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论
——陈寿和《三国志》

缪 钺

在吾国二十余部纪传体史书中，论者均推前四史为冠冕。在前四史中，《史记》、《汉书》之后，即是西晋陈寿所撰的《三国志》，而范晔《后汉书》作于南朝刘宋时，尚在《三国志》后一百余年，所以《三国志》可以说是紧承《史记》、《汉书》之后的一部史学名著。《晋书·陈寿传论》谓：“丘明既没，班、马迭兴，奋鸿笔于西京，骋直词于东观。自斯以降，分明竞爽，可以继明先典者，陈寿得之乎。”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四川南充市）人。生于蜀汉建兴十一年（公元233年）癸丑，卒于晋惠帝元康七年（公元297年）丁巳，年六十五岁。

陈寿少时受学于同郡史学家谯周，“聪慧敏识，属文富艳”（《华阳国志》卷十一《陈寿传》）。在蜀汉时，陈寿出仕为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当时宦者黄皓专权，许多朝臣都谄附他，陈寿独不然，所以屡被谴黜。

公元263年，蜀汉为曹魏所灭，这时陈寿三十一岁。两年之后，司马炎夺取曹魏政权，建立晋朝，是为晋武帝。先是陈寿居父丧时，有病，使侍婢调治药丸，当时人认为此事触犯封建礼教，加以贬责，因此，蜀汉灭亡之后，陈寿沉废累年。后来司空张华欣赏陈寿的才华，替他辩护，于是陈寿被举为孝廉，做佐著作郎，又迁著作郎，出补平阳侯相。陈寿为著作郎时，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奏使陈寿定蜀丞相诸葛亮故事。陈寿将诸葛亮的著作“删除复重，随类相从”，于晋武帝泰始十年（公元 274 年）在平阳侯相任上时，编成《诸葛亮集》二十四篇，奏于朝廷，并作了一篇表。表中对诸葛亮作了公允的评价，既称赞其“逸群之才，英霸之器”，同时也指出，他“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表中又说，诸葛亮的“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于当世”。不久，他又入为著作郎。陈寿为佐著作郎及著作郎时，都兼本郡中正。

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 280 年），晋灭吴。自汉末以来，分崩离析者前后约九十年，至此复归统一。这时陈寿四十八岁，他开始整理三国史事，著《魏书》、《蜀书》、《吴书》共六十五篇，称为《三国志》。张华看到这部书，很欣赏，将荐举陈寿为中书郎。权臣荀勖嫉妒张华，因此也不喜欢陈寿，授意吏部迁陈寿为长广太守。陈寿以母老为借口，辞官不就。镇南大将军杜预表荐陈寿为散骑侍郎，朝廷任命他为治书侍御史。他奏上《官司论》七篇，依据典故，议所因革。后来因母死丁忧去职。他母亲临死时，遗言葬于洛阳，陈寿遵照办理。当时清议认为陈寿不以母丧归葬于蜀中故乡是不对的，于是又遭到贬议。数年之后，起为太子中庶子，还未就职，就病死了。西晋时，朝政腐败，权贵恣肆，陈寿才学出众，以蜀中文士出仕中朝，其受到排挤是很自然的；而蜀中文士与陈寿同时入洛者，不乏才俊，如寿良、李骧等，又与陈寿情好不终，常相诋议（《华阳国志》卷十一《王化传》、《陈寿传》、《李宓传》），也增加了陈寿仕途的坎坷。所以陈寿终身仕宦不得志。《华阳国志·陈寿传》说：“位望不充其才，当时冤之。”

陈寿之所以能撰写《三国志》这样的不朽名著，并非偶然。他在史学方面早就有深厚的修养。陈寿师事同郡谯周，谯周是一位博学的人，曾著《古史考》。在谯周的教导之下，陈寿从少时起，就喜欢读古代历史名著如《尚书》、《春秋三传》、《史记》、《汉书》等，了解撰写史书的方法、义例、别裁、通识。后来他自己撰写史书，先从地方史做起。自东汉初以来，蜀郡郑伯邑、赵彦信，汉中陈申伯、祝元灵，广汉王文表等，都是博学洽闻，留心乡邦人物的，曾作《巴蜀耆旧传》。陈寿认为他们的著作还有不足之处，于是除巴、蜀外，又包括汉中，撰《益部耆旧传》十篇。此外，他又撰《古国志》五十篇，品藻典雅，而最精心结撰的则是《三国志》。《益部耆旧传》与《古国志》都已亡佚了，只有《三国志》流传下来。

