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1995 年 5 月，拙著《三国志注译》（全三册）出版问世之后，受到学界和读者的肯定。当年《中国史研究动态》、《光明日报》的《史学》副刊等，曾发表专门的书评。2000 年，由当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Endymion Wilkinson（中文名魏根深，曾任欧盟驻华大使）编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正式出版的专业工具书《中国历史手册》（ CHINESE HISTORY／A MANUAL ），其中第 810 页，即对该书的内容和特色进行了介绍，将其列入了解三国时期历史文化的基本参考书目。易中天先生《品三国》（下册）中讲述刘备托孤的遗嘱问题时，也特别引用了其中的注释内容。2011 年 4 月，此书改名为《三国志全本今译注》出版，同样获得了学界和读者的好评，绝版后的二手书，在旧书网上的价格已经上涨到原价的数倍。

进入新时代的现今，此书再次修订后的升级版《三国志译注》，承蒙上海古籍出版社特别看重，积极安排出版。这是一种新的机缘，也是笔者在中国史学古籍名著的普及化和通俗化方面，长期努力的延续和提高。

本书的内容，是对西晋史学名家陈寿《三国志》的全本正文六十五卷，以及刘宋史学家裴松之的全部注释，进行原文的校勘和标点之后，再对陈寿的全本正文，逐卷进行今注和今译。其基本性质，是具有坚实学术基础的普及性读物。其阅读对象的定位，主要是具有中学及其以上文化水平的广大普通读者；同时也为对三国历史文化具有特别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个宽广的知识阶梯。你可以随意翻翻每卷的白话译文，那里有一个又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你还可以进一步细细阅读白话的注释，那里有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科学、民族的丰富信息。总之，本书既是三国英雄贤才的白话故事总汇，也是三国历史文化的整体信息大观。

全书包括三个分册：卷一至卷二十为第一分册，包括序论、前言；卷二十一至卷四十五为第二分册；卷四十六至卷六十五为第三分册，包括附录、校勘记。

本书的突出特色主要有二：一是校勘、标点、今译、今注这四大古籍整理的基本要素，全部齐备，相互配合，其中的校勘和标点，是今注和今译的坚实基础，而今注和今译，是全书的主体枝干。二是全书三个分册的编纂工作，均由著者一人独立承担完成，而非成于众人之手，因而能够很好做到整体的一致和照应，不会出现歧异和矛盾。

在校勘方面，本书不仅严格选择底本，而且精心进行校勘。之所以如此，是看到近年来在古籍的注译上，出现了不少根本没有精选底本和细致校勘，就贸然进行注释和翻译的书籍，结果是原文的文字有误，注释和翻译也跟着错了，读者把这类硬伤称之为“以错注错”和“以错译错”。有鉴于此，本书精选了笔者珍藏的清光绪十四年戊子（公元 1888 年）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校印的《钦定三国志》，作为基准性的底本。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是著名《申报》报馆的下属机构，曾经用铅字印行了《二十四史》和《古今图书集成》，是清代后期引进国外铅印技术的先行者。由于整体的职业素质较高，而铅制活字排版，又比木刻制版更容易修改讹误，因此这一版本的质量，明显要优于清代坊间的一般木刻本。由于其母本是清代乾隆四年武英殿本，所以定名为《钦定三国志》。武英殿本原有的各卷考证，此书也全部附于各卷之后。殿本是清代以国家之力完成的，所以在底本的充分选择上，在编辑、校勘、刻印力量的组织上，都具有民间任何机构难以企及的优势。因此，殿本尽管也存在种种缺陷，但是其总体质量却是应当肯定的。考虑到《钦定三国志》的母本是殿本，而它本身也是校印皆精的百年善本，所以就以之作为基准性的底本。

上述底本，首先，采用《三国志》的其他版本精心参校。参校本主要有考古发现的古代写本残卷、涵芬楼百衲南宋本、元大德池州路学刊本、明毛氏汲古阁刻本、影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民国卢弼《三国志集解》本等。其次，再使用多种与《三国志》相关的古代文献典籍，对文本进行勘校。最后，又对清代以来至今，众多学者对《三国志》的校勘成果，进行适当的吸收。由于本书的基本性质是普及性的读物，进行校勘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给今注和今译扫除障碍，奠定基础，而不是对《三国志》文本本身进行专门性的深入学术研究。因此，本书在校勘的具体处理上，尽量做到简明扼要，而不作广泛征引和繁琐考证。

