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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十七年（1504），王阳明回到北京。山东监察御史陆偁不知道怎么听说了王阳明的大名，主动请这位后生担任山东乡试的主考官。这让王阳明有些喜出望外。
可千万别小看这乡试，它也是三年举行一次的重要考试。说是乡试，举办地点可绝不是乡村，而是各布政司所在地（省会），绝对的中心城市。
对于大明十三省的地方官来说，这是他们能够承办的最重要的考试了。通过乡试，每三年全国也只产生一千五百名左右的举人，这些举人即使以后不能入朝为官，在地方上也都会安排工作，从此脱离劳动人民阶层。想一想范进同学中举之后的兴奋表情，就知道乡试的门槛也是非常高的。
第二年二月，这些举人集中北京，从中再产生三百名左右的进士和同进士出身。
山东也不是普通地方，在两京十三省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讲历史，这里是孔孟二圣的故乡；讲现实，这里也是精英荟萃，人才辈出。即使无法与王阳明的家乡浙江及江西等南方省份相比，在长江以北，绝对算得上是文化大省。
王阳明能够得到这个资格，当然与自己这些年的名气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父亲王华已经担任了礼部侍郎，而且和内阁的那些大学士们关系很好，邀请王阳明来主持乡试，更多的是讨好王华的一种方式。按理说，得到这样一个机会，对于日后的发展是相当宝贵的。
而且，王阳明自己也有这方面的经验。早在他中进士的前一年，王华主持顺天府（就是北京）乡试时，就让自己的儿子参与改卷。王阳明对于试卷的判断非常准确，让老爸相当满意。而陆偁肯定也从王华那里知道了这件事，这才会放心大胆地做出邀请。
可年轻气盛的王阳明哪里考虑这么多。当济南府的秀才们拿到考卷时，整个考场算是炸开锅了，有人兴奋得笑个不停；有人气愤得直摔毛笔；有人把卷子翻来覆去地检查，生怕自己看错了；有人干脆当场交卷：对不起，我不陪你们玩了！
原来，王守仁出的考题是《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按说这话也并非什么大逆不道，这并不是王阳明自己的发明，而是孔子老人家的原话。翻译成白话文，意思就是：当大臣的，应该用道义为君主服务，如果君主不讲道义，就不要愚忠，可以甩手不干。
话虽然的确是孔子说的，但也得看时间和场合。孔子生活在什么年代？周王衰落，群雄并起，各国君主都在礼贤下士，招募人才。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天下归一的年代，君为臣纲已经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再讲什么不可则止，简直就是犯上作乱。
贵为亚圣的孟子，不过是在自己的著作中写了一些类似“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之类的漂亮话，最屌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读到之后就大动肝火，放出狠话说：“这家伙要是活在现在，我非严办他不可！”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吃什么长大的，甚至一度下令将孟子逐出太庙。
如果王阳明在老朱当权的年代，还敢这么玩个性，那结果只有一个：杀头。不过他很幸运，生活在了孝宗执政时期，社会气氛和文化环境，都还算比较开明宽容。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王阳明这个行为属于脑残。恰恰相反，他正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向朝廷，特别是向一直以开明形象著称的弘治皇帝，展示自己的才华与个性。
王阳明应该庆幸自己逃过了朱元璋时代，而是生活在“弘治中兴”的宽容环境下，让他有了这样一个表现个性的空间，并且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风险。即使是相当保守的陆偁，对王阳明的工作也没有公开提出批评和干涉，总体上还是满意的。而王华知道这事之后，更不可能像当年一样，解下皮带就开始抽人，毕竟儿子已经三十多岁了。