在陈寿撰著《三国志》之前，魏、吴两国都有官修的史书。魏文帝、明帝时，曾命卫觊、缪袭草创纪传，累载不成，后又命韦诞、应璩、王沈、阮籍、孙该、傅玄等共撰定，其后王沈独就其业，勒成魏书四十卷，“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孙吴时，亦曾命韦曜（即韦昭）、周昭、薛莹、梁广、华覈等撰述《吴书》，韦曜独终其业，定为五十五卷。魏鱼豢又曾私撰《魏略》，事止明帝。（以上均据《史通》卷十二《正史》篇。按卢弼《集解》引张鹏一说，谓鱼豢《魏略》所记，讫于陈留王奂时。）这些，都是陈寿所参考依据的资料。当然，除此之外，陈寿还可能多方采访。至于蜀汉，因为未置史官，无有撰述，所以蜀汉史事，更有赖于陈寿的殷勤搜集。陈寿原是蜀人，对于故国文献，向来留意，在撰著《三国志》之前，曾奉命定《诸葛亮故事》，后来编成《诸葛亮集》二十四篇，所以是具备有利条件的。《三国志》撰成后，当时见到稿本的人都很赞赏，“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张华比之于司马迁、班固，并且对陈寿说：“当以《晋书》相付耳。”夏侯湛正在撰《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陈寿卒后，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等上表说：“臣等按，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于是朝廷命河南尹、洛阳令到陈寿家中抄写这部书，藏于官府（以上引文均见《晋书·陈寿传》）。这个抄本，应当就是后世各种传抄本的“祖本”。

陈寿的《三国志》，就大体说来，超出他以前及以后其他诸家关于魏、蜀、吴三国史事的撰著，后人对他评价颇高。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说：“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迁、固，非妄誉也。”但是其中也有一些问题，引起后人的批评与责难。

第一个是关于陈寿修史态度的问题。《晋书·陈寿传》在肯定《三国志》的价值之后，记载了两件事，说明陈寿修史态度有时不公平：

或云：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

这两种受到指责的事是否属实呢？古代学者中是有人轻信这个说法的。索米一说，周柳虯、唐刘元济、刘知几皆信之。刘知几甚至于说陈寿是“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史通·曲笔》篇）。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三国志》条，在评价《三国志》时也说：“乞米作佳传，以私憾毁诸葛亮父子，难乎免物议矣。”但是更多的学者，则是审情度理，提出异议。早在北魏时期，崔浩即高度评价《三国志》，而为陈寿辩诬。《魏书》卷四十三《毛脩之传》：

（崔）浩以其（按，指毛脩之）中国旧门，虽学不博洽，而犹涉猎书传，每推重之，与共论说，言次遂及陈寿《三国志》，有古良史之风，其所著述文义典正，皆扬于王廷之言，微而显，婉而成章，班史以来无及寿者。脩之曰：“昔在蜀中，闻长老言，寿曾为诸葛亮门下书佐，被挞百下，故其论武侯云：‘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浩乃与论曰：“承祚之评亮，乃有故义过美之誉，案其迹也，不为负之，非挟恨之矣。”

到了清代，朱彝尊、杭世骏、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等，则提出有力的理由为陈寿辩护。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十九《陈寿论》中说：

街亭之败，寿直书马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为张郃所破，初未尝以父参谡军被罪借私隙咎亮。至谓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则张俨、袁准之论皆然，非寿一人之私言也。寿于魏文士，惟为王粲、卫觊五人等立传，粲取其兴造制度，觊取其多识典故，若徐幹、陈琳、阮瑀、应玚、刘桢，仅于《粲传》附书，彼丁仪、丁廙，何独当立传乎？造此谤者，亦未明寿作史之大凡矣。

朱氏的辨析已甚明确。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三十九《陈寿史皆实录》条中，综合朱彝尊、杭世骏两家之说加以申述补充，认为丁仪、丁廙二人“盖巧佞之尤，安得立佳传”。又谓：“寿入晋后，撰次《亮集》表上之，推许甚至，本传特附其目录并上书表，创史家未有之例，尊亮极矣。评中反复称其刑赏之当，则必不以父坐罪为嫌。”钱大昕《潜研堂集》卷二十八《跋三国志》亦谓“承祚于蜀，所推重者惟诸葛武侯……其称颂盖不遗余力”，与王鸣盛有相同之意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陈寿论诸葛亮》条，也举出许多例证，说明陈寿对诸葛亮推崇备至，所谓因私嫌而于诸葛亮有贬词者，乃无识之论。综合以上诸家之所辨析，可见《晋书·陈寿传》所讥之两事都是不足信的，正如王鸣盛所谓“《晋书》好引杂说，故多芜秽”也。