为了适合广大普通读者阅读，又对已经形成的文本，进行了以下多方面的处理。一是将繁体字改为标准简化字。极少数人名、地名中的繁体字，改为简化字之后其字音和字义有可能发生误会性变化者，则保留不改。二是异体字直接改为通行字；常见的通假字直接改为本字；使用次数多而且容易对现代读者阅读造成困难的古体字，直接改为现今的通行字。后面三项改动的字数，总计约二百八十个左右，此不一一列举。

在标点方面，早在新式标点本出现之前，明代的陈仁锡刊本，清末中华图书馆的仿刻殿本，民国扫叶山房石印本、世界书局铅印本等，就已经先后对《三国志》进行过句读性的断句；传世的南宋刻本、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同治金陵书局活字本等，则已对《三国志》的部分或全部，进行过段落的划分。前贤的这些工作和贡献，都为后来新式标点本的出现，开辟了先路，提供了参照，奠定了基础。笔者对《三国志》的标点素有留意，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即曾公开发表《〈三国志〉标点商榷》等论文，对通行本的标点问题，专题加以探讨，并将这些成果引用到本书之中。在标点和分段方面，力求贯彻使层次更加准确、眉目更加清晰的原则，以便于广大普通读者对照阅读。

比如分段方面，在三国君主的本纪或传记中，自该君主正式称帝之后的史文，都照例要在每年的纪事当中，于四季之中每一季节首次出现的月份之前，标出春、夏、秋、冬四季中某一季节的字样。这种沿用《春秋》经传旧例而形成的史家笔法，是中国历史典籍文化的一种传统特色。本书在处理三国君主本纪和传记的时候，即注意将上述带有四季字样的月份进行提行分段，以便准确体现史家的主旨和意图。另外在其他人物的传记中，也注意以不同君主作为时间标志点，对其史文进行分段，使其生平活动更加清晰。

又如标点方面，对于裴注中大量相关文献典籍的引文，都使用引号加以明确的区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即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文章骈偶化开始风行的时代，这种现象也在陈寿的史文和裴松之注文中普遍出现。无论是文意的并列式层次，还是递进式层次，都常常使用非常讲求对称之美的骈偶化句式来表达。本书在标点时，也尽量将这些骈偶化的句式明晰地展现出来。这样，不仅使读者阅读时能够准确理解文句，而且还能将当时这种特别的文化信息传达给读者。

通过以上步骤形成的最终文本，就是本书据以进行今译和今注的正式文本。

在今译方面，译文统一安排在每一卷的后面。译文力求准确、畅达、生动、通俗。在句式上尽量与原文保持一致；但是在文句过长时，也适当分为较短的句式来表达，从而使读者阅读起来更加顺畅。对于较为晦涩的典故，由于已有注释加以说明，所以采取直接翻译其意的办法来加以处理，以免译文过于冗赘。原文是韵文的，将继续保持《三国志注译》中独树一帜的做法，即译文也一律采用生动而押韵的白话韵文来翻译，以求尽可能保持原有的风貌、情感和韵味。由于官名大多都有注释，所以在译文中一律直译其名，而不用现代的官名来作非常勉强的对译。原文中蕴涵的感叹、惊讶、疑惑、赞叹等等情绪，也尽量在译文中准确地表达出来。

在今注方面，为节省篇幅，每一分册之中，相同的词语一般只在首次出现时出注，此后再次出现者，不作重复注释，也不注互见。如果出现在不同地方的词语，其字面相同然而内涵有异，或者词语作用重要而又较为冷僻难于理解者，则斟酌情况再次进行简略的注释。注释在行文上，使用纯正白话，力求通俗、简明，以适合广大普通读者的阅读。

