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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2月，春寒料峭，北京城笼罩在一片灰色的氛围里。身着灰布棉袍、头戴皮风帽的人们，把脖子也裹得一丝不透；又带着天子脚下那种特有的悠闲，低头缓步在大街上。尽管要忙年，北京街头那种喧嚣里的宁谧与幽远仍然一如既往。这个时候，大概唯有西郊的清华园与城里的气氛格格不入。因为放寒假，园子里的学生走掉了多数；但是因路远家贫，就在校园内过年的人也不在少数。
正在这时，吴宓回到母校清华任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开始一一恭请诸名师前来任教。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几位名师，包括在国学研究上早已造诣精深、名望崇高的一流学人王国维、梁启超，和当时还不大出名、但站在学术第一线的学人陈寅恪、赵元任；以及当时就学术成就不错、后来享有大名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李济。
1925年2月13日，吴宓来到北京城内地安门附近的织染局10号，恭谒王国维先生，请其出山。他穿着旧式的一袭灰布长袍，头戴礼帽，下着布鞋，身材高瘦，脑袋像一颗炸弹，脑门奇大，鼻梁上架着一副金边眼镜，气度显得颇为沉静，同时又很虔诚、谦和，言语讷讷，憨厚质朴。
王国维则身着团花长袍，外罩黑色马褂，头戴瓜皮帽，架着一副玳瑁镜，不怒自威。王先生时任清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领五品衔。溥仪对王先生很是看重，别的人官再大，未入大内早就下马了，而他却可以在紫禁城骑马。
王国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人。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方面均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早年屡应乡试不中，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1911年辛亥革命后，以前清遗民处世。1922年受聘北大国学门通讯导师，但以“无事而食，深所不安”，未受酬金。翌年与其儿女亲家罗振玉（1866—1940，祖籍浙江上虞，生于江苏淮安）等应召任溥仪“南书房行走”。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等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
王国维最有影响的著作是《人间词话》，其中把自古至今之人治学问、成大事的境界分为3个层次：“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出自晏殊的《蝶恋花》）；“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出自柳永的《蝶恋花》）；“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出自辛弃疾《青玉案》）。此说法影响深远。
《吴宓自编年谱》在1925年2月13日条下写道：
“宓持清华曹云祥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静安先生，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
此前，王国维曾因不满北大国学门的某些做法而辞去北大职务。他本无意应聘清华，但吴宓表现出来的诚意，让他大受感动。因为吴宓说，王先生要是能去清华，那就如孔子带去了礼乐教化，评价可算极高。在王国维看来，这不仅是对个人人格的尊重，更是对整个文化传统的尊重。因此，他决定接受聘请，来清华教书。2月21日，吴宓再谒王国维，商量研究院章程。后王国维住在清华西院，除了授课外，平日深居简出，只潜心钻研学问。
2月22日，吴宓赶赴天津，谒见另一位学术大师梁启超。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今属江门市新会区）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戊戌变法领袖，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当时，学术界公认“（章）太炎为南方学术界的泰山，（梁）任公为北方学术界的北斗”。
梁启超与清华渊源颇深。早在1914年冬，梁启超即因清华园幽静而暂居此处从事著述，写成《欧洲战役史论》等书。梁启超在清华住工字厅西客厅，取名“还读轩”。梁氏与清华师生朝夕相处，“感情既深且厚”，“觉无限愉快”，1922年即应聘为清华讲师。从次年9月起，梁启超开始正式在清华长期讲学，所开《最近三百年学术史》与《群书概要》（包括给大家开书单），受到清华同学的热烈欢迎。每个星期，他在郊区清华园4天阅读、讲课或辅导学生；在城内3天，处理其他事务。而他还在天津有寓所，是梁氏大家族日常起居、生活的地方。此时的清华，已经成为梁启超的主要活动地点之一。因此，当吴宓表明来意后，“梁先生极乐意前来”。1925年9月9日，迁进北院教员住宅第二号。
第三位受聘的研究院导师为赵元任。赵元任，字宣仲，又字宜重，江苏武进（今常州）人，生于天津。他是四大导师中唯一一位“土生土长”的“清华派学者”，1910年为游美学务处第二批留学生。后入美国康乃尔大学主修数学，1914年获理学士学位。191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哲学博士学位是美国最高的学位）。1919年任康乃尔大学物理讲师。1920年回国，任清华学校心理学及物理教授。1921年再入哈佛大学研习语音学，继而任哈佛大学哲学系讲师、中文系教授。1925年6月应聘回到清华国学院任导师，6月12日搬进清华南院。
赵元任是有绝对听力和极高语言天赋的人。有一次他去杭州西湖游玩，忽然看见湖上有个木鱼店。赵元任忽发雅兴，竟棹了一叶轻舟，到店里去选购。他左敲敲，右敲敲，不一时选了十来个。只见他一手持一根木鱼槌，使木鱼竟有宫商角徵羽诸般声调。他两手互击，大为挥洒如意。一曲奏终，竟是当是很流行的一首歌《叫我如何不想他》。这首歌正是由赵元任自己谱曲，而由当时著名人物刘半农（1891－1934，江苏江阴人，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作词。
