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最能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文化符号是什么?
从2012年开始,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连续在国内外开展“中国国家形象”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医与中餐被国外受访者认为是最能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文化符号。而作为中医第一经典的《黄帝内经》已在201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在我国的历史传说中,中医学的起源和三皇是分不开的,伏羲制作九针,神农尝遍百草,黄帝讲解医道,所以历代都尊奉伏羲、神农、黄帝为医神。
早在远古洪荒时代,先民们在劳动中不断摸索,制造出砭石和骨针等医疗器具来治疗疾病,后来逐渐发明了艾灸、推拿、酒剂、汤剂和导引等治病方法。从远古一直到周代以前,医疗技术主要掌握在巫师手里。巫师用各种巫术给人治病,所以最早的“医”(毉)字,下面就是一个“巫”字。可见早期巫和医是不分的。到了西周时期,医师已经从巫师中分离出来。经过春秋战国到了西汉时代,《黄帝内经》诞生了。
《黄帝内经》在中国文化历史中的地位,我用三个“第一”做一概括。
第一部中医学的经典。《黄帝内经》的诞生标志着中医学的形成。在这之前的简帛医书都是讲治法和药方的,中医学作为一个理论体系是从《黄帝内经》开始的,所以《黄帝内经》被认为是中医学的奠基之作,排在中医四大经典的首位。这部著作第一次系统讲述了人体的生理、病理、疾病、治疗原则和方法,几千年来护佑着中华民族战胜疾病灾难。
第一部养生学的宝典。《黄帝内经》第一次系统讲述了养生理念,不仅讲了怎样治病,而且讲了怎样才能不得病,也就是在没有得病的时候就预防它,最终能够不得病,这就是“治未病”。
第一部关于生命的百科全书。除了医学外,《黄帝内经》还讲了天文、历法、物候、地理、心理、社会等各学科知识,但所有知识都是围绕“生命”展开的,充满了人生哲理,所以它是教人健康快乐长寿的生命百科全书。
《黄帝内经》在中国文化历史中的地位,还可以用两把“钥匙”来进一步说明。
第一,《黄帝内经》是解开生命密码的钥匙。
《黄帝内经》把人体生命和宇宙自然看成一个整体,提出“气—阴阳—五行”模型,为我们提供了一把解开生命密码的钥匙。这个模型将人体的生理病理与天文地理有序地联系在一起,我们既可以从天地自然推测人体内在生命的秘密,又可以从人体生命活动推测天地自然的秘密。
第二,《黄帝内经》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黄帝内经》提出了“阴阳五行,调和致中”的中医思维方法,这一思维方法不仅是对《周易》“阴阳中和”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且与儒释道文化融通互补。中医文化一直最接地气,传承到今天,仍然活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黄帝内经》中可以发现先秦儒家、道家及汉以前的人文科技文明之光,进而打开中华文明的宝库。
《黄帝内经》当然不是黄帝写的,只是托名“黄帝”,意在溯源崇本,表明这部书的起源和中国医药文化的发祥很早,与中华文明的形成是同步的。当然也不能说这部书和黄帝一点关系都没有,很可能是黄帝的思想经过后世口耳相传,不断补充、不断丰富,最终才形成了这部不朽经典。这本书采用黄帝和岐伯等大臣对话的形式,反映了黄帝以及先民们对人体生命的认识。考察书中的用字音韵和学说原理,可以发现这本书不是一时之言,也不是出自一人之手。究竟是什么时候汇编成书的呢?
