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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人们也许震惊于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在生活水平上的极端差距，但纵观有记载以来的人类历史，地区间的财富差距是一种常态，而且这种差距还扩展到了创造财富的因素，包括知识、技能、习俗和行为举止等。不同地区不仅地理、文化和政治背景差异较大，而且在这些因素的发展上也不平衡。
当英国还是未开化的原始部落聚居地时，古希腊早已开创了几何、哲学、建筑学和文学。雅典人很早就建立了卫城，即使在数千年后，其遗迹之雄伟壮观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同期的英国连一座建筑还没有。古希腊涌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等众多奠定了西方文明根基的里程碑式人物，而同期的英国无人被载入史册。
根据学者的估计，古代欧洲一些地区的生活水准，仅相当于古希腊早在数千年前就达到的水平。 [1] 在古代世界中，高级文明不仅出现在希腊，也形成于埃及和中国等国。彼时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才刚开始学习基本的农业种植。 [2]
数千年来，财富以及创造财富的能力在不同地区的巨大差距久已有之。虽然这种经济不平等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但近几个世纪以来，不平等的模式发生了巨变。曾经的古希腊远比英国发达，但英国在19世纪引领整个世界进入了工业时代，它远远领先于当时的希腊。
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发达。中国拥有包括指南针、印刷术、造纸、船舵和瓷器在内的众多创新与发明，而且中国掌握铸铁技术也比欧洲早一千年。 [3] 15世纪，东西方各有一位航海家进行了“发现之旅”，相对于哥伦布航海，郑和下西洋开始的时间更早，航期更长，船队也更大更先进。 [4] 但几个世纪之后，中国与欧洲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反转。不论今天的世界财富格局如何，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曾在某些领域领先或拥有过众多专长。
欧洲的农业是由中东传入的。在人类社会的演化中，有很多改变人类生存方式的进步，农业或许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在狩猎——采集式生存方式下，人类为了食物必须得游牧大片土地，而农业的传入使得人类可以永久定居于人口密集的社区，修建城市由此变得可能。不仅如此，相比散居于偏僻地区的生存方式，同样数量的人口聚集在世界各地的城市中，创造的艺术、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远远超过其人口规模。 [5]
希腊比北欧和西欧更靠近中东地区，农业更早传播到该地区，因此希腊的城市化进程也比欧洲其他地区提前数个世纪。它很早就享受到城市人口聚集带来的各种好处，因而在许多方面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随机的某个地理区位不会造就天才，但能为人们提供开发自身智力潜能的环境。疲于四处游猎、搜寻食物的狩猎——采集式生存方式是不可能开发自身潜能的。
地理只是造成人群和地区间经济差异的众多因素之一。尽管生活水平的差异也很重要，但经济差异并不限于此。地理位置不同，人们所处的文化世界也不同，或广阔，或狭窄，扩大或限制着人们自身智力潜能的发展，经济学家将这种智力潜能称为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地理位置的差异不仅有水平上的差异，比如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不同；也有垂直上的差异，比如平原和高山。有一项地理研究发现：
山区不利于天才的发育成长，原因在于这些地区分散又相互隔绝，远离人与观念大汇流的河谷地区。 [6]
不论是美国的阿巴拉契亚山脉、摩洛哥的里夫山脉，还是希腊的品都斯山脉、亚洲的喜马拉雅山脉，世界各地的山区都表现出相似的贫穷与落后的模式。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曾指出：“山区会持续落后于平原。” [7] 过去数千年里一直如此，直到近两个世纪交通与通信方式的革命性变化，外界的进步才越来越多地进入与世隔绝的山区村庄，虽然这些进步已稍显滞后。然而，人们在更适宜的环境中创造的文明是无法通过技术变革完美复制到山区的。生活在山区的人当然可以努力追赶，可是其他地区的人不会停滞在原地。
山脉仅是地理特征之一，地理又仅是影响人类发展的因素之一。不论是地理形成的物理空间隔离还是文化隔绝，它们曾反复出现，造成了世界各地的贫穷与落后。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考察造成隔离的原因。
不论原因何在，当今世界如同古代一样，不同群体、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非常普遍。在21世纪的今天，瑞士、丹麦和德国的人均GDP是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或者乌克兰的3倍以上，挪威的人均GDP更是后三个国家的5倍以上。
[8]
这种经济差距不局限于欧洲。在亚洲，日本的人均GDP分别是中国的3倍多和印度的9倍多。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均GDP不到欧元区国家的十分之一。
[9]
