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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7月，北洋军阀最大规模的内战——第一次直皖战争爆发。由于北京政府大量挪用教育经费用于战争，故公立院校经费被长期拖欠，教职员生活无法保障。翌年6月3日下午，北京22所公立学校的校长、八校（北大、高师、女高师、法专、农专、医专、工专、美术国立高等学校）教职员代表及学生共1000余人，在北大教授李大钊、马叙伦等人领导下至新华门请愿。
但是，代表们遭到了早有准备的军警们残暴殴打。法专校长王家驹腰背、腹部受枪柄重击；医专代理校长张焕文头部遭创，血流满身；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主席马叙伦头部及左腰亦受重伤，全身是血；北大教职员代表沈士远教授额部受刺刀刺破，一脸鲜血。前来“调解”的教部次长马邻翼也遭痛殴。受重伤者总计30余人，轻伤者100余人。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六三惨案”。
惨案发生以后，北京市学联宣布罢课，抗议当局，同情与声援教职员。6月8日，清华学生会在评议部上通过《清华学校明日罢课》案，决定执行市学联的决议。当晚，全体学生大会经过3个小时的争辩，将评议部议案修改为“清华学生应该罢课，惟须与北京部立私立各校取一致行动”。6月10日，清华全体学生大会以292票对119票通过“同情罢课案”。
按照清华的课程安排，原定6月13日举行期末大考。而学生们认为：大考不过是一种形式。根据清华的记分方法，平时分数占总成绩的70%，大考仅占30%；而这30%中，上学期的大考又占一半。因此，从成绩上说，85%的优劣等级，早在本次期末大考之前便已决定。学生们还认为，只要“教潮”稍有转机，还可以举行补考。因此，大多数学生对罢课期内不参加大考一事，均采取坚持态度。
6月13日大考，清华学生集体“蒸发”。面对学生罢考，清华教职员召开了整整一天的紧急会议。当晚，校长金邦正将会议结果报告董事会。董事会做出决议：“本期大考改于18日举行，不赴大考学生即认为自请退学。”清华学生会评议部、干事部主席接到金邦正校长关于董事会的决议后，立即召开全体学生大会。会上，愤愤不平的学生们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案为“无论学校用何种胁迫，清华学生对于罢课案坚持到底”，此案以424票对2票通过；第二案为“罢课终止时，全体要求学校实行补考”，此案以440票对1票通过。
清华学生在同情罢考上的斗争，经受考验最大的是即将毕业赴美留学的1921级学生。1921年是辛酉年，按照清华习惯，这一年级被称为“辛酉级”。在3月4日出版的《清华周刊》第201期上，已刊登学校为辛酉级放洋预订“中国号”船票106张，驶行日期为8月12日。随后不久出版的《清华周刊第七次临时增刊》上，亦刊布《本届高四各班同学赴美所习之学科拟入之学校一览》。另外，赴美留学者的治装费360元亦已下发，且已交上海一家成衣店制做。
6月13日清华全体学生大会后，即将留洋的辛酉级连夜召开两次级会。在罗隆基、何浩若、闻一多等人的领导下，第一次级会决议“高四服从多数”。第二次级会决议“在未正式宣布罢课终止以前，高四级不单独大考；未大考以前，不毕业出洋”。
亲历其事的当代民族学家、教育家吴泽霖（1898—1990，江苏常熟人）回忆说：
“我级多数级友，都认为这一运动与五四运动性质不同。但我们清华学生现属北京学生联合会的成员，理应参加这一运动。我们赞成进城参加游行、进行街头宣传、散发传单等等行动，实际上我们的确也参加了。但起初我们并不赞成举行总罢课。不过时间一拖再拖，城内多数学校的教师都坚持罢课，学生联合会也通过了总罢课的决议，从而我们级友们的态度也变了，觉得我们理应与北京学生们行动一致。辛酉级是毕业班，部分教师给我们做了不少劝导工作，但我们仍决定同其他班级一致行动，参加了总罢课。”
6月17日，学校当局又议决两道校令。第一道为“本校大考事，经本校教职员议决定于20号举行，如不赴考，即以自行告退论”；第二道为“本学期不赴考者，准其于本年9月12日起，来与复校考试，考试及格者，准其复校依次升级，惟各班须一律留级一年”。在这两道校令公布之前，报端披露政府将提出5条办法以收束“教潮”。
为此，一些学生主张参加大考。另一些人则反对停止罢课，认为：（一）“课既谨慎发之于前，当郑重将之于后，以争教育始者，当以争教育终，5条办法是否确实，教职员对于此5条是否满意，此在收束罢课以前当确应有把握者也。”（二）“学生罢课，应自发自收，决不能因学校的压力，借题下台。”（三）“罢课时既与部立私立各校一致行动，收束时自不能单独径行。”
6月19日，清华学生会评议部议决举行全校无记名投票，表决事项为：（一）罢课期内参加大考还是不参加大考；（二）服从多数还是不服从多数。投票结果：“不考，服从多数：298票。考，服从多数：71票。不考，不服从多数：3票。考，不服从多数：40票。废票：25票。”
