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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则长，无事则短。这天晚上，残月如钩，夜凉如水，清华学校的花木犹在酣睡。因为是星期日，偌大的清华园呈现着一片假日的气氛。寂静的饭厅前，蓦地出现一个清癯的身影。只见他将一张大纸贴到门口，之后便悄悄地消失在夜色中。书中暗表，此人正是闻一多，字友三，时为高等科二年级学生。
次日清晨7点20分，热气腾腾的饭桌前门空无一人。学生们全都聚集在饭厅门口，只见纸上写着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原来，清华为留美预备学校，地处北京郊区，远离市区，偏僻闭塞，交通不便，学校实行严格的封闭式管理，许多学生处于埋头读书、准备出洋、很少过问政治的状态。昨天5月4日（四月初五），北京城内十几所学校的3000余名学生，以北京大学为主，在陈独秀（1880—1942，安徽怀宁人）等人的领导下，举行轰轰烈烈的游行示威，火烧赵家楼，痛殴卖国贼，32名学生被捕。北大学生谢绍敏还咬破手指写下血书。起因是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美、英、法、日、意等国在《凡尔赛和约》中，把原德国在山东所强占的一切特权全部让给日本。
这就是后来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里程碑式的五四运动，它宣告中国近代史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与现代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新中国成立后，5月4日被确定为青年节。）
昨日进城的同学返校后，将在城内的见闻好生演说了一通。清华学生们听罢纷纷怒火中烧，久已压抑的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清华园顿时一片沸腾。此日上午9时，高等科和中等科的科长（级长）、各会社负责人立即召开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共有57人。会上组织了临时领导机构——“清华学生代表团”，决定召开全校同学大会。议决：
（甲）对外：（一）派代表进城调查北京情形。（二）一切进行与他校取一致行动。（三）要求国会弹劾陆（宗舆）、曹（汝霖）、章（宗祥）诸贼。（四）通电巴黎专使请缓签字。（五）通电巴黎和平会议请维持公道。（六）要求总统对于山东青岛问题取坚决手段，上书或派代表。
（乙）对内：（七）本晚开全体学生大会。（八）周刊加发号外，并有滑稽画。（九）本校各种出版物加“勿忘国耻”等字样。（十）不用日货。（十一）通俗演讲及传单。
陈长桐（生卒年不详，福建福州人）、罗隆基（1896—1965，江西安福人）、何浩若（1899—1971，湖南湘潭人）等同学被推选为代表，负责进城与各校联系，了解运动详情。进城代表们参加了5月5日下午在北大三院举行的三千人集会；并在会上宣布，从即日起清华与各校一致行动。
当晚7时半，清华全体学生大会首次在刚刚落成的体育馆（时名“罗斯福体育馆”，以纪念当年罗斯福总统对于清华学校成立的贡献）前召开，陈长桐为主席，向同学报告运动形势。大会决定从5月6日起全校罢课，毕业班同学则提出：“山东问题一日不解决，则我们一日不出洋！”表示要斗争到底。
5月9日，清华学生、中国教员及20余名美国教员在体育馆举行“国耻纪念会”。清华学生庄严宣誓：“口血未干，丹诚难泯，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中华民国八年五月九日，清华学校学生，从今以后，愿牺牲生命以保护中华民国人民、土地、主张，此誓。”会后，大家将所购日货摆在操场上焚烧，观者欢呼。
5月18日，北京各专门以上学校在北大举行联合会议，议决北京专门以上学校于19日实行全体一律罢课。此案在京议决后，清华即召集代表团会议及全体学生会议，当即全体表决，与城中各校坚持到底，一致行动。6月3日，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
时清华中等科四年级学生梁实秋，若干年后回忆道：
“清华远在郊外，是五四过后第二三天才和城里的学生联络上。清华学生的领导者是陈长桐。他的领导才能是天生的。他严肃而又和蔼，冷静而又热情，如果他以后不走进银行而走进政治，他一定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他的卓越的领导能力，使得清华学生在这次运动里尽了应尽的责任……自5月19日以后，北京学生开始街道演讲。我随同大队进城，在前门外珠市口我们一小队入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人越聚越多，讲演的情绪越来越激昂。这时有三两部汽车因不得通过而乱按喇叭，顿时激怒了群众，不知什么人一声喝打，七手八脚的捣毁了一部汽车。”
6月3日，学生被军警逮捕170多人。清华有100余名同学进城演讲，被捕达40余人。其中有王造时（1903－1971，江西安福人）、冀朝鼎（1903—1963，山西汾阳人）等。4日，北京学生被捕者700多人。当天清华进城演讲人数增至160余人，被捕者近100人。梁实秋回忆道：“北京学生千余人在天安门被捕，清华的队伍最整齐，所以集体被捕，所占人数也最多。”
6月5日，清华几乎所有在校学生都进城宣传，而且每人都随身携带了毛巾牙刷、水壶干粮，准备被捕坐牢。北京各界人民热烈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北京商界决定，如果当天下午5时政府还不撤退军警，就立刻宣布罢市。
