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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短小精悍，文字虽然不多，但却明确地提出了传统医学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司外揣内”和“司内揣外”，即类比概念，这一概念是中医运用四诊之法诊断疾病的理论基础。而传统医学中的类比是以藏象学说为核心进行展开的，藏象系统与人体器官系统有差别，它更类似于日与月、鼓与响、影与形之间的相互关联，因此不能随意将现代医学的模式和术语套用在传统医学上。
黄帝曰：余闻九针九篇，余亲受其调，颇得其意。夫九针者，始于一而终于九，然未得其要道也。夫九针者，小之则无内，大之则无外，深不可为下，高不可为盖，恍惚无穷，流溢无极，余知其合于天道人事四时之变也。然余愿杂之毫毛，浑束为一，可乎？岐伯曰：明乎哉问也！非独针道焉，夫治国亦然。
黄帝曰：余愿闻针道，非国事也。岐伯曰：夫治国者，夫惟道焉。非道，何可小大深浅杂合而为一乎？黄帝曰：愿卒闻之。
黄帝说：我听过九针九篇的很多内容，并亲身接受了这种理论的训练，深深地领会到了其中的内涵。九针的内容，从第一种针具的名称和使用范围的理论开始，到第九种针具的名称和使用范围的理论结束为止，都有了解，但我并未掌握其中核心的道理。九针之道，精细到不能再精细，广博到不能再广博，深到没有比它更深厚的，高到没有能够在它之上的，它的理论玄妙无穷，它的运用流散广博，我知道它与天道、人事、四时的变化相应，然而我想把这多如毫毛的理论总结成一套规律，能够做到吗？岐伯说：你问得多高明啊！不仅针道需要这样，治国也应该这样。
黄帝说：我想听针道的规律，而不是治国的方略。岐伯说：治国只能用道。不用道，怎么能将小大深浅等各种复杂之事合而为一呢？黄帝说：希望你能将这些都告诉我。
本篇名“外揣”，是司外揣内、司内揣外之义，《黄帝内经》采用一种巧妙的方法来认识人体，不是把人体打开来看里面有些什么东西，而是通过“外揣”的办法来内求人体的秘密，就是通过外在的模仿宇宙大世界，来内视自己的人身小世界。“人身小天地，天地大人身”，天地宇宙的结构就是人体的结构，即“天人同构”。《黄帝内经》中也有大量篇幅从天文、地理的结构规律出发，论述人身是天地的投射和缩影。有人把这种方法叫“黑箱”法，不同于西医打开人体的“白箱”方法。可笔者不这么认为，因为古人在内视人体时不是什么都看不见，而是可以看见的。李时珍认为，经络就是内观“照察”出来的，即“内景隧道，唯反观者能照察之”。据记载，炼成道教内丹功也能内视自己体内大小周天真气的运行情况。
本篇一开篇，黄帝便提出希望能了解九针的要领，想将杂乱的知识合而为一，悟得其中的规律，这也是传统学问向来的追求。孔子说过“吾道一以贯之”，《素问·至真要大论》中也有“故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的说法。“始于一而终于九”，张介宾解释为“尽天地之大数”，即能穷尽天地间的事物，所以九针之道与天道、人事、四时之变“无所不合”。
张志聪详细论述了数字一到九对应的事物：“一以应天，二以应地，三以应人，四以应时，五以应音，六以应律，七以应星，八以应风，九以应野。”古语有言，“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世事纷乱而要道惟一，治国与治身之道是一致的。张志聪认为九针之道与阴阳大道相合，推之无穷，就像伏羲氏创造的卦象一样，有着简易、变易、不易之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也不外乎此。
岐伯曰：日与月焉，水与镜焉，鼓与响焉。夫日月之明，不失其影；水镜之察，不失其形；鼓响之应，不后其声。动摇则应和，尽得其情。
黄帝曰：窘乎哉！昭昭之明不可蔽。其不可蔽，不失阴阳也。合而察之，切而验之，见而得之，若清水明镜之不失其形也。五音不彰，五色不明，五藏波荡，若是则内外相袭，若鼓之应桴，响之应声，影之似形。故远者，司外揣内；近者，司内揣外，是谓阴阳之极，天地之盖，请藏之灵兰之室，弗敢使泄也。
岐伯说：事物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并互相影响，就像日与月、水与镜、鼓与响的关系一样。日月之光照到万物，就出现影子；水和镜子能映照出形象；击鼓的同时就会发出响声。一方产生变化就能引发另一方的连带反应。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么针刺的理论及其相关的规律也就能充分掌握了。
黄帝说：这个问题太切中要害了！这道理像日月的光一样明亮而不能被遮蔽。不能被遮蔽，是因为它没有脱离阴阳的规律。临证时，综合病人的各种表现来观察，用切诊所得的脉象来验证它，通过望诊获得更多征象，就像清水明镜映照万物、反映其真实形态一样。当人的五音不响亮、五色晦暗不鲜明时，就代表他的五脏有病变，这是因为人体的内部与外部相互影响，就像鼓随着鼓槌的敲击而发出响声，又像影子和本体相似。所以从远看，可以根据人体外部的变化推测内部的病变；从近看，可以根据人体内部的病变推测外部的变化，这些道理可以说是阴阳理论的极致，是天地间的根本规律，请让我把它珍藏于灵兰之室，不敢使它轻易外泄。
黄帝从岐伯间接的针道阐述中，悟出九针之要道不过是“至明以察阴阳而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这“一生二”生的便是阴阳，用阴阳的思维模型观照身体内外，情况就会一目了然。张介宾认为，“合而察之”是指参合阴阳来详细观察，“切而验之”是指从关键处进行辨证。五音、五色因为五脏之气的充盈而能表现在外部，藏于体内的五脏之气借助五音、五色的形式，使人能从外部感知内部的状态。如果表现于外的形与声有异常，那么便能得知内部的五脏出了问题，这便是司外揣内、司内揣外的内涵。
