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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目前外国传教士与近年教案之关系的结论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近日，鉴于中国底层民众屡屡发起反对在华外国传教士的骚乱，本人拟在此对他们的传教事业、他们为之而做的实际工作以及其传教目的予以检视与调查。在进行这样的检视之后，为了中外双方的共同利益，我想请求外国政府采取一些措施——即便不是将其全部撤走，至少也应该对目前在中国业已初步成型的整个基督教系统做出一些调整。至于将我这个建议付诸实施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下面我来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目前，在华外国传教士们公开宣称，他们传教的目的——这正是我将专门提出来加以检视的——我想，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坦白地说，最初中国政府被请求接受在华传播基督教的行为，这一目的理应是合理且合法的。按照他们最初的设想，这样的善行无疑应得到中国政府的全面支持：任何能够提高人民道德水平，并使他们成为更加遵纪守法的百姓和具有高贵心智之公民的计划，花费一切纯粹世俗的东西都是值得的。因此，如果能够证明西方的传教士们以他们目前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手段与方式，将有实现这一目标的些许希望，那么我绝对赞成让他们得到全面的保护——如果必要，我们的政府甚至可以用枪炮和战舰来镇压不服的民众。但是，西方人能够提出让人心悦诚服的证明吗？
如果只是接受具备现代知识的传教士们带入中国的形式上的基督教便能有助于中国人提高其道德水平，使其变得更加善良、高尚，那么人们一定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该民族的那些最优秀分子——即便中国现在很贫弱，西方人也不能否认，在中国仍然存在好人和高尚的人——他们将是最愿意被吸纳入教的人。但是，事情果真如此吗？
我想请求每一位真正了解中国那些最优秀、最有教养的人所思所想的外国人坦诚直白地说，是否有可能将这些人吸纳入教？他们关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信仰，是否能够自然而然地容忍传教士们带入中国的形式上的基督教这样一种宗教信仰？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相反，一个公开而残酷的事实是，在中国人之中，只有那些人品最糟糕、为人最软弱无知、最为贫贱堕落的人，才会是第一批响应传教士号召而皈依基督教的人。
我们再来审视一下，除了这些人之外，传教士们还吸纳了什么样的人？如果有人认为我这种观点过于武断而绝对，那么我要求他向我证明，传教士们所吸纳的中国教民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不要说其道德水准较高了，即便他们能像那些没有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那样受过教育，或者能像他们一样善良或一样对社会有用也可以。但是，事实是怎么样的呢？我再请求反对我的观点的人向我证明，这些皈依者，这些丢弃了他们先辈信仰的中国人，是否确实听从外国老师吩咐，对他们自己民族既往的历史与传统持既不蔑视也不同情的中立态度？总之，我仍然要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些孤立地生活在中国社会而为本民族的人所不容的弃民，一旦他们那种意在追求纯粹的金钱利益的希望破灭和其他外在的道德、制度约束消除之后，这些人便会迅速堕落成比目前中国社会中最坏的人还要邪恶的恶棍。如果有任何人怀疑我在此所道出的事实，那么我将请他老人家去读一读太平天国叛乱的历史——将来，这场叛乱会被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史家称为“加入基督教会的中国弃民之叛乱”。很明显，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智识上，太平天国的叛乱分子都属于那种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的典型。
因此，我请求在中国的每一个有评判资格的外国人——也包括那些传教士本人——扪心自问，他们是否完成了传教计划中的这一部分，即通过传播基督教使中国人道德水平提高，让他们变得更加善良、高尚？他们在这方面的活动是否还没有被证明就已经痛遭失败？接着我想进一步发问，特别是问那些新教传士们，这种惨痛的失败是不是促使他们将传教工作重心转向了他们称之为“科学宗教”和“慈善宗教”方面？