曾有人问胡适：“在先生这一辈的人中，先生恐怕是最聪明，天才最高的了吧？”胡适立刻回答说：“不然！赵元任先生就比我聪明！”
前三位导师受聘都水到渠成，而第四位受聘的导师陈寅恪则颇费周折。陈寅恪，祖籍江西义宁（今修水），生于湖南长沙，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孙，晚清著名诗人陈三立之子。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书香世家、人文浓郁的家庭环境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文学、历史、哲学典籍。
光绪二十八年（1902），陈寅恪随兄陈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于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自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1914年回国。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蓝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教授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教授学习蒙古语。留学期间已具备阅读8种语言的能力。陈寅恪在柏林，生活简朴，被谑称作“府门前石狮子”。1925年回国。
陈寅恪多年在国外，从未拿过一个学位，他的经历说是“游学”要比“留学”确切得多。他读书治学毫无功名思想，纯粹是因为对知识的热爱而选课。其时他的父亲陈三立也很困顿，常常想儿子在国外一定要受苦了。陈寅恪在国外虽有谋生之道，然只能维持生活，平时总是节衣缩食，以省钱购书。一个大学者，却过着清贫之极的生活，这恐怕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罢？
关于国学研究院聘请陈寅恪，版本甚多。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说：
“十五年春，梁（启超）先生推荐陈寅恪先生，曹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寅恪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
而据1927年考入清华国学院的蒋天枢所著《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称，“先生之来清华，吴所介也。”吴，即吴宓。据《吴宓日记》，1925年2月9日吴宓向校长曹云祥提出（一）名义为研究院筹备主任。（二）须有全权办筹备处之事，并负专责。此议得到校长同意。12日筹备处成立，开始办公。14日，吴宓向校长曹云祥和教务长张彭春提出聘任陈寅恪为教授事，15日与张彭春就陈的工资事交换看法。16日曹允准聘陈，吴宓“即发电聘之”。
吴宓与陈寅恪为哈佛旧识。吴宓就读哈佛本科时，哈佛研究生俞大维（1897—1993，浙江绍兴人）曾向他单独讲授《西洋哲学史大纲》，并引导其社交活动。而俞大维正是陈寅恪的姑表兄。俞大维向吴介绍其“博学与通识，并述其经历。宓深为佩仰”。陈到美后，又由俞为吴介见。“以后宓恒往访，聆其谈述，则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抬、社会之内幕。”此后，吴一直认为陈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4月27日，吴宓收到陈寅恪来信，告以因“（一）须多购书，（二）家务，不即就聘”。吴叹道：“介绍陈来，费尽气力，而犹迟惑，难哉！”6月25日，《吴宓日记》载：“晨接到陈寅恪函，就本校之聘，但明春到校。”至此，清华国学研究院聘请陈任国学院教授一事即尘埃落定。后陈因父病请假，直到翌年7月8日方到校，任清华研究院导师，并在北大兼课。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
其时，吴宓还曾作诗一首赠送陈寅恪：
经年瀛海盼音尘，
握手犹思异国春。
独步羡君成绝学，
低头愧我逐庸人。
冲天逸鹤依云表，
堕溷残英怨水滨。
灿灿池荷开正好，
名园合与寄吟身。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主要招收对象，除“国内外大学毕业者或具有相当之程度者”外，还有“各校教员或学术机关服务人员，其有学识及经验者；各地自修之士，经史小学等具有根柢者”。学生经录取后，须按期到院，常川住宿，屏绝外务，潜心研究，笃志学问，尊礼教授，并不得有逾越行检、妨害本院之行为。研究期限以1年为率，但遇有研究题目较难、范围较广、而成绩较优者，经教授许可，可续行研究1年或2年。毕业生不授学位，导师不用学位去引导研究生，而是着力培养他们的学术研究兴趣，使他们能掌握独立研究的能力。
国学研究院招生考试地点在西单牌楼，王国维等教员亲自监考、阅卷。第一届正取30名学生，备取2名，后来到校学习研究一年的有29个人。研究院招到的学生层次也很高，有的从名师学习过，有的还有著作。这些学生虽然在校学习一般只有1年，但是由于本身底子厚，又经名师点拨，学术眼界大为开阔，成材率很高。
国学研究院“学生研究之方法略仿昔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的研究方向为主，在教学上注重学生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学生们与教授的关系非常密切。而学生在此短期内，于国学根底及治学方法均能确有收获。
其课程分普通演讲和专题研究两种，后者为学生专门研究学科，共有23类，即经学、小学、中国史、中国文化史、中国上古史、东西交通史、史学研究法、中国人种考、金石学、中国哲学史、儒家哲学、诸子、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佛教史、佛经译本比较研究、中国文学史、中国音韵学、中国方言学、普通语音学、东方语言学、西人之东方学、中国音乐考。“学生报考时，即须认定上列任何一类，为来校后之专门研究，考入后不得更改。本院开学日，各教授将所担任指导范围公布，学生与导师自由交谈，就志向兴趣、学力所近，于该范围择定研究题目为本学年专门研究”。