不仅国家间存在收入差距，一国内部不同阶层、种族和细分人群之间的差距同样显著。各国的应对方法五花八门，从政客辞职到革命。许多人相信他们国家的经济差距即便不是危险的，至少也显得很奇怪。鉴于此，有必要指出，这类差距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存在于历史的各个时期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因此对经济差异的解释也不应限定为特定时间或地点的特别因素，例如现代资本主义或工业革命 [10] ，更不应是那些政治上合意的或能满足情感诉求的因素。
不应想当然认定，那些能引起重大道德争论的因素如占领、奴役，是当代经济不平等的决定性根源。它们在某些情形下可能是决定性的，也可能不是。国民或国家的富裕与贫穷，可能是因为（1）他们比别国生产得更多或更少，（2）他们夺取了他国生产的财富，（3）他们生产的财富被他国夺去。不论你更愿意接受哪种解释，事实都不会改变。
举个例子，西班牙征服西半球国家，不仅残暴地对待当地土著，毁灭了美洲古代文明，而且通过洗劫当地土著，强迫他们在金银矿劳役，将西半球的财富——200吨黄金和超过18000吨的白银 [11] ——运到西班牙。有过这一行径的，并非只有西班牙。但问题是，财富转移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今天世界各国的经济差异？
西班牙在今天不过是西欧相对较穷的一个国家，在经济总量上被瑞士、挪威这些从未成为过帝国的国家所超越。在“黄金世纪”涌入西班牙的财富本可用于投资经济或人力资本，但大部分财富被消费掉了，没有用于投资。用西班牙人自己的话说，“金子像洒落在屋顶上的雨一般涌入西班牙，但立刻就流走了” [12] 。在人类历史上，这非常常见。不论是征服还是奴役他人，结果无他，不过是精英统治集团一时的发财致富。
道德上看，西班牙殖民者在西半球国家造成了永久性破坏，但带给西班牙经济长期繁荣的因果效应非常小。晚至1900年，超过一半的西班牙人还是文盲 [13] ，同期的非洲裔美国人被解放还不到50年，大部分已经能读会写了 [14] 。而100年后的2000年，西班牙的人均收入甚至略低于非洲裔美国人。 [15]
道德问题与因果问题都很重要。但将两者混淆，或假想将两者打包成一个政治或意识形态上吸引人的答案来解释经济差异，绝非有效的研究方法。
国与国的经济差距只是经济不平等的一部分，一国内部的巨大经济差距同样值得注意。在讨论一国内部不同人群的经济差异时，人们倾向于将这些差异当作“收入分配”（income distribution）问题。
但真实收入（经通胀水平调整后的货币收入）是指一国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仅从生产商品和服务而获得收入的生产者的视角考察这一产出，很可能会产生不必要的谬误，而这些谬误又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国的生活水平更多地取决于该国的人均产出，而非生产获得的货币收入。否则，政府只要印更多的钞票，就能让大家都富裕起来。聚焦于“收入分配”问题，让人觉得政府似乎能重新调整货币流，让收入更公平——不论公平如何界定。人们没有考虑政府的政策可能对生产过程造成的根本性影响，而一国的生活水平正取决于生产过程。媒体甚至学术界常常有这样的观点：产出或财富似乎无缘无故就出现了，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分配。
有时，过度关注收入分配，会使人忽视背后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并因此将富人的收入解释为“贪婪”——就好像对金钱永不停止的欲望就会让别人为买东西付出巨额金钱。
造成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收入与财富差距的潜在因素众多，其中有一个因素最明显却常常被忽略。正如经济学家亨利·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指出的：
贫穷真正的问题不是分配，而是生产。穷人之所以穷，不是因为某些收入被夺走了，而是因为他们无法生产足够的产出使他们能摆脱贫穷，不论原因为何。 [16]
亨利·黑兹利特如此明了的事情，对于其他人却并非如此。他们看到的是不同的视野，由此也会提出另一项议程，认为经济差异是源于财富从某些人转移到了另一些人。
历史表明，造成经济差异的原因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中。我们将从财富生产的差异来解释经济差异，当然也会提到财富转移，它过去通过征服或奴役实现，如今则通过福利制度进行内部财富转移或国外援助实现。
当我们考察地理、文化和其他因素对财富生产的影响时，我们应区分“影响”（influence）与“决定论”（determinism）。曾经有人将他们对经济差异的解释建立在“地理决定论”（geographic determinism）上。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被认为更富饶。批评者很容易指出，这并不一定总能成立，甚至在大多数情形下都难以成立，因为既有类似委内瑞拉和尼日利亚这样资源丰富但非常贫穷的国家，也有日本和瑞士等自然资源匮乏却富裕的国家。这一事实使得一些人不仅否定地理决定论，而且否定地理是一个主要影响因素。
但是，地理因素会通过其他不同的方式影响经济结果。更重要的是，这些影响不一定是由于特定地理特征带来的隔离，更多的时候是特定地理特征与其他地理特征的相互作用，以及地理特征与非地理特征如文化、人口、政治及其他因素的相互作用。
极地附近的温度平均而言比赤道附近更低，但考虑到纬度因素与其他地理特征的相互影响，这一简单且无可辩驳的地理事实也不一定成立。伦敦尽管比波士顿还要向北数百英里（1英里≈1.6093千米），但冬季平均气温要高于后者，与波士顿以南数百英里的美国城市的冬季气温相似。
[17]
伦敦12月份的日均高温与伦敦以南850英里的华盛顿特区相同。从12月到次年3月，华盛顿特区日均低温甚至略低于伦敦。
[18]
纬度很重要，但不同洋流的温度也很重要。