接下来，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外国传教士们的另外两个传教目的。
无疑，这也应该是一项伟大而高尚的工作。如果说世俗的、相对于文化思想交流而言更易于腐烂的商品的交流是必需而有价值的，那么民族之间不朽思想的交流则更为必要，也更有价值。因此，如果能够证明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是一种智识运动，如果传教士们能够证明，他们确实为笼罩于愚昧无知之黑暗中的中国人带来了光明，也就可以说，他们通过融汇贯通更高层次的思想交流使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了。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的，我希望他们得到中国所有善良之人的支持。但是，我又要发问，现实真的能够证明这一主张吗？
无疑，新教传教士们近年带来了大量他们称之为“科学”和“科学宗教”的东西，他们敢毫不犹豫地告诉传教处所在地方的中国学生们：你们的朝廷官员愚蠢到对月食也会大惊小怪的地步——但是，讽刺的是，在紧接着进行祈祷时他却又会告诉同样一批学生：太阳和月亮至今仍然听命于犹太耶稣会长约书亚，在空中停止不动。然后，他们还会告诉这些学生：《圣经》是一本记载着世界所有事物真实情况的书，是一本由全知全能的造物主所口述的圣书。现在，凭心而论，我请求每一个心中尚存以智识启蒙儿童之目的人说，世上是不是还有比这种说教更反科学的东西了？用一个不至于让洋大人们感到过于刺耳的名词，我们可以称之为“知识杂耍”。虔诚的传教士们自己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我认为，这反而显得更可悲，也更能证明其说教的毒害有多么大，同时又有多么隐晦，杀人于无形！
基于这一观点，我认为，无论新教的传教士们能够给中国人带来多少纯科学的信息，他们同时也引狼入室，带来了一大祸害，这一祸害最终将葬送启蒙中国民众智识的全部希望。因为，为了反对与之同根的“知识杂耍”，欧洲近代所有伟大的人类精神解放者已经与之奋力战斗了数百年——甚至直到今天，他们仍然在继续战斗！的确，对于任何一个完全了解欧洲启蒙思潮发展历史的人来说，那些在欧洲焚烧科学进步书籍、迫害科学家的基督教卫道士，却在中国把自己打扮成科学和智识启蒙事业的斗士，这看起来该是多么奇怪和荒唐可笑！因此，外国传教士们在中国奋力开拓的传教事业，非但不是真正的智识运动，甚至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有耐心浏览完那些以传教名义出版的愚不可及的小册子，就很容易发现这些东西实在无法使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在智识上看得起外国人。对于那些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他们看到这些愚昧的东西正在被强加给中国人民，一方面伴之以传教士的傲慢自大和狂妄放肆，另一方面又伴之以某些外国政府炮舰的威胁，他们便自然而然地对那些外国人充满憎恶了。这不是一般的憎恶，而是只有看到他们奉之为至高至圣的东西、那些属于整个民族国家同时也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诸如他们的处世之道，他们的文化和文学的优雅——都处在无可挽回的损伤和破坏的危险中时才能有的憎恶。这，让我在此指出，就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憎恶西方人的根源。
因此，我认为，如果就传教士传播福音这一合理合法的目的本身而言，鉴于人们仍可以抛开其纯粹的基督教外在形式而相信其教义精神，所以它对中国人来说还是有某种好处的，起码没有任何害处。然而，当他们以反科学的“知识杂耍”来传播“科学”的虚伪面目暴露时，肯定连这样一点好处也谈不上了。如果像我曾经指出的那样，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播福音的工作已彻底破产，那么我也必定会认为，最近某些传教士关于“科学”和“科学器物”能够使中国强盛的叫嚣（无疑，它带有反对其祖国的终极目的）不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欺骗，便是一种幻想。
