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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宣统元年农历四月十三日（1909年5月31日），满清京城北京已是绿树成荫、青杏满枝的时节。一场大雨过后，位于东单附近的东堂子胡同外务部院内的莲叶碧绿剔透、晶莹可爱；一簇簇芍药微微吐出粉红的花苞，清风拂来，沾满露珠的花蕾摇曳多姿、煞是可爱。优雅别致的房间内，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人正在凝神阅读文件。
此人姓周名自齐（1871—1923，山东单县人），字子廙，出生在一个官员世家，曾祖父周鸣銮、祖父周毓桂都为进士出身，曾官至广东分巡雷琼兵备道、广东雷州知府，而其父早逝。光绪十七年（1891）周自齐考入广州同文馆学习外语，被两广总督张之洞（1837—1909，河北南皮人）保送至京师同文馆深造。二十年（1894）中顺天乡试副榜。二十二年（1896）被户部左侍郎张荫桓推荐给驻美公使伍廷芳，先后任驻美国公使馆书记（从六品）、参赞（从四品或正五品），驻纽约、旧金山总领事（从四品）；三十四年（1908）回国，署外务部右参议（正四品）。宣统元年（1909）初升左参议。二月十七日（3月8日），诏命周自齐与熙彦、劳乃宣、赵炳麟、谭学衡、荣庆、陆润庠、张英麟、唐景崇、宝熙、朱益籓等14人分日给宣统皇帝进讲，讲义由孙家鼐（1827―1909，安徽寿县人）、张之洞核定。除周自齐外，其他官员以一、二品居多。
宣统元年宣统元年四月十一日（5月29日），周自齐接到外务部的紧急命令：负责留美学生事务。此举听来，着实有些大材小用之嫌。其参议一职，在外务部仅居尚书、左右侍郎、左右丞之下。外务部4个司主稿起草的呈文，都要先送丞、参堂审阅，此稿叫“堂批稿”。待丞、参批阅后，再抄写在规定的稿纸上，送侍郎、尚书、大臣画行，此稿叫“定稿”。而四司之一的考工司，掌管铁路、矿务、电线、机器、制造、军火、船政、聘用洋将洋员、招工、出洋学生。留美事务正由考工司负责，而考工司除郎中、员外郎、主事各二人外，另有行走（不设专官的机构或非专任的官职）6人。区区留美一事，考工司郎中、员外郎或主事就绰绰有余，为何偏要左参议周自齐负责呢？这还得要从“庚子赔款”说起。
早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国联军（英国、法国、俄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美国和日本）借口义和团运动强行入侵中国，强占北京，闯进紫禁城。西太后慈禧挟持光绪皇帝逃奔西安，命庆亲王奕劻与大学士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各国商谈退兵和约。清政府抱定了“量中华之国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宗旨，被迫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赔偿此八国及另6个“受害国”损失共计白银4．5亿两，由1902年起至1940年止，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计9．8亿两，史称“庚子赔款”。这场战争和这个条约，使中国完全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列强进而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当时美国分得总额的7.32%，本金合约白银7190多万两，折算为24440778.81美元。按照条约，本息用黄金付给，而不是用白银付给，这便更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光绪三十一年（1905），时任中国驻美公使梁诚（1864—1917，广东广州人）在调查中发现：“美国商民应收之款，仅计200余万；而当时海陆军费，已由飞猎滨（菲律宾）防次全案报销。”此项赔款，“实溢美金2200万元”。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亦承认，向中国索取的赔款“原属过多”。梁诚即积极谋取美国退还赔款超收部分，“以为广设学堂，派遣游学之用”，取得一定进展。不巧的是，是年正当中美关系低潮，中国国内发生抵制美货、收回粤汉铁路权、杀害传教士等一系列事件，故美方遂将此事搁置。
但梁诚并没有灰心，仍然积极活动，争取舆论支持。翌年，已在华传教数十年的公理会牧师明恩溥（英文名斯密士）会见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力主退还赔款，接受中国留学生，得到罗斯福的支持。加之梁诚的多次艰难交涉与游说，光绪三十三年（1907）西历6月，美国终于正式同意退还赔款，作为中国“广设学堂，遣派游学”之用。次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庚子退款”议案，同意“退还”中国部分“额外”赔款，授权罗斯福退还10785286.12美元，其款项将用于帮助中国发展教育事业，培养赴美的中国留学生。美国先后退还中国“庚款”本利共计2792万余美元。
是年10月28日，在双方7月14日照会的基础上，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的第一年（即1909年1月1日）起，清政府在最初的4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100人。如果到第四年就派足了400人，则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并规定学生之中应有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同时双方还商定，在北京由清政府外务部负责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