其次，后人对《三国志》责难最多者，是以魏为正统一事。陈寿修《三国志》，是以魏为正统的。书中对于魏国的君主如曹操（曹丕建立魏朝后，追尊曹操为武皇帝）、曹丕、曹叡等，都列为武帝、文帝、明帝诸纪，而对于蜀汉与吴的君主如刘备、孙权等，则立为传。在《魏书》中，对于刘备称帝孙权称帝之事皆不书，而在《蜀书》、《吴书》中，于君主即位，必记明魏之年号，以见正统之在魏。东晋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开始提出异议，主张以蜀汉为正统。南宋朱熹以后，都赞同习凿齿而非难陈寿。关于此问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三国志》条有一段解释：

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迹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

这个解释很明白。所谓“正统”之说，完全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说明当时政权的合理性，其是非标准，以对当时的封建统治是否有利为权衡。西晋承魏，北宋承周，建都于中原，所以当时史家皆以魏为正统；东晋与南宋都是偏安江南，情况与蜀汉相似，所以当时史家又都以蜀汉为正统。陈寿是西晋朝臣，而西晋政权是继承曹魏的，所以陈寿修《三国志》，以魏为正统，这是封建史家照例的做法。这种是非的争论，在我们今日看来，是并无多大意义的。

这里还要补充一点。陈寿在西晋政权下撰《三国志》，在某些书法上，势必以魏为正统，但是他在思想感情上，仍然倾向于蜀汉。朱彝尊曾说，陈寿的书取名为“三国志”，承认魏、蜀、吴三国并峙这一事实。当曹丕受禅时，群臣颂功德、上符瑞者先后动百余人，其文见裴松之注所引，而陈寿均不记载；至于蜀汉先主王汉中，在武担即帝位，群臣请封之辞、劝进之表、告祀之文，大书特书，“著昭烈之绍汉统，予蜀以天子之制，足以见良史之用心苦矣”（《曝书亭集》卷五十九《陈寿论》）。恽敬《大云山房文稿》初集卷二《书三国志后》，更继朱氏之说，举例阐发陈寿尊蜀为正统之微意。当然，我们今日并不必以此标准来衡量《三国志》一书的长短得失，不过，通过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古人著书，常有不便明言者，而用巧妙的笔法以寄托其深意微旨。所以我们读古书时，应当结合作者的身世处境，进而探求其用心，所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这还是必要的。

另一种对《三国志》的批评，是说书中时有曲笔，多所回护，换句话说，就是替封建统治者（尤其是西晋统治者）隐恶溢美。《史通》卷七《直书》篇：“当宣、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三国志多回护》条举出许多例证。譬如齐王芳之被废，是司马师的主张，事前太后并不知道，而《齐王芳纪》反载太后之令，极言齐王芳无道不孝，以见其当废；高贵乡公亲自率兵讨司马昭，为司马昭之党成济所杀，乃《高贵乡公纪》但书“高贵乡公卒”，绝不见被杀之迹，反载太后之令，言高贵乡公悖逆不道，自陷大祸，欲以庶人礼葬之；叙魏与蜀战争，常是讳败夸胜；刘放、孙资本是奸邪之人，而陈寿作二人合传，说他们身在近密，每因群臣谏诤，多扶赞其义，并时陈损益，不专导谀言，大概因为孙、刘二人有功于西晋统治者司马氏，司马氏感激他们，所以陈寿为二人作佳传。由刘知几、赵翼所举的例证，可以看出，陈寿为西晋统治者回护是明显的。本来封建史书都不免要为封建统治服务，陈寿身为晋臣，撰写史书，当然不便也不敢揭发批评司马氏，甚至于要为他们粉饰；况且陈寿记述魏、晋之际的政事，多是沿用王沈《魏书》，而王沈是司马氏之党，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而陈寿也难以多作改动。不过，陈寿在某些地方，还是有时用微妙曲折之笔法透露一点自己的意见，尽管这些意见往往是不符合司马氏心意的。

以上所举，是历来学者对于《三国志》几点重要的批评，以及对于这些批评意见的讨论。其中索米不遂而不为丁仪兄弟立传及因父受刑而贬抑诸葛亮的两种传说，都是不可靠的。至于以魏为正统，乃是西晋时修史者所不得不如此做的，而且所谓“正统”的是非，我们今日也不必多去理会。唯独书中时有曲笔，为西晋统治者隐恶溢美，多所回护，这不免是《三国志》的一个缺点。