两者共同作用会带来不同于任何一种因素独立作用的结果。
同样，特定地理因素与其他非地理因素相互影响带来的结果，也不同于特定地理、文化、人口或政治因素各自带来的影响。这就是“影响”不等同于“决定论”的原因所在。虽不是大多数，但许多经济结果取决于不止一种因素，在各种不同因素共同作用下，全世界各个国家与地区具有相同的繁荣与进步程度的概率几乎为零。截然不同的地理环境只是造成经济结果不平等的众多因素之一。
另一个因素是文化，不同人群、不同国家的文化具有巨大的差异，甚至一国内部不同群体之间也存在差异。类似于对地理影响的批评，对文化影响的批评有时同样借助于一个过分简化的想象。《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就曾试图否认文化因素对经济结果产生影响。它拒绝承认从英格兰继承的文化才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曾经是英格兰殖民地的国家经济发达的主要原因：
加拿大和美国曾经是英国殖民地，但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亚曾经也是。这些前英国殖民地如今的贫富差异巨大。因此，英国遗产并非北美国家成功的原因。 [19]
尽管这些国家都曾是英国殖民地，可以认为受到英格兰文化的影响，但建立加拿大和美国的是浸润了英格兰文化的英国人的后裔，文化的影响在以后的数个世纪逐步展示出来。而生活在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亚的人，所处的是数千年来撒哈拉以南非洲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英格兰文化带来的冲击影响还不到一百年，在他们成为大英帝国一部分的短暂历史中，他们自身的本土文化仍然在产生影响。
也有许多前英国殖民地的居民为非英语民族，它们在独立以后仍能看到英国文化的烙印，例如律师在法庭戴假发。但外在的英国传统仪式不会阻止这些前殖民地在独立之后拥有根本上不同于英国的文化遗产，以及非常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历程。
“基因决定论”（genetic determinism）者同样不相信文化因素的影响，在他们看来，先天的智力差异能够解释种族、国家与文明间的经济不平等。基因决定论基于无可辩驳的当代人在各种成就和智力测试成绩上的差异 [20] ，但该理论无法解释特定种族、国家或文明在特定历史阶段曾经远远领先，又在其他时期远远落后，比如英国与希腊的角色反转。
一些国家曾在一个世纪之内从落后贫穷的国家攀升到人类成就的前列，如18世纪开始追赶的苏格兰和19世纪开始追赶的日本。这种变化远远快于基因构造的变化。事实上，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发现基因变化的迹象，但是他们在文化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特定文化的源泉会在时间的迷雾中消逝，这一点也许令研究者沮丧，但文化在当今的表现仍清晰可见。一位当代基因决定论者曾指出 [21] ，文化无法量化或统计，无法用来分析IQ与GDP之间的相关关系，也不能满足科学精确度量的要求。但统计学家经常指出，相关关系不是因果关系，正如凯恩斯很早告诉我们的：“大致正确胜于精确的错误。” [22]
不论我们考察的是文化、地理、政治还是其他因素，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我们理解“影响”不同于所谓的“决定论”的重要原因。
[1] 比如见N. J. G. Pounds,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urop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21。
[2] Ibid., p.27. 很多作者已经写过大量文章和著作，介绍埃及和中国的古代先进文明。包括 Margaret Oliphant, The Atlas of the Ancient World: Charting the Great Civilizations of the Pas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 pp.38—41, 162—165。
[3] Charles O. Hucker, China’s Imperial Past: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65； Jacques Gernet, 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 second edition, translated by J. R. Foster and Charles Hartma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69, 138, 140.
[4] David S. Lande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 （New York：W. W. Norton & Company, 1998）, pp.93—95.
[5] Charles Murray, Human Accomplishment: 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 in the Arts and Sciences, 800 B. C. to 1950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03）, pp.355—361.
[6] Ellen Churchill Semple, Influences of Geographic Environment （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11）, p.20.