三国是中国古代历史中特别散发异彩奇光的时代，历史人物活动频繁，历史事件错综复杂，历史制度新陈交替，历史情势变化多端。而陈寿《三国志》的史文，简约高华，沉着凝练；同时因为他在撰写此书时，处在司马氏刚刚取代曹魏的西晋王朝，作为蜀汉的亡国故臣，无论是在处理蜀汉故国的史事上，还是在司马氏取代曹魏的史事上，都有迫不得已的避忌、曲笔、回护和隐讳。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在《三国志》的现今注释之中，传达给读者以更加准确、更加丰富、更加深入的历史文化信息，就应当在借鉴和发扬裴松之注释《三国志》的优秀传统方面，给予极大的重视。

裴松之自述其注释《三国志》的具体工作，是补缺、备异、惩妄和论辩四者，也就是补充缺少的资料、罗列不同的说法、批驳错误的记载、发表自己的评论。对史学名著进行如此的注释，与传统上单纯对其字词、语句进行训诂解释的注释，显然有所不同。裴松之的做法，一言以蔽之，就是恩师缪钺（彦威）先生所说的“创新注史”四字。在裴氏之后又近一千六百年的今天，这种注释方法依然具有不灭的光辉。

本书见贤思齐，也想努力借鉴“创新注史”的方法，来进行《三国志》的全文注释，从而形成本书今注的特色。在这方面的指导思想是：要尽量从语言训诂的层次，深入到历史文化的内核。具体做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除了注释词语的一般含义之外，还特别注意吸收当今历史学、考古学、文化学和旅游学等多方面领域中的研究成果和考古发现，将其有机地融入相关的注释当中。

第二，又特别注意结合本人四十年来在魏晋南北朝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的心得和成果，以及对大量三国名胜古迹的实地考察，在疑误记载的考辨、重大典制的说明、复杂背景的交代、隐微内涵的揭示、相关史事的照应、遗缺资料的补充等等方面，都充分加以留意和表现。仅以卷一《武帝纪》为例，在建安元年十月处，说明曹操实施屯田制度的主要内容与重大作用，建安五年正月处，考辨曹操东攻刘备时，袁绍并未如史文所言没有出兵偷袭，建安十年九月处，交代曹操严厉破除冀州朋党势力的复杂背景，建安十五年冬处，揭示曹操兴建铜雀三台的真正用心，建安十八年正月处，注释曹操并省十四州为九州的意图时，照应上文扩大魏郡辖区的范围，建安二十年正月处，注释曹操撤销并州四郡时，又补充史文遗漏失载的上郡等等，都属于这样的情形。

第三，时间和空间，是历史事件的基本要素。所以对史事发生的时间和空间，都特别留意其准确性。以时间而言，本书对《三国志》正文中出现的干支记日和闰月，以及魏、蜀、吴三国实施不同历法而造成月、日纪时的差异上，全部都使用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逐一加以核查。而核查的结果，也确实发现干支记日等纪时的史文当中，存在有不少的讹误，从而给予更正。至于空间所表现的地理方面，凡是出注的地名，无论其地域的大小，都努力考核其现今的正确方位。

总之，本书力求继承“创新注史”的优秀传统，在注释的内容之中，传达给读者以更加准确、更加丰富、更加深入和更加生动的历史文化信息。对于这样的努力，相信细心的读者在阅读注释时，是能够心领神会的。

人物的注释，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纪传体史书中有传或记有其较重要事迹者，均加注释。内容一般包括以下数项：姓、名、字，生卒年，主要官爵，重要事迹，传记或事迹所在的书名、卷次。如为国君，则加注在位的起讫年代。但是，以上各项内容，也会视史文阅读的需要而有详略和侧重之别。即便是同一人物，在不同的史文中，其注释内容也会有所不同。第二，本书（包括裴注）有传或记有较重要事迹者，为了方便读者对照参阅，在其第一次出现时，也加以最简单的索引式注释，即只点明姓名、生卒年、传记或事迹所在的卷次。第三，其他人物，如在历史上有重要活动者，也作简要的注释。

职官的注释，一般只简要说明其职掌，不详注其沿革、秩禄，也不勉强对译为现代的官名。多次出现的常见职官，同一分册中只在第一次出现时加注。不常见的职官，视情况的需要酌加重注。作用重要的职官制度，将视情况作特别的说明。

