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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请记住！要用王权去统治人民。
“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这段孔夫子的话用来描述当今的英国人是非常合适的。罗斯伯里
勋爵是这种人的最典型代表。
孔子又说：“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这是当今另一类英国人的真实写照，而索尔兹伯理勋爵是这类人的最突出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英国贵族向来非常傲慢，有时甚至到了专横的地步，因为他们最初就是征服者——1066年，法国诺曼底的贵族们来到这个岛，便成为了英格兰的王者，这就是他们傲慢的根源。直到今天，英国军队的编制还是有别于欧洲诸国的，英国军队绝不是一支保卫领土和人民安全的国家军队，而是像大清国的八旗军一样，仅仅属于皇家所有，他们只是维护女王及该国统治阶级的人身安全与国家荣誉的一支占领军。
爱默生曾说：“在英格兰，这样的事让我感到无法容忍——人们普遍认为：一个人是否能够拥有显赫的声名，完全取决于其拥有的财富与所属门第。一个有学问的人，无论他取得了多大的成就，都不能被上流社会所接纳，除非他是社交界的明星或喜欢卖弄、钻营的人。”
正因为如此，上个世纪，当英国处于革命的风雨飘摇中时，竟然没有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站出来帮助贵族们或这个国家的统治阶层。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最伟大的智者——托马斯·卡莱尔，当时正过着单调而刻板的生活，并在苏格兰的政治泥沼里糟践自我的性情。就在英国贵族束手无策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一个并不出色的犹太小伙子——这个犹太人后来被证明只是一个志大才疏的平庸之辈，后来，他成为了比肯斯菲尔德勋爵
。
比肯斯菲尔德勋爵曾说，当他发现所谓的“自由党”其实不过是一个寡头政治集团——即新兴资产阶级的寡头集团或“伦敦佬”阶层时，他才真正明白，大不列颠政府究竟是怎么运作的。后来，比肯斯菲尔德勋爵带领群氓帮助绅士们推翻“伦敦佬”的寡头政治集团的统治。在摧毁了这个集团之后，他见群氓无法管治，于是就宣布英国再回到帝国主义的老路上去。
比肯斯菲尔德勋爵在晚年时曾指出：“我不知道君权神授论是否还能站得住脚，但我相信，除非一个国家的现政府有权去做它认为正确的事情，否则治国安邦便无从谈起。”由此可见，比肯斯菲尔德的帝国主义论，意味着政府绝对有权——既无顾虑也没有偏袒地去做它认为正确的事情，这实际上意味着“允执厥中”
的统治——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中国的统治哲学的精髓所在。
比肯斯菲尔德勋爵死后，高傲的英国贵族们又变得束手无策了，他们的领袖索尔兹伯理勋爵遇到了一个具有“伦敦佬智识”的青年——伯明翰。这位年轻人接过比肯斯菲尔德勋爵的“帝国主义”大旗，并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傲慢与专横摇旗呐喊，以此献媚于傲慢的英国贵族，从而巩固自己的位子。
实际上，那些优雅的旧式英国贵族们，在这个浅薄、自以为是、挥舞着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大旗的伯明翰小青年的领导下，既缺银子花，又胸无大志，并且思想贫乏——其境况虽然还不至于沦落到“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悲惨地步，但说他们的嘴脸同苏格兰那些“身无分文，徒有往日门第”的女佣一样滑稽，也不是空穴来风。
最近，有人让一个叫“水上学校”的男生给所谓的“罗马公民权”下个定义。对于这个定义，他解释道：“所谓罗马公民权，就是罗马人在出去干‘免费捕鱼’的勾当时乘坐的一艘大船。”
我很想知道索尔兹伯理勋爵和真正的英国国民是否了解，在那群卑鄙、贪婪的伦敦佬当中，究竟有多少英国人是打着冒牌的“帝国主义”旗帜，抱着“免费捕鱼”的目的而经过敞开的大门，径直走进中国的？