清政府一边“明修栈道”，一边“暗渡陈仓”。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十六日（1908年7月14日），唐绍仪（1862—1938，今广东珠海人，1874年第三批留美幼童生，曾长期任袁世凯的书记官和得力助手）被任命为大清赴美专使兼考察财政大臣前往华盛顿。名义上是去感谢美国退还部分赔款，实则希望劝说美国政府支持他们提出的东三省借款计划，以抵御当时俄、日两国的侵吞。具体设想是：清政府设立资本金为2000万美金的东三省银行，在美国发行债券，以东三省的一部分收入和退还的庚款为抵押，然后以东三省银行的盈余用于派遣中国学生留学美国。
而美国则有着自己的小九九。自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鼓励留学日本开始，中国留日学生日增。中国为发展近代教育，1904年模仿日本教育制度，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同时聘请大量日本教习来华任教。日本在华势力日渐扩大，引起了美国的高度注意。
1905年中国声势浩大的抵制美货运动及中国与日俱增的赴日留学生的数目，令美国的一些人夜不成寐。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声称：
“中国正临近一次革命。……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为了扩展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也能比用别的方法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我们可以不接受中国的劳工，但我们可以宽待学生，把我们的教育设施提供给他们。”
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来造就一批从知识和精神上为美国支配中国的新的领袖，无疑最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也无意在东三省问题上与日本及俄国发生冲突和对抗。11月30日，就在美国务卿会见唐绍仪之前，美国以听任日本可在东三省以“和平手段”自由行动换取日本不侵略菲律宾的保证，与日本缔结“罗脱—高平协定”。1908年，资产阶级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亦曾指出：“美之返岁币也，以助中国兴学为辞”，实则是“鼓铸汉奸之长策”。
但梁诚从利大于弊角度考虑，仍始终为此而努力。后人对此事作了较公允的评价：
“促成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并以此款派遣学生赴美之最大功臣，我驻美公使梁诚先生当之无愧。他不但在国内独持广设学堂派遣青年游学之远见，在美国亦由其首倡减退‘庚子赔款’之议。……若无梁氏百折不挠、努力不懈之精神，则绝不会……有其后之‘游美学务处’、‘清华学校’、‘国立清华大学’，先后为国家造就无数英才之事实。”
正在此时，清政府内部风云突变。就在光绪三十四年十月（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后，3岁的溥仪即位。他的生父、光绪弟弟载沣任摄政王，主持朝政。翌年公历1月1日，美国开始“退还”其所多得的“庚子赔款”，并指定这笔钱用于选派学生赴美留学。第二天，即腊月十一日（1909年1月2日），载沣以袁世凯“足疾”为由，免去其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会办大臣等一切职务，大学士那桐（1856—1925，满族镶黄旗，北京人）升任军机大臣。次日，外务部侍郎梁敦彦（1857—1924，广东顺德人，1872年第一批留美幼童生）升外务部尚书兼会办大臣，唐绍仪也被清政府召回。
此年3月，美驻华使节柔克义照会清政府外务部，催促清政府尽快选拔留美学生，指出第一班赴美留学之期将至，美国方面已为接收中国留学生做好准备。“外部愿中国速选学生筹备一切，迅来美国就学为盼。”由于美国学校大多是在9月开学，美公使馆参赞丁家立要求清政府“急速选派，尚可及时。如再稍事稽延，则入学势必逾期”。故外务部尚书梁敦彦紧急命周自齐负责留美事务、迅速拟定留美事宜。
四月十五日（6月2日），当外务部主稿的《收还美国赔款遣派学生赴美办法大纲》奏折稿送交学部时，军机大臣张之洞主管的学部并未立即同意会同上奏；而是就选派第一格、第二格学生的年龄问题等方面，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外务部以梁敦彦为首，主张招收16岁以下的幼年生赴美留学，这样能使其英语达到专精、成熟的程度，否则对外国语言“绝无专精之望”。而学部则认为幼年生“国学既乏根基，出洋实为耗费”，主张招收30岁以上的中年人出国。
双方针锋相对，各不让步。有一次竟闹出了这样的笑话：在两部评阅考卷的时候，外务部英文取第一名之人，在学部竟一分未得；而学部取第一名之人，又在外务部一分未得。谁去谁留，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
直到五月二十一日（7月8日）取折中方案后，学部才最后同意与外务部会同上奏。五月二十三日（7月10日），《收还美国赔款遣派学生赴美办法大纲》一折上奏并于当日得获准朱批。同日，清政府颁布《遣派游美学生办法大纲》，确定具体的招生办法。两部还提出全国各省名额分配办法：学生名额，自应按照各省赔款数目分匀摊给，以示平允。其满洲、蒙古、汉军旗籍以及东三省内外蒙古、西藏亦应酌给名额，以昭公溥。
