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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疾之忍

【原典】

六气之淫,是生六疾。慎于未萌,乃真药石。

曾调摄之不谨,致寒暑之为衅。药治之而反疑,巫眩之而深信。卒陷枉死之愚,自背圣贤之训。

故有病则学乖崖移心之法,未病则守嵇康养生之论。

勿待二竖之膏肓,当思爱我之疾疚。

噫,可不忍欤!

【译文】

《左传》载秦国医和曰:“天有六气,淫生六疾。六气,阴、阳、风、雨、晦、明也。过是为葘,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淫是过多的意思。人生的疾病可谓是五花八门,草药和砭石都是用来治疗疾病的,但真正的药石却是在无病之时谨慎预防。

如果衣食调理不当,持身不谨,以致风寒暑热侵入体内而生疾。如果用医药来治病反而怀疑其能否有效,对巫术却深信不疑。这样只会枉送性命,还违背了圣贤的训诫。

扁鹊认为:“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难治也。”

所以有病的时候要学习张咏的移心之法,移心之法是:“人能于病中移其心,如对君父,畏之慎之,静久自愈。”而在无病的时候则要遵守嵇康的养生之法,养生之法是:“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不营;识厚味之害性,故弃而弗顾。旷然无忧患,宁然无思虑。”

不要等到病入膏肓才去医治,要在无病的时候就谨慎预防,还应当把别人的过分宠爱看做有损健康的疾患。

疾病尚有药石可治,心疾只有依靠自己了。身体疾病的发生是“六气”太过,心理疾病的发生是“思虑”太过。嵇康《养生论》说:“用始终如一来自守,用和和气气来养生。”看来这确实是保证身心健康的法宝。

唉,疾病危及健康,对那些导致疾病的事怎能不忍一忍呢?

事典

注重养生,祛疾之本

曾国藩很懂得养生之道,他主张疏医远巫,提倡利用自身的抗病力,通过自我的调节来战胜疾病。曾氏养生学牵扯到方方面面,主要论述了用药、进补、运动与静养相结合等知识。

烟、酒、茶是一些人的特殊嗜好品,由于它们进入人体后可迅速作用于人体主要脏器,所以与健康关系十分密切。人类学家指出,长寿有着许多制约条件,但主要是靠后天努力,坚持正确的生活方式很重要。比如,百分之九十五的肺癌、舌癌是吸烟造成的,吸烟者比不吸烟者平均寿命短八年零三个月。好酒贪杯会加速心脏病、溃疡病、高血压、糖尿病、哮喘病、神经炎的病变。适量、间断地喝一点低浓度的优质酒或药酒,具有活血祛淤、祛病强身、醒脑、解乏的作用。而中国茶叶具有医疗保健功能,适量饮茶,有益于健康长寿。

曾国藩在三十二岁以前,也和许多男人一样,爱好吸烟。当时还没有卷烟,都是吃水烟。曾氏也曾经天天抱着水烟壶,不忍释手,后经三次戒烟,终于在三十二岁这年戒掉了吸烟的恶习,以后再也没有吸过烟。戒烟虽属生活小事,但由此可见曾氏的意志和恒心。世上有多少人,明知吸烟有百害而无一利,却不能戒!

对于酒,曾氏主张少饮未尝不可,多饮或酗酒则万万不可。他的澄弟曾国璜,对酒十分酷爱,以致时有酗酒的现象,曾国藩就主张戒酒,要澄弟“总以戒酒为第一义”。

对于茶叶,曾氏说得不多,但这却是他日常生活中常伴左右的饮品,他的茶叶主要由老家供给,由家中的儿女们置办,寄到军中。在有的家信中,曾氏专门提到茶,要求儿女们快把茶叶寄来。在当时的中国,多数中国人都爱喝茶,还向国外出口茶叶,中国在鸦片战争前对英国出售大量的茶叶,以至于对英贸易出现顺差。在鸦片战争中,有的大臣认为“英国兵的腿是打不直的”、“三个月不出售茶叶给英国,英国必会屈服”。而今看来,虽很荒唐,亦可见当时国人对茶叶的重视。

从咸丰七年开始,曾国藩就被较为严重的失眠所困扰,尤其是到了晚年,失眠更为严重。在他晚年的日记中,随处可见“夜不成寐”、“略能成寐”等语,经常睡不好,甚至整夜失眠,这给曾国藩的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调养功夫,全在眠食二字上。

对于失眠的原因,他认为是“心血久亏、血不养肝”,以致“即一无所思,已觉心慌肠空,如极饿思食之状。再加以憧忧之思,益觉心无主宰,怔悸不安”,“余今日之夜不成寐,其由来不外乎于此”。总之,心血久亏,心理压力巨大是曾氏失眠的主要原因,国荃亦如此。

对于失眠的治法,他认为应“时时以平和二字相勖”,“须以养心和平之法医之”。对于药物,他并不一概拒绝。他也请医生,咸丰八年正月初四的家信中他对沅弟说:“兄身体如常。惟中怀郁郁,恒不甚舒畅,夜间多不成寐,拟请刘镜湖三爷来此一为诊视。”但他不主张用猛药,只用少量药物,他认为中药生地对治失眠有效,他还主张用药膳治失眠。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六日给父母的家信中,认为“用熟地、当归蒸母鸡食之,大有效验”。这个药膳的配方在今天仍然用得着。总之,曾氏治失眠之法,以心理调节为主,以药物为辅。主张药物药性温和,尤倡药膳与食疗。