我的师爷、中医泰斗任应秋先生认为,它是战国时期成书的。我的导师钱超尘先生考证过《黄帝内经》的用字,发现一些字用的不是战国时的字义,而是汉代的字义。如“豆”这个字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它的字形就像高脚的盛食物的器皿,直到战国时期仍是高脚器皿的意思,可到了汉代却用来表示植物的豆子,《黄帝内经》的“豆”字就是作植物的豆子讲,而没有高脚器皿的意思。所以《黄帝内经》这本书应该是汉代成书的。我曾考证过《黄帝内经》中的引文和思想,除了引用老子《道德经》的话,还引用了司马迁《史记》的话,并受到了《淮南子》和董仲舒《春秋繁露》思想的重大影响,而这几本书都是在西汉中期写成的,所以《黄帝内经》不可能早于西汉中期,应该是在汉武帝之后。也就是说,《黄帝内经》虽然有一些内容形成于战国时期,但其主体部分最后成书是在汉成帝的时候。当时刘向受命负责校理宫廷藏书,领导了我国第一次大规模文献整理活动。其中御医李柱国负责校订医书,《黄帝内经》就是在这次校订整理中汇编成书的,距今约两千年。当然这还不包括《素问》的七篇大论,七篇大论是唐代王冰加上去的。
《黄帝内经》这本书的书名在刘向、刘歆父子所作的我国最早的图书目录《别录》《七略》中有所记载,遗憾的是这两部目录书已经失传,幸运的是它被东汉班固的目录书《汉书·艺文志》传承下来。《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目录书。它将所有图书分为六类,其中第六类书叫“方技略”,就是中医图书。中医图书又分为四类,其中第一类叫“医经”,共有七种书:《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另外还有《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旁篇》,遗憾的是除了《黄帝内经》外,其他六种都失传了,只剩下《黄帝内经》十八卷。可究竟是哪十八卷呢?《汉书·艺文志》中并没有记载,也没有记载《素问》和《灵枢》的书名。东汉医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自序》中没有提到《黄帝内经》这一书名,但提到了《素问》和《九卷》的名称。到西晋皇甫谧才第一次提出《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针经》两个部分,他在《针灸甲乙经自序》中说:“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针经》也就是《九卷》,后来被改名为《灵枢》,两部分各为九卷,加起来就是《黄帝内经》的十八卷。从内容看,《素问》主要讲人体生命的基本原理,《针经》也就是《灵枢》,主要讲针灸、经络方面的问题。后来《黄帝内经》通行版本一共有162篇,其中《素问》81篇,《灵枢》也是81篇。
这本书为什么要托名“黄帝”?因为汉代人最崇尚黄帝,尊奉黄帝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司马迁《史记》的第一篇是《五帝本纪》,第一位帝王就是黄帝。所以,托名“黄帝”除了表明这本书起源早以外,还表明这部书的神圣性、权威性。
再看这本书的体例。这是一部问答式、对话体的著作,基本上是黄帝和他的大臣的问答,大部分是黄帝问、大臣回答,非常亲切轻松,仿佛两个人在聊天。黄帝有六个医臣,就是掌管医药的大臣,如岐伯、伯高、雷公等。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叫岐伯。黄帝在统一天下之后,就“问道于岐伯”。他把岐伯称为天师。这不仅说明黄帝胸怀博大,更说明生命问题的重要。为了搞清楚生命的秘密,黄帝甘愿屈尊,不耻下问。《黄帝内经》的大部分篇章都是黄帝问、岐伯答。所以后来人们就用岐伯和黄帝这两个名字的开头“岐黄”表示《黄帝内经》,将《黄帝内经》称为“岐黄之书”,中医也被称为“岐黄之术”“岐黄之道”“岐黄之业”,以此纪念岐伯和黄帝这两位中医药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
《黄帝内经》为什么叫“内经”?当然是和“外经”对称的,不过《黄帝外经》已经失传了。有人曾问我:“内经”是不是讲内科,“外经”是不是讲外科?显然不是,因为那时医学还没有分科。那为什么要分“内经”和“外经”呢?按照古书一般的体例,如果同样一本书分内和外,至少有两个意思:一是作者不同,“内”往往是作者自己写的,“外”往往是作者的弟子写的;二是重要性不同,“内”往往是主体部分,“外”往往是辅助部分。我想《黄帝内经》《黄帝外经》可能有这第二个意思,并且我认为“内经”的“内”字还隐藏一个秘密,那就是对待生命的方法——人体健康之道最重要的是“内求”,找内在的原因、内在的方法。《黄帝内经》就是通过“内求”以及其他多种方法去激发人体内部的潜能,激发体内本来就有的自组织能力、自我抗病和自我免疫的能力,从而达到健康、快乐的境界。