陈寿修《三国志》，为了维护当时统治者司马氏的利益，做了不少的曲笔，但是对于曹魏与孙吴刑政的苟虐，徭役的繁重，却都是据事直书，并无掩饰。同时，其他许多史事的叙述，也都是“剪裁斟酌处，亦自有下笔不苟者，参订他书，而后知其矜慎”（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三国志书事得实》条）。兹以《诸葛亮传》为例，加以说明。关于诸葛亮的史料，文献记载与口头传说都相当的丰富。陈寿作《诸葛亮传》时，在史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审慎斟酌的。关于刘备与诸葛亮最初相识的经过，《魏略》与《九州春秋》都说是诸葛亮自己去见刘备的（《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引），陈寿不取此说，而根据诸葛亮《出师表》中的自述：“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所以记此事时说：“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诸葛亮征南中事，当时传说不免有夸大溢美之处，譬如对于孟获的七擒七纵，是不合情理的，所谓“南人不复反”，也是不合事实的。（后来东晋习凿齿作《汉晋春秋》，采录了这些事。）陈寿一概不取，只说：“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当时又有一种传说：诸葛亮于建兴五年北伐时屯于阳平，遣大军东去，司马懿率二十万人径至城下，城中兵少力弱，将士失色，莫知所出。诸葛亮意气自若，敕军中卧旗息鼓，大开城门。司马懿疑有伏兵，引军北去。西晋人郭冲说诸葛亮五事，此为其一（见裴注引王隐《蜀记》）。这个传说既不合事实，也不近情理。蜀汉后主建兴五年即是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 227 年），这时司马懿为荆州都督，镇宛城，并未在关中抗御诸葛亮；况且司马懿是对军事很有经验的人，也不至于这样幼稚可欺。（裴松之注已对此加以辨析。）所以陈寿对此事摒弃不取。诸葛亮《后出师表》载于吴人张俨《默记》中，就这篇文章中的思想与所叙事实看来，都不像是诸葛亮的作品，可能是张俨拟作或其他人拟作而张俨采录的。（清人袁枚、黄以周都曾撰文辨析。）陈寿撰《诸葛亮传》不录此篇，是有道理的。从以上所举诸事例，都足以看出，陈寿对于史料的取舍选择，谨严矜慎。他虽然崇拜诸葛亮，但是对于有些传说将诸葛亮夸饰得过于神奇者，他都不采用。

陈寿所作诸传，照顾的方面很广。凡是三国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有关系的人物以及在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上有贡献者，都根据具体情况，或立专传，或用附见。不过，也不免偶有遗漏。譬如张仲景与华佗同时，都是杰出的名医，陈寿为华佗立传而忽略了张仲景，《史通·人物》篇已指出这一点，认为是“网漏吞舟”。又如马钧是当时“天下之名巧”，陈寿也没有给他立传。至于桓范、何晏都是魏、晋间政治上的重要人物，陈寿也未曾为之立传，大概因为桓、何二人是司马氏的敌党，有所顾忌，故而略之。还有，对于少数民族，陈寿只撰写了乌丸、鲜卑、东夷传，记录了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对于西方的氐、羌诸族以及西域诸国，均未立专篇。至于孙吴境内的山越，蜀汉境内的南中少数族，都甚为活跃，事迹颇多，陈寿也未立专传。这也是《三国志》的不足之处。刘知几又指出有的是“才非拔萃，行不逸群”，不当立传者，如“《蜀志》之有许慈”（《史通·人物》篇）。

《三国志》只有纪、传而没有志，似乎也是一个缺陷。志是比较难作的，江淹认为：“史之所难，无出于志。”（《史通·正史》篇）陈寿大概是因为资料搜集不够，所以没有作志。

《三国志》通体简约爽洁，无繁冗芜杂之弊，各传中所选录的文章，也都能择取最重要者，大都有历史意义，或兼有文学价值，不像王沈《魏书》、鱼豢《魏略》选录文章过多，有“秽累”之弊（《史通·载文》篇）。至于陈寿的文章，亦以简练见长，而对于历史人物的描写，在生动传神方面，则不如司马迁的《史记》，亦不如班固的《汉书》。叶适说：“陈寿笔高处逼司马迁，方之班固，但少文义缘饰尔，要终胜固也。”（《文献通考》卷一九一《经籍考·三国志》条引）未免称赞过高。刘熙载谓，陈寿《三国志》“练核事情，每下一字一句，极有斤两”（《艺概》卷一）。李慈铭说：“承祚固称良史，然其意务简洁，故裁制有余，文采不足；当时人物，不减秦、汉之际，乃子长《史记》，声色百倍，承祚此书，暗然无华，范蔚宗《后汉书》较为胜矣。”（《越缦堂日记》咸丰己未二月初三日）这个衡量是分寸恰当的。