曾氏虽然疏医远巫,不常用药,但并不一味拒绝药物。他对服用补药的看法也是辩证的。由于曾氏兄弟“体气均弱”,他认为不可不趁“年力未衰”时以补药“早早扶持”,但他又反对过补、滥补,认为胡林翼“晚年病象”未尝不是“补药太过之咎”。他认为药物“有利也有弊”,补药也不能例外。曾氏的进补思想,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主张进补。

曾国藩是主张进补的。对于进补的方式,他比较提倡食补,因为食补运用范围广,副作用很小。而药补应用范围相对较窄,同时药补的副作用较大,力量相对较猛,因此曾氏对于药补是较慎重的。但他并不因噎废食,毕竟药补的力量比食补强,效果也较显著。因此曾国藩始终坚持食补、药补并举,对药补则更为慎重。

道光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说:“男因身子不甚壮健,恐今年得差劳苦,故现服补药,预为调养。”此时他三十三岁。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十八日,曾国藩喜得一千金,次日他给父母的信中说:“十八日生女,男妇极平安。惟体太弱,满月当大补养。”正因为曾氏重视产后大补养,才得以“男妇生女后甚平善”,补养的作用不可小视,因此合理地服用补药是有益的。

第二,药补须慎。

由于药物有利又有害的两重性,曾氏对进补药物一直十分慎重,也总结出一些经验。他认为“胡润帅晚年病象,未必非补药太过之咎耳”。同治五年十月六日他给澄弟的信中说:“如胡文忠公,李勇毅公希庵,以参茸燕菜做家常便饭,亦终无所补救”,他认识到服用补药太过反而有害,相反他对食补比较放心,认为益多而害少。他又说:“余现在调养之法,饭必精凿,蔬菜以肉汤煮之,鸡鸭鱼羊豕炖得极烂。又多办酱菜腌菜之属,以为天下之至味,大补莫过于此。”

服用补药也有禁忌,比如生病期间不可进补,否则不仅无补于身体,而且会加重病情。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四,他给澄弟的信中说:“今年自三月以来,因疮疾未服补药,精神尚能支撑。”

此外,曾国藩在进补的具体操作上,也有不少真知灼见。现节录一部分曾氏原话,以便管中窥豹之一斑。

曾国藩

补肝之药方:道光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说:“男病尚未全愈,二月初吃龙胆泻肝汤,甚为受累,始知病在肝虚。近来专服补肝之品,颇觉有效。以首乌为君,而加以蒺藜,山药,赤芍,菟丝诸味。”

辽东人参与虎骨的功效:道光二十八年四月十四日给父母的信中说:“祖大人之病未知近日如何?两次折弁皆无来信,心甚焦急。兹寄回辽东人参五枝,重一两五钱。在京每两价银二十四两,至南中则大贵矣。大约高丽参三钱者,用辽参则减为一钱。若用之太少,则亦不能见功。祖父年高气衰,服之想必有效。男前有信托江岷樵买全虎骨。不知已办到否?闻医者云,老年偏瘫之症,病右者,以虎骨之右半体熬胶医之;病左者,以虎骨之左半体熬胶医之,可奏奇效。此方虽好,不知祖大人体气相宜否?当与刘三爷商之。若辽参则醇正温和,万无流弊。”

曾氏对辽东人参与虎骨的用法与功效做了详尽的阐述,特别是虎骨的熬胶治瘫法,值得今人借鉴。

鹿茸具有极好的补精血之效。曾氏一生中,服用得最多的补药就是鹿茸。咸丰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他在给沅弟的信中说:“余身体平安,到湖口时大约在七月初八。自家起行至今,皆值酷暑,近数日稍凉,服鹿茸数帖,略觉健爽。”同年七月十七日给沅弟的信中说:“弟素弱,固应以药物滋补之。否则,军中劳苦非所能耐。兄在长沙时,黄恕皆诊脉,谓宜服鹿茸,以银二十九两买小茸一架,切片共重一两八钱四分。一路吃去一两二钱有奇,尚剩五钱九分……军中办事,纯须精神完足。余向不服贵药,此次当略服之。”从这些话可以看出曾国藩对鹿茸的补养效果是十分相信的,可谓推崇备至。鹿茸为什么会具有如此大的补养效果呢?这在同年十二月十六日他给澄、沅、季三位老弟的信中可以看出,他说:“此物补精血远胜他药。”

正因为高丽参、辽东参、鹿茸这些补药具有极高的补养价值,因此就连曾国藩这种克勤克俭,从来不爱吃贵重药物的人,到了中老年时期,也不得不用。正如他所说:“丽参、鹿茸虽享福稍早,而体气本弱,亦肩无可奈何。吾生平颇讲求惜福二字之义,近来补药不断,自愧享用太过,然亦体气太弱,不得不尔。”

曾氏的进补思想与中国古代养生家的观点是一致的。《抱朴子·论仙》中说:“以药物养身,以术数延命。”对药物的养生作用是肯定的。

智慧评语

人生存在社会中,健康始终走第一位的。只有保住身体的健康,我们才能有资格去干一番事业。然而,怎样才能拥有一副好的身体呢?这当然就要求你必须懂得养生之道,该吃的吃,不该吃的绝对要克制住。同时,你还要学会给自己进补,只有这样才能收到抗病、强身、延年的功效。 tQKgS95Y4fms5sP6UHM5m7b+jIVnmfufqFor6w3QKdVGgsHKIO9Vdh5Xygyrag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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