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申明，本书并不是对某些事实的陈述，而是有关我个人经历的记录，同时也是对数以百万的囚徒经历过的事件的记录。这是由一名集中营的幸存者亲口讲述的故事。故事的焦点不是大家常听到的有关集中营的恐怖遭遇，而是一些小的磨难；换句话说，就是想要回答一个问题：集中营的日常生活是如何反映在普通囚徒的思想中的？

文中所描述的多数事件并不是发生在诸如奥斯威辛这样著名的大集中营，而是一些小的集中营。事实上，死亡大多发生在这些小集中营。本书的主人公不是平日里受人景仰的大英雄、烈士，也不是那些有名的囚头（就是狱中充当临时财产托管人并享有特权的囚徒）或者有名的囚徒。本书不是名人的受难记，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不为人所知、没有记录在案的遇难者所遭受的磨难和死亡上。书中讲述的正是这些普通的囚徒的经历，他们没戴表明身份和特权的袖箍，也时常遭到囚头的轻视。当普通囚徒饥寒交迫时，囚头们却衣食无忧。不夸张地说，许多囚头在集中营的日子甚至要比进集中营之前的任何时候都好。与看守相比，这些人更为凶狠，在鞭打普通囚徒时更为残忍。当然，集中营挑选这一类人时也有特定的标准，那就是被选中的囚徒的性格要适合这份工作，而且，一旦这些囚徒没有遵照指令完成任务，那么他们的职位也会不保。不久，他们就会变得与纳粹的看守一样凶猛残忍。人们可以以纳粹看守的心理来判断这些人的心理状态。

对于没有经历过集中营生活的人来说，很容易对有过这种经历的人抱有一种错误的同情心态。外人对于囚徒之间为了生存的残酷斗争一无所知。这是一场为了每天的面包、为了生活、为了自己或朋友命运的斗争。

首先让我以一次转移为例：有时集中营会将某囚犯转移到另一集中营。但通常情况下，这种转移就是一次死亡之旅，终点站是毒气室。转移的囚犯多半是那些基本丧失劳动力的体弱多病者，他们会被送往设有毒气室和焚烧炉的中心集中营。这个选择的过程开始后，囚徒个人之间或者群体之间会为了争取生存的机会而斗争。其中，最重要的是将自己或朋友的名字从转移名单中划去，尽管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自己或朋友的胜出就意味着另一个人的死亡。

每次转移都会转走一定数量的囚徒。这其实无关紧要，因为所有的囚徒都只是某个号码而已。在进入集中营时（至少在奥斯威辛如此），他们所有的个人文件或财产就被全部没收，因此，所有人都有机会提供虚假的个人信息。事实上，出于种种原因，很多人都是这样做的。监狱当局关心的只是犯人的号码。这些号码通常会刺在犯人的皮肤上，并且还要缝在裤子、夹克或上衣的某个醒目位置上。看守如果想要指控某个犯人，只需轻轻瞟一眼对方记住号码就可以了（可以想象我们是多么害怕这一瞟吧）。他们从不会去问犯人姓甚名谁。

让我们重新回到这个话题。人们没有时间也没欲望去考虑道德和伦理问题。每个人的脑海中只有一个想法：为了家中等待着他归来的亲人，他必须要活下来并保护自己的朋友。因此，他会尽量设法使另一个囚徒、另一个号码来取代他在名单中的位置。

如前所述，挑选囚头是个被动的过程。只有最残忍的囚徒才能被选中（当然也有一些让人高兴的例外）。但除了党卫军的被动选择外，囚徒当中还有一种自主选择囚头的过程。一般来说，只有那些经历过集中营的数次转移、在生存斗争中已经无所顾忌的人才能活下来。为了生存，他们可以使用一切手段，诸如出卖人格，甚至还使用暴力、偷窃和出卖朋友。我们这种人之所以能够存活，不管你怎么看，我认为纯属幸运和上天的庇佑。但很可惜，我们当中最优秀的却没有我们这么幸运。

