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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典】
六气之淫，是生六疾。慎于未萌，乃真药石。
曾调摄之不谨，致寒暑之为衅。药治之而反疑，巫眩之而深信。卒陷枉死之愚，自背圣贤之训。
故有病则学乖崖移心之法，未病则守嵇康养生之论。
勿待二竖之膏肓，当思爱我之疾疚。
噫，可不忍欤！
【译文】
《左传》载秦国医和曰：“天有六气，淫生六疾。六气，阴、阳、风、雨、晦、明也。过是为葘，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淫是过多的意思。人生的疾病可谓是五花八门，草药和砭石都是用来治疗疾病的，但真正的药石却是在无病之时谨慎预防。
如果衣食调理不当，持身不谨，以致风寒暑热侵入体内而生疾。如果用医药来治病反而怀疑其能否有效，对巫术却深信不疑。这样只会枉送性命，还违背了圣贤的训诫。
扁鹊认为：“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难治也。”
所以有病的时候要学习张咏的移心之法，移心之法是：“人能于病中移其心，如对君父，畏之慎之，静久自愈。”而在无病的时候则要遵守嵇康的养生之法，养生之法是：“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不营；识厚味之害性，故弃而弗顾。旷然无忧患，宁然无思虑。”
不要等到病入膏肓才去医治，要在无病的时候就谨慎预防，还应当把别人的过分宠爱看做有损健康的疾患。
疾病尚有药石可治，心疾只有依靠自己了。身体疾病的发生是“六气”太过，心理疾病的发生是“思虑”太过。嵇康《养生论》说：“用始终如一来自守，用和和气气来养生。”看来这确实是保证身心健康的法宝。
唉，疾病危及健康，对那些导致疾病的事怎能不忍一忍呢？
曾国藩很懂得养生之道，他主张疏医远巫，提倡利用自身的抗病力，通过自我的调节来战胜疾病。曾氏养生学牵扯到方方面面，主要论述了用药、进补、运动与静养相结合等知识。
烟、酒、茶是一些人的特殊嗜好品，由于它们进入人体后可迅速作用于人体主要脏器，所以与健康关系十分密切。人类学家指出，长寿有着许多制约条件，但主要是靠后天努力，坚持正确的生活方式很重要。比如，百分之九十五的肺癌、舌癌是吸烟造成的，吸烟者比不吸烟者平均寿命短八年零三个月。好酒贪杯会加速心脏病、溃疡病、高血压、糖尿病、哮喘病、神经炎的病变。适量、间断地喝一点低浓度的优质酒或药酒，具有活血祛淤、祛病强身、醒脑、解乏的作用。而中国茶叶具有医疗保健功能，适量饮茶，有益于健康长寿。
曾国藩在三十二岁以前，也和许多男人一样，爱好吸烟。当时还没有卷烟，都是吃水烟。曾氏也曾经天天抱着水烟壶，不忍释手，后经三次戒烟，终于在三十二岁这年戒掉了吸烟的恶习，以后再也没有吸过烟。戒烟虽属生活小事，但由此可见曾氏的意志和恒心。世上有多少人，明知吸烟有百害而无一利，却不能戒！
对于酒，曾氏主张少饮未尝不可，多饮或酗酒则万万不可。他的澄弟曾国璜，对酒十分酷爱，以致时有酗酒的现象，曾国藩就主张戒酒，要澄弟“总以戒酒为第一义”。
对于茶叶，曾氏说得不多，但这却是他日常生活中常伴左右的饮品，他的茶叶主要由老家供给，由家中的儿女们置办，寄到军中。在有的家信中，曾氏专门提到茶，要求儿女们快把茶叶寄来。在当时的中国，多数中国人都爱喝茶，还向国外出口茶叶，中国在鸦片战争前对英国出售大量的茶叶，以至于对英贸易出现顺差。在鸦片战争中，有的大臣认为“英国兵的腿是打不直的”、“三个月不出售茶叶给英国，英国必会屈服”。而今看来，虽很荒唐，亦可见当时国人对茶叶的重视。
从咸丰七年开始，曾国藩就被较为严重的失眠所困扰，尤其是到了晚年，失眠更为严重。在他晚年的日记中，随处可见“夜不成寐”、“略能成寐”等语，经常睡不好，甚至整夜失眠，这给曾国藩的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调养功夫，全在眠食二字上。
对于失眠的原因，他认为是“心血久亏、血不养肝”，以致“即一无所思，已觉心慌肠空，如极饿思食之状。再加以憧忧之思，益觉心无主宰，怔悸不安”，“余今日之夜不成寐，其由来不外乎于此”。总之，心血久亏，心理压力巨大是曾氏失眠的主要原因，国荃亦如此。
对于失眠的治法，他认为应“时时以平和二字相勖”，“须以养心和平之法医之”。对于药物，他并不一概拒绝。他也请医生，咸丰八年正月初四的家信中他对沅弟说：“兄身体如常。惟中怀郁郁，恒不甚舒畅，夜间多不成寐，拟请刘镜湖三爷来此一为诊视。”但他不主张用猛药，只用少量药物，他认为中药生地对治失眠有效，他还主张用药膳治失眠。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六日给父母的家信中，认为“用熟地、当归蒸母鸡食之，大有效验”。这个药膳的配方在今天仍然用得着。总之，曾氏治失眠之法，以心理调节为主，以药物为辅。主张药物药性温和，尤倡药膳与食疗。
