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中国古代经典中，《周易》被誉为“群经之首”，一直享有崇高的地位。《周易》中所揭示的阴阳理论、道器学说、以六十四卦模拟天下万物的整体观、物极必反的变化观，几千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对塑造中华民族的独特文化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因此，深入挖掘《周易》中蕴含的智慧，并在新的历史时期加以创新、发展，使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已经成为当今众多有识之士的一个共识。

然而，围绕《周易》一书，却又存在着诸多未解之谜，诸如阴爻和阳爻的符号是何时确立的？八卦是谁发明的？六十四卦是由六爻相叠而成的呢，还是由两个三画卦重叠而成的？《易经》的作者是谁？《易传》的作者又是谁？它们分别创作于什么年代？《周易》是一部卜筮（shì）书呢，还是一部哲理书？在此拟就最后两个问题作概括的说明。

首先，关于《易经》和《易传》的作者和创作年代，历史上一度流行的说法是：上古时期的伏羲创立了八卦，周文王把八卦重叠为六十四卦，并为每个卦和爻配上了卦爻辞，从而创作出了《易经》；《易传》的作者则是春秋时期的孔子。然而，自宋代开始，这一说法受到了质疑。此后，关于《周易》经传的作者和创作年代的不同观点层出不穷。如关于《易经》，或认为创作于西周初年，或认为创作于西周末年，或认为创作于春秋晚期；关于《易传》，或认为创作于战国时期，或认为创作于秦汉时期，或认为其中的有些篇章创作于汉武帝以后。至于《易经》和《易传》的作者，则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认为，综合历史典籍中的相关记述及前人的研究成果，关于《易经》和《易传》的作者和创作年代，较为公允的说法应该是：《易经》成书于西周时期，是总结此前的相关资料（尤其是周文王的创作）编纂而成的，作者已不可考，或非成于一人之手；《易传》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当由孔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编纂而成，其中绝大部分内容反映的是孔子的《易》学思想。

其次，关于《周易》一书的性质，也就是《周易》究竟是一本卜筮书，还是一本哲理书，目前较为流行的一种说法是：《易经》是一本卜筮书，《易传》则是一本哲理书。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非常值得商榷的。说《易经》是卜筮书，这没有错，因为《易经》在古代就是用来预测吉凶的，但是不够全面，因为在《易经》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哲理：第一，其书名为《易》，易即变化的意思，此即表明其讲的是变化之道；第二，《易经》六十四卦皆由阴爻、阳爻或阴阳爻相配合而成，此即表明《易经》是建立在阴阳观念的基础上的；第三，《易经》中有不少充满哲理的卦爻辞，如《乾》卦上九爻辞“亢龙有悔”，《泰》卦九三爻辞“无平不陂（bì），无往不复”，《否（pǐ）》卦九五爻辞“其亡其亡，系于苞桑”等；第四，从《易经》六爻的爻辞来看，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即凡是上爻，几乎都意味着要向相反的方面转化，这无疑蕴含着物极必反的辩证思想……类似的思想还有不少，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至于说《易传》是一本哲理书，则更是显得片面。因为，《易传》中固然有极其丰富的哲学思想，诸如“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等等，但是，《易传》中同样有非常丰富的关于卜筮的思想：第一，《易传》中的《小象传》，即是对《易经》每爻爻辞为什么预示吉凶悔吝的直接说明；第二，《系辞传上》的第九章，对如何运用《易经》进行卜筮作了具体介绍；第三，《易传》对《易经》的卜筮功能充满赞赏之辞，如《系辞传上》第二章说：“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系辞传上》第十章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卜筮者尚其占”，还说“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等。因此，我认为，无论是《易经》还是《易传》，均是兼具卜筮和哲理两方面内容的著作，只是《易经》偏重卜筮，《易传》则侧重哲理而已。而《易传》重视哲理阐发的一个重要目的，就在于揭示《易》道的博大精深、完美无缺，从而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为《易经》所具的卜筮功能的有效性进行论证的作用。

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却又是“群经”中最难读懂的经典，故又有“天书”之称。为了使这部天书能让读者看懂，历代的注《易》、解《易》之作不计其数。近年来，各种《周易》通俗读物也不断面世。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人们的种种努力似乎都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除了极少数研究《周易》的专家，即使是在有很高文化程度的知识群体中，不知《周易》究竟讲什么的仍大有人在；至于从头至尾看过《周易》并感觉自己已经看懂该书的人，则更是寥寥无几。

之所以会造成这样一种吊诡的局面，除了《周易》确实深奥难读，也与人们一直找不到一种行之有效的解读《周易》的方法有极大的关系。虽然不少《周易》普及读物都自称“通俗易懂”、“深入浅出”，但是，所谓的“通俗”、“浅出”却往往是以牺牲《周易》的真实面貌为代价的，它们大多属于作者的一家之言，看似融会贯通，头头是道，细究之下，则似是而非，让人莫名所以。

正是为了解决这种《周易》注释中存在的混乱状况，同时也为了使读者能更好地掌握《周易》的内涵，我们撰作了这部《华夏国学经典全本全注全译丛书·周易》。概括地说，本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本书的原文以清代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为底本，参考并综合了帛书《周易》及有代表性的各家《周易》研究成果。

二、注释简洁、准确、客观、全面。目前出版的许多古代经典注译本有一个较为明显的通病，就是注译者作注较为随意，这种随意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哪些字词须注，哪些字词不用注，没有统一的标准，造成一些必须加注的疑难字词常常被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必然会给读者阅读古代经典带来很大的困难；二是注释文字较为随意，注译者常常根据自己的理解来作注，而不是依据相关工具书上的解释，这就使注释文字缺乏权威性。本书则做到逢疑难必注，不回避问题，对于迄今仍存在分歧和争议的地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或明确表示存疑，或同时列举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以提示读者此处内容并无确解。同时，注释文字一律采用《汉语大词典》《辞海》《辞源》《古代汉语词典》等权威工具书中的解释，以避免误导读者。

三、在白话翻译部分，尽量采用直译的做法，不作引申和发挥，并力求使译文精致、流畅。

衷心希望广大读者能在赏心悦目的阅读中，轻松把握《周易》的内容和精髓。

冯国超
2016年9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