有关集中营的真实情况在各种档案和卷宗中随处可见。在这本书中，这种真实情况只是与某个人有直接关系时才具有意义。这些真实的经历正是本书所有叙述的重点。对于曾经的集中营囚徒来说，本书想要尝试用今天的视角来解释过去的那段经历。对于未曾经历集中营囚徒生活的人来说，本书将有助于他们全面了解，最重要的是理解为数不多的幸存者的经历，进而意识到他们今天所面临的生活的艰辛。这些幸存者常说：“我们不喜欢谈论我们的过去。对于经历过这场噩梦的人来说，所有的解释都是多余的；而对于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来说，他们不会理解我们过去的感受，也不会理解我们现在的感受。”

要用心理学所要求的某种严格方法来对这样的主题进行解释和陈述是有一定难度的。但如果这个旁观者本身就是囚徒，他还会具有客观性吗？旁观者可能具有客观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一定能够做出有价值的判断。只有亲身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才会知道这种价值所在。其判断有可能不是那么客观；其评价也有可能不那么公正，这都是不可避免的。试图完全摒弃所有的个人偏见，正是此类著作面临的难题。有时在提及自己过去的经历时，人们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我曾想过匿名发表，用我在狱中的号码来代替姓名。但在作品完成后，我突然意识到，如果匿名出版，这部作品的价值将大打折扣，我必须鼓起勇气署名公开发表。因此，我没有删减任何内容，尽管我本人并没有什么表现癖。

我没有从书中提炼出任何纯粹的理论。如果有人愿意，可以尝试。这样做可能会大大丰富囚徒心理学。这种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心理学研究让我们知道了“铁丝网综合征”。我们还要感谢第二次世界大战，它丰富了“大众心理学”的知识（如果有必要，我可以引用由勒布朗创作的众所周知的短语和书名），因为战争引发了神经之战，战争给了我集中营。

这个故事记录了我作为一名普通囚徒的经历。首先，我要自豪地强调一点：除最后几周以外，我在集中营里没有当过精神病医生，甚至连医生也没做过。而收监号码为119104的我，大部分时间只能干挖铁路、铺轨道这样的重体力活。例如，有一回，我的工作就是独自挖一条大路上的排水管道。好在这样的工作是有报酬的。1944年圣诞节前夕，有人送了我一份所谓“奖券”的礼物。这是建筑公司专为我们这些卖身当奴隶的人发行的，同时以每天参加工作的囚徒的人数为计酬依据，向集中营当局支付报酬。每张奖券实际相当于50芬尼，通常在几周后，一张奖券可换取6支香烟，尽管有时会失效。手头有12支香烟后，我的自豪感便油然而生。但更重要的是，这些香烟还可以换取12份汤，这些汤足以让人暂时抵挡饥饿。

实际上，只有囚头狱霸才有吸烟的特权，他们每周能获得定额奖券。仓库和车间的管理员们也可以吸烟，他们可以收到一些人为逃避危险工作而行贿的香烟。而那些失去生活信心，打算“享受”最后几天监狱生活的囚徒则是吸烟者当中的特例。每当看到狱友吸烟时，我们就知道他已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勇气。勇气一旦失去，几乎就不可能再恢复。

人们在查阅依据囚徒的观察与经历撰写而成的大量死亡报告时显然可以发现，囚徒对集中营生活的精神反应可以被划分为三个阶段：收容阶段、适应阶段、释放与解救阶段。

第一阶段显露的症状是惊恐，有时，这种恐惧在进入集中营之前就已经产生了。下面我要讲述的是自己刚刚进入集中营时的感受。

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1500人最终被押送到集中营。火车的每个车厢都要容纳80人，而所有人只能躺在自己的行李上，守着所剩无几的个人财产。车厢内拥挤不堪，只有些许灰暗的光从车窗顶部透射进来。人人都期待火车能开到某家军工厂，我们只是被送到那里从事强制劳动的，但没人知道此刻我们的火车是仍在西西里亚还是已经到了波兰。火车不断地发出怪诞的嘶鸣，像是因怜悯这些注定走向地狱的人而发出的求助呼喊。当火车进入岔道，显然是要驶入大站时，焦虑的乘客中突然发出一声惊呼：“站牌，奥斯威辛！”刹那间，每个人都心搏骤停。奥斯威辛——这个名字代表着所有的恐怖：毒气室、焚烧炉、大屠杀。火车慢慢地、犹豫地继续行驶，似乎也在尽可能地拖延乘客恐惧的时间：哦！这就是奥斯威辛了！

