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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正治邦，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也哉？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而邦家滋昏。人多智巧，而奇物滋起。法物滋彰 ① ，而盗贼多有。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① 法物滋彰：传世版改为“法令滋彰”。“法物”原指古代帝王用于仪仗﹑祭祀的器物。“法物”多也就意味着帝王出行、祭祀活动多，劳民而伤财，所以才会“盗贼多有”。改“法物”为“法令”，原义尽失。河上公说：“法物，好物也。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则农事废，饥寒并至，而盗贼多有也”，同样不敢直言淫祀伤民。因为在儒家看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用中正之道治理国家，用奇诡之道用兵作战，用无为之道取得天下。我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因为天下太多忌讳，人民就会越发贫困。人民好利急功，国家就会越发昏乱。人民显智斗巧，则奇诡之物层出不穷。祭祀之物繁多，盗贼便会越发猖獗。所以圣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不对人民施加自己的意志，人民就会自作自化。我喜好清静，人民就会自行归于正态。我不妄为生事，人民就会自行繁荣富足。我收敛自己的欲望，人民就会自行回归惇朴。
“以正治邦，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第三十七章说：“不辱以情，天地将自正”；第三十九章说：“侯王得一而以为天下正”；第四十五章说：“清静可以为天下正”。这三个“正”，就是“以正治邦”之正，用中正之道治理国家。而中正之道，表现出来就是“清静”。
“奇”与“正”相对，邪异、奇巧之意。不正为奇，所以后文讲“奇物滋起”。为何要用清静来治理国家，而用诡诈来用兵作战？治国，以繁荣人民为宜，而用兵，以杀伤性命为宜。兵器以方便杀伤为上，生活起居中，有棱角易伤人则视为不祥。所以治国与用兵，也是完全不同的两套规制，一个贵左，一个贵右；一个使用吉事礼，一个使用丧事礼。二者使用场景完全相反，故而运用方略也各自不同。
天下如果动荡，就不容易持有，所以必以太平无事而取天下。让天下无事，唯无为之道可以胜任。就像浊水要无扰才能使其安定，人民要镇之以无名之朴才能使之不辱。为无为，味无味，事无事，则天下得以安定无事。
“吾何以知其然也哉？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 我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因为天下如果太多忌讳，人民就会越发贫困。
“忌讳”可理解为“管教、限制”，统治者对人民的干涉和限制越多，人民就会越贫苦。第二十四章说“希言自然”，第十七章说“犹呵，其贵言也”，都是说统治者不要随便发言施令，搅扰百姓，如此百姓才能得以自作自化，休养生息。
“民多利器，而邦家滋昏。” “利器”，指可以快速收效之器，包括“国之利器”也是一样，可以迅速鼎定乾坤，方能称之为利器。因此利器不可随意示人，好比核武器一样，深藏而不能轻用，用则一锤定音。如果人民多利器，就很难压住急功近利之心，人人急功近利，又各有快速获利的手段，必然歪门邪道横行，国家就会越发昏乱。
“人多智巧，而奇物滋起。” “智巧”，指的是走捷径抄小路之能。小路曲折而偏僻，是谓偏邪之道，所以人人显智斗巧，则邪异之事不断，奇巧之物层出不穷。
“法物滋彰，而盗贼多有。” “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法物”指古代帝王用于仪仗﹑祭祀的器物。“法物”多也就意味着帝王意志强盛，出行、祭祀活动多，劳民而伤财。民不得安生，所以才会“盗贼多有”。
“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 所以圣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不对人民施加自己的意志，人民就会自作自化。我喜好清静，人民就会自行归于正态。我不妄为生事，人民就会自行繁荣富足。我收敛自己的欲望，人民就会自行归于惇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