尽管我们可以肯定这也是一种值得赞赏的事，但是必须承认，一个世俗的工作，其本身必须以纯粹世俗利益的天平去衡量。如果在中国的基督教传教活动是并且只是一个纯粹的慈善计划，那么我请求证明：作为一种慈善活动，与它的花费相比，它应有等值的意义。无疑，新教医院和天主教孤儿院对于单个的中国人来说是一种行善的手段，但是传教士们是否能够证明，这种善行在数量上与它所花费的钱相配吗？且不提其他费用，仅就其本国政府为传教土在中国所提供的特别保护与补偿费用而言，这一切都值得吗？我个人认为，所有这样被花费掉的钱，与其被用于期望传教机构去行善，还不如代之以职业的医生和护士去行同样的善更为值当（如果你们欧洲人愿意的话），在救死扶伤方面，后者的收益不知要大到多少倍，而且也更加能够胜任。如果人们还要认为基督教传教是为减轻中国人民的痛苦而行善，那么让我再问，他们实际上所做的工作，与他们叫嚷每年都“的的确确”用在中国人民福利事业上的那样一笔庞大的钱款相比，是否值得呢？在欧美人民为支持传教所捐助的数以百万元计的费用中，到底有多少被用于减轻中国人民的痛苦，而又有多少被用于供养传教士及其家眷，用于修建他们漂亮的住房和疗养院，用于支付他们长篇累牍的信笺和邮票费用，或者用于支持他们的讨论会呢？因此，我请问，这种被当作为纯粹的慈善计划的东西，难道不是每个在中国的公正无私的外国人都知道的公开秘密吗？在中国的整个传教事业，难道不只是一个为那些从欧美来的失业的专职人员提供福利的巨大慈善计划吗？对于这种慈善问题，谁也不愿意如此来谈论，但是我认为一旦发现真理，就应该毫无保留。不仅如此，我请求那些心胸最为博大的人们开口说点什么。这些本来受雇而来要带给这个国家和平与亲善的人们，此时却正在对该国政府极尽侮辱和叫嚣报复之能事，而这个政府尽管焦头烂额、困难重重，仍然在忠实地设法保护他们；这些口口声声对这里的人民念着仁慈和宽爱的人们，如今却只是为了那些愚昧之举——甚至于在最近这些骚乱中，即使那些受难最深的合法起诉人在公正的法庭上，也只能证明这些举动并不比可以理解的无知更坏——便以炮弹威胁他们。事实上，我请求那些心胸最为博大之人，当人们对上述这些人仅以真理相告的时候，他们是否有资格要求人们嘴上留情？
不过，我在这里对传教士们道出这番逆耳忠言的目的，并非只是逞自己口舌上的一时之快。前面我已经跟大家说明，他们传播福音的工作已然失败；此外，我还证明，他们那所谓的“传播科学”和“进行智识启蒙”的事业不是一种欺骗，便是一种幻想；进而，我还证明，那些被认为是纯粹的慈善计划的在华传教事业，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为了那些在欧美各国失业的专职人员而设计的巨大慈善计划——像这样一种东西是不值当它的花费的，即便仅以供养他们的钱款而论，也不合算。我之所以要证明这些目的，是要请求每一个具备明达智慧、公正无私的西方人，如果他发现我所表明的（他可以加以补充和修改）观点确实可信，那么我请求他说说看，这种不值得的慈善计划还该不该让它继续为害下去——此时此刻，它所威胁到的东西比它已经损害到的东西要多得多——它不仅威胁到四万万中国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而且威胁到欧美各国在中国的巨大的商业、工业和其他利益，并使之危若累卵，面临倾覆之险。因此我认为，传教士在中国的存在，无论对于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是一个危害。
下面，我将证明，目前外国政府支持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既是对中华民族的侮辱，也是对他们自身利益的损害。我之所以说它对中华民族是一种侮辱，是因为中国的高级官员，那些正雇佣着大批有技术、有教养的外国专家的高级官员，当他们看到连他们所雇佣的这些人也不相信传教士的鬼话，而外国政府却偏要坚持将其作为宗教导师送到中国来“提高中国人民的道德水平”时，他们所想到的会是什么呢？我说它对中国人民是一种侮辱，还因为当外国领事调来炮舰为传教活动撑腰的时候，那些在他们的领事馆干活的中国苦力们却知道，传教士作为一个整体，并不被那些地位较高的外国人当成道德教师。
再者，它不仅仅是对于中国人的一种侮辱，还是一种导致了中国人民起来反对在华传教的侮辱。我已经提到，它对于欧美列国人民来说也是一笔巨大的花费——一笔经由他们的政府为传教士及其财产提供专门保障而不得不支付的浪费。此外，在所有这些骚乱中，外国公众只能听取传教士——有偏见的一方的一面之辞，而中国人民的声音他们却听不到。现在，代表那些中国人民，我斗胆提出下列意见，我想每个正直无私的外国人都将认为它是合理的。
一般人都承认，对于一切错误行为，只有两种途径可以加以有效的控制，那就是法律和公众舆论。但是对于在中国的传教士，那些被允许带着comitatus（我称之为中国的“社会弃民”）四处游荡的人，他们的眼中却没有法律，因为他们的领事远在天边，而中国人对之又没有直接审判权。同时，他们也不害怕中国的公众舆论，因为他们只同那些中国弃民，即他们的皈依者们接触，很少有人主动地接触普通中国民众。因此，我以为在那些中国人甚至于目前的那些骚乱者受到谴责之前，应该揭示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缺少所谓一般人都必需的两种基本约束力的传教士们，是能够堕落无恶不作的地步的。他们出于对那些中国弃民也就是他们的皈依者的偏心，出于他们自己对于“圣洁”的“高见”，能够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中国人表现得蛮横而放肆，到处插手中国社会事务或对中国老百姓施以小小的暴虐行经。如果有人怀疑就其主体而言，传教士们会做出这些事情来，那么请他去看一看并记下这些人不仅在有关中国人的问题上，而且在只与外国人有关的问题上，“无论何时涉及到传教士自身的事情与私利时，他们在报纸上所发表的言论以及其所持之共同论调和精神”。因此，我说，在中国人受到外国公众舆论的道德谴责之前，请拿出证据来说明这些骚乱不是日积月累的侮辱和伤害所激起的愤慨的总爆发。至于那些关于婴儿及其被挖出的眼珠的骇人传闻，其实不过是点燃这场随时可燃的烈焰的导火索罢了（见1879年爆发的福州乌石山教案的相关报道