黎明已至，集中营的庞大轮廓渐渐清晰。长长的铁丝网、岗楼、探照灯，还有几排衣衫褴褛的囚徒在暗淡的曙光中沿着笔直而荒凉的大道走向无人知晓的目的地。我们的耳边不时传来零星的传令声与哨声，这些声音的确切含义我无从得知，但它们让人心中自然浮现出一幅吊着人的绞刑架的恐怖场景。除了极度惊恐，我没有其他感觉。从那一刻起，我们不得不逐渐适应这种极度惊恐的状态，直至习以为常。

终于，我们进站了，车厢里最初的寂静被粗暴刺耳的命令声打破。从那时起，这成为我们在集中营最常听到的声音。它有时极其近似于垂死者最后的哀号，但又有所不同，因为这是一种刺耳的嘶哑声，像是一个持续遭受砍杀之痛的人从喉咙里不断发出的惨叫声。车厢门被推开，一小队囚徒蜂拥而入。这些人穿着条纹囚服，头发剃得精光，看起来营养不错，说各种各样的欧洲语言，都带着在这一环境中听起来十分怪异的幽默感。仿佛一个快要淹死的人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天生乐观的我（乐观情绪经常主宰着我的情感，连最绝望时也是如此）常常想：这些囚徒看起来身体健康、情绪高昂，还时常笑哈哈的，说不定我也能获得他们这样好的待遇呢。

精神病学中有一种被称作“暂缓性迷惑”的状态。被宣布处决的人在行刑前的最后时刻会产生死刑可能暂缓执行的幻觉。我们也抱着这种希望，相信最后的结果不至于太糟。这一小队囚徒胖乎乎、红润润的面庞就是对我们极大的鼓舞。其实，当时的我们并不知道，几年来日复一日跑到车站接新囚徒的这些人是经过特别挑选的“精英”。他们负责接管新囚徒及其行李，这些行李中藏着原本严禁携带的珠宝和其他稀有物品。欧洲战争的最后几年，奥斯威辛一定算得上一个奇特的地方，不论是在大仓库里还是在党卫军手中，金银饰品和钻石等罕见珠宝随处可见。

1500名囚徒一股脑儿地被关进了最多只能容纳200人的棚屋里。饥寒交迫的我们挤在一起，屋子拥挤到几乎无法蹲下的地步，更不用说躺着了。一块5盎司 重的面包是我们4天里唯一的食物。然而我却听到一名负责棚屋的高级囚徒与一名接待队成员就一枚白金和钻石制成的领带夹讨价还价，一番争执得来的大部分收益将被用来购买杜松子酒。我记不清度过一个“快乐夜晚”需要买几千马克的杜松子酒了，但我知道那些刑期漫长的囚徒确实需要借酒消愁。在这种环境下，谁会责怪他们用酒精来麻醉自己呢？还有一些囚徒可以得到党卫军无限量提供的烈酒，他们就是在毒气室和焚烧室工作的囚徒，他们也十分清楚自己终有一天会被一拨新人所替代。那时，他们不再是行刑者，而是成了受刑者。

在我们这拨被转移的囚徒中，几乎人人都抱着可能会被缓期执行死刑的幻想，也总觉得事情会有转机，因此对眼前的潜在危机视而不见。我们接到通知，要将行李留在车上，所有人员排成两队，男女各一队，列队从党卫军的一名高级军官面前走过。令人惊奇的是，我居然有勇气将帆布背包藏在外衣里。我所在的这一队人一个个地从这位高级军官面前走过，如果被他发现，我就危险了。根据过去的经验，我知道他至少会把我打翻在地。走到他面前时，我本能地挺直腰板以防秘密被识破。我与他面对面时发现，他瘦高个子，穿着干净整齐的制服，与我们这些经过长途跋涉脏乱不堪的人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左手托着右肘，右手的食指懒洋洋地朝左右指点着。没人知道他的指指点点中隐藏的险恶用意，他一会儿朝右指指，一会儿朝左指指，但朝左指得更频繁些。