面对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反动当局不得不在这天下午5时左右撤走看守北大法学院等处的军警，表示释放学生。6月8日，各校被捕学生在回校前，又在中华门、总统府等地举行游行示威，受到成千上万市民的欢迎。清华还派了代表和军乐团、义勇军第二连，列队前往前门车站欢迎被捕同学胜利返校。6月9日晚，全校举行联欢会，庆祝斗争的胜利。6月28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曹、陆、章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五四运动取得胜利。
闻一多的父亲对京城发生之事不明，出于安全的考虑写信要儿子返乡。闻一多在信中写道：
“国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有强权，无公理，全国懵然如梦，或则敢怒而不敢言。卖国贼罪大恶极，横行无忌；国人明知其恶，而视若无睹；独一般学生敢冒不韪，起而抗之。虽于事无大济，然而其心可悲，其志可嘉，其勇可佩。”
并且禀报父母：
“男在此为国作事，非谓有男国即不亡，乃国家养育学生岁糜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谁人？……男在校中，颇称明大义，今遇此事，犹不能牺牲，岂足以谈爱国？男昧于世故人情，不善与俗人交接，独知读书，每至古人忠义之事，辄为神往，尝自诩吕端大事不糊涂，不在此乎？”
见儿子深明大义，句句在理，老人非常欣慰。
对于五四运动的经过始末，著名经济学家、国际活动家冀朝鼎回忆道：
“五四以前，清华学生的政治兴趣很淡薄，一心一意只想留美……在清华学校内因政治事件而轰动了全校的，以五四为第一次……。五四在清华是个群众运动……，运动中清华的领导人是罗隆基、陈长桐、何浩若等……。学生会日夜开会，我记得会上以罗隆基、何浩若等人的发言影响最大，可以说思想上是罗、何二人领导，组织上则陈长桐做的事多。这时期大家都是日夜干，布置宣传，参加游行……”
“五四”期间，吴宓尚在大洋彼岸的哈佛留学。他后来回忆道：
“五四运动初起，北京学生殴打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毁其住宅，又逼劝商人抵制日货，宓以为此系反对日本之爱国运动而已。虽其后得见五四运动成为提倡新诗、白话文、国语、打倒‘孔家店’，攻击旧礼教之新文化运动，兼及新教育，聘请杜威与罗素赴中国讲学。而终不知五四运动急转直下，6月3日已变成‘六三运动’，此事即有《向导周报》杂众刊物中出现，但显然为共产主义者之机关报。演变至1949年遂有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领导下，解放了全中国，统治着全中国，且进而指导世界人民革命。如此丰功伟烈，岂宓当年在美国所能梦见者哉！”
吴宓这段回忆，对早先见事不明流露出无限的悔恨。这也正是当时只知埋头学问者共同的悲剧。
梁实秋回忆道：
“五四运动原是一个短暂的爱国运动，热烈的，自发的，纯洁的，‘如击石火，似闪电光’，很快的就过去了。可是年轻的学生们经此刺激震动而突然觉醒了，登时表现出一股蓬蓬勃勃的朝气，好像是蕴藏压抑多年的情绪与生活力，一旦获得了迸发奔放的机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沛然而莫之能御。当时以我个人所感到的而言，这一股力量在两点上有明显的表现：一是学生的组织，一是广泛的求知欲。”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伴随着五四运动，各种新思潮涌入清华园，引起广泛的评议和辩论，促进清华学生的觉醒，更加关心社会现实。他们中的先进分子，开始积极探求救国救民之路。革命的火种也在清华园内悄悄点燃。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以后，在清华园内，各种学生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自1919年至1920年间，新成立的社团约有50多个。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思潮，如“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平民教育”、“学生自治”、“工学主义”等均进入校园。在新思潮的影响下，清华学生要求实行校内民主与自治。12月17日，全体学生大会通过学生会章程。23日晚，清华全体学生聚集在饭堂，举行学生会成立大会。校长张煜全派巡警干涉，还把电灯关灭，引起学生公愤，罢课抗议，1920年1月底，生就体弱多病、终日与药瓶为伍的张煜全被迫辞职。
此前，张煜全刚呈文外交部“陈报筹设大学”，决定逐年停办中等科；而以办中等科之力量与经费，改办大学。计划决定自1920年起，停招中等科一年级新生；3年后在校该科学生全部结业，中等科即告结束。高等科仍保留，并扩大学额。1921年又将高等科四年级改为大学一年级。
学生会实行自治，不仅自治，还“过问学校的事”，建立“评议会”和“干事会”两个组织，作为学生参与学校工作的决议和执行机关。学生会评议部还组织了校务改良委员会，对学校行政的利弊进行批评，并展开要求改组由美国驻华公使控制的三人董事会的斗争。学生们要求言论自由，《清华周刊》从一向由校长指定主编，改由学生会主编。
1920年暑假，该级毕业生集体在大礼堂前的草坪南端树立了一个中国古代用于记时的日晷石盘，后成为清华园最鲜明的标志之一；日晷上所刻的铭文“行胜于言”，后成为清华大学的优良校风。
外交部派罗忠诒（1886－1963，祖籍福建闽侯，生于天津）继任校长，但同学对罗表示拒绝，致未能到校而请辞。“驱张拒罗”事件后，外交部一时派不出合适的校长来，只好暂由校董事会主席严鹤龄（1879—1937，浙江余姚人）代理校长。严鹤龄精明强干，可惜其志不在清华。直到6个月后，即1920年8月，外交部方正式任命第一批庚款留美生金邦正为清华学校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