当然，我并不责怪这些旅居中国的穷困潦倒的“伦敦佬”，我只是在偶尔看到这些家伙时很讨厌他们。这些流氓无产者虽然毫无维生的资本，但正如我最近所见到的，他们竟变得越来越恬不知耻，整日就知道招摇撞骗，试图在忠厚老实的中国苦力面前抖威风，并喋喋不休地议论中国官员们的腐败事件。这些可怜的魔鬼啊——这些旅居中国、如饿狼般卑鄙的伦敦佬们，此时他们脑中所存的惟一念头便是得到像从京津两地“劫来之物”那样的一笔横财。Non ragionamdilor（别跟他们讲道理）。
孔子说：“善人，吾不得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也。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
然而，对于英国伦敦佬在中国干的那些“免费捕鱼”的勾当，真正应该负责的乃是那些“乱臣贼子”，是他们使大不列颠的冒牌“帝国主义”的公职服务体系变得百孔千疮。我在此举一例为证：窦纳乐爵士
曾真心实意地试图清除中国公职服务系统中的腐败现象——真难为这个可怜的英国绅士了！后来，他却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但必须指出的是，他的任务是永远都完成不了的，因此也不能全怪他。话说回来，是什么动机驱使他，让他担负这一特殊使命的呢？应该说，他不是为了捍卫女王陛下的荣誉和英国国民的好名声，也不是为了捍卫公理，而是为了维护切实的“利益”，英国商人的利益——老爵士为了英国商人的实际利益，甚至还跑去参与在北京展开的公然抢劫活动！我曾发现，要他将军人职责、绅士般的本能和他肩负的使命进行协调的话，非常困难。最近，爵士大人几乎被这种协调工作弄得精神分裂了。
我记得曾经听闻过窦纳乐爵士在香港所作的有关中国话题的演说。当时他谈到，“要捍卫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在华权益”。也就是说，他要誓死捍卫他的那些殖民强盗先辈在中国抢得的“牲畜与动产”。当然，这种极富苏格兰高地地域特征的老法子虽然无所谓体面不体面，但要知道，他这种坚持其享有偷盗“权利”的行为是无耻的！凭心而论，在某些情况下，尽管公开抢劫可能算不上是耻辱的，然而偷盗却永远都是可耻的。
确实，在我看来，卡莱尔和罗斯金穷其一生所反对的那种政治经济学者们的“走狗”似的人生观，竟然能使窦纳乐爵士——这样一个集军人之正直及绅士之优雅于一身的苏格兰人的榆木脑袋开窍，实在可悲可叹！然而，据我所知，事实的确如此——假如没有那些“走狗”似的人生观以及那些污浊不堪、令人窒息的奇谈怪论的毒害的话（在华外国人已经深受其影响），窦纳乐爵士本该能够觉察到，目前，中国与他的祖国以及其他列强签订的条约，乃是他的先辈称之为“法定之不义”（Iniquity decreed into a Law）的玩意儿！
我摘录下列文字，对于那位此刻大概还留在中国的真正的英国军人兼绅士来说，也许将会是有益的。罗斯金曾在致伍尔维兹军校学员的信中指出：
“现代制度的致命错误，就在于它剥夺了本民族中最为精华的元气和力量，剥夺了勇敢、不计回报、藐视痛苦和忠实的一切灵魂之物，而只是将其冶炼成钢，锻铸成一把无声息、无意志的利剑，同时保留下该民族最糟糕的东西，诸如怯懦、贪婪、耽于声色和背信弃义——并给予它们这种声援，这种威权，这种最大的特权。其中，思想的能力被削弱到了最低限度。实际上，履行你保卫英国的誓言决不意味就要去推行这样一种制度。如果你只是站在商店门口保护店员，使其在里面骗人钱财的话，那你绝对不是一个真正的卫兵。”
言归正传，在上一篇札记中我说过，对于中国目前事态负有责任的真正罪犯是那些“乱臣贼子”。在此，我想进一步揭示，目前中国乃至全世界罪恶的根源不仅仅只是那些乱臣贼子，还有英国国民、英国贵族和索尔兹伯理勋爵身上带有的那种深入骨髓的傲慢作派，这是腐蚀他们心智的恶魔。而眼下这种“傲慢的恶魔”又将给谁带来毁灭性的威胁呢？依我看，不是中国，而是大不列颠帝国。
马修·阿诺德
曾经评论道，与其说是由于英国国民过于自私和不义，还不如说是由于该国的统治阶层不够友善，才使得诸如“爱尔兰创伤”之类的帝国的政治伤痕一直没有愈合——甚至可能永远无法愈合。
最近，由于索尔兹伯理勋爵的那种粗野、傲慢和肆无忌惮的做法使张伯伦先生（即约瑟夫·张伯伦，英国保守党政府的殖民大臣）及其所属的伦敦佬阶层有效地发布“命令”（Majuba），打开了非洲监狱的大门。在布尔人发出最后通牒之后，索尔兹伯理勋爵的演讲确如雄狮怒吼——但这不是自私的怒吼，而是傲慢的怒吼。
