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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暝槿无风落，秋虫欲雨鸣。”1923年秋雨刚过，风轻云淡，碧空如洗。秋声中，一位中年人步履匆匆地行走在清华园内。此人名叫张彭春，时任清华学校教务长。说起张彭春的上任，还有一段小插曲。
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教育界掀起了一轮教育改革运动，大学数量与日俱增。1912年全国公立大学仅为4所，1922年上升为19所，到1925年则增至47所。而清华学校自周诒春辞职后，校长频繁更迭，清华改办大学一事进展缓慢。曹云祥上任后感叹道：“周校长离校后，学风衰颓，校长数易，仅改组董事会以求维持局面，更无计划之可言矣。”针对全国激增的大学及学生的数量，曹云祥曾不无忧虑地指出：
“迩来中国学潮变迁，提高程度，各处中学专门学校纷纷改为大学，于是清华不改大学，则落于人后，不得并驾齐驱。”
清华的办学经费，主要是来自美国退还的“庚子退款”。1923年2月，随着庚子赔款的终止期限日益临近，曹云祥适时提出了“十八年（1923—1940）计划”，筹划逐步改办大学的具体方案。清华学校校方组织了“课程委员会”，策划改办大学的一切具体步骤与措施。课程委员会先后3次提出改办大学的方案，最后由教职工会议通过，决定自1924年起为大学筹备期。从这年秋天开始，逐年停招留美预备生。至此，清华学校改办大学的计划，由酝酿阶段正式进入实施时期。
鉴于前任清华学堂教务长张伯苓的声望及其创办南开大学的成功经验，曹云祥便请他举荐人才，以协助自己筹备清华学校大学部。“举贤不避亲”，张伯苓举荐的人才即为其胞弟张彭春。
张彭春绝非等闲之辈。他是天津敬业中学（南开学校前身）第一届学生，与梅贻琦同班。1910年，张彭春考取清华第二届“庚款”留学生，同胡适、竺可桢、赵元任等70人赴美深造，先后获得克拉克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教育学硕士、博士学位，为美国著名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创始人之一杜威的弟子，曾考察过美国和欧洲各国的高等教育状况，并在南开大学创办过程中担任过专门部主任兼代校长。1923年9月，张彭春受曹云祥诚聘，任清华教务长，携妻女迁居北京。
清华学校成立新课程委员会，由张彭春任委员长。除审定课程外，张彭春还负责筹划学校新教育方针的制定以及改办大学的计划。他在代表新课程委员会向全校教职员提交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创办清华大学的总纲领，希望清华能够成为“一造就中国领袖人才之试验学校”；强调“教育应特别奖励创造学习、个人研究及应付中国实际状况及需要之能力”。1923年11月初，清华教职员会通过《清华大学总纲》。清华明确了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国家急需人才，尤其要造就各方面的领袖人才。
次年4月，在清华历史上颇有影响的《清华学报》正式创刊。《清华学报》与《清华周刊》为见证和荟萃清华学术、文化、思想、历程的两个重要渊薮。
1924年，印度文豪、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1861—1941）访问中国，清华园是他行程重要的一站。泰戈尔接受梁启超邀请，并由徐志摩（1896—1931，浙江海宁人）陪同兼翻译，在钟灵毓秀的清华园驻留了近一个星期（4月29日—5月5日），下榻工字厅，受到非常细致周到的接待。他发表演讲，并就宗教、社会及人生等问题与清华师生进行了广泛、自由的交流，与辜鸿铭（1856—1928，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时为北京大学教授）会晤，成为这次重要的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一个亮点。
泰戈尔的这次访华，与此前罗素、爱因斯坦、杜威访华等一并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界的大事。他回国后，1925年在加尔各答将在华演讲结集出版，题为《在中国的谈话》，其中第三部分“与学生的谈话”主要是他在清华的讲演，反映出文豪对美丽的清华园、对热情好客的清华师生深刻的印象。
10月，张彭春主持制定《清华大学之工作及组织纲要（草案）》，提出清华大学的教育体制格局，包括普通科、专门科以及研究院各部。该纲要成为1925年4月23日外交部批准的《清华学校大学部暂行章程》的蓝本。同时，清华学校又组织了“大学临时校务会议”，曹云祥兼任主席，张彭春兼任副主席。不久，清华正式组成新校务会议，张彭春当选为旧制部主任兼大学普通部主任。他还聘请了一批精通新学的教师，以增强国学师资力量。