再看《素问》和《灵枢》这两个书名是什么意思?先看“素问”,一般都把“素”理解成平常、平素,“素问”就是平常的发问;也有人将“素”理解为根本,“素问”就是询问根本。其实我们只有了解了古人对宇宙生成的认识,才能明白“素问”的真正含义。在先秦时期有一位与老子、庄子并称的道家人物叫列子,他在《列子·天瑞》中将天地宇宙的生成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太易”是第一阶段,这就是《易传》说的“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的状态,这时元气还没有出现;到了第二阶段“太初”,元气开始出现;第三阶段“太始”,形状开始出现;第四阶段“太素”,质量开始出现,所以后来有了一个词叫“素质”。“素问”的“素”就是“太素”,就是“素质”,也就是人体生命的本质。《素问》就是指对生命本质的追问。所以《素问》主要讲人体生命的基本理论问题。
再看“灵枢”,繁体字的“灵”上面一个“雨”字,下面一个“巫”字,中间三个“口”字,本义是指能用咒语与天神沟通并能求雨的巫师,后来与“神”连用成“神灵”。神灵主宰人的生命,这个神灵在人体里面,就是灵气、神气。“枢”是枢纽,枢纽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关键,泛指道路。灵枢,意思就是主宰生命的枢纽和关键,也就是神气、灵气运行的通道,这个通道就叫经络,经络是生命的枢纽和关键。《灵枢》原来称为《针经》,主要是讲经络和针灸的。
《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西汉中期成书。在汉代一直到南北朝时期,这本书还是在民间流行的。可是晋代以后,这本书的流传命运实在是太坎坷了,差一点就散失了。
先看《素问》的流传。在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叫全元起的医家曾给《素问》做过解释,可惜这个注释版本后来就消失了。到了唐代,《素问》这本书已经残缺不全了。幸亏在唐玄宗时代出了一位喜好《周易》、老庄和医学的大学者,叫王冰,他从他的老师那里得到了一个秘本,于是用了十二年的时间,注成《素问》24卷。王冰对运气学说很有研究,特地把运气七篇大论补入《素问》中,合为81篇。这个版本经过了北宋官方设立的校正医书局的整理,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素问》的通行版本。也就是说,现存最早的《素问》版本是唐代王冰整理补充、北宋林忆等人校正的24卷本,共81篇。我解读《素问》用的就是这个版本。
再看《灵枢》的流传。《灵枢》就不那么幸运了。到了北宋时期,这本书在中国已经失传了,所以校正医书局没能够校正这本书。好在这本书保存在高丽国(朝鲜),当时高丽国提出一个条件,可以把这本书进献给我国,但必须和我国交换购买一本叫《册府元龟》的书,还有其他历代史书。《册府元龟》可是一部了不起的书,居宋代四部大书之首,记载了从上古到五代的君臣事迹,是一部政治、历史百科全书。高丽国的这个条件太苛刻了,所以遭到大名鼎鼎的苏东坡的坚决反对。当时苏东坡是礼部尚书,他给当时的皇帝宋哲宗写了一个奏本,陈述了换购的五大危害,但宋哲宗没有采纳苏东坡的意见,这样《灵枢》就传回了中国。到了南宋初年,有一个人叫史崧,他家里秘藏了这个《灵枢》版本,他不仅下功夫进行校对整理,而且公布于世。后来史崧的原刻本也不存在了,幸好元代和明代的一些刻书家根据史崧的版本重新翻刻了,这才保留下来。现存最早的《灵枢》版本就是南宋史崧校对整理的版本,分为12卷,81篇。
除了《素问》和《灵枢》,我还要再说一个版本,叫《黄帝内经太素》,这是唐代初年杨上善编撰的,是《黄帝内经》的早期传本之一。杨上善将《素问》和《灵枢》两部分的内容按照不同的主题作了重新分类、注释,不过这本书后来在国内失传了。感谢唐代高僧鉴真和尚,他在66岁高龄又双目失明的情况下,经历5次东渡日本失败后,在第6次终于东渡到了日本,他随身带去的书籍中就有这本书。这本书一直藏在日本京都的皇家寺院——仁和寺里,直到19世纪中叶才被发现。我们要感谢一位叫杨守敬的中国人,是他花重金买了这本书的影印本,并带回了中国。
目前保存最完整、最早的《黄帝内经》版本是元代胡氏古林书堂刻本,这个版本距今680多年,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这就是我开头提到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版本。