快轮到我时，旁边的一个人悄悄告诉我，分到右边的是干活的人，分到左边的是老弱病残、不能干活的人，这些人要被送到特殊营地。我静静地等待着这第一次并且后来反复出现的过程的到来。帆布背包压得我略微向左倾斜了一点儿，我就用力挺直腰板。党卫军军官仔细审视我，好像很犹豫，然后把双手放在我肩上。我尽量表现得很精干。他慢慢地向右转动我的双肩，我便顺势朝右转了过去。

晚上，我们了解到那位军官指指点点背后的一些重要知识。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次挑选，也是生死攸关的判决。经过这次判决，在这批被转移的人中，大约90%的人要走向死亡。死亡判决是在进入站台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完成的。分到左边的那些人将从站台直接行进到焚烧室。在焚烧室干活的一名工友告诉我，焚烧室的门上用几种欧洲文字写着“澡堂”二字。每个囚徒进去时手里都拿着一块香皂。谢天谢地，我不用描述随后发生的事件了吧。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许多书中都描述了这一恐怖的过程。

晚上，我们这批活下来的少数人才听到这个噩耗。我向待在那里时间较长的囚徒询问我的同事和朋友P被送到哪里去了。

“他分到左边了吗？”

“是的。”我答道。

“那你可以在那里见到他。”他告诉我。

“哪里？”我追问了一句。他随手指向几百米外的烟囱，烟囱里冒出的一串串火苗映照着波兰灰暗的天空，又慢慢融入幽暗的烟云。

“你的朋友正慢慢地飘向天空。”他答道。起初我不太理解，直到后来有人用通俗的语言做了解释，我才明白他那句话的真正含义。

我不想就此多说一句。从心理学角度讲，从拂晓时分到达车站一直到在营地度过第一夜，在我们心中，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荷枪实弹的党卫军护送下，我们跑步从火车站出发，经过带电的铁丝网，穿过集中营，到达清洁站。在那里，我们这些初次被筛选出来能活着的人，真正地洗了个澡。被缓期执行死刑的幻想也得以实现。奇怪的是，那些党卫军看起来十分平易近人，其中的原因不久我们就知晓了。他们在看中我们的手表并婉言说服我们交出来时，显得极其友好。难道我们不该向这些友好人士上交那些财产吗？难道这样的好人不该拥有这些手表吗？也许有一天他们会报答我们。

当我们在貌似消毒室的屋子里等待时，党卫军来了。他们在地上铺开一块毯子，让我们把所有的财物包括手表和珠宝都扔到上面。一些天真的人还问他们能否保留一枚戒指、一块奖牌或一件幸运物，这惹得那些老到的囚徒发出阵阵笑声，他们在嘲笑这些天真的人尚未意识到自己的财产都要被剥夺的事实。

出于想结交一位老囚徒当知心朋友的愿望，我偷偷靠近了他们当中的一位，指着自己上衣口袋中的一卷纸说：“嗨，这是一本科学著作的手稿。我知道你会对我讲，能够活命就谢天谢地了，还谈什么手稿。但这本手稿是我活下来的唯一希望。虽然我知道要相信命运，但我无法控制自己，我要不惜一切代价保留这本耗尽我毕生精力的手稿。你能理解吗？”

我感觉到他开始理解了，他的脸上慢慢露出一丝笑容，起先是哀怨的苦笑，随即转化成嘲讽的和侮辱的笑容。最后，他甩给我一句囚徒们常用的狠话：“狗屁！”那一刻，我懂得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心理上也到达了第一阶段反应的极点——我否定了自己的前半生。