曾氏虽然疏医远巫，不常用药，但并不一味拒绝药物。他对服用补药的看法也是辩证的。由于曾氏兄弟“体气均弱”，他认为不可不趁“年力未衰”时以补药“早早扶持”，但他又反对过补、滥补，认为胡林翼“晚年病象”未尝不是“补药太过之咎”。他认为药物“有利也有弊”，补药也不能例外。曾氏的进补思想，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主张进补。
曾国藩是主张进补的。对于进补的方式，他比较提倡食补，因为食补运用范围广，副作用很小。而药补应用范围相对较窄，同时药补的副作用较大，力量相对较猛，因此曾氏对于药补是较慎重的。但他并不因噎废食，毕竟药补的力量比食补强，效果也较显著。因此曾国藩始终坚持食补、药补并举，对药补则更为慎重。
道光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说：“男因身子不甚壮健，恐今年得差劳苦，故现服补药，预为调养。”此时他三十三岁。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十八日，曾国藩喜得一千金，次日他给父母的信中说：“十八日生女，男妇极平安。惟体太弱，满月当大补养。”正因为曾氏重视产后大补养，才得以“男妇生女后甚平善”，补养的作用不可小视，因此合理地服用补药是有益的。
第二，药补须慎。
由于药物有利又有害的两重性，曾氏对进补药物一直十分慎重，也总结出一些经验。他认为“胡润帅晚年病象，未必非补药太过之咎耳”。同治五年十月六日他给澄弟的信中说：“如胡文忠公，李勇毅公希庵，以参茸燕菜做家常便饭，亦终无所补救”，他认识到服用补药太过反而有害，相反他对食补比较放心，认为益多而害少。他又说：“余现在调养之法，饭必精凿，蔬菜以肉汤煮之，鸡鸭鱼羊豕炖得极烂。又多办酱菜腌菜之属，以为天下之至味，大补莫过于此。”
服用补药也有禁忌，比如生病期间不可进补，否则不仅无补于身体，而且会加重病情。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四，他给澄弟的信中说：“今年自三月以来，因疮疾未服补药，精神尚能支撑。”
此外，曾国藩在进补的具体操作上，也有不少真知灼见。现节录一部分曾氏原话，以便管中窥豹之一斑。
曾国藩
补肝之药方：道光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说：“男病尚未全愈，二月初吃龙胆泻肝汤，甚为受累，始知病在肝虚。近来专服补肝之品，颇觉有效。以首乌为君，而加以蒺藜，山药，赤芍，菟丝诸味。”
辽东人参与虎骨的功效：道光二十八年四月十四日给父母的信中说：“祖大人之病未知近日如何？两次折弁皆无来信，心甚焦急。兹寄回辽东人参五枝，重一两五钱。在京每两价银二十四两，至南中则大贵矣。大约高丽参三钱者，用辽参则减为一钱。若用之太少，则亦不能见功。祖父年高气衰，服之想必有效。男前有信托江岷樵买全虎骨。不知已办到否？闻医者云，老年偏瘫之症，病右者，以虎骨之右半体熬胶医之；病左者，以虎骨之左半体熬胶医之，可奏奇效。此方虽好，不知祖大人体气相宜否？当与刘三爷商之。若辽参则醇正温和，万无流弊。”
曾氏对辽东人参与虎骨的用法与功效做了详尽的阐述，特别是虎骨的熬胶治瘫法，值得今人借鉴。
鹿茸具有极好的补精血之效。曾氏一生中，服用得最多的补药就是鹿茸。咸丰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他在给沅弟的信中说：“余身体平安，到湖口时大约在七月初八。自家起行至今，皆值酷暑，近数日稍凉，服鹿茸数帖，略觉健爽。”同年七月十七日给沅弟的信中说：“弟素弱，固应以药物滋补之。否则，军中劳苦非所能耐。兄在长沙时，黄恕皆诊脉，谓宜服鹿茸，以银二十九两买小茸一架，切片共重一两八钱四分。一路吃去一两二钱有奇，尚剩五钱九分……军中办事，纯须精神完足。余向不服贵药，此次当略服之。”从这些话可以看出曾国藩对鹿茸的补养效果是十分相信的，可谓推崇备至。鹿茸为什么会具有如此大的补养效果呢？这在同年十二月十六日他给澄、沅、季三位老弟的信中可以看出，他说：“此物补精血远胜他药。”
正因为高丽参、辽东参、鹿茸这些补药具有极高的补养价值，因此就连曾国藩这种克勤克俭，从来不爱吃贵重药物的人，到了中老年时期，也不得不用。正如他所说：“丽参、鹿茸虽享福稍早，而体气本弱，亦肩无可奈何。吾生平颇讲求惜福二字之义，近来补药不断，自愧享用太过，然亦体气太弱，不得不尔。”
曾氏的进补思想与中国古代养生家的观点是一致的。《抱朴子·论仙》中说：“以药物养身，以术数延命。”对药物的养生作用是肯定的。
人生存在社会中，健康始终走第一位的。只有保住身体的健康，我们才能有资格去干一番事业。然而，怎样才能拥有一副好的身体呢？这当然就要求你必须懂得养生之道，该吃的吃，不该吃的绝对要克制住。同时，你还要学会给自己进补，只有这样才能收到抗病、强身、延年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