1925年4月，外交部批复同意《清华大学之工作及组织纲要》。学校随即按照《纲要》成立“临时校务委员会”，由曹云祥、张彭春等10人为委员。临时校务委员会负责将清华学校改组为大学部、留美预备部和研究院3个部分，停办中等科（翌年又停招高等科）；并决定到1929年旧制生全部毕业后，留美预备部停办。
此年5月，清华学校大学部正式成立，并开始招生。这年共招收大学普通科一年级学生（称“新制生”，而留美预备部学生则称为“旧制生”）132人，报到者有93人。这便是清华历史上第一级真正的大学生，其中有王淦昌（1907—1998，江苏常熟人）、夏坚白（1903—1977，江苏常熟人）、张大煜（1906—1989，江苏江阴人）、李健吾（1906—1982，山西运城人）等人。清华学校大学部“以在国内造就今日需用之人才为目的，不为出洋游学之预备”为办学方针。自1926年起规定学制为4年，大学部改成四年一贯制的正规大学。
1926年，清华学校大学部共设有17个系（分为文、理、法3个学院），其中已开出课程的为11个系：国文学系、西洋文学系、历史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教育心理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农业学系和工程学系。暂未开出课程的有6个系：哲学系、社会学系、东方语言学系、数学系、体育学系和音乐系。至此，清华改办大学的初步框架已形成。
清华学校在成立大学部的同时，又增设了一个研究院（因先只办国学一门，所以又称国学研究院、国学门），作为对当时社会上批评清华不重视中文的回应的一个阶段性改进举措，成为校内与新制大学部、旧制留美预备部并列的3个相对独立的教学单位之一。研究院成立的原因大致有4点：
其一，20世纪20年代，国内民族主义思潮日益高涨，社会上部分舆论猛烈抨击清华学校。部分人指责清华为“买办学校”、“洋奴学校”，培养的学生是“感化受美最深”，“未‘出’而先‘洋’”，“预备‘留美’，而未尝预备‘回国’，可耻孰甚”。对此，梁启超曾指出：“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
其二，当年的留美学生在回校任教后，也认为“虽把留美作为入清华的目的，可是留美已不是最终目的了”。
其三，清华学校以“为中国造就领袖人才”为教育的方针，鼓励学生研究国情。
其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等人发起“整理国故”运动。1921年，北京大学率先成立国学研究所，作为具体推动这一运动的机构。
1925年2月12日，清华即开始筹建国学研究院。校长曹云祥延聘清华学校毕业生吴宓出任研究院筹备主任。
1917年，23岁的吴宓赴美留学哈佛大学，与陈寅恪（1890—1969，祖籍江西义宁，生于湖南长沙）、汤用彤（1893—1964，祖籍湖北黄梅，生于甘肃渭源）并称为“哈佛三杰”。他起先是攻读新闻学，1918年改读西洋文学。1921年归国后，任南京东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并常以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学整理及中国儒家学说这4大传统作比较印证。他与梅光迪（1890—1945，安徽宣城人）、柳诒徵（1880—1956，江苏丹徒人）一起主编于1922年创办的《学衡》杂志，为“学衡派”（倡导文言文，反对胡适、陈独秀等人领导的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主张维持中国文化遗产的应有价值，尝以中国的白璧德（吴宓、梁实秋、梅光迪等人在哈佛的导师）自任。清华正是看重他对中西文化的会通，而聘他为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
吴宓之所以能入曹云祥的法眼，有一件趣事不得不提。1923年下学期，清华学校高等科四年级（本年即将毕业留美）学生梁实秋（时名治华）等几人到南京东南大学游览、参观，顺便听了吴宓的几堂课。梁当即为吴之风采和学问所倾倒。后据《吴宓日记》载：
“梁君本人，连听宓课两三日。适值宓讲授《欧洲文学史》，正至卢梭之生活及其著作。梁君回校后，即在《清华周刊》中著论，述东南大学学风之美，师饱学而尽职，生好读而勤业。又述其听宓讲卢梭课，宓预先写大纲于黑板，讲时，不开书本，不看笔记及纸片，而内容丰富，讲得井井有条，滔滔不绝。清华今正缺乏良好教授，此人之所共言。吴先生亦是清华毕业游美同学，而母校未能罗致其来此，宁非憾事哉！云云。”
梁实秋的文章发表之后，在清华园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也引起了立志改革、正准备兴办国学研究院的校长曹云祥的重视。不久，东南大学代校长刘伯明英年早逝。1924年春夏之交，东南大学裁并西洋文学系，吴宓“决然就聘东北奉天大学”。曹云祥于是适时向吴宓抛出了橄榄枝。吴宓待一学期结束后，即欣然回母校就职，住在“水木清华”旁的“藤影荷声之馆”里。但他不久即有了“热肠频洒伤时泪，妙手难施救国方”的感叹。
吴宓还记得当初自己对校长曹云祥的一席肺腑之言：