我们一直站着，面无血色、惶惶不安、绝望地争论着。突然，人群中一阵骚动，我们再次听到了嘶哑的命令声。随即，我们被推推搡搡地赶进了澡堂的前厅，按要求围拢在等候我们的党卫军周围。领头的命令道：“给你们两分钟时间，我用表计时。两分钟内，你们必须脱去所有的衣服，把所有东西放在你们站立的地方。除了鞋、皮带和吊带或捆扎带之外，其他一律不得带走。计时——开始！”

囚徒们以不可思议的飞快速度脱去外套。随着时间的临近，他们越来越紧张，慌乱而笨拙地脱去内衣，解开皮带和鞋带。然后，第一道皮鞭抽打在赤裸身体上发出的清脆响声传来，鞭打的声音让空气中的紧张气息更加凝重。

紧接着，我们被赶进另一间屋里剃头。在那里，他们不仅要把我们的头发剃光，连整个身体也要毫发无存。随后我们被赶进浴室，排着队，彼此已无法辨识。直到看到真正的水从喷头里流出，我们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

等待淋浴时，赤条条的身体使我们意识到：除了赤裸的身体，如今我们真的是一无所有。前半生挣下的财富还剩什么？现在，眼镜和皮带就是我的全部财产。我后来用皮带换了块面包，原来拥有一条皮带还会带来这样令人激动的结果。晚上，负责我们棚屋的高级囚徒来给我们训话，他以人格担保，如果有人敢将钱和珠宝藏进皮带夹层，他会亲手把这个人吊起来。“就在那根横梁上”，他用手指了指，还自豪地解释说，作为高级囚徒，集中营赋予了他这么做的特权。

关于鞋子，事情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可以穿鞋，但穿高档鞋子的人就得忍痛割爱，换来的只是一双并不合脚的鞋。一些囚徒则陷入了真正的麻烦，他们听取了接待室里那些高级囚徒的善意建议，剪去长筒靴的上部使其变短，并在剪口处抹上肥皂加以掩饰。党卫军似乎早有预料，所有剪过靴子的囚徒被关进隔壁的房间。不一会，我们就听到了皮鞭的抽打声和人们的惨叫，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

我们抱有的幻想一个接一个地破灭，出乎意料的是，大多数人开始被冷酷的幽默感战胜。此刻，我们知道，除了赤裸裸的身躯之外，自己真的是一无所有了。淋浴时，我们尽情地开玩笑，既取笑自己也取笑别人，也为真正的水从浴室的喷头里流出来而深感庆幸。

除了奇怪的幽默感，我们还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好奇。在陌生环境里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感觉。在登山遇险的关键时刻，人们只会有一种感觉，即好奇。人们会好奇自己能否脱险，好奇自己将会粉身碎骨还是仅仅受点儿轻伤。

在奥斯威辛，这种冷酷的好奇心更加强烈。从某种意义上讲，思想脱离了周遭的客观环境，这完全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人们迫切地想知道今后会发生什么，结果又怎样。比如，我们常常设想自己洗完澡后赤裸裸、湿漉漉地站在深秋的寒风中，该是什么结果。随后的几天，我们的好奇变成了惊讶，惊讶的是我们居然没有感冒。

许多类似的好奇接踵而来，不断地满足着我们这些新囚徒。我们中的一名医生甚至惊呼：“教科书在撒谎！”教科书上说，当睡眠时间不足规定的小时数时，人就不能生存。错！我也一直确信有些事情我做不到：没有这个我不能入睡，没有那个或别的什么我不能生存。来到奥斯威辛的第一个晚上，我们睡上下铺，每层床铺（约6.5到8英尺 宽）睡9个人。我们直接睡在木板上，9个人合用两条毯子，大家只好侧身挤在一起，由于天气寒冷，挤在一起感觉不错。虽然被禁止将鞋带上床，一些人还是悄悄把沾满泥浆的鞋子当枕头，否则，只能头枕着自己白天累到几乎脱臼的臂弯入睡。每当睡意袭来，我们便可以在几个小时里忘却痛苦，解脱自己。 LaDFAZyR1tN/sHf5CQOI4P+ACwiOcZSckTw1Es31sa0Lqa2sJDmD5VMOVU0Xz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