王国维开的普通演讲有：《古史新证》、《说文练习》、《尚书》等；指导专题研究的范围是：经学（含书、诗、礼）、小学（含训话、古文字学、古韵）、上古史和中国文学等。
王国维曾说过，识字自《说文》始。前辈的大学者，没有一个不用心专研小学的。这是他们能做大学问的基础。王氏之桃李门生、私疏弟子遍充几代中国文史学界。
梁启超开的普通演讲有：《中国通史》（与大学及旧制部合班）、《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儒家哲学》等；指导专题研究的范围是：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佛学史、史学研究法、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诸子等。
陈寅恪开的普通演讲有：《西人之东方学》、《目录学》、《佛经翻译文学》和《梵文—金刚经》等；指导专题研究的范围是：年历学（古代闰朔、日月食之类）、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如研究唐蕃会盟碑之藏文、阙特勒碑之突厥文部分，与中文比较之类）、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文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回纥文及中央亚与西亚诸文字译本，与中文译本比较研究）、蒙古与满洲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等。
赵元任开的普通演讲有：《方言学》和《普通语言学》（乃备研究生及旧制生选修用）等；指导专题研究的范围是：现代方言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等。
李济开的普通演讲有：《人文学》（每星期2小时，必修）等；指导专题研究的范围是：中国人种考等。
凡普通演讲，研究院诸生皆须往听；旧制清华学生，得该教授特许者，亦可前去旁听。而指导专题研究，则只针对研究院学生。
国学研究院的目标是“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研究人才和“各种学校之国学教师”。注重正确的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学术文化，养成做学问的能力和良好习惯。其教学、研究并重，著述甚丰。诸导师议定不编刊物，以免芜杂难精，且荒废学生学业。
以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以及年轻讲师李济等为代表的清华学者，十分重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主张“中西兼容、文理渗透、古今贯通”，形成了著名的“清华学派”，对清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培养出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学术大师，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可谓光耀西山。
研究院一共招生4届，毕业74人，除有2人退学和4人病故外，实际完成学业68人。其中不乏名师硕儒，刘盼遂（1896—1966，河南淮滨人）、徐中舒（1898—1991，安徽怀宁人）、王力（1900—1986，广西博白人）、罗根泽（1900—1960，河北深州人）、高亨（1900—1986，吉林双阳人）、周传儒（1900—1988，四川江安人）、刘节（1901－1977，浙江温州人）、谢国桢（1901—1982，河南安阳人）、姜亮夫（1902—1995，云南昭通人）、贺麟（1902—1992，四川金堂人）、蒋天枢（1903—1988，江苏丰县人）、陆侃如（1903—1978，祖籍江苏太仓，生于江苏海门）、吴其昌（1904—1944，浙江海宁人）、姚名达（1905—1942，江西兴国人）、张荫麟（1905—1942，广东东莞人）等，日后都成了我国20世纪人文学术的中坚力量。
1925年10月的一天，梁启超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双十节”（即每年10月10日纪念辛亥革命胜利的节日）的文章。
10月16日，清华国学研究院召开第二次教务会。梁启超进了工字厅，便见吴宓、王国维、赵元任、李济等人均在座。大家见了他，脸上都露出诧异的神色。梁心中已知原因，且不说破，自管坐到桌前。
果然，王国维笑道：“任公，见了你在《清华周刊》上的文章，可谓尽吐胸中块垒。只是你在清华教书，一面却又振臂高呼，恐怕听众未必云集呢！”
赵元任等人自忖年轻，不好随便与梁启超调侃，只是看着他发笑。
原来，梁启超发表在《清华周刊》上的文章，正是他原拟在“双十节”上演讲的。这大概是他“中止”政治活动以来的第一篇政治性言论。全文洋洋乎13000余言，似乎把憋了多年的牢骚通通发泄了出来。他骂共产党、骂国民党、骂孙中山，大有“举世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之势。
吴宓看梁启超神色俨然，插上话头道：“梁先生，您说民国是‘不满14岁的小祖宗’，这话说得可太好了！”
梁启超颔首道：“中国的政府，总是一丘之貉，变来变去，永远没有新意。说到底，大同之世渺茫无期。有时候想起康南海，觉得中国人太苦了！”
梁启超的这一番感叹，后来被陈寅恪用一句诗概括：“最是文人不自由。”他们几个人，可算是中国学术界最高代表人物，然而后来毕竟颠沛流离，终身辛苦。这，便是中国社会对本民族才俊的“馈赠”！
当时，中国学术界存在着京派和海派之争。那京派海派，原是京剧界的名词，后来被学术界所沿用。京派学者很注重考据，讲究踏踏实实地搞清每个细节问题，不去谈很大的问题；而海派则只要求对学问有粗线条的把握即可，强调学术的思想性。学术自然应该严肃、认真、扎实，但是并不等于要把自己关到象牙塔里，专门做考据，弄得像三家村学究。学者同样应当关心民族的命运与文化的气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