚，因地制宜，借助地势，讲究阵法，此外，他还提出了火攻和用间等战法。

《孙子兵法》还认为，军队的强弱、战争的胜败，组织者、指挥者、统领者的能力和品质至关重要。孙子提出，一个合格的将帅必须具备五种基本的素质，即“智、信、仁、勇、严”（《计篇》）。“智”，就是要有谋略、有智慧。“信”，就是要做到言必信，行必果。“仁”，就是关心士卒，仁爱部下。“勇”，就是要有勇气，要骁勇善战，敢打敢拼。“严”，就是上对下要有威严，号令严明。孙子认为，以上五种品质是所有将领都应该具备的，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在提出了为将者五种优良品质的同时，孙子又提出了“五危”，即将领必须竭力避免的五种可能招致危险的缺点。他说：“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九变篇》）将领的这五种危险的缺点是：有莽撞死战的心理，就容易被杀死；有苟且偷生的心理，就可能被俘虏；性情暴躁的人，就会被辱骂激怒，从而失去理智，招致损失和失败；过于爱好廉洁的名声的人，就会被羞辱，从而引发怒气而上当；过于考虑民众利益的人，就会被过多的杂事所困扰。孙子认为，以上这五种情况，都是将领的错误，用兵的灾难。军队覆没，将领阵亡，必定是这五种危害之一在作祟，为将者一定要仔细慎重。

总之，作为我国古代一部优秀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中的军事思想是丰富而精辟的，这就是它数千年以来一直备受历代军事家和战略家青睐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三、《孙子兵法》的历代评价

《孙子兵法》诞生之后，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都给予其很高的评价。

战国时期，魏国的军事家尉缭对孙武就十分钦佩，他所著的《尉缭子》中说：“有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尉缭子•制谈》）书中所说的“武子”，指的就是《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在尉缭看来，孙武的军事才能比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和著名军事家吴起都要高明，可见他对孙子的崇敬。

到战国末期，《孙子兵法》已经在各诸侯国之间广为流传，孙武的名声也已深入到千家万户。《荀子•议兵》中记载临武君说：“善用兵者，感忽悠暗，莫知其所从出，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这里的“孙”即指孙武，“吴”指吴起。战国末期法家的著名代表人物韩非也说：“今……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从这里可以看到，此时孙子的著作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吕氏春秋》中则把孙子所领导的军队看作天下战斗力最强的军队之一，并认为其战斗力的来源，就是因为他们坚持了把“德”与“义”作为治军和用兵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吕氏春秋•上德》篇中所说的：“以德以义，……孙吴之兵，不能当矣。”

值得一提的是，战国时期，《孙子兵法》的影响就已经超出了军事领域。魏文侯时期的大商人白圭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成功商人之一，他的经营思想就深受《孙子兵法》中军事思想的影响，他将其灵活地运用到了买卖货物之中。《史记•货殖列传》中说：“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也。”除了商业经营以外，还有人将《孙子兵法》中的军事思想运用于行医看病。战国末期成书的《黄帝内经•灵枢经》中引用了《孙子兵法•军争篇》中的“无邀正正之旗，无击堂堂之陈”，说“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阵”，并对其做了医学的解释。

秦汉之后，《孙子兵法》受到的关注日益提升，并为历代兵家所推崇。司马迁曾经说，“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史记•孙武吴起列传》），由此可见《孙子兵法》在军事领域中所受到的重视。东汉时期，许多将领都自觉地运用《孙子兵法》中的战略战术思想指导自己的军事行动，并给予孙武很高的评价。《后汉书•冯异传》记载，大将军冯异“好读书，通《左氏春秋》、《孙子兵法》”。思想家王充则评价孙子说：“孙武、阖庐，世之善用兵者也。知或学其法者，战必胜；不晓什伯之陈，不知击刺之术者，强使之军，军覆师败，无其法也。”（《论衡•量知篇》）东汉时候，政府甚至将学习《孙子兵法》用制度的方式确定下来，规定：“立秋之日，……兵官皆肄孙、吴兵法，六十四阵。”（《后汉书•礼仪志》）

魏晋时期，对孙武的著作进行阐发和注释的著作日多，其中曹操的《孙子注》就是其中较著名的一部。曹操一生出入于戎马之中，对孙武军事思想的高明深有切身体会。他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孙子略解序》）曹操用兵多依《孙子兵法》，有人对他评价说：“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兵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蜀汉的诸葛亮和吴国的孙权等人，对《孙子兵法》也都非常熟悉，或者多次引用《孙子兵法》中的论述，或者要求手下的将领潜心学习《孙子兵法》。在三国纷争的时代，《孙子兵法》的作用得到了充分体现。南北朝时，《孙子兵法》不但继续为武将所重视，而且其文学价值也得到了发掘，刘勰在《文心雕龙•程器》中曾经说：“孙武兵经，辞若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在这时候，《孙子兵法》已经被提到了“兵经”的地位。