《黄帝内经》的理论精华可以概括为“阴阳调和,五行致中”。这与中华传统文化“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价值观是完全相通的,这种价值观转换为中医整体调和的思维方式。因为中医药最贴近百姓生活,通过体验中医药就能了解中医思维,进而了解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所以说用中医药这把“钥匙”就可以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大门。
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是《黄帝内经》最基本的特征。《黄帝内经》用“阴阳五行”的思维模型,不但把人体生命和宇宙自然看成一个整体,而且把人体内在脏腑和外在肢体看成一个整体,将人体的生理病理与天文地理有序地联系在一起。我们既可以从天地自然推测人体内在生命的秘密,又可以从人体生命活动推测天地自然的秘密。
《黄帝内经》提出“天人相参”的命题,认为天人是同构同序的,人体形态结构与天地万物是相互对应的,人体生理功能节律、病理变化周期与天地自然四时变化的节律周期是一致的。《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
人体生命和宇宙自然是靠什么构成一个整体的呢?是靠“气”。“气”是《黄帝内经》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按照气在人体的不同部位和不同功能,可以分为元气、宗气、营气、卫气、脏腑之气、经络之气等等。《黄帝内经》认为“气”是宇宙万物包括人体生命的本原。《素问·宝命全形论》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生在天地之间,必须依赖天地阴阳二气的滋养才能生存。
《黄帝内经》用阴阳五行构建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阴阳其实就是两种气——阴气和阳气,五行是对阴阳的进一步分类。五行就是木、火、土、金、水五种自然界的基本物质,其实代表的是五种不同的功能属性。《黄帝内经》用五行把天地自然分为五类:五时、五方、五谷、五色、五味、五气。同时,把人体也分成五类:五脏、五腑、五体、五窍、五志、五神。两者一一相对应。然后用五行相生相克说明人体正常的生理现象,用五行的相乘相侮(过分的生克)说明人的病理情况。
《黄帝内经》十分有趣地把人体看成一个国家,心就是国王,肺就是宰相,肝就是将军……它将人体生命以五脏为核心分成五大功能系统。五脏(肝、心、脾、肺、肾)和六腑(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构成阴阳表里关系,通过经络的沟通,联系筋、脉、肉、皮、骨及目、舌、口、鼻、耳等组织,从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经络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黄帝内经》第一次系统地记载了经络系统。经络是气血运行的通道,十二经脉、十五络脉等构成人体功能的调控系统。
《黄帝内经》有一句名言:“治病必求于本。”也就是要在各种复杂的临床表现中,找出疾病的根本原因,然后采取正确的方法解决这个根本原因。治病的根本就是“阴阳”。一个健康人的状态是阴阳调和、平衡的,如果打破这种平衡导致阴阳失调就会生病;医生治病就是要调和阴阳,也就是将失调的阴阳恢复到平衡的状态。
《黄帝内经》诊断疾病的方法可以概括为四诊,也就是“望、闻、问、切”。望诊主要是观面色,看舌苔;闻诊主要是听声音,闻气味;问诊主要是询问病人发病的情况以及日常生活情况;切诊主要是按压病人的脉象以获得诊断信息。这些都是通过由表及里的方法认识体内的病变情况。
《黄帝内经》重视对病因的分析。导致疾病发生的因素是很多的,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六淫”(风寒暑湿燥火)致病,这是外因;一类是“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致病,这是内因;还有一类是饮食起居不当、过度劳累等致病,这叫不内外因。
治疗疾病的核心方法是辨证施治,通过脏腑辨证、经络辨证、八纲辨证与六经辨证给出中药配伍、针灸配穴以及各种合适的治疗方案,最终达到阴阳的中和协调。
《黄帝内经》十分重视“治未病”,也就是在没有生病的时候就注意预防,从而不生病。这就需要“养生”。《素问》第一篇《上古天真论》就提出养生的一条总原则“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就是要效法阴阳的变化规律,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法。然后讲养生有四个重要方法,那就是:“食饮有节”,饮食要有节制,要合理搭配;“起居有常”,起床、睡觉等日常活动要有规律,要跟大自然的规律一致;“不妄作劳”,运动与劳动要适度,不能太过分;“形与神俱”,外形与精神要结合起来,尤其要保持精神安宁、情志平和。
