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我15岁的时候，在放暑假前的最后一天，我的英语老师来到学校，告诉了我们一个大概有40本书的书单。他说：“我想让你们在假期里读一些这个书单里的书。暑假过后，我并不会就此对你们做阅读测试，也不会问你们读了什么，或者让你们去写读书报告。但是，这个书单里的每一本都是很有分量的文学巨作。在过去的这些年里，这些书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如果你们能够抽出时间去读一读它们，并且能够让书中的故事和声音进入你们的生命当中去，它们就会让你们用一个不同的视角看待世界，而且很可能会改变你们的人生。”

当时的我对书单里的书都不熟悉。在我成长过程中，这是我以较严肃的方式接触成年人文学的一个开始，而所有这些书对当时的我而言都是陌生的。不过，作为一个痴迷于阅读和写作的少年，这个书单令我很兴奋。第二天一早，我就骑着自行车去了当地的书店，准备开始我的阅读之旅。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决定下来从何处开始，最终我选择了普里莫·列维（Primo Levi）的《如果这是一个人》（If This Is a Man）。

这本书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在看来似乎有点奇怪，因为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爱尔兰长大的孩子，我并没有在学校学习过有关纳粹大屠杀的历史。因此，除了我在电视上看过的战争电影以及偶尔从图书馆借来的专门向年轻读者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小说之外，这本书成为我对一个新主题的启蒙。在随后这些年里，这个主题让我如此着迷又如此震惊。它甚至成为我人生的一个内在部分，虽然我出生时，已经距离解救最后一个死亡集中营过了25年之久。

就像读书时经常发生的那样，在那年夏天的暑假里，我总是被一本书引到另一本书，然后又是另一本书。很快，我就放弃了老师列的书单，开始让作家和故事来决定我下一步读什么。我选择了普里莫·列维的自传著作以及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和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的著作，还有一些历史书以及一本希特勒的传记。然后，在夏天快要结束，正准备测量下一学期校服的尺寸时，我发现了维克多·E.弗兰克尔（Viktor E. Frankl）写的《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本书的书名惊吓到了我，但在我试图了解那个最可怕的历史时期时，这惊吓似乎是对我的教育的一种自然延续。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向我展示了人类居然可以如此残酷。

弗兰克尔的书，就像列维、威塞尔和安妮·弗兰克的书一样，对我的影响极大。不管我是在1986年时阅读它，还是30年后为了写这个序言而再次阅读它，它都影响着我。弗兰克尔对囚徒们在极端非人性化的经历中的感受的分析，有一点很清楚，他的分析既因为缺乏对苦痛的渲染而让人惊讶，又因为它过于清醒而让人深受启发。囚徒们的感受包括：震惊、沮丧和被迫离开家园，被带到完全陌生和令人恐惧的地方所产生的感受；为了适应在致命的带电围栏之中的生活，内心不得不面临的挑战；为了能够活下去而不得不竭尽全力的人类本能；还有，对于那些幸存下来的受害者来说，发现自己被解救后进入了一个彻底改变了的世界后内心所遭受到的严重创伤，而这些创伤，可能需要他们花费数十年的时间才能慢慢消化。

弗兰克尔甚至使我们对“存活”这个词产生了怀疑。真的有人从集中营里“存活”下来了吗？我不确定是否有人存活下来了，因为事实证明那段经历如此颠覆一切，那些回忆如此残酷，那种失去亲人的悲痛如此深重，以至于它们一直盘桓脑际，让人难以平静。

难民营的受害者们写的每一份回忆录虽然各不相同，但都让人震惊。不过对我而言，弗兰克尔书中最意外的内容之一就是他的核心信念，即我们存在的每一个时刻，快乐、悲伤也好，慷慨、残忍也罢，都给了我们某种生活体验，都应该被接受。这个概念有一点犬儒主义，理解起来可能颇费思量（事实上，我认为人们只有体验了弗兰克尔所经历的一切才能完全理解它），但它给弗兰克尔提供了每天都想办法生存下去的勇气，并最终运用他的经历，号召那些有相同经历的普通人群体一起勇敢地向世人分享他们的遭遇，分享他们那些最黑暗的日子，分享那些惨痛的经历而并不自怨自艾。他明确希望我们谅解，并通过谅解避免类似事情再次发生。

弗兰克尔因为他充满争议的信念而超前于他所处的时代。他认为，自由选择的意志仍然是被囚禁者们人生的固有部分，即便是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人也不能丧失希望，否则就是对黑暗的彻底投降。他对不同类型的人（无论是集中营的看守还是囚徒）的分析也令人吃惊，而他在被囚禁期间对于这两者的临床检查也确实充满了冒险。当他的这本书于1946年首次出版时，书中的内容令人震惊，甚至令有些人感到很不愉快。

然而，对我而言，这本书中最吸引我的部分是他对受害者被解救之后人生的探索——我更愿意用“受害者”而不是“囚徒”这个词，因为“囚徒”暗示当事人应得到惩罚性监禁，而“受害者”则明确表明当事人无辜。我们这一代人或者有相同背景的人，根本无法想象头脑里有那些互相冲撞着企图占据主导地位的各种情感：解脱、混乱以及愤怒。更进一步说，我认为，这对我们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可能的。当情绪和人格被割裂得支离破碎时，想要在以后的人生中寻找任何快乐，都将成为一种不间断的挑战。毕竟，当你看过了人类最恶劣的暴行之后，你又如何能若无其事地继续生活在人类中间？然而对于每一个受害者来说，这却是他们必须要学着接受的事实。也许有些受害者比其他受害者在应对这方面的问题时更为成功，而对于弗兰克尔来说，他只有一种应对方法：把它写出来。

维克多·弗兰克尔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去世了。我很幸运能成为最后一批通过自己的创作尝试着去了解大屠杀的作家中的一员，能有机会在过去的这些年里，通过旅行与那些集中营的幸存者见面。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最令我感到谦卑的经历就是在世界各地的社区中心、会堂、剧院和节日舞台上，听观众们站起来讲述他们自己的回忆；而且，我始终都非常珍视在这之后跟他们的交谈。我感到很荣幸，因为我能在他们中间，聆听他们那些远比我自己写的内容真实和有分量的故事，同时也为自己只是凭借想象撰写这个主题而感到有些自不量力。在我们的交谈中，维克多·弗兰克尔的名字和他的《活出生命的意义》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提起。《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本书和其他那些经典作品一起，使我们对那个时代的记忆更加鲜活。而且它总是会如此，因为那是弗兰克尔留给世人的遗产。

我们为什么继续写与它相关的东西？这是一个经常会被问起的问题。我认为，这是因为，尽管所有富有影响力的小说、回忆录以及其他文学作品都能激发讨论、热爱甚至批评，但是文学（与政治或宗教实践经常相对）的乐趣却是它包含了不同的观点；它鼓励辩论，允许我们能够与最亲密的朋友和最爱的人进行热烈的交谈。而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会受伤，没有人会被带离家园，也没有人会被杀害。

维克多·弗兰克尔必定了解这一点，因为《活出生命的意义》就是这样的一本书。一本值得阅读、值得珍视、值得辩论并终将让那些受害者的回忆永远保持鲜活的书。

约翰·伯恩（John Boyne）

约翰·伯恩除了写作过几本成年人小说，还写作了5本针对年轻读者的小说，其中包括《穿条纹睡衣的男孩》（The Boy in the Striped Pajam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