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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感谢杰出教师比尔·佩吉(Bill Page),是他在三十多年前让我有机会想清楚我理想中师生互动的样子。

感谢乔安妮·安德森(JoAnne Anderson)和汤姆·沙欣(Tom Shaheen),是他们在伊利诺伊州罗克福德担任学校管理人员时,让我有机会在20世纪60年代末跟他们一起创立与我价值观相符的学校。

这些经验加上约翰·霍尔特(John Holt)、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约翰·加托(John Gatto)和阿尔菲·科恩(Alfie Kohn)的著作,加深了我对教育政治学的认识,让我更渴望为彻底改变教育做出贡献。近来,理安·艾斯勒(Riane Eisler)关于伙伴式教育和控制式教育的著作也对我产生了影响。

特别感谢我的同事:以色列的美里·夏皮罗(Miri Shapiro),塞尔维亚的娜达·伊格纳托维奇(Nada Ignjatovic),意大利的威尔玛·科斯泰蒂(Vilma Costetti),还有美国的丽塔·赫尔佐克(Rita Herzog),他们让我知道我们每个人能做些什么,来将控制体制学校转化为提供丰盈生命教育机会的学校。

最后,我想对凯西·史密斯(Kathy Smith)致以深深的谢意,感谢她在丽塔·赫尔佐克和盖理·巴兰(GaryBaran)的协助下编辑我的手稿,并把学术性的文字改写成易于理解的语言。 PS0CC1C8ADicOlrcQcbpO2UVzeQto5T4z4dwY88uEhYCa4UI+uHodtbJMD9DIav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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