奏折批准后，外务部和学部立即通知各省选送考生进京考试。六月初四（7月20日），奏准在京师设立游美学务处，由外务部会同学部共同管辖，负责选派游美学生，并拟“在京城外择清旷地方，建肄业馆一所”（即西直门外清华园），“选取学生入馆试验，择其学行优美、资性纯笃者，随时送往美国肄业”。总办须是与两部都有关系的人担任。于是，由外务部署左丞、左参议周自齐任总办，学部员外郎范源濂（1875—1927，湖南湘乡人）和外务部候补主事唐国安（1860—1913，今广东珠海人，1874年第三批留美幼童生）会办，驻美公使馆参赞容揆（1861—1943，今广东珠海人，容闳侄子，1873年第二批留美幼童生）兼任驻美学生监督，均系中西学问皆精通之士。周自齐等人抓紧拟订考试大纲，确定考试科目。学务处先是租赁东城侯位胡同一所民房开始办公，第一批留美学生选拔考试结束后搬迁到史家胡同。
“夜久叶露滴，秋虫入户飞。”凉风乍起，北京的清晨已有一丝秋意。自1905年废除科考以来，宣武门内学部考棚（一说在史家胡同）外曾一度“门前冷落车马稀”，这个平素一点也不显眼的地方，而今却车水马龙，行人如梭，又恢复了往日的喧嚣。本来游美学务处这一机构设立还不到几天，但由于它和美国的“庚子退款”甚有瓜葛，于是马上就扬名在外了，报考者多达630余位。
考棚内正进行第一批直接留美招生考试。周自齐穿着清朝官服高坐堂上，旁边考试官按省籍唱名：“浙江听点”、“江苏听点“……周自齐用朱笔点名。待点名结束后，考生就座开考。其中一位年轻人气定神闲，正运笔如飞。考卷上赫然写着“梅贻琦（1889—1962，天津人）”三字。时年他虽只有20岁，却显得少年老成，故能引起旁人的注意。
在周自齐、范源濂、唐国安三人旁边，坐着一位身着西服、颇有欧美“绅士风度”的官员。他一直默不作声，一个个地注视着前来报名的考生，仿佛在完成自己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业。是啊，对于此项目，他付出了多少心血啊！他就是梁诚。他这次特意延长在国内的假期，就是为了赶来参加这一场面的。他接连几小时地坐在椅子上，观察着这群蜂拥而来的考生。大多数都是清秀的青年学生，他们没有纨绔之气，其神态举止都具有青年人所特有的朝气，眼睛里都透露着一种强烈的求知欲。
七月二十日（9月4日）考国文，七月二十一日（9月5日）考英文。前两场为初试，只有通过初试者才能参加其余各场考试。9月8日是初试的张榜日。名单大大出人意料。630人参加初试，却只有68人进入复试，榜首为裘昌运（生卒年不详，江苏无锡人），远远不足100人。原来，周自齐等人掌握的原则是“宁缺勿滥”，对学生的要求极其严格，即“中文通达，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学和历史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此时游美学务处已经意识到，有必要对学生进行长期的留美预备教育，故才有后来清华学堂的诞生。）
9月9日复试考代数、平面几何、法文、德文、拉丁文。第三日考立体几何、物理、美史、英史。第四日考三角、化学、罗马史、希腊史。待到张榜日，张榜处仍然是是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此届共录取47名考生，他们是：
程义法、邝煦堃、金涛、朱复、唐悦良、梅贻琦、罗惠桥、吴玉麟、范永增、魏文彬、贺懋庆、张福良、胡刚复、邢契莘、王士杰、程义藻、谢光基、裘昌运、李鸣和、陆宝淦、朱维杰、杨永言、何杰、吴清度、徐佩璜、王仁输、金邦正、戴济、严家驺、秉志、陈熀、张廷金、陈庆尧、卢景泰、陈兆贞、袁锺铨、徐承宗、方仁裕、邱培涵、王健、高仑瑾、张子高、王长平、曾昭权、王琎、李进隆、戴修驹
若干年后，徐佩璜回忆道，当自己在看榜时，见旁边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学生也在那儿看榜。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神清气闲的态度，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后来在出国的船上碰见，经彼此介绍，才知道是梅贻琦。书中暗表，这批学生中，有未来的两位清华校长梅贻琦、金邦正（1886—1946，安徽黟县人），以及化学家张子高（1886—1976，湖北枝江人）、生物学家秉志（1886—1965，河南开封人）等，可谓人材极盛。
早在此30多年前，中国朝廷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便由容闳（1828—1912，今广东珠海人，1847年赴美留学，为中国最早的留美生）带队派出的几批留美幼童。为显示大清威仪，他们是一身中式打扮：瓜皮帽，蓝缎褂，崭新的黑布鞋，每人一条乌黑油亮的小辫子，排着整齐的队伍踏上美国的土地。30多年以后，首批考取的47名庚款留美生，则身穿250元银洋特殊订制的洋装，并发给留学费，在外务部主事兼游美学务处会办唐国安、学务处英文文案唐孟伦（1871—1922，今广东珠海人，唐国安世侄与继子）等人率领下，乘“中国号”轮船由上海起程赴美，前往“西天取经”。
10月初一（11月12日），星期六，轮船安然抵达美国的三藩市（即今旧金山）。这批怀揣着救国、强国梦想的留美生，翻开了历史崭新的一页。
所以可以这么说，清华正是屈辱与庆幸、失败与开放、腐朽与进步的共同结晶。从建校伊始，清华便始终同国家的兴衰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清华的初期发展，虽然渗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学校一直十分重视研究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