“……我3年来致力于《学衡》杂志的编辑，全在弘扬国学，重塑中华文明形象于世界。我的老师白壁德先生，向来就认为中国之文化可以卓立世界。民国四年（1915），我还在清华读书。当时我是《清华周刊》的总编，就曾经打过比方，大概的意思就是我国虽然积弱，但只是从前的余毒。好像病愈初起，手足无力。假以时日，何愁不大兴于世界！清华在我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口号，叫做‘成立个模范学校，俾国内学校知所效法’。老是停留在中学程度，那怎么行！再说到国学，这些年来大家都被全盘西化搞昏了头，清华的学生只知道出洋、出洋，还算什么中国人！”
曹云祥当时也说：
“雨僧，这个时代，是新旧递嬗的时候，中国人不可不对西方文化有精深的研究。然而中国固有的文化如果不能很好地掌握，将来面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也会捉襟见肘，无以为继。要达到这种目的，没有高深的学术机关哪里能行？大学毕业及学问已有根抵者，不必远赴欧美，多耗资财，况且所学又跟国情隔阂。”
曹云祥本是外交官出身，他又怎么想得起来办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呢？时任北京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胡适在其中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老胡觉得，光在北大设立研究院国学门还不够，应当多设几个。说是营三窟也好，是为弘扬文化也好，总之他找上了曹云祥。他对曹说：“中国办大学，国学是最主要的。”而办研究院呢，自当以国学先行。曹云祥当然是对胡适崇拜得五体投地，两人一拍即合。
说到办大学，曹云祥就更有自己的花花肠子。当时中国教育界由学校改称大学蔚然成风，清华当然不甘落于人后。加之许多清华留美生陆续学成回国，不满于母校停留在旧有的阶段，而北大在蔡元培掌校以后蒸蒸日上，两相对比，差距更大。诸方舆论压力，迫使曹云祥不得不考虑此事。更主要的是，清华如按老路子走下去，财政势将难以为继。但此节他自然略过不和吴宓说，这大概就是苏洵的《权书》里所说，“为将者须勇且谋，为士者则唯令其愚”了。
吴宓上任后，在《清华开办研究院旨趣及经过》一文中指出：
“本校设立研究院之初意，详见曹校长所著《西方文化与中国前途之关系》小册中……曹校长之意，约分三层：（一）值兹新旧递嬗之际，国人对于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后可以采择适当，融化无碍；（二）中国固有文化之各方面（如政治、经济、哲理学），须有通彻之了解，然后于今日国计民生，种种重要问题，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三）为达上言之二目的，必须有高深学术机关，为大学毕业及学问已有根柢者进修之地，且不必远赴欧美，多耗资财，所学且与国情隔阂。此即本校设立研究院之初意。”
同时，他还提出研究院的研究方法及内容：
“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
国学研究院对师资选择标准极高。吴宓表示，研究院对于教授讲师，“务敦请国内硕学重望”，具备3种资格：（一）通知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二）具正确精密之科学的治学方法；（三）稔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
曹云祥最初是想请胡适来清华担任国学研究院导师并主持研究院。胡适却谦虚地表示：“非一流学者，不配作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三人中，除章炳麟（1869—1936，浙江余杭人）推辞不就外，梁启超与王国维（1877—1927，浙江海宁人）均同意担任国学院导师。
1925年7月，清华学校设立国学研究院。9月1日，研究院与大学部同时开学。曹云祥校长在开学典礼的致辞时感叹：
“现在中国所谓‘新教育’，大都抄袭欧美各国。欲谋自动，必须本中国文化精神，悉心研究。所以本校同时组织研究院，研究高深之经史哲学。其研究之法，可以利用科学方法，并参加中国考据之法，希望研究院中寻出中国之魂。”
他提出国学研究是要“寻出中国之魂”，即中国文化的精神。此为当时许多国学研究实体与人物的共同想法。
到1925年秋，国学研究院教职员共有11人，聘请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为导师，李济（1896—1979，湖北钟祥人）为特别讲师，陆维钊（1899—1980，浙江平湖人）、梁廷灿（生卒年不详，广东新会人，梁启超之侄）、章明煌等3位为助教，此后还有浦江清（1904—1957，祖籍浙江嘉善，生于江苏松江）、楼光来（1895—1960，浙江嵊县人）等；吴宓为专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