）。
上述这些原因，我认为就是中国民众对于传教士存在于中国的事实持强烈不满的真正原因。至于我称之为“来自欧美的失业的专职人员”这一阶层，他们可以带着中国的弃民在中国的土地上自行其事、无所约束。除了他们身上的纯粹的圣职之外，没有什么是他们不敢侮辱、伤害的，这样的事实让我不得不在此再次强调，这就是中国民众憎恶外国人的根源——它与我在本文第二节（即“智识启蒙”部分）谈到的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憎恨外国人的根源有所不同。这样，传教士就对中国人憎恨外国人仅有的两个深层原因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基督教传教士在华传教给中国带来的所有灾难，都可以从一个丑恶而凶暴的史实中管窥全豹。这个事实就是我称之为“在华基督教传教团教导出的中国弃民的叛乱”的太平天国叛乱。正是这一暴乱，改变了我们曾经喜爱并自豪地称之为“花国”（Flowerly Land）
的本来面目，就像将一个如花似玉、面带微笑的少女变成一个形容枯槁、憔悴不堪的老妇人一样。
下面，我长话短说，想简单地谈谈传教土在中国的存在为何对于外国的利益也是一种危害。在此，我只需请求所有明智的外国人想一想一个资深外国驻华领事曾对我说过的话：“对于中国人持久的伤害，最终也要伤害到外国人。”因此，如果我所做的关于传教土在中国不是行善而实在伤害了中国人的说明有可信之处，那么传教士在中国的存在也就必然是对外国人的伤害了。我曾说过，传教士对中国人憎恶外国人负有责任。现在，毫无疑问的是，中国人的这种憎恨对于外国人不可能有什么好处。面对今日中国的这种危急现状，我坚持认为，此种憎恨已使外国人在华的巨大商业利益和其他利益面临着大大受损的威胁。一切愚蠢和感情用事的憎恨当然应当制止，但那种归根结蒂是正义情绪的憎恨，我相信再多的炮弹也摧毁不了它，那些试图如此行事的人将只能造成混乱，并以伤害他们自己而告终。
现在，传教士们正叫嚷要以炮舰镇压中国人，并试图引导外国公众相信，那些请求外国人在这些教案中不要以炮舰相威胁的官员们不过是出于自私的目的。但我想，那些了解人民脾气的人应当告诉外国公众，外国炮舰为所谓“传教事业”所发出的第一炮，就将成为一场战争的标志，不是与中国政府的对抗——正如我们迄今为止所经历的对外战争那样——而是一场反对中国人民的战争。传教士们已经在以大声“鸦片战争”相恐吓，但他们应称之为一场“传教战争”。我们现在正饱受这样一场战争的折磨——除非能有一些公正无私、有足够的常识，并富有正义感的外国人挺身而出，否则，要阻止这场战争是不可能的。因此，凭着这种常识和正义感，我要说，为了中外人民的共同利益，我极力请求外国政府着手解决中国的传教问题——即便不将其完全撤离，起码也应该对他们做某些限制。我想请问列国政府，这样一种时机是否还没有到来？对于此种传教计划，我已经证明，它不过是救济来自欧美诸国的失业专职人员的一种毫无价值的慈善计划罢了。
现在，我讲出了多年来反复沉思的话，这些话鉴于我个人和其他更深刻的考虑，我一直犹豫未曾出口，不过现在都讲出来了——Sohilf mir Gott：ich kann nieht anders．
（吾岂好辩哉，吾不得已也。）
一个中国人又及：以上所述，我把新教教会与天主教会的活动等量齐观，并为一谈。然而，如果不在此附上引自埃里松伯爵先生（Comte d’Herisson）所著《一位译员在中国的日记》一书中的这个片断，我将有失公正，也不便于人们了解真相的来龙去脉。对于这个富有狂热的爱国精神的伯爵，我可以在此指出，他是那个统帅法军、与英国人一道进占北京的法国将军的译员和机要秘书——这位伯爵先生说：“如果在此不提醒人们注意我们在中国所看到的基督教传教士在战争中起了多么大的协助作用，那么我就缺乏正义感，也没有尊重事实。耶稣会士所呈献给将军的一切情报以及说明情报的准确性的文件，无论是关于我们必经的那些省份的资源的情报，还是关于我们将要在前面碰到的部队人数的情报，都是通过当地耶稣会士获得的——而他们也得通过为他们效劳的中国人来得到这些情报。秘密报告不仅要求对人和事有深入的了解，而且要求提供报告者有真正的勇气，因为我们一旦离开这个国家，这些报告就会使他们受到中国人的可怕报复。耶稣会士在这个时期表现出了热烈的爱国主义和令人钦佩的忠诚。”
现在，我请求每一个外国人说说看——无论他是法国人，英国人还是德国人，中国人民以他们所具有的力量，Ecrasezlle inffame（消灭邪恶者），猛烈地打击怀有这样一种patriotisme ardent（爱国主义狂热）的人——就像他们现在所做的那样，在道德上是否还有什么不对的？