最后还要再说一句,《黄帝内经》“调和致中”的理念和方法不仅可以用于治病,而且可以用于治家、治企、治国,这就是“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
我出生在传承了460多年、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张一帖”中医世家,我父亲李济仁是首届“国医大师”,是全国第一批七个《黄帝内经》硕士点研究生导师之一,一直以《黄帝内经》指导中医临床。在我小的时候,父亲就让我背《黄帝内经》中的一些精彩原文,渐渐地我喜欢上了《黄帝内经》。我发现《黄帝内经》太博大了,不单纯是讲治病的,它还讲了天文、地理、历法、音律、哲学、心理、五运六气。比如第三篇《生气通天论》,是讲人是可以和天相通的,人的九窍、脏腑、十二节都可以和天地之气一一相通。太神妙了!我经常向父亲请教问题,父亲说:你要真正搞懂《黄帝内经》,就必须先学习《周易》,药王孙思邈说:“不知易不足以言大医。”当然还要学习《道德经》《论语》,不懂这些国学经典也就读不懂《黄帝内经》。父亲常跟我说:“秀才学医,笼中捉鸡。”只要打好了文科基础,再学中医就太容易了。
父亲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1977年恢复高考,我就选择了中文系,先打好中国传统文化的底子。1985年我考取了北京中医学院医古文专业的研究生,在我的导师钱超尘教授指导下,研究《黄帝内经》的语言文字,我作的硕士论文就是日本丹波父子有关《黄帝内经》的训诂研究。前后工作十年以后,1994年我考取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师从朱伯崑教授。虽然我作的博士论文是《周易》象数哲学,但涉及大量的《黄帝内经》象数内容,所以1997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我继续报考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后流动站,有幸成为全国第一个《黄帝内经》博士后,师从《黄帝内经》泰斗王洪图教授。王教授和我的父亲曾经是1965年第一届全国《黄帝内经》师资班的同学,私交很好。王教授主编的《黄帝内经研究大成》是一部里程碑著作,我也有幸参与写作。在做博士后的两年中,在王教授的倾心指导下,我专注于从《周易》出发研究《黄帝内经》的五行生命观。博士后出站后,我留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一直从事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文化的教学科研工作。
另外我还要提一件事,2016年我有幸获得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以中医药文化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研究”。作为首席专家,我决定从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上探讨《黄帝内经》,因为《黄帝内经》不仅能护佑人体生命的健康长寿,而且能够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
由于我这种特殊的学术经历,所以我解读的《黄帝内经》和其他人是不同的。我的解读有三个特点:第一,立足中华传统文化的大背景、大视野,揭示《黄帝内经》与《周易》、老庄、孔孟、诸子百家以及天文、历法、地理的关系,展现《黄帝内经》作为一部国学经典的文化魅力。第二,立足《黄帝内经》元典的学术精华。《黄帝内经》一共162篇,原文有14万多字,我按照先“语译”、后“解读”的体例,全面解读《黄帝内经》元典,揭示《黄帝内经》学术思想的精华。首先对全部原文分段进行“语译”,然后对每段的学术思想进行全方位的解读,努力展现《黄帝内经》的魅力。第三,立足养生健康方法和“张一帖”的临证经验。针对当代人在养生、健康方面的困惑和误区,我会在解读相关内容时,把自己习练《黄帝内经》及儒释道的养生方法和功法介绍给大家,还会把我们“张一帖”家族尤其是我父母亲的临床经验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身体力行、知行合一,找到并养成一种适合自己的、健康快乐的生活方式,最终能够不得病、少得病。
日出日落时,人生天地间。让我们一起走入《黄帝内经》神妙的世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