地名的注释中，官名、爵名所包含的地名一般不出注。各级行政区的地名，只注治所的今地方位，不注沿革和范围。郡、国、州等使用“治所在今”字样，县使用“县治在今”字样。其他的地区名和一般地名，都只简略介绍今地的范围和方位，不予详说。今地注明在某省或某自治区、某直辖市之某市、某区、某县、某旗，其中略去某直辖市的“直辖”二字，以及某省的“省”字。今地的归属，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定、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2019 年版）进行注释。

语词的注释，大体是博采通人，自作裁断。陈寿的史文中，有不少当时的口语、习语、缩略语等，对这些语词，除作简要注释外，有时也视情况点明其性质。语词的注释力避繁冗，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连续串讲文句；繁难字采用拼音注音，不加同音字。

典故的注释，包括引用古事或古语，除扼要指出其在史文中的特定含义之外，还注意以下两点：第一，尽可能注明典故的较早出处；第二，一律不使用三国之后才出现的伪书作注。纪元的标示，公元前使用“前”字，公元后使用“公元”二字。括号中人物的生卒年一律省去“年”字。

此外，《钦定三国志》等旧本的目录中，对于符合列入附传的人物多有漏列。本书依据史文是否明确记载其籍贯、历官和重要事迹这三点，在考核全文之后，对此又作了必要的增补。新增补的附传人物，均在目录中以六角符号标志之。对于旧本中各卷卷首的标题，也依然沿用不改。

构成《三国志》三个分支部分的名称，后世或称魏书、蜀书、吴书，或称魏志、蜀志、吴志。1980 年，笔者曾就此问题请教恩师缪钺（彦威）先生，先生赐答如下：

考察《三国志》问世之后，正史当中记载一代典籍文献的专志，对其最早记载者是《隋书·经籍志》，紧接其后则为《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中，只有该书的总称《三国志》；虽然没有三个分支部分的名称，但是在紧接陈寿《三国志》之后，即列有北魏卢宗道《魏志音义》一书。至于《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二者之中，对这三个分支部分的用名，则是完全一致的，均为《魏国志》、《蜀国志》与《吴国志》。正史史家笔下这种记载一代文献典籍的专志，对文献典籍名称的著录，是极其规范和完整的，而且他们对《三国志》这种典范性史籍的文本，自然也是时时寓目，非常之熟悉的。因此，他们的上述记载，具有极高的可信度。《魏国志》、《蜀国志》与《吴国志》的省称，正是“魏志”、“蜀志”与“吴志”。而西晋之后引用陈寿此书的重要典籍，也以称“某志”者为多，如南朝宋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唐李贤《后汉书注》、唐李善《文选注》、唐徐坚《初学记》、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北宋《太平御览》、司马光《资治通鉴》等，均是如此。

考虑到恩师四十年前列举的以上历史事实，又依据影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每卷正文前面的标目和每两页中缝的用名，以及《钦定三国志》中缝的用名，本书决定对此三国分支部分，统一使用《魏志》、《蜀志》和《吴志》的名称。

恩师缪钺（彦威）先生，回翔文史，卓然名家，在《三国志》方面也素有极其精深的研究。我在先生门下受教多年，沾溉丰沛，没齿不忘。早在 1995 年拙著《三国志注译》出版之时，先生即曾赐以所撰《陈寿和〈三国志〉》一文作为序论，以示鼓励。如今此书出版，而先生早归道山，谨再以此文冠于本书之首，用以寄托无尽的怀思。

上海古籍出版社胡文波先生和相关的社领导、编辑同仁，对此书的出版给予大力支持，付出了辛勤劳动，谨致由衷谢意。笔者夫人刘敬淑医师，精心照顾生活，使我得以顺利完成工作，情意长存。

本书纯粹是以个人之力完成，由于校勘、标点、今注、今译四者皆备，工作量颇大，而精力与学识所限，疏漏谬误或所难免，盼望读者批评指教。

方北辰
公元 2020 年 6 月夏日
于成都濯锦江畔双桐荫馆寓所 JlTxOQ72WUSCm8D63b5tyb+I6evtVNU57PzisjO6TnqcEPifE9qsn0rm6aWbYZ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