陈寿《三国志》自从撰成之后，迄今千余年中，读者评论，虽然意见也颇有分歧，然大体上都是肯定的，认为是一部“良史”。但是也有个别的人，对《三国志》作了全面的否定。《全唐文》卷六九五刘肃《大唐新语后总论》：“陈寿意不逮文，容身远害，既乖直笔，空紊旧章。”可见好为怪论以惊世骇俗者也是自古有之。

在陈寿作《三国志》后约一百三十年，刘宋文帝命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

裴松之（公元 372—451 年），字世期，河东闻喜（山西闻喜县）人，他的祖父裴昧已经迁居江南。裴松之“博览坟籍，立身简素”。宋初，官中书侍郎。他奉命作《三国志》注，即“鸠集传记，增广异闻”。书成，于元嘉六年（公元 429 年）奏上。宋文帝很欣赏，说：“此为不朽矣。”（以上引文均见《宋书·裴松之传》）

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中说：

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寿书铨序可观，事多审正。……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

可见裴注体例，不在于训诂、名物、制度的解释（裴注中在这方面亦有相当多的数量），而在于对史事的补阙、备异、惩妄与论辩。虽然后来有些学者认为裴注失于繁芜，譬如刘知几说：裴注“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史通·补注》篇）。陈振孙也说：《三国志》“本书固率略，而注又繁芜”（《直斋书录解题》卷四《三国志》条）。叶适认为：“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余。”（《文献通考》卷一九一《经籍考·三国志》条引）但是这些批评并不恰当。尤其叶适的说法更是错的。裴注所引史料，其中大部分是陈寿同时或以后的人的著作，非陈寿所能见到，怎么能说是“皆寿书之弃余”呢？

裴注搜采广博，“所引书目，全部而言，为二百一十余种，若除去关于诠释文字及评论方面的，则为一百五十余种”（据杨翼骧《裴松之与〈三国志〉》，载《历史研究》1963 年第 2 期）。其中有百分之九十几早已亡佚，赖裴注征引，尚可见其崖略，并且裴注引书，首尾完具，不加以剪裁割裂，尤便于后人参考。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我们今天读《三国志》，必须兼读裴注，研究三国时期的历史，裴注应是很重要的参考资料。当然，裴注亦偶有遗漏之处，赵翼《陔余丛考》卷六十三《三国志》条已指出这一点。

如果进而观之，裴注之价值，不仅在于广收博采为《三国志》拾遗、补阙而已，尚有可称述者三端。一、为注解古书开创新体例。在裴松之以前，注解古书者，大概都是训释文辞音义、名物制度，至于博采群书，补阙备异，则自裴松之始。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即用此法。陈寅恪先生认为，这可能是受佛经启发的“合本子注”的体例（《寒柳堂集》中《徐高阮重刊洛阳伽蓝记序》）。此体例一开，对后世注书者影响甚大。二、为史学考证的先行者。在裴松之以前，撰著史书者，对于史事的考证，往往不笔之于书，后人无从知其取舍之故而审辨其是非。注史者亦未尝广搜史籍，比勘异同，考其正误。裴松之首先做了这项工作，他博采有关三国史事的各种书籍，与陈寿本书对勘，明辨其是非正误，使读者对于当时史事有更明确的认识。司马光的名著《资治通鉴考异》，其体例与方法，就是受到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启发的。三、开史学评论之端。裴松之不仅考辨史事的正误，而且对于有关三国时期的各种史书加以评议（包括陈寿本书在内），指出其长短得失，有时并对历史人物及事件亦提出自己的看法。总之，裴松之是一个在史学上有卓越贡献的人，他见闻广博，方法精密，不但有史学，而且有史识。他的《三国志注》在史学上有创新之功，不仅是附陈寿的骥尾而已。 ViYgiAWatS7iHMrXiWSQf1CVqy5ns9SS+AB5oDQWU2Vu0xLK8pHAYygYqPCsCne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