隋唐时期，《孙子兵法》同样受到人们的重视，给予其很高的评价。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说：“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唐代开国名将李靖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他的舅舅隋朝名将韩擒虎“每与论兵，未尝不称善，抚之曰：‘可与论孙、吴之术者，惟斯人矣。'”（《旧唐书•李靖传》）可见，那时候，“孙、吴之术”已经成了兵法的代名词。李靖本人对孙武的军事思想评价也很高，他说：“吾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战百胜者，中也。深沟高垒以自守者，下也。以是较量，孙武著书，三等皆具焉。”“爱设于先，威设于后，不可反是也。若威加于前，爱救于后，无益于事矣。《尚书》所以慎戒其终，非所以作谋于始也。故孙子之法，万代不刊。”（《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唐朝时期，文人的诗词文赋中，也对孙武多有提及，韩愈的《送孟东野序》、高适的《蓟中作》、《送浑将军出塞》、《李云南征蛮诗》、《谢上淮南节度使表》、罗隐的《题杜甫集》等作品中，对孙武多有称颂。而其中贡献最大的，当属杜佑与杜牧祖孙。杜佑在编辑《通典》的《兵典》时，许多篇章都用《孙子兵法》中的论述做总纲，而杜牧则亲自为《孙子兵法》作注。

北宋时，宋神宗钦定《武经七书》，以《孙子》为首。宋代许多军事著作，都对孙武和《孙子兵法》进行了称道。何去非评论说：“昔以兵为书者无若孙武。武之所可以教人者备矣；其所不可者，虽武亦无得而预言之，而唯人之所自求也。”（《何博士备论•霍去病论》）“言兵无若孙武，用兵无若韩信、曹公。”（《何博士备论•魏论下》）陈直中《孙子发微》中说：“自六经之道散而诸子作，盖各有所长，而知兵者未有过孙子者。”戴溪所撰的《将鉴论断》中，称《孙子兵法》“众家之说备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说：“孙武谈兵，言理而不言事，所以文约而所赅者博。”又说：“（韩）信但用孙武一两言，即能成功名。”（韩淲：《涧泉日记》卷下）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洵在他所著的《权书》中评论说：“孙武十三篇，兵家举以为师。然以吾评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书，论奇权密机，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书者罕所及。”其子苏轼也承认：“古之言兵者，无出于孙子矣。利害之相权，奇正之相生，战守攻围之法，盖以百数，虽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孙武论》）两宋时期，由于理学思想的兴起，对《孙子兵法》的批评和质疑声音也渐多。

明代对孙武及其兵法的评价和研究又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明太祖朱元璋曾经大力提倡阅读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古代兵书，当时的许多著作也多对《孙子兵法》非常推崇。刘寅在《武经直解•自序》中评价《孙子兵法》说：“欲有智而多谋，善将而能兵，提兵而用武，备武而守国，舍是书何以哉？”谈恺在《孙子集注十三卷•自序》中则说：“孙子上谋而后攻，修道而保法，论将则曰仁智信勇严，与孔子合。至于战守攻围之道，批亢捣虚之术，山林险阻之势，料敌用间之谋，靡不毕具。其他韬钤机略，孰能过之。”《投笔肤谈》的作者何守法认为，在包括《武经七书》在内的古代兵书中，“惟《孙子》纯粹，书仅十三篇，而用兵之意悉备”（《投笔肤谈•引》）。茅元仪也说：“自古谈兵者，必首孙武子。……学兵诀者，学孙子焉可也。”（《武备志•兵诀评》）对孙子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著名抗倭将领戚继光在用兵作战中，对孙武产生了由衷的敬佩。他根据自身的体会，说：“数年间余承乏浙东，乃知孙武之法，纲领精微莫加矣。第于下手详细节目，无一及焉，犹禅者上乘之教也。”（《纪效新书•自序》）他又说：“习武者不外于孙吴，是习孙吴者皆孙吴之徒也。”（《练兵实纪•储练通论•正习讹》）“孙武子兵法，文义兼美，虽圣贤用兵，无过于此。”（《止止堂集•愚愚稿》）

清代继续着对《孙子兵法》的价值的发掘。邓廷罗集合《孙子》各家的注解，写成了《孙子集注》，他说：“救乱如救病，用兵犹用药。善医者因症立方，善兵者因敌设法。《孙子》十三篇，治病之方也。古今帝王将相之战功往迹，名医之案也。医不通晓方案，不谓之名医，将不贯通古今，得谓之名将乎？……《孙子》十三篇，无篇不可为法，无句不可为训。”（《兵镜备考》）郑端在《孙子汇征•自序》中则认为：“古今谈兵之雄者，首推孙子。盖孙子能推黄帝、太公之意，而武侯、卫公又皆推孙子之意，故言兵者以孙子为宗，第孙子之微旨不传。”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时期的医学家继承了《黄帝内经》的传统，自觉地将《孙子兵法》中的理论用于治病救人。清初名医徐大椿曾写过一篇《用药如用兵论》，将《孙子兵法》中的许多原则用于疾病治疗的指导，并说：“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

直至近代和现代，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和应用仍炙手可热，许多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都对其做过较高评价。近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对《孙子兵法》非常重视，他曾经说：“就中国历史来考究，二千多年前的兵书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书便是解释当时的战理，由于那十三篇兵书，便成立中国的军事哲学。所以照那十三篇书讲，是先有战术的事实，然后才成那本兵书。”（《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的这一论述，对研究《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有开创性的意义。毛泽东对《孙子兵法》也有着很深的研究，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他说：“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在《论持久战》中，他又说：“孙子的规律，‘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在中国的革命战争中，他将《孙子兵法》中的许多优秀思想都做了充分的发挥。

总之，《孙子兵法》在中国有着深远和积极的影响，其社会意义远远超出兵法本身，在哲学、管理、政治甚至医学等领域都有着重要的影响。随着中外交流的日益广泛，孙武的兵法思想也走出国门，得到世界各国军事家、政治家、战略家的高度重视和评价，成为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之一，在全球享有崇高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