乡试的考试时间全国统一，从八月初九直到八月十七，连续考九天。主持完山东乡试，王阳明就要返回京城，继续担任兵部主事了。在离开山东之前，他又到济南周边游玩了一次。孔府孔庙是一定要去的，泰山也不能错过。在泰山，王阳明留下了《登泰山五首》，其中第五首写道：
我才不救时，匡扶志空大。
置我有无间，缓急非所赖。
孤坐万峰颠，嗒然遗下块，
已矣复何求？至精谅斯在。
淡泊非虚杳，洒脱无蒂芥。
世人闻予言，不笑即吁怪；
吾亦不强语，惟复笑相待。
鲁叟不可作，此意聊自快。
对于自己的怀才不遇，王阳明很有些感慨，但他也知道，牢骚是不能给自己带来升迁的，要想在官场成功，就得尊重它的游戏规则。
回到北京，王阳明到了承天门东边的兵部武选清吏司上班，继续担任主事。武选司相当于兵部的人力资源部门，管理武将的选拔与升迁，王阳明喜欢军事，能调到这里，自然是让他高兴的事。
但王阳明才三十四岁，在武选司里只能是个打酱油的闲职，想对朝廷的军事方针提建议，可能性基本不存在。想要培养自己的亲信，也根本不现实。按照规定，京官六年才能接受京察（工作能力鉴定），以决定是升迁还是降职。对他来说，一切还都早得很。苦闷之余，他开始尝试第二职业。
而这个第二职业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也成就了他一生的辉煌。
这个职业就是开门授徒。
王阳明讲学并未开风气之先。不过是顺应了当时的社会潮流而已。朱元璋死去一百多年之后，朝廷对于民间文化的打压，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放松。民间办学早已经形成了风潮。当时，很多学者都有在家乡开堂讲学的经历，影响比较大的有：吴与弼在江西崇仁、罗伦在江西永丰、章懋在浙江慈溪，陈献章在广东新会，都曾名动一时，影响一方。可是敢于在京师、在天子脚下办学，还真是需要很大魄力，更需要很强的能力。
京师作为首善之区，自然也是全国文化的最高地，这里不仅有最高学府国子监，还有顺天学府以及大兴、宛平两县学，师资力量雄厚，有钱人家都愿意让孩子去那里读书。私人讲学不是没有，但你得有些知名度，能得到别人认可才行，比如“前七子”之首李梦阳，他的诗词文章就有不少粉丝追捧，开课自然也就少不了学生。
王阳明作为一个只有三十四岁，没有什么学术地位的小官僚，居然敢于开堂授课，自然引起了一些老前辈的反感，指责他标新立异、爱出风头，想红不择手段了。王阳明有一颗大心脏，不为这些非议所动摇，前来报名的人很少，他也不改变自己的初衷。不知道老爷子王华当时做何考虑，但种种迹象表明，他对于儿子的行为，显然是默认的。
王阳明从来不是内向的人，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有两大爱好，一是游玩，二是交友。游玩可以开阔眼界，也能结识更多朋友。王阳明自视甚高，但他对交友却没有什么势利的眼光。无论是朝中进士还是乡间农夫，他都可能和他们成为朋友。
不过，他更希望能交到一些心灵相通的真正知己。因此，若水的出现，让他非常高兴。湛若水比王阳明大六岁，是广东大儒陈白沙的学生。三十二岁时，他就提出了著名的“随处体认天理”说。弘治十八年（1504），他进京参加会试，主考官是后来在正德年间担任首辅的杨廷和。
杨廷和看到一份考卷，一眼就认出是陈献章的弟子所做，后来揭开糊名处一看，果不其然。湛若水顺利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上班。经别人介绍，湛若水认识了王华的长公子王阳明，两人可以说一见倾心，都被对方的才华与学识吸引。王阳明说：“守仁立世三十年，未见此人。”而湛若水则说：“若水观于四方，未见此人。”
这一年，王守仁三十四岁，湛若水四十岁。两人都认为，已经八股化的朱子理学，是学术发展的大敌。讲得越详细，道理越晦涩，分析越精巧，学问越支离破碎。他们希望能从占据主流的理学中解放出来，开创一门属于自己的新学问。
王阳明一直在研究陆九渊的著作，希望将其思想发扬光大。他一生没有拜名师，而在权威的《明儒学案》中，黄宗羲这样评价湛若水的老师陈献章（人称白沙先生）：
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始大。两先生之学，最为接近。
显然，湛若水的思想深刻影响了作为晚辈的王阳明。就像孔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一样，他们两个常来常往，白天一起为两双手能数过来的学生上课，晚上秉烛夜谈，非常投机。
可惜，这样的日子没有长久，因为一个人的上台，大明历史发生了重大改变，王阳明也经受了三十多年来的最大变故。他究竟遭遇了什么危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