这种中医诊断的理论基础是以藏象概念为核心的，藏象实质上是一种符号，是一种模型，也是一个含有哲学与科学双重意义的概念。
西医讲的内脏系统，是指解剖学上的脏器实体，是“血肉的五脏”。中医讲的脏腑系统，不是指“血肉的五脏”，而是一种思维模型，这个系统虽有实体基础，但更多的是功能上的组合。中医五脏——心、肝、脾、肺、肾，并不等于西医的心脏、肝脏、脾脏、肺脏、肾脏，不是脏器实体，而是指心功能系统、肝功能系统、脾功能系统、肺功能系统、肾功能系统。“心”“肝”“脾”“肺”“肾”只不过是这五个功能系统的符号、代码。五脏可以分别统领人体内其他功能与之相关的器官、组织。《黄帝内经》说“肺与大肠相表里”“心开窍于舌，其华在面”，这在西医看来简直莫名其妙，因为依照西医的观点，肺属于呼吸系统．大肠属于消化系统，两者风马牛不相及。而中医则认为，肺与大肠，心与舌、面等有相同的功能、属性，可分别归入肺系统、心系统，可见中医注重的是功能，而不是实体。中医藏象是模型，西医脏器是原型，藏象模型是对脏器原型的模拟，因而不可能与脏器实体完全一致。
作为一种思维模型，藏象反映了取象比类的思维特征，五大功能系统即是五大“象”系统、五大子模型。取象比类的思维，《黄帝内经》称为“司外揣内”“司内揣外”，从人体外部体征（外象）揣测内部脏器情况（内象），从内部脏器情况揣测外部体征，互相揣测、推想。这种由揣测、推想建构起来的藏象模型与人体的实际结构到底有没有出入？到底合不合理？在现代科学、现代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它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深思。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考察一下藏象形成的过程。藏象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哲学与科学相互磨合的过程。
首先是解剖观察。据《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记载，上古之人“论理人形，列别脏腑，端络经脉，会通六合”，《灵枢·本脏》说“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说明先要观察人的外形、体征，通过观察而推知、体悟内在脏腑的状态。上古之时人们已开始解剖尸体，《灵枢·经水》说，“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通过解剖发现，“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十二经之多血少气……皆有大数”。
其次是取象比类。在观察解剖的基础上，以阴阳五行的哲学概念为模型，将观察解剖所得到的器官实体，按照阴阳五行的功能特征进行重新分类、重新组合，只要是同功能、同属性的器官，即使实体毫不相关，也可归为一类。实体服从于功能、原型服从于模型，这从五行与五脏配属的改变中就可以证明。
比《黄帝内经》成书早的古书，如《尚书》《吕氏春秋》中，都有五脏配属五行的记载，具体配法是：脾为木、肺为火、心为土、肝为金、肾为水（孔颖达《礼记正义疏》）。依五行方位原则，脾在左（东）、肺在上（南）、心在中央、肝在右（西）、肾在下（北），这是从五脏解剖的实际位置出发的。也就是说，先人最早对生命的认识采用的是“原型”，而不是“思维模型”。这与《黄帝内经》的配法完全不同（只有肾配水一致），为什么《黄帝内经》要改变这种配属？要改变脏器原型而采用藏象模型呢？从根本上说，这是出于认识生命复杂现象的需要。先人对从外部度量和从内部解剖所了解到的躯干、头、四肢、五官以及肝、心、脾、肺、肾、胆、胃、肠、膀胱等脏器实体，因为太复杂而觉得困惑，随着实践和认识的深入，需要将那些本质上相似的脏器实体合为一类，以便化繁为简、化难为易，使复杂的现象有可能通过比较简单的模型来认知。
取象的结果，不仅将人体有关器官、组织、部位按模型进行比拟归类，而且将当时的科学——如天文、历法、物理、气候、物候所认识到的自然现象也按这个模型进行归纳、整合，这样，藏象系统就成为一个开放的、有序的系统。
再次是医疗验证。按模型建构起来的五脏学说，需要在医疗实践中不断验证。如果与医疗实践不符合，那么再理想的模型也是空谈。《黄帝内经》从藏象思维模型出发建构了病因、病理、诊断、治疗理论，然后又通过实践加以验证、修正。如心为五脏之主，所有精神情志方面的病变都属于心，而治心，也就是治疗精神情志方面的疾病。临床实践往往修正并改变了藏象模型，如“心开窍于舌，其华在面”，是出于诊法的需要；“肺与大肠相表里”，是出于疗法的需要。这样一来，临床应用时就方便了，如治便秘就可用清肺的方法，因为肺与大肠相表里。
从上述形成过程看，“藏象”的确与实体结构有出入，它把实体上不相连的脏器联系在一起。然而它毕竟是以功能相关、属性相关为前提的，并且经过了临床的长期使用和验证，证明是有效的，不能因为它与西医对内脏的认识不同就草率地加以否定。
中医藏象与西医脏器这两种系统，尽管对人体的认识不同，在临床实践中各有所长、各有效果，由此可见，人体是个复杂系统，它的一部分病变是器质性病变，从脏器系统可以找到病灶所在；一部分病变是功能性病变，从藏象系统可以找到它的征象。前者可以通过消除病灶点的微观方法达到治疗目的，后者可以通过调整人体功能状态的方法达到治疗目的。因此，藏象学说不仅在今天而且在未来仍有其存在的价值。不仅如此，它在对生命某些层面（如精神层面）的认识、对某些疾病（如心身疾病、心理疾病、精神疾病）的治疗等方面还具有超过西医的优势，可以预料，在未来，它还将发挥出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