[7] Fernand 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 translated by Siân Reynold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Vol. I, p.35.
[8] The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 2014 （New York: World Almanac Books, 2014）, pp.748, 771, 779—780, 821, 831, 839, 846.
[9] The Economist, Pocket World in Figures: 2013 edition （London：Profile Books, 2012）, p.25.
[10] 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Why Nations Fail ）的作者看来，“今天世界的不平等是因为19世纪和20世纪时一些国家利用了工业革命及其带来的技术与组织方式的变革，而其他国家未能做到”。但是，国家间的经济不平等并非始于工业革命，国家间差距在古代也并不一定比今天的小。
[11] Herbert Heaton,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New York：Harper & Brothers, 1936）, p.246；Saskia Sassen, Territory, Authority, Rights: From Medieval to Global Assemblage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83.
[12] Jaime Vicens Vives, “The Decline of Spai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Economic Decline of Empires , edited by Carlo M. Cipolla（London：Methuen & Co., 1970）, p.147；Carlo M. Cipolla,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uropean Society and Economy, 1000—1700 , second edition（New York：W. W. Norton, 1980）, p.252.
[13] David S. Lande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 p.250.
[14] 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5）, Part 1, p.382.
[15] The Economist, Pocket World in Figures: 2003 edition （London：Profile Books, 2002）, p.26；U. S. Census Bureau, “Money Income in the United States：2000”,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 pp.60—213（Washington：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2001）, p.2.
[16] Henry Hazlitt, The Wisdom of Henry Hazlitt （Irvington-on-Hudson, New York：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1993）, p.224.
[17] Darrel Hess, McKnight’s Physical Geography: A Landscap.Appreciation , eleventh edition （Upper Saddle River, New Jersey：Pearson Education, 2014）, pp.100—101；E. A. Pearce and C. G. Smith, The Times Books World Weather Guide （New York：Times Books, 1984）, pp.129, 130, 131, 132, 142, 376.
[18] E. A. Pearce and C. G. Smith, The Times Books World Weather Guide , pp.132, 376.
[19]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New York：Crown Business, 2012）, p.62.
[20] Richard Lynn, The Global Bell Curve: Race, IQ, and Inequality Worldwide （Augusta, Georgia：Washington Summit Publishers, 2008）.
[21] 这一抱怨出自Richard Lynn, The Global Bell Curve , p.5。
[22] 出自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非精确引用。相似的言论还有Carveth Read, Logic: Deductive and Inductive , third edition（London： Alexander Moring, Limited, The De La More Press1909）, p.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