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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典】
凡能恶人，必为仁者。恶出于私，人将仇我。
孟孙恶我，乃真药石。不以为怨，而以为德。
南夷之窜，李平瘳立；陨星讣闻，二子涕泣。
爱其人者，爱及屋上乌；憎其人者，憎其储胥。
鹰化为鸠，犹憎其眼。疾之已甚，害几不免。
仲弓之吊张让，林宗之慰左原，致恶人之感德，能天祸于他年。
噫，可不忍欤！
【译文】
知道厌恶什么人的只有仁德的人。如果为了自己的私欲而厌恶别人，别人一定会与他结仇结怨。
孟孙讨厌臧孙，臧孙却认为这是改正自己缺点错误的良药。臧孙不以孟孙的厌恶为怨，而以为是德。
诸葛亮免去李平的官职、爵位流放到梓潼，把廖立贬为平民流放到汶山，可是当他们听说诸葛亮死后，悲痛不已，异常悲伤。
喜欢一个人，连停留在他屋上的乌鸦都喜欢；憎恶一个人，连他的物品都憎恶。
老鹰变成斑鸠，知道的人还恨它的眼睛；憎恶得过了头，也会留下灾祸。
张让的父亲去世，当地名士只有陈寔一人去吊丧，后党锢之祸，朝廷杀名士，张让为感谢陈寔当年的行为而放过了许多名士。
左原学习时因犯法被开除，郭林宗安慰并告诫他要自我反省，不要怨恨。左原心生怨恨，结交刺客想杀掉开除他的人，郭林宗正好在那里，左原感到惭愧就回去了。使被人厌恶的人感恩戴德，总会消灭一些灾祸。
唉，对于厌恶的人怎能不忍住厌恶之心呢？
宋神宗熙宁九年，王安石变法失败被罢相，贬判江宁（今江苏南京），居住在江宁的半山园中，常常深悔当初用人不当，为其所误。悔恨至极，往往奋笔疾书，可落到纸上的却总只是“福建子”三个字。这“福建子”是何许人也？为什么王安石对他如此地憎恶呢？
他不是别人，正是福建泉州晋江人吕惠卿。宋仁宗嘉枯初年，年仅二十四岁的吕惠卿便中了进士，任真州推官，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很快便调入京师汴梁。在汴梁，他结识了王安石，两人常在一起论经讲义，谈古道今，竟有许多共同的见地，遂成莫逆之交。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拜参政知事，主持变法。当时吕惠卿正在集贤院编校《集贤》书籍。王安石在神宗面前举荐吕惠卿：“惠卿的贤德，非但今人无法追步，即使是前世儒者也不易相比。对先王之道能够学以致用的，恐怕唯惠卿一人而已。”稍后，王安石设置三司条例司，任用吕惠卿为检详文字，事无大小巨细，都要先同他商议，然后才实行，凡所提议的请议、奏章都由吕惠卿代笔。不久又把他提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集贤校理、判司农寺。
王安石对吕惠卿热得像一盆火，吕惠卿对王安石也是如事父师。可惜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司马光曾对神宗说：“吕惠卿险巧乖滑，并非佳士。使王安石负谤于内外者，皆其所为。可惜安石虽贤德，却刚愎自用、不通世故。吕惠卿出主意，安石就身体力行。再者安石时常进擢亲近之士，也恐众心不服。”神宗为吕惠卿辩白说：“吕惠卿进对明辨，也似美才之士啊。”司马光连连摇头：“吕惠卿确实通文博学，明辨聪慧，但却用心不正，陛下慢慢观察就知道了。”神宗听罢无言以对，默不做声。司马光又写一封信致王安石，提醒他：“吕惠卿是谀媚之士，现在对您百依百顺，言听计从，一旦您失去权势，他一定会出卖您的。”王安石因与司马光政见不同，所以对司马光的话很反感，并不放在心上，相反倒以为司马光在挑拨他俩的关系。
这时王安石变法遇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举步维艰。王安石罢相求去，力荐吕惠卿任参政知事。吕惠卿很害怕王安石一去，新法动摇，自己作为新法的同谋者也要被连根拔掉。所以他指使党羽变换姓名写信挽留安石，又亲自作书遍告监司、郡守，言新法一旦动摇的利害，并且对皇上说不可以因为某些小吏违法造成的一些恶果而废弃整个新法。这样一来，虽然王安石罢相，新法愈坚，吕惠卿自己的地位也愈加巩固。他马上扶植亲信，先把自己不通学术的弟弟吕升卿引为侍讲，又用另一个弟弟吕和卿的建议，用尽各种手段，竭尽其能搜刮百姓，一时百姓不胜其苦。
吕惠卿的行为遭到众多仁人志士的非议。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素来与哥哥政见不同，更看不惯吕惠卿奸诈狡猾，竟当面污辱他一番。吕惠卿此日已不比往日，如何咽得下这口气，便将三人一同贬谪赶出京师。王安石虽说与王安国政见不一，也到底是一奶同胞的亲兄弟。他有些不满吕惠卿的做法，吕惠卿再也不肯买王安石的账，而且一下翻了脸大骂王安石误国害民，凡有陷害王安石的机会，他都绞尽脑汁绝不放过。这时的宰相是韩降，他谨守新法，被讥为“传法沙门”，但他优柔寡断，对付不了吕惠卿，就密请神宗复用王安石为相。