对于无记名投票的结果，董事会主席、外交部参事刁作谦（1880－1974，广东兴宁人）怀疑此为学生中个别领袖鼓吹所致，即提出举行第二次投票。投票“由校长执行”，投票的“内容只有校长、董事、外交总长可阅看”，“总数可以报告学生”。第二次投票的结果，是主张单独参加大考者33票，而拒绝参加大考者为419票。
6月19日，当清华学生举行第二次投票时，级长熊祖同（情况不详）与浦薛凤（1900—1997，江苏常熟人）、薛祖康（生卒年不详，浙江人）“认为意气用事，反抗校方而继续罢课，留级1年，实不值得，何况吾级参加考试，其余各级继续罢课，听其自然”。他们3人“对于罢课情事，平素沉默寡言，不加可否”，这次则“分头私自接洽”，得到“级友多数赞成参与大考”。
次日，熊祖同以级长身份召集级会，讨论浦薛凤等提出之“高四级单独大考案”。结果是“单独大考案”以36票对27票通过（辛酉级共70余人，弃权票）。主张大考的学生认为，这是辛酉级多数人通过的决议，该级成员理应遵守。反对者则认为全校学生600余人，赞成单独大考的仅36人，属极少数，理应服从全校多数学生通过的决议。双方各不相让，各树一帜。同时，坚持罢考的罗隆基、何浩若、闻一多、吴泽霖等人则表示：“案虽通过，但行动仍属个人自由，不愿大考者，自可拒绝参加。”
6月21日，清华学校发布两道校令：（一）关于本校期大考事宜，经本校全体教职员议决，定于本月22日开始大考，至28日考完，届时诸生务须赴考，如不赴考，即以自行告退论。（二）查学期考试日期，并声明如届时不赴考者，即自行告退论，……如本学期届时不赴考者，准其于本年9月12日起，来与复校考试，考试及格者，准其复校，依次升级肄业。惟各班须一律留校多学1年，俟大学一年级学完考试毕业后，方能遣派赴美。
翌日下午1时，当占辛酉级三分之二的50余人走入科学馆考场时，全校众多拒绝大考的学生则集聚在门前“欢呼致贺”。辛酉级拒绝大考的学生共29人。他们是：
赵连芳、钱宗堡、费培杰、何浩若、霍启芳、许复七、高镜莹、顾德铭、萨本栋、邹维渭、黄卓繁、董大酉、闻一多、时昭涵、时昭泽、罗隆基、王朝梅、廖云皋、孟宪民、孙超烜、孙庆增、陈之长、陈崇武、陈念宗、沈仁培、沈宗濂、沈有乾、吴泽霖、王昌林
他们只好收拾行李，挥泪告别，各自回家。他们思想上也不免产生过矛盾，觉得在清华白耽了七八年，留学在望，机会就这样白白被送掉。但一看到那些参加考试的人望到自己就远避的窘态，他们又深感自豪，认为真理是在自己这一边，出洋机会可丢失，为正义不低头，这就是他们当时的心声。
清华学校当局对参加同情罢考的同学集体留级1年，和对辛酉级罢考学生以“自请退学”的处分，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八校教职员宣告复职之后，清华“同情罢考事件”成为北京舆论的焦点。清华董事会于8月初决定允许辛酉级罢考学生签具悔过书后，可留级1年，于次年放洋。（因董事会认为开除他们，在经济上对美国很不合算。）对于其他7个年级的罢考学生，则仍坚持原处分。8月12日，清华学生家长和监护人萨君陆（生卒年不详，福建闽侯人）等30余人向外交部上呈，认为清华学校对此事处置失当，要求撤销议决原案，以维教育，而慰众望。
8月26日，辛酉级罢考学生的3项解决办法出台：（一）“高四补考及格者，作为毕业生，由校发给毕业证书。”（二）“在校研究1年者，作为研究生，一切费用，由校津贴。其数目以学校所定各生之预算额为准。”（三）“如有因特别事故，由家长声明经学校承认，不能在校研究者，于1922年即民国十一年夏季以高等科毕业生资格出洋。”对于其他7个年级的学生，仍做出多留校1年的处理。而其一切费用，仍照1921年即民国十年高四之例，由校津贴。
9月12日，清华学校暑后开学，辛酉级罢考之29人被迫留级1年。按照惯例，清华毕业生可以直接插入美国各大学二年级；但这29人因无课可上，学校亦无法另外编级，便称他们为“大二级”。清华学校有大二级者，仅此一届。开学时，全体学生相约拒不出席金邦正召开的开学典礼，金只好以太平洋会议中国代表团随员为借口，悄然离校。学生会趁此机会去信，“请其不必作卷土重来之梦想”，迫使金邦正辞职。
与此同时，清华同学从罢考事件中，进一步感受到教育管理权的重要性。为此决定从校内改革入手，发动改组董事会运动，要求吸收清华校友和国内教育家充任董事。
1922年春夏之交，清华学生在又一次面临出洋之际，发动“取消留级运动”。4月，清华学校当局为着处理比辛酉级低一届的壬戌级事宜，向外交部请示处理意见；并下达《取消留级部令》，将罢考行为歪曲成“罢课避考”。又将一些学生的请求，说成是全体学生都“深知改悔”，已经接受“具结”、“悔罪”、“道歉”的条件。
是年毕业的壬戌级有60多人。全级除潘光旦（1899—1967，江苏宝山人）、闻亦传（1896—1939，湖北浠水人，闻一多堂兄）等8人以外，都接受了“悔过”的条件。据潘光旦在一篇回忆中说，他们8人事实上也没有履行处分；学校为避免为他们寻找工作或留校进修的麻烦，也就把他们一起送走了事。于是，辛酉级受留级处分的29人，和壬戌级全体学生，同于此年赴美留学。
原来，当时新任校长曹云祥已上台。有人建议把这29人留在国内当办大学的试验品。但曹云祥认为条件还不成熟，所以仍鉴发了毕业证让他们出国。
而闻一多等少数几人，为笃信真理、坚持操守，始终就没有妥协过一丝一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