总之，索尔兹伯理勋爵身上的这个“傲慢的恶魔”成了他推行罪恶政策的真正诱因，它导致张伯伦先生强硬政策出笼，并引发南非的流血事件，造成了“冒牌帝国主义”的产生，使得列强开始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进而导致被称为“中国联盟”（China League）的伦敦佬寡头政治集团在北京开始进行掠夺比赛——总而言之，这一可怕的傲慢导致了目前中国这场可怜、可鄙、可悲、可叹的灾祸的发生。
在谴责英国贵族给予拿破仑荣誉时，爱默生评论说：“如何采取措施——哪怕是可恶的措施——来防止国家陷入一连串的危机呢？”“政府总是最后才知道，任用不正直的代理人给国家带来的危害同对个人的危害一样严重。”
有一天，一伙人在一个寡居多年的老妇人家里展开了抢劫比赛。在激烈的争夺中，他们使房子失了火。这时，他们应该怎么办呢？其中一个“乱臣”说：“咱们把这个老太婆赶出家门去。”另一个“贼子”说：“还要先让她赔偿我们的损失，然后继续为我们看管房子。”对于这种令人发指的无耻论调，正人君子们的奉劝是：“先生们，如果你们实在没有诚意或本钱去赔偿老太太的损失，至少也应该拿出一些君子风度，向她表示歉意——至少有一件事你们应该做到，那就是以后要规矩一些了。”
事实上，我们已经得出了结论：要和平解决中国目前的问题，惟一可行的方法就在于推行一场改革——但不是中国的改革，而是欧洲的改革，特别是大英帝国的改革。在中国搞改革不难，因为在中国那种共同的理性意识和道义感——也就是“道理”
这两个汉字所表达的东西，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它很容易就能得到中国民众的普遍理解。正是这种可贵的、坚强的意识，使得这场长达六个月的大规模的世界大战无法避免。
然而，如果要在欧洲或者在大英帝国搞改革，都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正如罗斯金所说的，现代的欧洲教育所造成的惟一结果，就是使人们在面对生活中的重要问题时产生错误的认识。但是，进行这样的改革又是极为必要的——因为这样不仅可以解决中国问题，而且还可以防止人类文明的彻底毁灭。
现在，要想使改革成为可能，英国国民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要将那种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傲慢的恶魔”从民族的习气、从贵族的传统中祛除。当这种心灵的恶魔被赶走以后，那些堵住了开放公职的门户（opendoor）的“乱臣贼子”们就会如秋风扫落叶般被清除出公职服务系统。正是在英国——而不是在中国，为了这种“门户开放”，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唱道：“管他这一套那一套”；也正是为了这种“门户开放”，卡莱尔宣扬英雄崇拜的思想。当这种“门户开放”原则得到人们充分的认可并得到贯彻实施的时候，一种海涅所谓的新公职贵族（Staatsdienst Adel）就会出现。这种新兴的贵族将保留旧式贵族那种高尚的情操与优雅的气质，并将其与真正的现代自由主义文化结合起来。以这种新式贵族为基础，就能建构起真正的“帝国主义大厦”——一种可能比古罗马的“帝国主义大厦”还要坚固耐久、宏伟美丽的帝国大厦，因为这种新式帝国主义拥有古罗马帝国主义所没有的强烈的基督教虔诚色彩。英国的这种新式帝国主义，将不再只是通过舰炮政策来确立盎格鲁-撒克逊的霸主声望了，而是与其他民族一道，共同保卫人类文明——Tu regere imperio populos，Romane，memento！（罗马人，请记住！要用王权去统治人们！）
我之所以如此激动地对英国人民写下这些措辞强烈的文字，是因为我相信，中国问题是可以和平解决的。我的这种信念和希望，来自于此次事变之前路透社（Reuters）报道的索尔兹伯理勋爵的那场演讲。在那场演讲中，这位高贵的勋爵说他确信四万万勇敢的中国人不会灭亡，也不可能灭亡。在我听来，这几句电文就好像是对中华民族发出的勇敢、雄壮乃至声嘶力竭的欢呼，它们仿佛出自真正的英国人民的灵魂深处，并得到了现存的英国贵族首领的声援。Ultime Romanorum！Setu se tu segui tua stella！（你这最后一个罗马人！如果你能追随你的星宿而去，那该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