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6年），王安石又由江宁返朝复相。御史蔡承禧上书弹劾吕惠卿，王安石罢相后，颇附吕惠卿的御史中丞邓绾也指斥吕氏弟兄强借秀州富民钱买回，于是吕惠卿被贬出知陈州。
后来宋哲宗即位，右司谏苏辙上奏道：“吕惠卿狡辩奸诈，奸佞乖邪，诡变多端，多行不义之事。只因先帝仁义圣明，他才没有得逞，否则忠义之士早无尚存之人了。举个例子说，王安石对吕惠卿算得上是以翼覆卵之恩，就像其父母、恩师。吕惠卿在求进时，把他当做挚友，但等王安石势力削弱时，便化为仇敌，不遗余力辱骂诬陷。如此犬豕不屑之事吕惠卿都做了。昔日三国时的吕布，认丁原为父则杀丁原，认董卓为父则又杀董卓；东晋的刘牢之事王恭则反王恭，事司马元显则反司马元显。所以后来曹操、桓玄到底畏其反复无常难以信用而杀掉了他们。因此，像吕惠卿这种人，即使不正刑典，以示天下，也应流放边疆，给坏人应得的惩罚。”哲宗读罢奏章，深感斯言极是，于是贬之为光禄卿，令司南京。再贬为建宁军节度副使，安置建州。忠义之士无不拍手称快。
北宋太宗时期，有个叫丁谓的进士，他精明机敏，文章绝伦，读书常常能过目不忘，耳熟能详。当时寇准非常赏识他的才干，于是就在平章事李沆面前屡次举荐他，但李沆却一直不使用丁谓。后来寇准觉得很奇怪，就去问李沆：“丁谓是个人才，你为什么不给他一个机会呢？”
李沆有些不屑地说：“你看看丁谓的为人，能让他处于上位吗？”
寇准说：“像丁谓这样的人，你怎能老是让他居于下位呢？”
李沆说：“你以后后悔时，就会明白我说的道理。”
几年之后，到了宋真宗年间，寇准担任平章事（即宰相）。这时丁谓已是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因为他知道是寇准的举荐使自己获得重用，因此他对寇准是毕恭毕敬。一天，中书省官吏在一起饮酒，寇准的胡须上沾了些汤汁，丁谓见状连忙站起，小心翼翼地替寇准擦掉。
寇准见丁谓如此阿谀奉承自己，感觉非常不好，就在众人面前嘲笑他说：“参政是国家重臣，竟然也会替长官擦拭胡须？”
当时丁谓当众下不了台，心中非常恼怒，从此便恨上了寇准。后来，二人在共事中，经常因一些事务意见发生分歧，故此两人的怨恨越来越深。
又过了几年，宋真宗赵恒因中风在后宫休养，于是朝廷的大事多由刘皇后来决定。寇准和平章事李迪对此深为忧虑。
一天，寇准上奏赵恒说：“愿陛下以宗庙社稷为重，把权力交付于皇太子，选端方正直的大臣辅佐，以竟大业。丁谓、钱惟演等人都是奸佞之徒，不可重用，要让这些人远离太子。”
赵恒听完，觉得寇准的话有道理，就答应了他的请求。
于是，寇准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起草请太子监国的奏章，并准备举荐杨亿辅佐太子。
但是，由于寇准那天酒醉失言，这些话被丁谓知道了。
过了几天，赵恒在朝中召见大臣，丁谓马上上奏说：“寇准主张太子监国，一旦陛下圣体康复，如何处置这种局面呢？”
李迪反驳他说：“太子入则监国，出则抚军，这是古已有之的制度，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丁谓一再在赵恒面前诬告寇准，赵恒病中糊里糊涂地忘了与寇准相约的事，竟将寇准罢了相，任命他为太子太傅。
在此之前，赵恒还跟左骐骥使周怀政商议过让太子监国之事。寇准被罢相后，丁谓也不准周怀政接近赵恒了。周怀政感到危险临近，就准备尊奉赵恒为太上皇，立太子赵祯为皇帝，阻止刘皇后干政，杀死丁谓，仍迎寇准为相。但不幸的是，这件事走漏了风声，又被丁谓知道了，于是丁谓就与刘皇后商议，在赵恒面前诋毁寇准，并揭发周怀政。
赵恒听完大怒，下诏将周怀政处死，还想处置赵祯。
李迪上奏称：“陛下有几个儿子，还要这样做？”
赵恒一想也是，就不再追究太子。他又追究周怀政事件，罢免了寇准的太子太傅之职，并准备将他外放到一个小州。
后来，丁谓在起草皇帝诏约时私自篡改了赵恒的话，多加了一个“远”字，于是成了“给他一个远小州”，将寇准贬至相州任知州，不久再贬到道州。因此事的牵连，与寇准关系亲近的官吏也一一被贬到外地。
大凡仁老，往往能出于公德心去做事。所以，他们的好恶也大都是合情合理的。一个人如果存有私心，他往往就会有偏见，他的善好就会和人的本性有偏差，而这是君孑所厌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