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这本书已用英文印刷了100多版、销量突破300万册,还以其他21种语言出版。
这些不争的事实也是美国报业和美国电视台的记者开始采访我的原因,他们通常在罗列这些数据之后惊叹道:“弗兰克尔博士,你的书成了真正的畅销书——对此成就你有何感想?”每到这时,我就会如实相告:我压根儿没有以畅销书作者的身份去看待这本书,也没有把它作为一种成就。就我个人而言,我更愿意把这本书看作对我们这个时期困境的一种表达:如果数百万的读者去购买一本标明能解决有关生活意义问题的书,那说明这个问题一定是当下最急需解决的。
当然,书中的某些其他内容可能也增强了本书的冲击力。例如,书的第二部分是理论部分(意义疗法概略),浓缩了第一部分的精华;第一部分是自传部分(在集中营的经历),是对理论部分的实证,两部分共同提升了本书的可信度。
在我1945年提笔创作这部作品时,我并没有太多的想法。在随后完成本书创作的9天时间里,我都坚持要匿名出版这部作品。事实上,最早出版的德语版上本没有出现我的名字,但在出版前的最后关头,在朋友的劝说下,我勉强在扉页上印上了自己的名字。起初我抱有一种坚定的信念:这是一部匿名作品,它不会给作者在文学方面带来什么声誉。我的初衷很简单,我只是想通过具体的事例向读者传递一种观点——生命在任何条件下都有意义,即便是在最恶劣的情形下。如果这种观点在某些极端的环境中得到验证,我的作品或许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我认为我有责任将自己的经历写下来,或许这对那些绝望中的人会有所帮助。
让我惊讶而又感到非同寻常的是,在我的众多著作中,恰恰是这本我原来打算匿名出版的书出乎意料地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成功。因此,我再三叮嘱我在欧洲和美国的学生:“不要只想着成功——你越想成功,就越容易失败。成功就像幸福一样,可遇而不可求。它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产物,是一个人无意识地投身于某一伟大的事业时产生的衍生品,或者是为他人奉献时的副产品。幸福总会降临的,成功也同样如此:常常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我希望你们的一切行为服从良心,并用知识去实现它。总有一天(当然是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注意,我说的是很长一段时间后)你会发现,正是由于这种平常心,成功将降临于你。”
读者可能会问为什么在希特勒占领奥地利后我不设法逃离险境。就让我的回忆来回答这个问题吧。在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我接到了让我去美国驻维也纳领事馆领取移民签证的邀请。年迈的父母闻讯后欣喜万分,他们一直指望着我能够平安离开奥地利,然而我却变得有些犹豫。我真能忍心撇下双亲,让他们独自等待着被送往集中营的厄运吗?身为儿子,我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吗?我应该移居到一块能够让我安心创作的乐土吗?是集中精力发展我的意义疗法,还是应该担负起儿女真正的责任,尽一切可能保护父母?我左思右想,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这也是一种两难境地,人们通常希望得到“上苍的暗示”。
正在为难之际,我注意到了我家桌子上的一块大理石。我向父亲问起它的来历,他告诉我,这是他在被纳粹焚烧的维也纳最大的犹太会堂遗址上发现的。他把这块大理石带回了家,因为上面镌刻了十诫的部分内容。父亲向我解释那些希伯来文字,说它代表了十诫中的一条。我急忙问道:“是哪一条?”他答道:“荣耀你的父母,地上的生命将能得到延续。”就在那一刹那,我决定留下来,陪伴我的父母,就让美国移民签证过期吧。
维克多·E.弗兰克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